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闻道编著的《国企变法录》是迄今为止最具有理性刻度、最具有感性温度、最血肉丰满、最细腻、最全方位展现和回顾一个地方国企的改革历程。
第一个自觉的散文流派——在场主义的创始人和代表作家,中国第一位创立文学流派的政府官员。曾经的地方经贸委主任,亲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国企破产、合并以及整个改革历程,中国当代经济制度转型的亲历者和见证者,赋予《国企变法录》信史意义。
《国企变法录》以亲历真实短故事连缀,诉说国企改革过程中的人与事,回顾和反思整个国家的经济制度以及现代化历程,视野宏阔、立意深刻,让《国企变法录》带来强思考性和可读性。
《国企变法录》是一本纪实散文集。《国企变法录》以作者(周闻道)亲身经历以及多年调研处理的国企改革真实案例为主线,通过非虚构散文写作重回历史现场和还原历史个性细节,反思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企改革以及中国经济制度转型的挣扎、痛苦、揪心的历程。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重提国企改革议题,在此政策背景下出版《国企变法录》,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国企改革,一曲国家经济命运交响乐,写的是经济,说的是时代。孙绍振、陈思和、丁帆、国世平联袂推荐!
《三套车》,一个体制的挽歌
冰雪覆盖着伏尔加河
冰河上跑着三套车
有人在唱着忧郁的歌
第一次听《三套车》,是在1998年深秋。只是,唱歌的不是那赶车的人,而是一位叫叶琳娜的俄罗斯美女。
正是“碧云天,黄叶地”,却不是一个谈收获的季节。
我们眉山地区经贸代表团一行8人,在团长黄峰率领下,考察刚从苏联解体中独立的俄罗斯。任务是明确的,与莫斯科克林斯基区洽谈,建立友好区际关系。我却多了一份心眼,何不乘机了解一下俄罗斯的“休克疗法”——为我们步履维艰的国企改革提供些借鉴。
飞机从我国新疆出境,一直向西北而行,越过广袤的黑土地,把静美的山川河流,还有一片片无边的白桦林抛在身后,然后平缓着陆,把我们送上异国他乡,开始了一段好奇之旅。先后到了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经过沙皇夏宫的流连,荷兰湾的望海,阿芙乐尔巡洋舰上的睹物神伤,瞻仰了莫斯科红场的圣火,感受了列宁墓的苍凉,此刻,我们正漫步于美丽的伏尔加河畔。
时值深秋,莫斯科虽还不是冰雪覆盖,却已有了明显的凉意。干凉的风,不知从什么地方吹来,不留意就吹进了领口袖口,贴着皮肤满身乱钻,一股幽幽的凉,便浸人心里,禁不住打了几个喷嚏。明媚温暖的阳光,把天空装扮得清爽而亮丽,云被高高托起,飘逸或聚集。
不知谁突然冒出一句:“喂,琳娜,你会唱《三套车》吗,那歌唱的就是这伏尔加河畔呀。”琳娜也不推托,骄傲地回答没问题没问题,如果不会唱就不是俄罗斯人了。话音刚落,歌声即起,轻婉,凄美,忧伤。先是俄语,接着是中文,充分展示了她留学北京大学4年的语言优势。我只顾眼前,只顾陶醉于歌声的优美抑扬里,并没有注意到里边深藏的忧郁和伤感。也许,穿过百年尘烟,这首歌里隐忍的忧伤早已沉淀,或被岁月风干成一种符号,伴随一个民族的沧桑历史,隐匿于歌声那优美的韵律里,非一般人随意可以捕捉和理解。
理解是在此后,在考察了克林斯基化纤公司之后。
克林斯基作为莫斯科的一个直辖区,与我们北京的区差不多。准确地说,应该是我们像他们。我们旧有的机构建制和企业制度,本来就是一切照搬社会主义老大哥的模式。1992年,戈尔巴乔夫宣告共产主义的试验在苏联失败,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改革上推行了激进的“休克疗法”。具体说来,就是在政治上全面推行西方式民主,在经济上全面推行私有化,改革一步到位,将整个国家体制置之死地而后生。私有化的形式有两种:一种是大私有化,即对关系国计民生的资源性产业和重要的基础产业,实行股份制改造,一般由国家控股;另一种是小私有化,即对一般竞争性产业和中小企业,实行以股份制为主要形式的私有化和公司制改造,有点类似于我们的“抓大放小”。
显然,克林斯基化纤公司,属于小私有化范围。
冷清,懒散,漫不经心。这是我们来到克林斯基化纤公司的第一印象。
是的,冷清,懒散,漫不经心。没有想象中的热火朝天,那种变革体制,解放生产力后的生气和热火朝天;没有我们在《东方红》史诗中感受到的“解放区的天是明亮的天,解放区的人们好气派”那种豪迈喜悦气氛。不仅在这个刚完成变法的公司,甚至在整个俄罗斯,我们都是这样的感受。只有在海关边检时,准确地说,是在我偷偷塞给美丽的验关官员10美元后,才看见一丝鲜活的生动。我们同行的老李,则因这个小小的疏忽,被生硬地叫到旁边,将行李翻了个底朝天。
改制前的克林斯基化纤公司,叫国营克林斯基化工厂,是一家计划经济时的国有中型企业,现在则是小私有化的“作品”。按理,是不该如此冷清的。公司主要生产化纤纱和产成品,或者说叫轻工产品。这样的产业,这样的冷清,在冷战时期,在过去长期的以重工,特别是以军工为宠儿的军备竞赛阶段,是完全正常的。然而在此刻,在柏林墙早已被推倒,整个东欧国家都在追求温饱的时候,明显不合时宜。改革中,这个企业的5000余名国有职工,每人分得约5000股股份(每股1000旧卢布),以资产换取了职工身份;其余资产,则按市场价格和自愿的原则,卖给了个人。同时,企业还保留了5%的国有股。现在看来,这5%的象征意义,也许大于实际意义;它背后折射的,应当是一种暂时割舍不了的念国情绪。改制后,企业完全按市场规则运作,政府不再直接管理;企业董事会成员按股份确定,经营管理者由董事会聘任,政府不再任免。
应该说,就当时而言,这样的改革已走在我们前面。
我们现场考察时,该公司刚进行完改制。厂长给我们考察团成员每人送了一份礼品,就是他们生产的长筒丝袜,化纤与棉混纺的,质量一般。导游说,这已是厚礼,当时的俄罗斯,轻工产品奇缺。有点感动。只是不知这是对我们远道之客的热情,还是计划经济时期的潜规则惯性。在国内下厂,这种事总是常见,名称是产品宣传推广或品评指导。经历一场脱胎换骨,这里的许多方面,仍残留有昔日痕迹;生产、经营、管理、市场、职工、产品等,尚未走上市场化正轨;从政府、企业领导到职工,似乎并没有表现出生产力解放的激情与希望。相反,他们的脸上布满了一场大动荡之后,前程未卜的疑虑与忧郁。联想到我们正在全力推进的国企改革,情绪被现实拉长,我心里竟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惆怅。
思绪又回到伏尔加河畔,叶琳娜的歌声又萦绕于耳际——P1-5
自序:往事并不如烟
现在谈国企改革,可能是个过去的话题。但这却不是一个过时的话题。关于改革,有许多课题,我们至今并未完全破解,仍是纠结我们最重大、最迫切的问题。
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国的改革开放已进行逾35个年头。无论思想观念、经济体制还是政治领域,改革的成就自不待说,中华民族伟大的复兴梦,做了几千年、几百年,现在终于曙光初现。这不仅是改革成效的最好证明,也是世人信服的事实。但问题与困惑也不容忽视。究其根源,仍是不匹配。总体看,开放胜于改革,经济改革胜于政治改革,现实改革需求胜于思想观念的改革跟进。
评判成就与纠结,都有必要回顾一下走过的路。
成就怎么取得,我们为什么成功?答案只有一个:改革。真改,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改。以此出发,我们以一个“不争论,发展才是硬道理”,解决了纠结多年的社会主义究竟该以什么为中心的问题;以“计划与市场都是形式,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解决了长期困扰的计划属性及市场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以“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多样化”,解决了长期困扰我们的所有制基础问题。试想,如果没有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思想大解放运动,没有大胆探索、大胆突破、大胆创建的勇气,在思想领域,我们能破除“政治崇拜”,确立“发展崇拜”,破除僵化的老祖宗“经典崇拜”,确立鲜活的“实践崇拜”,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吗?在经济领域,我们能够破除“计划崇拜”,确立“市场崇拜”,破除“公有制崇拜”,确立“股份制崇拜”,破除狭隘的“按劳分配崇拜”,确立资本分配的合法性及效益优先原则吗?在政治领域,没有大胆的探索和改革,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确定的人权原则,能够堂堂正正地进入我们的政治制度吗?一个农民等于几分之一个城市居民的身份歧视选举制度能够改变吗?言论自由和舆论监督能够成为我们政治监督和反腐倡廉的利器吗?能够鲜明提出司法独立,党组织不得干预具体个案审判吗?一句话,我们不靠实事求是的改革魄力和勇气,突破一个个人为设定的坎,能解决13亿多人吃饭问题吗?能让一个濒于崩溃的经济体,跃居世界第二吗?
不能,绝不可能!
往事并不如烟,纠结就在眼前。在场写作关注当下,关注国家的、人民的、社会的痛,不可能对这种纠结视而不见。回顾过去,观照当下,启示未来,正是《国企变法录》的写作主旨和目的。
是的,长期以降直至现在,深化改革之声从未停息,可改革的实质性深化与推进,却困惑纠结渐增,日显艰难。纠结怎么生起,我们为何困惑?面对中石油腐败窝案,有人就责怪一帮校友统治了一个命脉行业几十年;同样,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腐败窝案,也不能简单归罪于他个人的贪欲与女人。其实,这里的腐败之根,既不在“校友”和“行业”(包括基础命脉行业),也不在“女人”,而在体制。因为校友、行业、女人处处都有,贪欲之心也人皆有之。集权与集利相结合,叫他不腐败,真是为难人。制度好,可以把坏人变好人;制度不好,好人也会变坏。
回到困惑。如果要简单回答,似可理解为成也萧何,困也萧何。换句话说,改革的成功,在于我们坚持了某种正确的理念和做法,而困惑纠结的产生,则是我们对这种正确的理念和做法,坚持得不坚决、不彻底,进而导致整个改革推进的不匹配、不平衡、难突破。平衡有三个关键词,那就是衡器、权、权重。前面谈到的“三个胜于”,都可以从这里获得答案。再试想,既然“发展才是硬道理”,我们对一些阻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包括政治的、经济的和思想文化的,为什么左右顾盼,不敢触及?既然“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被证明是指导改革的正确思想路线,对许多显而易见的改革之义,为什么人为地划定界限,讳莫如深?既然许多曾被我们奉为社会主义基石的东西,比如计划、市场、股份、所有制等,实践证明都只不过是形式,而非本质,一改革就解放了生产力。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坚持把一些也是形式的东西,比如权力赋予、意见表达、社会监督等,视为内容和实质,而让人民当家做主的精神,反而常常流于形式呢?
因此,关注国家当下的纠结,先要为改革正名。
改革不是筐,什么都可装。改革是触其根本,伤筋动骨的革命,其价值指向,是要解决社会前进中重大的体制机制问题,进而从根本上解放生产力。比如前些年已经解决的计划与市场、公有制与私有制问题,现在亟待解决的全面深化改革问题。这才是根本,其他都是枝节。
整理完这个书稿,心情沉沉的,也很复杂。沉重,痛心,惋惜,欣慰。各种情绪纠结在一起,为沉没的庞大国企船队,为几代人丢失的青春梦想,为嬗变后的那一片灿烂蓝天,为中国民族工业发展中的多舛命运……
从资本构成和经营方式看,中国民族工业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是共生共营阶段(19世纪末至20世纪40年代,50余年)。此间经历了兴起、繁荣、衰落的艰难曲折过程。中日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开始了对中国的资本输入,促使了中国社会封建式自然经济的解体,加上洋务运动,催生了一批官僚资本;同时,清政府为扩大税源,解决财政危机,也放宽了对民间设厂的限制。中国民族工业兴起,并形成国办国营、洋办洋营和民办民营的局面。辛亥革命后,由于政府支持、“实业救国”思潮的推动、一战对世界市场格局的打乱重构,中国的民族工业迎来第一个发展高潮。轻工业中的棉纺织业和面粉业,及火柴、毛纺织、榨油、造纸、玻璃等,都有长足发展。可是,好景不长。后来的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受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的双重压迫,中国民族工业日益萎缩,许多产业几近破产。
二是国有国营阶段(20世纪50年代中至80年代中,约30年)。建国初期(1949—1952),在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领导下,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在此后4年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了利用、限制、改造,采取加工定货、统购包销、经销代销、公私合营,以及付偿定息等一系列过渡形式,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从此,中国民族工业步入几乎单一的国有国营阶段,政府像管理政府部门和公务员一样,对国企实行指令性计划统管,并承担相应无限责任。
应该说,国有国营模式在形成的相当时期,凭着翻身得解放后的满腔社会主义热情和熊熊燃烧的共产主义理想,中国民族工业得到较快发展,逐步奠定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基础。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热情消退,理想渺茫,利益意识滋生,工业生产的商品性与国有国营的计划性、职工具体劳动与利益所得脱节的矛盾日益凸显。特别是人性本质上的趋利性,与国企“铁饭碗”、“铁交椅”、“大锅饭”等的矛盾,形成难以克服的体制痼疾,国企失去了内在的活力源泉。在实行改革开放,推行市场经济后,国企痼疾集中表现为体制与市场的矛盾,于是出现了江河日下,步履维艰,穷途末路,全军尽墨的局面。因此,国企的悲剧,是制度的悲剧,而不是人的悲剧;人,包括国企领导和职工,都是悲剧的受害者。
三是共生共营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至今,约30年)。我对这个阶段的命名与第一阶段相同,是否意味着绕了一大圈,我们又回来了?是的!从资本构成和经营方式看,不正是这样吗?经过35年的改革,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格局基本形成,在这个格局中,作为城市经济,或者说整个国民经济支撑的国企,仍主导着国家的经济基础和命脉;“洋”变“外”,“三资”企业蓬勃发展;民营经济迅猛崛起,成为我们经济结构中重要成分。当然,这并不是机械的回归,而是哲学上所说的“螺旋式上升”,量变中带有质变的性质,这是历史的必然。
现在,我国已经加入WT0,融人世界发展格局。“民族工业”这个概念,存在的历史和现实条件已完全不同,其内涵和外延也将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变化,要以一个更广泛的国际化视野和规则来理解它。
值得关注的仍是国企。显然,现在的“国企”也非彼时的“国企”。改革与市场,已把传统国企的僵化体制冲击得支离破碎;现代企业制度的确立,则为新型民族工业指明了发展方向。但在新制度面前,改革的程度相差还是很大的:有的改得彻底,彻底走向市场,并在市场中如鱼得水,比如本书中提到的丹甫股份、肉联厂等;有的则隔靴搔痒,换汤不换药。比如,电信、移动、联通的三足鼎立,竞争求存,与石油、石化、铁路、电力等的一统天下,垄断经营,就不仅是体制、资本、组织结构差异,还涉及更深层次的权力、腐败、活力等问题。
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工业化、城镇化率已接近或超过50%,进入发展“快车道”。预计,中国2013年工业增加值将达到23万亿元。更重要的是发展方式正在转变,正向着集中化(园区)、集约化、现代化方向发展。如果传统国企的改革与阵痛,换来的是整个民族工业的振兴,也是可以欣慰的。历史证明,民族工业的发展状态与实效,取决于体制、机制和政府管理方式。
往事并不如烟,一切还在眼前,前进是不可阻挡的。
国企改革是中国近三十年来直至当下的一个热点和难点。作者的优势在于,他既当过具体操刀国企改制的经贸委主任,又长期担任主流媒体财经专栏作家;既是经济专家,又是作家;既有逻辑思维,又善形象思维。因此,这本书在切人的深度、贴近的密度、波及的宽度及文字的成熟度上,都很值得注意,算得上是真正意义上在场写作,对当下正在进行的深化改革,亦不无参考价值。
——著名文艺理论家孙绍振
周闻道的散文写作具有强烈的在场性。读过这部《国企变法录》,大致可以了解“在场”的深刻意义。作为一个国家干部,作者亲历了三十多年来国家推行改革开放的全过程。通过一个地区国企改革的漫长艰难攻坚,从具体案例人手,从在场的经验出发,描述了国企体制变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以及自己对于这一独特人生经验的思考。
——著名文艺理论家陈思和
作为一个经历了三十年中国国企改革的见证者和书写者,周闻道从一名歌者到一个思想者的心路历程,便司以看出其写作基因的突变——由于“在场主义”散文观念的不断深入,他不再是用对个别现象的散点透视法来书写国企改革了,而是将改革置于时代的大背景下,用更加犀利的批判眼光来深刻思考其得失了。于是,一个思想者的书写便呈现在读者面前。
——著名文艺理论家丁帆
国企改革一直是个世界性难题,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真正解决好。周闻道先生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便为香港著名财经报纸《信报》(财经新闻)专栏作家。他的“神州内望”专栏名场世界,很多外国著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和机构,都以这个专栏为重要参考,国内《参考消息》和一些高端改革内参,也经常转载其观点。周闻道先生上世纪九十年代提出的许多国爪改革思路,都一一实衍、落实和验证。这次周闻道先生十年磨一剑,以文学形式铸就的《国企变法录》,无论从经济还是文学角度,都值得关注。
——著名经济学家国世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