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是成功的教育？为什么教育跟不上时代的要求？孩子要在未来获得成功需要哪些能力？面对所有家长、教育工作者和决策者共同关注的问题，在《教育大未来》一书中，哈佛大学教育学博士、教育改革研究专家托尼·瓦格纳为你揭开答案提出未来人才必备的7个关键力，指明未来的教育方向。

在瞬息万变的今天，通过电脑和网络，你可以瞬间得到海量信息；借助网络通讯工具，世界各地的人可以合作完成项目……未来社会和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怎样才是成功的教育？

在《教育大未来》一书中，美国著名教育家、哈佛大学教育改革负责人托尼·瓦格纳在大量调研后提出，未来世界需要创新型人才必需具备7个关键力：批判性思考与解决问题的能力；跨界合作与以身作则的领导力；灵活性与适应力；主动进取与开创精神；有效的口头与书面沟通能力；评估与分析信息的能力；好奇心与想象力。面向未来的教育必须将7个关键力的培养贯穿始终！

《教育大未来》由托尼·瓦格纳编著。

序

引言

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

教育的新内容

第一章 职场新世界与7个关键力

初遇职场“原住民”

全球教育鸿沟

第一个关键力：批判性思考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第二个关键力：跨界合作与以身作则的领导力

第三个关键力：灵活性与适应力

第四个关键力：主动进取与开创精神

第五个关键力：有效的口头与书面沟通能力

第六个关键力：评估与分析信息的能力

第七个关键力：好奇心与想象力

第二章 传统的学校

“双城记”

军队教育系统

潜在“鸿沟”

如何应对竞争

第三章 测试开始

《不让一个孩子落后法案》与高中全州测试

你准备好做一个合格公民了吗

孩子们做好上大学的准备了吗

参加大学先修课

重新定义难度

学生的学习动机：梦想

建立更有意义的问责系统

考试中的政治与金钱

全美国的情况

最后的问题

第四章 改造教育行业

教师入职前的准备

在公立中学教书

在私立中学教书

紧张繁忙的生活

另一个视角

吸取教训：教师与管理人员的入职前准备

核心竞争力与教学大纲

教师新形象

管理能力

教师文化

夏威夷的故事

新问题

总结

第五章 激励今天的学生、明天的建设者

在数字化环境下成长

新的学习方式

成为合作生产者，还是孤立消费者

学校的创造者

重新思考教师与家长的权威

职场中的创造者

好老板

成绩超过预期的人和没有完全投入的人

第六章 缩小差距：几所卓有成效的学校

新兴“商务”学校

城市地区职业与技术发展中心

弗朗西斯·W.帕克特许基础学校

总结——问题与答案

什么是好课堂、好学校

家长、老师和社区领导者的提问

关于孩子未来的新讨论

2006年4月，我离开明尼阿波利斯市，去参加一个教育工作者会议并发表演讲。在飞机上，我恰好坐在BOC爱德华公司化学管理部门主管克莱·帕克(Clay Parker)的旁边。BOC爱德华公司的主要业务是为微电子设备(包括硅半导体和平面显示器)制造商生产机器设备、提供化学原料。在谈话中我得知他有3个孩子，因而对教育问题很有兴趣，同时我也发现，作为主管，他在招聘新员工的事务上总是亲力亲为。在过去几年里，我读了很多文章，都谈到了现代职场的迅速变化，这使我越来越担忧美国的学校教育不能让学生为今后的工作做好充分的准备。因此我决定采访一些成功企业中具有远见的高层管理者，了解一下他们现在雇用年轻人时，最重视的能力是什么。我问帕克，在雇用新人时，他最希望新员工具备哪些能力？我原以为他会列出一长串具有专业性的技术能力，因为帕克自己是一位训练有素的工程师，但是他的回答却和我的想象大相径庭。

“第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希望我的员工知道怎么提问。”他回答，“我们的业务在不断变化，因此工程师需要的能力也在迅速变化。我们可以教会他们技术，但是如果员工想解决问题，或者是学到新东西，必须知道怎么提问。我们没有办法教会他们怎么提出好问题，也不能教他们怎么思考。提出恰当问题的能力是最重要的。”

“你想要哪些其他能力呢？”我问，以为他的回答会迅速转回到专业能力上来。

“我想要那些能够和别人有效沟通的人，那种能够直视我的眼睛、和我交流思想的人。”

“我不太明白。”他的回答让我困惑。

“我们所有的工作都是由团队完成的。你必须学会和其他人一起工作，也必须了解如何吸引客户，才能了解他们的真正需要。如果不能吸引别人，就无法掌握你需要了解的情况。”

我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面前的这个人是一位工程师，同时是一个技术性很强的公司的管理者，他竟然说最看重员工提出恰当问题和吸引他人的能力。我非常惊讶，也有点怀疑。他并不符合我对主管，并且是工程师主管的固有看法，因为在这样一个高度科技化、竞争残酷的社会里，他强调的却是一些“软性”能力。

之后，我们的话题转到了孩子们和学校上。帕克提到一件事：他的一个孩子刚上学的时候质疑过老师说的话，因而在学校遇到了麻烦。家长和老师为此谈了很多次，直到好几个月之后，老师才最终不把帕克的孩子当做问题学生。这件事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一个认为提出好问题是最重要能力的部门主管，自己的孩子却因为在学校向老师提出问题而遇到麻烦。我早就了解到，学生们常常因为在学校质疑教师的话遇到麻烦，但是这两件事放在一起，让我受到了很大的震动。

我问帕克，在谈到孩子就读的学校时，他和妻子最关心的是什么。“我和妻子都强烈支持《不让一个孩子落后法案》的目标。”他提到的是美国在2002年通过的一项里程碑式的教育法案，旨在通过增加标准化的考试，让学校负起更大的责任，以减少学生之间的成绩差异。“但是老师在考试前一个多月就开始教授和复习考试涉及的内容。他们的教学目的很明显是为了考试，而不是为了让学生能够对内容有更深入的了解。”

只是为了考试教一个月，我想。他了解的只是冰山一角。孩子就读的是一所非常好的学校，而在那些家庭条件不太好的学生就读的学校里，考试内容就是他们的全部课程，不只是一个月，整年都是如此。这次聊天让我了解了职场人士的想法。帕克是一个部门领导，他所在的公司直接与印度和中国公司竞争，发展迅速，给美国的年轻人提供了很好的就业机会。他非常清楚自己希望员工具有什么样的能力，不过他也明白，虽然美国当前的教育改革措施正在努力缩小中产阶级子女与贫困阶层子女之间的教育差距，但不能保证所有学生都获得提出恰当问题的能力。帕克和我约定保持联系，我继续我的演讲之旅。与这位职场新世界的“原住民”这番饶有趣味的谈话让我大受启发，甚至动摇了对现今职场的一些看法和观念。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在世界各地的会场和学校之间奔波，讨论、培训、做演讲。在我和教师、校长、家长谈话时，总是会给他们看一段15分钟左右的课堂录像。然后让他们给这位上课的教师打分。不管我选择什么录像，大家给出的分数都存在很大差别，差别最小的一次也有人给A，有人给D。也就是说，就算经验丰富的教育工作者，他们对课堂质量的看法仍然千差万别(在第四章将会解释出现这一情况的原因)。在明尼阿波利斯市开会时，我也让与会人员参与了这项打分活动。跟以往的情况一样，他们最后打出的分数从A到F都有。我非常灰心，虽然我不断努力，多方搜集，得到的结果却始终如此：人们对什么是一堂好课并没有一致的看法。我的努力如同杯水车薪。我回忆起和克莱·帕克的谈话。他认为教会孩子如何提问和如何思考十分重要，而不仅仅是学完课本的每一章节，为考试做好准备。他的观点值得所有教育工作者和家长们听一听。这也许有助于他们在什么是真正优秀的课堂这一问题上达成共识。但是当时我只跟帕克谈过一次，关于什么是最重要的能力，也许别的商业领袖会有不一样的观点。

回到波士顿不久，我和克里斯蒂·佩德拉(Christy Pedra)聊了一次。她那时在全世界最大的助听器制造商西门子助听器集团担任总裁和首席执行官，西门子是一家产品高度多样化的公司，在全世界拥有47万名员工。西门子的经营范围很广泛，涵盖自动控制技术，信息、交通、电力系统，医学设备等的研发和产品制造。作为一家高度重视科技创新的企业，西门子需要能力出众的员工。在美国，能在西门子工作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我们也希望美国的年轻人能得到这样的就业机会。因此，我迫切地想了解佩德拉的看法，在她的公司里，什么能力最重要。

于是，佩德拉开始解释她的公司希望所有员工具备哪些关键性能力，谈话刚刚进行了5分钟，她的一句话就让我大吃一惊。她告诉我：“我是靠提问谋生的。”这与几周前帕克说的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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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做过10年高中英语和社会课老师，当过两年校长，在公益组织工作过6年。1988年，我重新回到哈佛，攻读教育学博士学位。为了完成博士论文，我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在一所私立中学、两所公立中学旁听课程，参加家长会。那时，这3所学校正在尝试改革，我很惊讶地发现，那两所公立高中要求教师尝试新的教育方法，比如跨学科研究、团队教学和合作学习等，但老师们却完全不理解为什么要这样做，只不过是听督学的“将令”而已。这样他们工作起来自然没什么主动性和热情。根据多年的经验，他们知道，过不了几年，新督学上任了，又会有新的想法，现在的“新方法”肯定会被束之高阁。10年以后，再回头看看这几所学校，我发现果然不出所料：它们依然在上演花样百出的“改革大戏”。

获得博士学位后的16年中，我一直在大学任教，负责教师培训，同时兼任一个非盈利性组织的主席，该机构旨在建立起学校之间的互助关系以推动学校的发展。8年前，我成为哈佛大学改善教育领导力小组的召集人，这个小型机构致力于研究在教育领域中如何有效改善领导力，并为那些从事这项重要工作的教育者提供支持。我在教育顾问行业工作了二十余年，曾在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支持的教育项目中任高级顾问，参与处理奖励基金和奖励计划方面的事务，同时负责一个我称之为“公众参与”的项目，该项目致力于让老师、家长和社区成员共同参与讨论如何改革教育方式。我为这一项目提供了很多专业性的支持，帮助项目工作人员和受益对象。不管做什么，我最热心的始终是帮助学校和学区改进教学与领导方式，更好地了解教育改革中的障碍，并找出克服这些障碍的最有效的手段，通过演讲和文字与大家分享我在教育行业工作多年收获的心得体会。

在过去的20多年中，我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学校和教室中度过的，观摩过美国的学校，也参观过其他国家的学校，我了解各种教学方法有什么益处。最让我忧虑的是，在美国，很多学校的教育工作者并没有真正意识到教育改革的紧迫性，也许是因为学校的工作让他们脱离了瞬息万变的外部世界，也许是因为经历了太多失败的教育改革。结果就是，如今的课程安排和教学方式基本上仍在沿用50年前甚至更早的做法。除了要通过新的国家考试的压力越来越大以外，“为什么要改革”对于今天大多数的教育工作者来说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与我当年做博士论文时没有明显的改变。唯一不同的就是，根据公共事务基金会的最新调查，约70%的教师认为学校中的测验太多，并认为《不让一个孩子落后法案》弊大于利。

许多跟我交谈过的商界领袖都对美国的公立学校及教职员工越来越失望，其中一些人曾极力推动《不让一个孩子落后法案》与其他一些教育法案获得通过，相信这些新的政策能够改善公共教育，但成果微乎其微。他们也没有看到任何事实可以证明，现在的学生离开学校时对即将开始的职场生活有了更充分的准备。很多人认为教师工会和终身教席是罪魁祸首，因为它们为那些碌碌无为的教师提供了保护伞。有的人鼓吹建立更多的特许公立学校或者是增加教育券，认为只有引入自由市场的竞争压力才能推动公立学校的发展。根据研究，我认为，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方法表明其在促进教育事业进步方面起到了重大作用。但是商业领袖们似乎下定决心为了教育进步不惜代价，一定要找到改变现状的办法。

绝大部分家长不太了解新的教育改革法案，也没有机会和教育工作者或商界领袖们谈论教育问题。人们总是在为自己和孩子的生活忙碌。想到未来世界将比现在竞争更为激烈，很多家长都忧心忡忡。而当孩子所在班级的教师不那么理想时——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远高于想象——家长总是很烦恼。除了向校长抱怨外，大部分人并不知道如何着手改变。很多人担心学校的考试太多，设置的课程也只是为了应付考试，但家长们关注更多的还是备考练习和考试方法，而非孩子是否学到了更丰富、更有挑战性的内容。

学校没有改变，部分原因是由于我们没有达成共识，不知道需要什么样的改变、哪些改变行之有效，甚至不知道我们是否真的需要改变。商界领袖们(其中许多人的名字会让我们大吃一惊，他们都是教育改革的主要拥护者)、教育工作者和家长很少有交流的机会，因此他们几乎没有什么共同语言。就像著名的印度寓言《盲人摸象》一样，人们被蒙住了眼睛，他们触摸到的都只是真相的一部分。很久以来，我一直想写一本书，希望能促进人们彼此间的交流，讨论我们希望高中毕业生具备哪些知识和能力。

21世纪快速改变的步伐把我们的学校和孩子们远远地抛在了身后，随着观察的深入，我对这一问题的兴趣也越发浓厚。电脑和网络现在已经成为职场中的重要工具，而学校还没有使用科技手段帮助学生提升自我。教师和学生仍然在独自完成教或学的任务，而在职场中，团队合作已实践了数十年。

2006年，我读了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的《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一书。他指出，在现代社会，不管是白领还是蓝领的工作，只要能被分解成固定程序，转化成一个个细小步骤，就能输出到其他国家，在那里，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工人”数量迅速增加，他们可以拿仅为美国工人几分之一的工资完成同样的工作。这本书让我更深刻地意识到科技和经济的迅速转型对美国的经济和孩子们的未来意味着什么。弗里德曼谈论的不只是制造业——制造业的大部分工作已经在美国消失了，还包括工程师、建筑师、软件程序员、技术支持专家、客户服务代表、会计师等专业性工作。这些工作只需熟练运用数据和信息就能完成，而现在信息的传输、接收和处理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几乎都能瞬间完成。

我想起了最近的一些事。因为电脑方面的问题，我和戴尔的技术支持人员聊过几次，也曾经因为账单问题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客服代表谈过，还打过个人财务软件公司的技术热线。我问接电话的年轻人他在哪儿，他回答说在班加罗尔，另外一位接线女士则身在菲律宾。我突然意识到，在过去的几年里，我拨打的那些客户服务中心或者是技术支持热线电话几乎都是由那些身在美国以外的人接听的。我想到了儿子，他就职于一家向城市警务部门提供技术支持的公司，他们的工作是否也会被转移到海外呢？

我了解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大批年轻人源源不断地从大学毕业，他们不仅掌握了计算机技术和分析能力，也渴望拥有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而这正是美国通过传媒向全世界传播的东西。今天美国的年轻人已经开始直面来自发展中国家年轻人的竞争。许多竞争激烈的职位正是被美国人视为“优渥的中产阶级白领”的工作。美国学生们在学习信息技术时，其他国家的大批学生也在学习同样的能力，而且愿意接受更低的工资，这使美国学生在竞争中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如果想在这些职位竞争中胜出，美国的学生需要了解什么？在今天的职场中，何种能力才是最重要的？在未来，美国的年轻人应该怎么做才能得到并且保住自己的“好”工作？

有一段时间，几乎每天的新闻头条都在关注伊拉克持续升级的混乱与全球变暖。和大多数人一样，我的不安也越来越强。这不仅仅是因为“9·11”事件之后的安全问题，也是因为美国在世界上逐渐丧失的领导地位和逐渐显现的环境危机。在这些方面，“真实”世界和学校“象牙塔”的差距也越来越大。在课堂上，从来没有人讨论过这些问题。有些教师告诉我，他们也想和学生们讨论这些时事热点问题，但是因为升学压力，不得不利用课堂上的每一分钟讲解跟考试有关的内容，这样学生才能顺利通过各种标准化测试。还有一些教师则担心讨论这些争议性话题会引来家长投诉。

教育工作者们不只是对讨论时事政治话题感到不安，他们也不喜欢听别人说要多教孩子们一些职业能力。很多教师相信为职场培养优秀员工只能算“职业教育”，可能会让孩子们变成只会按指令行事的机器。这样的观点是否正确呢？具体来说，让孩子为日后的工作做好准备和教会他们履行公民职责是否有冲突？虽然教育工作者们声称，他们的工作目标是把孩子培养成未来的优秀公民，但这一点的确值得商榷，我并不认为高中毕业生们只要修完学校一般课程就能顺理成章地成为一名好公民。教授孩子们选举制度的历史并不能让他们成为更理智的选民，甚至不能保证他们愿意参与投票。那么，在当今社会，成为一名活跃的知情公民意味着什么？一个民主社会最好的公民教育方式又是什么？

同样重要的问题还有，如何“为所有学生创造”现在需要的“富有挑战性和难度的课程安排”？“难度”意味着什么？如何提高教学难度？我们可以让高中生学习更多的大学预备课程和大学先修课程，但这样是不是就能让他们在毕业时成为合格的陪审团成员？他们是否已经学会区分事实与个人看法、权衡证据、全身心地聆听、在正义和仁慈发生冲突时进行选择，并和其他陪审团成员一起寻找真相？我2006年写了一篇文章，名为《审判中的难度》(Rigor on Trial)，探讨了这些问题，收到了许多读者回应，这让我意识到人们对“难度”一词的认识存在诸多分歧。很多读者，其中不乏学校领导者、教师和家长，给我发邮件，希望能和我更深入地讨论。在21世纪，“难度”该如何重新定义？在课堂上又应该以怎样的形式呈现？是否应该让大家和学校多接触？我迫切想为这些问题找到更好的答案，于是萌生了写作这本书的念头。

这篇序是为了让读者们了解我的思考过程、主要观点，写作本书的动机，以及我对教育的最大忧虑，等等。来自各方的动力促使我写下此书，这本书写给生活中各个方面的引路者——为孩子引路的父母和教育工作者，还有商界、社会团体、政治界领导者们。我也希望这本书能让那些爱思考的年轻人——就像我的3个孩子和他们的伴侣——感兴趣，他们是未来的领导者。这本书写给那些真正深切关心下一代教育的人，写给那些敢于提出棘手问题并说出自己想法的人。这本书不是纸上谈兵，而是在召唤我们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