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化先生，号清园，祖籍湖北江陵。1920年11月30日生于湖北武昌一个信仰基督教的知识分子家庭。父王芳荃先生，字维周(1880-一1975)，少时家贫，由教会资助人上海圣约翰大学，为该校首届毕业生。1906年，维周先生与桂月华结婚，并于是年东渡日本，在东京志诚学校教授英语。1911年，进清华留美学堂教授英语。两年后，赴美留学，获芝加哥大学教育学硕士学位。1915年，仍回清华任教，并任注册部主任。学生中有梁思成、闻一多、陈植等。维周先生毕生在教育界工作，先后任东北大学、北方交通大学教授。武昌起义，先生曾以教授之尊自愿到战地救治伤兵，获代总统黎元洪的嘉奖。大革命期间也参加了反军阀的进步活动。
清园先生受母亲及母系亲属影响较深。先生母系亲属几乎都是当时的新知识分子。外祖父桂美鹏先生，字抟九，是沙市圣公会首任中国会长，负责长江一带的传教工作。1885年，创建沙市第一所分班授课的新式学校，即美鹏学堂(现改为新沙路小学)。抟九先生旧学湛深，同时又对西方存在着朦胧的向往，希望中国走西方富强之路。老先生虽然在先生出生前即已逝世，但是先生听母亲讲述得最多的就是外祖父，因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外祖母江太夫人性情慈祥，在先生幼年时，经常带先生听戏，先生对京剧的爱好即植根于此。母亲桂月华(1887—1986)，年轻时曾从一位北欧传教士学医，后入上海圣玛丽女校。通英语，对文学有浓厚兴趣，记忆力极好，能背诵古代诗词及清代闺阁诗人所作弹词，经常吟唱弹词哄先生入睡。国学也有根柢，常助维周先生润色中文函牍。舅舅桂质庭、四姨桂质良，先后均以第一名考取清华留美学堂，赴美攻读。这样的情况恐怕是绝无仅有的了。桂质庭获耶鲁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生前是武汉大学教授。桂质良获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后嫁闻一多堂哥一传，在圣约翰大学教授医学，同时自行开业。与清园先生最亲近的三姨母桂德华也曾留学英国及欧洲其他地方，酷爱文学，后任圣约翰大学教授，讲授外国文学。
先生未满周岁即随母亲由武昌至北京和父亲团聚，全家定居清华园南院，与王国维、赵元任、陈寅恪为邻。清华著名的四大建筑均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落成，先生在清华园中度过了十分快乐的童年，与赵元任先生女公子如兰、熊秉明等相友善。罗家伦接管清华大学后，维周先生与罗牾，愤而辞职，转赴东北大学任教。虽然全家在此时已经搬出清华园，先生却仍然寄居在清华西院六姨母家，就读于清华附小成志小学。1929年后离开清华，回城中父母家，入孔德小学、育英小学。五年级时患病在家休养，维周先生为购石印本七十回《金批水浒传》，系先生首次阅读中国古典小说。1940年，先生撰写《金批<水浒传>辩正》，当道源于此。1932年，先生读初一，首次接触鲁迅作品《孔乙己》、《故乡》。同年，全家为避日寇难逃至湖北武昌华中大学舅父桂质庭先生家，遇见韦卓民先生，从韦先生读《大学》、《中庸》。几十年后，先生更与韦先生频繁通信，讨论黑格尔学说，1981年，先生撰《记韦卓民》，记此事甚详。回北平后，先生在上学途中经常见到日寇在东交民巷练兵场附近耀武扬威，后竟荷枪实弹到领馆区域外打靶，甚至开坦克上街。先生目睹祖国蒙难，心中播下了抗日救亡的种子。1935年，先生时仅十五，就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并于次年加入共产党的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读育英中学高一时，受同学推举主编校刊，在其上发表文章，谈意大利侵犯埃塞俄比亚、日货走私，因此和复兴社学生以及他们所勾结的校方展开斗争。“七七”事变发生后，全家逃离北平。先生眼病未愈，由家人扶掖上车，明明知道日寇要抓知识分子，许多人因此不敢带钢笔、书籍，甚至眼镜等标明身份的物件，先生却仍然冒着很大风险，偷偷将自己画的鲁迅像和两册《海上述林》携带上路。
辗转到达上海后，先生参加了平津流亡同学会，承担了联系文艺界的工作。不久，考入大夏大学经济专业。至此，先生已经违背了父母的愿望。维周先生一直逐月为清园先生存钱，作为他将来留学学习理工科的费用。先生却走上了一条荆棘密布的危险道路。不过，在上海期间，家里依然延请了周班侯先生教授先生英语，授以丁尼生、柯勒律治诗文；延请任铭善先生授国学，授《说文解字》、《庄子》、《世说新语》。任先生对先生影响甚大，先生写文章之注重文气就是受到任先生指点的缘故。同时，先生也开始了文艺创作，发表小说及文艺理论论文。同年，先生认识了一生荣辱与共、时在暨南大学攻读英国文学的师母张可。师母出自苏州名门，祖父张一鹏先生、伯祖父张一□先生都曾任北洋政府要职。
1938年初，先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隶属江苏省委的文委领导下工作。当时沙文汉为省委宣传部长，孙冶方为文委书记，顾准为文委副书记。先生后来曾多次深情地说过，自己是在文委的哺育培养下成长起来的。的确，孙冶方、顾准与先生精神上的渊源是显而易见的。同年，先生发表了《论抗战文艺的新启蒙意义》。这篇文章似乎尚未受到研究先生学术思想的学者的注意。文章认为新启蒙“并非五四启蒙运动的简单再现”，它的中心内容为“一、民主的爱国主义，二、反独裁的自由主义”，并且指出新启蒙运动之所以提出“理性这口号”，“实是它必须抑制无谓的感情冲动，反对任何笼统的幻想，才能达到认识现实的道路”。据先生五十年后撰写的《论传统与反传统——为“五四”精神一辩》，新启蒙是一些进步理论工作者在抗战爆发前夕，国家存亡关头提出来的，“可是后来得到通知不要再用‘新启蒙’口号，这次出现不久的启蒙运动也就夭折了”。但是，这三个字在半个世纪后的1988年再次成为先生主编的，影响极大谤亦随之的杂志的名称，绝对不是一种巧合，是符合先生思想发展的脉络的。1939年，先生随团赴皖南慰问新四军。回上海后，调至文学党小组，在孤岛期间开展的文艺通讯运动中负责组织工作。同年3月，编辑出版了《抗战文艺论集》。10月，发表长文《鲁迅与尼采》，戴平万指出了此文的不足，但是仍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作者“还是一位二十岁左右的青年，他以这样的年龄，而能有这么严正的精神来治学，真是可敬”。称作者对鲁迅思想的分析“非常正确”。1940年，先生发表了长文《现实主义论》和《金批<水浒传>辩正》。后者经修订收入《清园论学集》，是先生自己比较满意的一篇文字。文章解释了金圣叹憎恶水泊梁山，却又大捧特捧《水浒传》这一矛盾，指出金的真意乃是“如此书，吾即欲禁汝不见，亦岂可得？今知不可相禁，而反出其旧所批释，脱然授之于手也”。金圣叹所采取的办法有两个：一，“把这本有生命有内容的书籍，缩小在文法的范围里”；二，“诬蔑宋江来替朝廷辩护”。文章固然带有相当浓厚的特定环境下的时代政治色彩，但是，思考角度的新颖独特、推演论证的严密细致、文笔风格的老练犀利，都是让人心折的，而当时先生还是一位未满二十足岁的青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文章首次明确表达了先生毕生坚持的两个重要意见，一是强烈反对“造谣中伤，曲笔构陷”，金圣叹这么做，自然引起先生“很大的反感”；二是反对“流氓习气”，因而在承认李逵“诚然可爱”的同时，批评他“乱抡板斧，不分官民排头砍去”的蛮干行为，以为“这种粗鲁角色是很容易上当和被利用的”。先生一贯反对“流民文化”，可谓渊源有自。也就是在这一年，先生的文艺思想开始了比较重大的变化，在读了《海上述林》介绍恩格斯关于现实主义的理论后，认识到了藏原惟人从苏联拉普派传来的所谓社会价值与艺术价值二元论的偏颇。这种说法来源于对普列汉诺夫艺术作品中含有“社会等价物”的观点的阐释和发挥，先生在四十年后的1980年撰文表示了自己的怀疑，即这种理论“可能是从马克思《资本论》关于商品价值与使用价值二重性这种观点套用出来的”。先生之反对所谓真实性强倾向性差的说法，应该溯源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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