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大恺,1943年生。4岁丧父,15岁辍学。1978年考取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研究生,毕业后留学任教。现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当代艺术研究所所长,中国国家画院公共艺术院执行院长。他说他对文字一直充满敬畏,而且年龄愈大,敬畏愈深。本书《水穷云起》即为他对文字的敬畏之作。
《水穷云起》除收入杜老师谈人生、艺术、文化以及怀念吴冠中、张仃、祝大年等的文字外,书前有一个印张共16页四色彩印的杜老师的山水画,书后有一个印张的水墨人体。书中还首次发表了充满人生况味的杜老师的老照片十余幅。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是王维《终南别业》五律中的两句,能读出其闲适之外,更别有“胜事”“自知”的寓寄,合于王维亦官亦隐的身世。这里“水”与“云”都不仅实其所见,亦是其一种心境。如说心境,“水穷”,“云起”,任何人倘若活着都不免会有,不惟王维,我自己亦时常因处于与此相似的状态,不知所从,却不信已陷绝境,盼望着云烟氤氲后又会一番新雨,使死水回澜,重涌起涟漪,让心神冶荡。这本书以“水穷云起”命名,此是其所由来。
《水穷云起》收录了作者杜大恺自八十年代初陆续写就的文章数十篇,这些文章都在不同场合发表过,此次没作任何改动,仍保持了原来的样子。文章主要是谈人生、艺术、文化以及怀念吴冠中、张仃、祝大年等的文字。
我画水墨
我画水墨始自1990年,那年我四十七岁,太晚了。
这之前,我画油画、画水粉水彩、画重彩、画壁画、画连环画、画插图,很杂。累积时间最长的是油画,模仿印象派的式样,先是莫奈,后是雷诺阿、高庚、马奈、与凡·高始终有距离,他的“疯狂”学不得,至于塞尚则是后来才认识的,也有高山仰止的感觉。对油画的痴迷在“文革”以前,因囿于时代,其价值的选择很局限。那时即使攀仿印象派亦属不合时宜,被认为是异端,是“正统”的叛逆。如今,我对印象派仍有感情,但不再以为榜样,印象派本身也有“囿于时代”的局限。
中国画很难读懂,不单凭情感可以介入,其清心寡欲的境界,没有一定的阅历,没有对自然与生命的一番彻悟,即使你能识别那山光水色,能领略其云蒸霞蔚,你仍然难以走近它。中国画很冷,不属于年轻人,四十七岁才斗胆走进它的世界,晚则晚矣,也似乎早不得,即使早几年与它发生瓜葛,仍不免事实上与它处于隔膜之中。中国画属于中年以上的人,它的闲逸恬淡对于中年以上的人是真正的慰藉。中国画是由人生的理想衍生出来的,它是理想中的现实,无论那情那景都不仅要用眼睛去看,还要用心去读,读懂了中国画,也就多半读懂了人生。
一开始我画水乡。古人不画水乡,水乡是活的现实,中国画传统中所建立的语言体系无以传达水乡的蕴藉,因此水乡一径为中国画所疏远。现实的生活似乎都是中国画所疏远的,尤其像水乡这般充满人间气息的图景,在水乡与中国画之间有一段为历史阻断的情怀,而如今也是在水乡与中国画之间,仿佛由历史重建了一种眷恋,很浓烈,使我在无声的历史的脚步中觉察到一种信息。我喜欢水乡,我对水乡的眷顾多一份缘故,我的母亲是绍兴人,我不迷信血缘,但血缘的影子很真实。我走近水乡,不是去游玩,而是去凭吊,去寻找和感悟那已经十分茫远的消逝了的祖先的印记。我一点也不夸张,每当我的足踏进江浙一带,我的呼吸都会突然急促起来,即使是我从未涉足的地方,我竟然并不觉得陌生。我画水乡正是从绍兴开始的。记得那一年,我独自依偎在乌篷船里,由东湖启程,一路任船公沿绍兴四周的水道划去,桨声隐显的过程中,我希望时光驻足。这之后我画乌镇、画周庄、画角直,一式的黛瓦粉墙,重重迭迭的屋檐,斑驳陆离,书写着岁月沧桑。
我画水乡,用水墨,用自己的方式,情感变了,对话的方式变了,一样的方式只能述说一样的话语,不同的方式才能述说不同的话语。历朝历代都未提供挥写水乡的方式,我只有绕过历史,为自己找一种方式。李可染先生的水乡是画得有滋有味的,但我画不了,我对水乡有自己的理解,我只能用自己的方式复原亦或重组我对水乡的印象。
遂后我画山。山是我的偶像,是我的精神的归宿。想想吧,那高高的兀然挺立的黝黑的巨大的无言而静谧的存在,那就是山,那是永远的存在,历经一生你都无以发现它的变化的存在,世界上还有第二种事物有这样的品质吗?我想起李唐和范宽,自以为与他们二人很默契,相距千年却对山有同样的信赖和寄托。我对山的情结很专注,我不画山的峻逸深邃,不画流泉飞瀑,不画林木禽豸,它们都是山的附属物,是寄生于山的,我对山的期待很有约束,我只画山与我的精神能够企及的部分。我画中的山都是赤裸的,筋骨突兀的,无遮无掩地仰卧在蓝天白云之下。想到山我想到母亲,关于山我要画一辈子。
除了水乡,山,我还画荷,从“小荷才露尖尖角”的瞬间画起,直画到枯荷颓唐的时候。荷叶、荷花、荷茎、莲藕,每一部分都有画意,合在一起则呈现无穷无尽的风光。荷的品性高洁,出于淤泥而不染,不枝不蔓,婷婷玉立;我画荷则只因其仪容的大方。大方常用来评价人及人的行为,用以评价艺术,好的艺术,有耐人寻味的真实,胜过千言万语。人生中有一种舒畅坦荡,妩媚而不妖冶的境界,永远地令人神往,可望而不可及。荷塘会引发我的联想,不止于此,荷塘还在语景,语性,语势,语境各方面给我提供示范,预设一些目标,使我惊醒。
无论画水乡,画山,画荷花,我都用我的方法,其他人不用的方法,厌弃的方法,不以为然的方法,熟视无睹的方法,以为非循规蹈距的方法。我对于自己没有很多自信,我总在试验,寻寻觅觅,希望在试验中证明自己能画什么,能画好什么,诠释自己,认清自己,顾影自怜。
中国画,尤其水墨,颜色很难用。单只水墨已是一种语系,可以自足的语系,无以穷尽的语系,沉积着中国人千余年智慧与灵性的语系。水墨的单纯就是一种象征,把现实抽象化,走向理性,已是观念的存在。但颜色也有走向抽象的潜质,而且因其丰富而更具弹性。我画山、画荷塘,有时用些颜色,它们具备与水墨同样的自由,不与具体的事物对应,却成全了理性的一律。
我画水乡,画山,画荷塘,都凭一种缘分,人的一生能够依恋几多事物,因有缘分,就须珍惜,那水乡,那山,那荷塘,在有生之年我相信都会细心呵护,永不舍弃,维系这生命赋予的施舍。
P8-10
“水穷”与“云起”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是王维《终南别业》五律中的两句,能读出其闲适之外,更别有“胜事”“自知”的寓寄,合于王维亦官亦隐的身世。这里“水”与“云”都不仅实其所见,亦是其一种心境。如说心境,“水穷”,“云起”,任何人倘若活着都不免会有,不惟王维,我自己亦时常因处于与此相似的状态,不知所从,却不信已陷绝境,盼望着云烟氤氲后又会一番新雨,使死水回澜,重涌起涟漪,让心神冶荡。这本书以“水穷云起”命名,此是其所由来。
本书收录了我自八十年代初陆续写就的文章数十篇,这些文章都在不同场合发表过,此次没作任何改动,仍保持了原来的样子。有些议论虽因事过境迁似已没有意义,但因是曾经的思忖,虽不复有意义,但作为记忆至少与已仍不忍决绝,因此而保留了下来。近期所写的一些短文,都是对时下一些艺术现象的回应,不问对错,自信都还真实,亦可谓时下热闹中的一丝没有声响的声音,我自己则还听得清晰。
写过的文字尚不止这些,我是作了筛选的。作为画家,常站在理论的门外,于理论并不谙其堂奥,但或有不知如何落墨的时候,则不免试探着踏进理论的那一扇门,希望一窥究竟,使自己知道画什么和怎么画,书中会透出这种战战兢兢的境况。亦因作为画家,对一些亦称作理论的文字的无所适从并不以为然,遂试探着用自己的话表达自以为尚且明白的道理,并不后悔这其实也可能是自欺欺人。
书中的文字本意先说给自己听,因此都很直白,毋须遮掩和修饰。对自己尚且能够直白,亦是颇可欣慰的,联想到自己也是人群中的一员,私己的一些想法也都是混迹于人群的所得,人群中或有与自己有同样渴望者,故不妨权且将已之心得与自己以外的人的交流当作一种快乐,哪怕面对歧义,因有交流亦会有快乐在。写文章犹如绘画,虽说先是给自己看,但最终还要交付社会,成为社会的存在,由社会审度。我不能欺骗自己,有交流的愿望其实对于艺术家或是一种宿命。
我经常希望有一股潮流,会裹挟自己奔向一个目标,以避免自己无助地在冥冥中胡乱思想,但其潮流自己竟时常不能觉察。潮流其实一直存在,却不是每个入都能看清,感知其存在需要一双慧眼。我偶尔为文,不过是想借助文字撷取那可以洞察春秋的睿智,使自己真正活得清楚,坦率地说,我确亦受益于这种经验。
文字比较绘画天生更富理性,因此,文字其拒绝亦难,好的画家多半长于文字,好的画家或是好的文字之所孕育,这是我对文字一向不失敬畏的缘故。
书中之所涉猎,绘画以外都是与绘画有亲缘者,画家与社会亦远亦近,对社会太过疏远亦大抵不知绘画若何,反言之,尚能看清社会,亦大抵会对绘画了然于胸,只是社会并不容易看清。当然,社会是社会,绘画是绘画,它们之间仍隔着语言的屏障,但在终极价值层面,它们始终具有共同性,今日尤其如此。所不同者仅限于语言,而语言之于艺术很特殊,没有语言,亦无以言艺术了。
云与水均无长性,水之漫漶,云之飘忽,形影难觅,这很像画家的思维。感性在先,时或没有道理,亦无须道理,然创作的过程道理会渐渐凸显,虽然那道理最终亦会朦胧,似有似无。郑板桥说“画到生时是熟时”,寻其究竟,其对以为道理的道理是有些漠视的。如同老子所谓“有生于无”,于无道理中求道理亦是道理,画家的道理。
本书名曰【水穷云起》,与王维的诗句云与水的先后有些颠倒,对照文首的解释,这多少喻示着对“云起”尚有信心,相信“水穷”终成过往,相信“云起”正在逼近,愈来愈近,俾“水穷”与“云起”没有间隔,我想像中的王维隐身终南山时也曾这样想。行到“水穷”,坐看“云起”,淡定中不弃守望,这正是人生得以无限延续的情缘,于任何人都无例外。“水穷”“云起”,“云起”复又“水穷”,周而复始,古往今来,世代相沿,不绝于“云” “水”中之徜徉。
“水穷”与“云起”,诚哉,生命的常态,画画亦复如是。
杜大恺
2011年4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