10月20日14时，攀登队长胡峰岭带领的8个队员顺利到达木孜塔格峰6500米处，并在这里开始建立四号营地。
登山队长甄希林、摄影员小董和大队失去联系，不知去向。16时，从报话机里听到甄希林告急的声音，原来他俩为了拍摄更多的电影和录像资料，误入歧途，滑入一个深谷里。他们所在的位置是一块不到一平方米的凸岩上，四周全是坡度为七八十度的绝壁冰坡，处境十分危险。
19时，四号营地才从报话机里得知两位队友遇险的消息，忙着搭建营地的队员们不顾极度疲劳，全部投入抢救队友的紧张战斗中。
张保华带上保险绳从陡峭的冰壁垂直而下，寻找队友。150米的绳子放完了，仍然不见队友的踪影。他的一声声呼唤也得不到一点回音。一个多小时过去了，手脚冻得麻木的张保华急得哭了起来。他接到返回的命令，带着沉重的心情爬回四号营地。攀登队长胡峰岭接过张保华的保护绳，根据经验判断重新选定下山点，在凛冽的寒风中出发，寻找队友。
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了，大家始终抑制着紧张的情绪，队员们不断地告诫自己：沉着、冷静。在即将突击顶峰的时刻，抢救工作不仅关系到登山队员的生命，还关系到整个登山活动的成败，只有沉着冷静，科学地、巧妙地指挥，才能化险为夷，保证登山的成功。
“不要花力气救我们了，影响突击顶峰的进度就影响了全局。”甄希林沙哑而又微弱的声音从报话机里传来。
“甄队长，胡峰岭已经下来了，你们很快就可以脱险。你们要活动活动，小心冻伤，小心冻伤！”王副总队长非常担心在冰崖上呆了六七个小时的老甄和小董，如果他们因冻伤而失去自护和自救的能力，抢救工作将非常困难。
两个遇险者何尝不想动弹啊，可是半步之差将是万丈深渊，就会粉身碎骨。
“胡队长！胡队长！”当胡峰岭准确地出现在老甄和小董的头上的时候，他们含着热泪叫了起来。一个援救者能够从天而降，两个站在死亡边缘上的遇险者那种感激的心情真是难以言表。
午夜，另一个救援者魏宁带着长绳下来了，4个队友搂抱着紧紧挤在不到一平方米的凸岩上。
救援工作在无声地进行，队友的到来为两个遇险者增添了巨大的力量和勇气。虽然僵直的身体行动十分困难，但是情感的暖流逐渐使他们恢复了自救和自护能力。 一个冰锥系着一个保护绳，而这根保护绳上却吊着遇险和救援的4个人。胡队长背上老甄装有摄影器材的重达30千克的大背袋，小魏背上小董装有电影器材的大背袋，他们两一人负责保护一个，一前一后，重新向着6500米的四号营地攀登。
21日凌晨3时许，木孜塔格地区是一片黑暗。大家着急是没用的，别的人帮不了忙，也插不上手。为了保证4个人的安全，王勇把保护绳拴在自己身上，另一头拴在冰锥上，拉住承受4个人的冰锥，以免挂冰锥的岩缝崩塌。就这样其他队员在6500米的山脊上站着，忍受着刺骨寒风的吹打，坚持了3个多小时，直到疲惫不堪的4个战友爬上四号营地脱离了危险，才轻松地喘了一口粗气。
21日7时，只睡了3个小时的登山队员们起床了，他们从报话机里听到了突击顶峰的命令。10个登山健儿，10个充满了感情的声音争着请战突击。
谁不想登上亘古以来没人征服过的峰巅？谁不想在报效祖国的征途上留下自己的脚印？
为了充分体现总队长吕铭“突出民族团结”的指示精神，大队作出了5人突击顶峰，5人原地待命的决定。10时，第一队包括锡伯、汉、维吾尔、哈萨克4个民族的5名登山队员：胡峰岭、张保华、马木提、阿尔达西、邬前星，在第二梯队的5名队友的目送下，肩负新疆各族人民的重托，怀揣五星红旗向木孜塔格顶峰挺进。
攀登队长胡峰岭走在队友们前面。他扒冰、攀岩、选线、结绳，每一个脚步，每一个技术环节，不仅要考虑如何征服顶峰，还要时时想到身后4名队友的安全。
胡峰岭出发前3天才从医院回登山队，在二号营地就开始拉肚子。从二号营地到三号营地，他虚弱的体质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来了，加上长达6个小时援救队友，体力消耗仅仅靠3小时睡眠和一小杯麦乳精是难以恢复的。他很清楚，由他带领突击顶峰，实际就是在祖国人民重托之下献身的自我考验。
他没有豪言壮语，但是他却暗暗下定了不拿下木孜塔格峰誓不为人的决心，即便是牺牲生命！1984年9月他和甄希林为了侦察木孜塔格，在没有任何装备的情况下登上6800米的高度，返回时的那次下坠一下摔下300多米，那不是已经和死神打过交道么！死有什么可怕！
是啊，甄希林在生死关头，共产党员的气节拯救了他的生命。那么用党和队友给他的第二次生命去换取征服一座“处女峰”的胜利又有什么可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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