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是中国唐代韩愈、柳宗元和宋代欧阳修、苏洵、王安石、苏轼、苏辙、曾巩八位散文家的合称。唐宋八大家都铸有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白春平编著的《唐宋八大家文鉴(图文本)》内容包括原道、原毁、杂说四、师说、进学解、讳辩、争臣论、与于襄阳书、送孟东野序、送李愿归盘谷序、送董邵南序、送杨少尹序……

明代散文家茅坤，一定想不到他编选的《唐宋八大家文钞》给中国文坛以至中国文化史稳稳地塑造了一个极为强势的概念，以至它行云流水般地畅行了数百年，且将一路畅行下去。

茅坤以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发纫“八大家”，实在是慧眼独具，因为他们大力倡导的古文运动，随着有宋一代诸多文章泰斗的弘扬，此风直飚千余载，鼓荡起了中国古代散文的再度辉煌。

古文之海蔚为壮观，而无疑，“唐宋八大家”的散文可以成为我们解读华夏古文的范本(当然不是唯一的)，只是，作为一个传统“品牌”、“老字号”自有它的道理，就像“诸子散文”、《古文观止》同是经典一样，那应该是殊途同归的。

“八大家”各自的文章风采，书内已有高度凝练的概述，更有诸多流光溢彩的文章为据。然而，毕竟由于语言流变，今人研读古文存在天然的障碍，故此，白话翻译自然成为了今人，尤其是大多数非专业人士学习、欣赏古文的必备锁匙。这样，《唐宋八大家文鉴(图文本)》就应运而，生了。

书中所选篇目大多是“八大家”的代表作，是文理、文采具佳的上乘珍品。“八大家”佳作丰盈，《唐宋八大家文鉴(图文本)》难免有遗珠之憾。欢迎读者对《唐宋八大家文鉴(图文本)》的编选提出宝贵的意见，以备《唐宋八大家文鉴(图文本)》修订时改进。本书由白春平编著。

韩愈文集

原道

原毁

杂说四

师说

进学解

讳辩

争臣论

与于襄阳书

送孟东野序

送李愿归盘谷序

送董邵南序

送杨少尹序

送石处士序

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

祭十二郎文

柳子厚墓志铭

伯夷颂

《张中丞传》后序

毛颖传

蓝田县丞厅壁记

答李翊书

柳宗元文集

驳复仇议

桐叶封弟辨

箕子碑

捕蛇者说

种树郭橐驼传

梓人传

钴鉧潭西小丘记

小石城山记

封建论

段太尉逸事状

童区寄传

蝜蝂传

三戒

至小丘西小石潭记

石涧记

始得西山宴游记

牛赋

观八骏图说

吊乐毅文

与友人论为文书

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序棋

欧阳修文集

朋党论

纵囚论

送杨真序

五代史伶官传序

相州昼锦堂记

丰乐亭记

醉翁亭记

秋声赋

祭石曼卿文

岘山亭记

卖油翁

养鱼记

有美堂记

尹师鲁墓志铭

答吴充秀才书

为君难论上

为君难论下

苏氏文集序

六一居士传

贾谊不至公卿论

读李翱文

曾巩文集

赠黎安二生序

醒心亭记

墨池记

道山亭记

送李材叔知柳州序

书《魏郑公传》

唐 论

序越州鉴湖图

送蔡元振序

与王介甫第一书

学舍记

南轩记

夫人周氏墓志铭

洪渥传

王安石文集

读《孟尝君传》

同学一首别子固

游褒禅山记

伤仲永

祭欧阳文忠公文

答司马谏议书

上人书

谏官论

伯夷论

子贡论

老子论

荀卿论

复仇解

答曾子固书

君子斋记

太平州新学记

李通叔哀辞

苏洵文集

管仲论

辨奸论

心 术

名二子说

六国论

广 士

上欧阳内翰第一书

老翁井铭

送石昌言使北引

谏 论(上)

谏 论(下)

项 籍

高 祖

御 将

任 相

利者义之和论

仲兄文甫说

苏轼文集

刑赏忠厚之至论

范增论

留侯论

贾谊论

晁错论

喜雨亭记

凌虚台记

超然台记

放鹤亭记

石钟山记

前赤壁赋

后赤壁赋

三槐堂铭

方山子传

在儋耳书

答黄鲁直书

与王定国书

亡妻王氏墓志铭

刚 说

宝绘堂记

记承天寺夜游

记游松风亭

游白水书付过

秋阳赋

滟滪堆赋

文与可画篑雪谷偃竹记

上荆公书

李靖李勋为唐腹心之病

苏辙文集

六国论

上枢密韩太尉书

黄州快哉亭记

东轩记

孟德传

武昌九曲亭记

为兄轼下狱上书

三国论

墨竹赋

答黄庭坚书

卜居赋并引

秦 论

汉 论

晋 论

隋 论

唐 论

五代论

蜀 论

《书》 论

原道

博爱叫做“仁”，恰当地去实行“仁”就是“义”，沿着“仁”、“义”之途前进，便为“道”，使自己具备完美的修养，而不去凭借外界的力量就是“德”。“仁”与“义”，是有着确切含义的“定名”，“道”与“德”，是可做不同解释的“虚位”；因此，“道”便可分为“君子之道”与“小人之道”，而“德”也有所谓“吉德”和“凶德”。老子轻视“仁”、“义”，并非有意诋毁“仁”、“义”，而是由于他自己见识短浅的缘故。这就好像坐井观天，而说天很小一样，其实并不是天小啊！他认为待人和顺就是“仁”，小恩小惠就是“义”，基于这种理解，他轻视“仁义”是必然的。他所说的“道”，阐明了他自己信奉遵循的原理，并不是我这里所讲的“道”啊；他所说的“德”，推崇他自己认为是高尚的德行，也不是我这里所讲的“德”啊。凡是我阐述的“道”、“德”，都是与“仁”、“义”一致的理论，是为天下所公认的大道理；老子所说的“道”、“德”，是离开了“仁”、“义”而讲的，是他一个人的偏见。

周朝的礼制衰败，孔子离开人世，儒家的经籍被秦始皇焚毁，道家的学说盛行于汉代，佛教又在晋、北魏、南朝及隋代流传开来。这期间那些讲“道”、“德”、“仁”、“义”的学者，不是流于杨朱的“为我”之说，就是归附墨翟的“兼爱”之论；不是采纳道家的宗旨，就是尊奉佛教的经义。信奉杨、墨、佛、老，必然背离儒家之道。信奉的邪说成了主宰，离弃的正道则变为奴仆；信奉邪说必然要遵循它，而离弃正道则必然对它加以诋毁。唉！后代的学者要想了解“仁义道德”的学说，跟谁去学习呢？道家的信徒们说：“孔子，是我们祖师老聃的学生。”佛教的信徒们说：“孔子，是我们的祖师释迦牟尼的弟子。”而研究孔子学说的儒生们，听惯了他们的宣传，乐于接受他们的荒诞无据的谣言而自轻自贱，也说什么我们的祖师曾经以老、佛为师之类的话，不仅口中这样说，而且还写在书里。唉！后代的学者要想了解“仁”、“义”、“道”、“德”的原理，能够向谁学习而加以探求呢？人们喜爱奇谈怪论的风气是何等严重啊！既不研究它的本原，也不探讨它的演变，就是愿意听陉诞的言辞。

古时候人民是分为士、农、工、商四类，现在又加上僧、道成了六类；古时候担负教化任务的“士”只居其一，而现今的“教育者”却占了三类。务农的有一家，而吃粮的就有六家；工匠一家，而使用器皿的就有六家。经商的一家，而花钱的就有六家；人民又怎么能够不贫困破产而沦为盗贼呢？

古时候，人民的祸患是非常多的。圣人出现了，教给他们互相依附、共同生存繁育的本领。做他们的君主，做他们的导师，带领他们驱逐毒虫、长蛇、怪禽、猛兽，而使他们定居于中原。冷了教他们做衣服，饿了教他们种庄稼。看到他们住在树上常常跌伤，睡在野地容易生病，便指导他们盖起房屋。教他们做工，以使他们的器皿充足；教他们经商，使他们的财物能互通有无；教他们看病吃药，帮助他们不至于年轻而死亡；教他们葬埋死者、祭祀先人，使他们之间增长恩爱之情；给他们制定礼仪，使他们懂得贵贱老幼的次序；为他们创造音乐，来抒发他们郁积在心中的感情；对他们实行政治教化，加以督促引导，不使他们懒惰松懈；为他们确定刑法，以铲除他们之中的凶横顽固之徒。发生了欺骗行为，就用符契、印章、斗斛、权衡等物来使他们诚信；出现争夺现象，就设置城郭、军队来保护他们的生命财产；祸害来了使他们早做好准备，灾患发生带领他们进行预防。而现今道家却说：“圣人不死，盗贼便不会停止抢掠；劈了斗，折了秤，老百姓就不会互相争夺了。”唉！这不过是不动脑子罢了！假如古代没有圣人，人类早就灭亡已久了。为什么呢？因为人类没有羽毛、鳞片、甲壳来抵御寒冷和炎热，没有尖爪利牙来猎取食物啊。故此，君主是发布命令的；臣僚是将君主的命令传达贯彻到人民中去的；而民众，则是生产粮食、麻布、丝绸，制造器皿，流通财物，以此来为自己的君主长官服务的。君主如果不发布命令，就丧失了作为君主的资格；臣僚如果不将君主的命令传达贯彻到人民中，就怠忽了作为臣僚的职责；民众如果不生产粮食、麻布、丝绸，制造器皿，流通财货，来侍奉自己的君主长官，就要予以惩治。而现今佛教的法则却说：“必须抛弃你们的君臣之分，除去你们的父子之情，禁绝互相依附、共同生存和发展的规则。”以便追求所谓的清净闲淡、孤寂无欲的境界。唉！这些佛、道的信徒有幸生在夏、商、周三代之后，而不会遭到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这些先圣的斥责贬黜；然而，他们没有生在三代之前也正是他们的不幸，使他们不能得到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的教导和指正。

尧、舜称帝，三代称王，名称虽然不一样，但是在圣明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夏天穿葛布，冬天穿皮裘，渴了要饮水，饿了就吃饭，行为方式虽然有别，但都是人类智慧的表现。现今他们却说：“为什么不效法上古时期的清静无为？”这就像责备冬天穿皮裘的人说：“葛布衣服多么轻便，你为什么不穿呢？”责备饿了吃饭的人说：“饮水多么简易，你为什么不去喝水呢？”《礼记·大学》篇说：“古代想要在天下发扬昌明那贤明的德行教化的人，一定要先治理好自己的封国；要想治理自己的封国，一定要先整顿好自己的家族；想整顿自己的家族，必须加强自身的修养；想加强自身的修养，则须先端正自己的思想；想端正自己的思想，就必定先确立诚挚而坚定的意念。”这就说明古代所说的端正思想、确定诚意，是要对国家、天下有所作为啊！而现在那种想陶冶心灵的人却置天下、国家于不顾，毁弃了伦理纲常，作为儿子而不孝敬父亲，作为臣僚而不忠于君主，作为庶民而不致力于自己的本业。孔子写《春秋》，凡国君采用异族的礼仪风俗的就把他们当做异族来记载，效法中国的礼仪风俗的就将他们看做中国的王侯。《论语·八佾》篇说：“异族虽有君主，也不如中国没有君主。”《诗经·闷宫》中说：“北方的戎狄要抵御，南方的荆舒要打击。”而现在却把异族的佛法，置于古代圣王的教导之上，这和让大家都做夷狄又有多少差别呢？P2-5

明代散文家茅坤，一定想不到他编选的《唐宋八大家文钞》给中国文坛以至中国文化史稳稳地塑造了一个极为强势的概念，以至它行云流水般地畅行了数百年，且将一路畅行下去。

茅坤以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发轫“八大家”，实在是慧眼独具，因为他们大力倡导的古文运动，随着有宋一代诸多文章泰斗的弘扬，此风直飚千余载，鼓荡起了中国古代散文的再度辉煌。

有必要粗略地回望一番，从史的角度看一看“八大家”的坐标。

远在殷商时代，即产生了散体的文章，甲骨文、铭文已有一些成文的片段，但基本上是佶屈聱牙的文字。上古散文在战国时期获得了飞跃，其背景是思想自由、开放的“百家争鸣”。清代大儒章学诚说：“周衰道弊，六艺道息，而诸子争鸣。盖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故论文于战国，而升降盛衰之故可知也。”尽管“尽”、“备”之说有过誉偏私之嫌，但章氏从文章体裁、风格变化多样等大势上着眼立言，足见战国文章确已十分壮观。“诸子”文章的事实，无可辩驳地展览了战国文章的发达。《左传》、《战国策》、《国语》最能代表这个时代的文风文气。

秦并六国后，焚书毁文，百家之学遭禁；楚汉既起，百家之学复兴；汉初，空气清新，文网亦疏，贾谊等人文章颇有战国遗风，司马迁的《史记》，更是集战国散文艺术之大成，巍巍皇皇，彪柄千秋。武帝“罢黜百家”，实施思想禁锢，学术不自由，《汉书》的文章不及《史记》即为明鉴，除了个人因素，外部环境的掣肘不可小觑。

汉末，王权解体，儒术独尊的局面有所松动，在“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的提倡下，有了“邺下之学”，而这一局面释放的自由，远弱于“百家争鸣”的时代，那愤世嫉俗、放言无忌的嵇康，只能是令人敬而远之的极少数。

魏晋之际，易代频繁，文人往往少谈时事，多谈风月，清淡之余，寄情山水，讲求声律、形式，骈丽文体应运而生，浮饰词藻，缺少风骨，远远背离了战国文风的刚健粗砺与血性贲张，只有鲍照、庾信等少数人能有悲慨苍凉、惊心动魄之作。

隋唐之际，六朝浮靡余习未变，直至中唐，韩愈、柳宗元横空出世！

古代中国的散文从战国末年至韩柳，其间经历了近千年的曲折，除了上述提及的那些风骨凛然之士，在太多的时段是沦为低迷，尤其是汉末至中唐的这五百多年，盛唐的奢华弘阔，实际上是助长了浮靡之气，由此，更可以看出韩柳力倡古文运动是多么的非同凡响、石破天惊l

经历了南北朝的纷乱，唐代初年政治开明，思想也比较自由。朝廷虽宗道教，却也允许三教并行，但这样的开放并没必然酿就风骨散文的复兴，六朝的骈丽文仍旧畅行其道。中唐祚衰，文人“多求理道”，当此时，韩愈主张复兴“古道”，排斥佛术，提倡儒学道统，兼采儒墨名法，力推孔孟之学，以丰厚的儒学深蕴抵制单纯讲求形式的骈文。他重视作家的道德修养与人格心灵，提倡向先秦两汉古文学习，力主继承先贤的文章传统，坚持“词必己出”、“陈言务去”，更是以自己丰富、鲜明的创作实绩，为自己的著文理论鸣锣开道。柳宗元与韩愈气味相投引为知己，且更为活跃。他以大量的创作印证了诸子散文的文化力度与时代、时政的关联，正是人格与心灵的坚实才会让文章生动鲜活，富于生命韵律。即将弱化、断裂的散文纽带，经由韩柳之手，重新接续延展起来，这就使韩柳成为了中国散文／文化史上耀眼的巨人。就连后世一些反对文言、提倡白话的先驱者，也不反对“复古”的韩柳，且真诚地称赞他们的古文运动是“文学上的一次革命”。

生机勃勃的古文运动与浮靡的六朝文风的搏杀，经由北宋欧阳修、苏轼等文坛宗师的推助，在有宋一朝基本上取得了完胜。欧阳修在政治上、学术上地位高，影响大，是北宋文坛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他不仅以自己的创作承袭了韩柳的衣钵，更是以独具的慧眼，发掘并培养了王安石、曾巩、苏轼等人，这使得韩柳精神，在北宋得以更大规模的传承，并且终于使这种文化精神成为了文坛文风的正统，元明清三代的古文，基本上继承了唐宋文风，这当然是“唐宋八大家”的历史贡献。

金元之际，是文人的多难之世，散文作者少、好作品不多。明初，朱元璋大兴党狱、文字狱，提倡理学，规定八股取士，通过文化禁锢思想，尽管明代文坛有较多的文学流派，但不同于“百家争鸣”是思想活跃的产物，那恰是思想压迫的反射。清代仿模明朝，理学、八股、文字狱变本加厉，禁忌更多。乾嘉以后出现了以古文风行一代的“桐城派”，但已是唐宋古文的残声和变种，它被后来的“五四运动”所抛弃则是历史的必然了。

作为历史现象的古文，自有它发生发展和衰亡的过程，它于我们今天的实际运用并无直接的关系，但作为一份宝贵的遗产，我们从中可以汲取无尽的滋养，这远比我们学习用古文写作更具意义。

研究、理解、传承先贤蕴含在古文中的那些精神、思想，更好地通过古文学习优秀的传统文化和先贤的气概、人格与心灵，这是我们应该并且能够做到的。

古文之海蔚为壮观，而无疑，“唐宋八大家”的散文可以成为我们解读华夏古文的范本(当然不是唯一的)，只是，作为一个传统“品牌”、“老字号”自有它的道理，就像“诸子散文”、《古文观止》同是经典一样，那应该是殊途同归的。

“八大家”各自的文章风采，书内已有高度凝练的概述，更有诸多流光溢彩的文章为据。然而，毕竟由于语言流变，今人研读古文存在天然的障碍，故此，白话翻译自然成为了今人，尤其是大多数非专业人士学习、欣赏古文的必备锁钥。这样，本书就应运而生了。

书中所选篇目大多是“八大家”的代表作，是文理、文采俱佳的上乘珍品。“八大家”佳作丰盈，本书难免有遗珠之憾。欢迎读者对本书的编选提出宝贵的意见，以备本书修订时改进。

白春平

2011年1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