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将他与钱锺书并称为“幽默大师”,并认为其幽默是不同于钱氏“冷幽默”的另一种“热幽默”。他被称为“文章大家”、“杰出的小说家与文化学者”、中西文化交流的最佳使者,被美国文化界评为“20世纪智慧人物”之一,1975年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
他就是人称“幽默大师”,自诩“一团矛盾”、“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林语堂。
所谓“毁誉皆自幽默来”,在不经意间,成了众多读者心目中的“反动文人”;根本就是“不合时宜”的“一团矛盾”。《锦心绣口(林语堂)》就是从这两个方面叙述了大师的一生……本书由亚联编著。
他,曾与鲁迅齐名,饮誉中国现代文坛!
他,离诺贝尔文学奖仅半步之遥!
他,曾得到过美国前总统老布什的专门点评!他,被美国文学界列为“20世纪智慧人物”之一!
在国际文坛,他如一颗永不陨落的明星,璀璨耀眼,光芒四射!
在中国学界,他却像一块被遗忘在墙缝里的金币,曾经长期沉寂落寞,难以放出光芒!
他是谁?他就是人称“幽默大师”,自诩“一团矛盾”、“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林语堂。
所谓“毁誉皆自幽默来”,在不经意间,成了众多读者心目中的“反动文人”;根本就是“不合时宜”的“一团矛盾”。《锦心绣口(林语堂)》就是从这两个方面叙述了大师的一生……
《锦心绣口(林语堂)》由亚联编著。
1916年,林语堂以第二名的优异成绩胜利完成学业,被推荐到北京清华大学任英文教员。在学习上,林语堂是一个永不知足的索取者。一到清华大学,出国留学的事宜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从家庭的宠儿到圣约翰大学的“校园明星”,林语堂的生活是一帆风顺的。清华大学又一次为这个幸运儿提供了机遇。当时,清华大学的全称是“清华留美学校”,是培养赴美留学生的基地。清华每年都把毕业生送往美国留学,除供给学费外,每月另有80美元津贴。清华又规定:任教三年的在职教师,也可由校方资助出国留学。根据这条规定,林语堂在1919年顺利地获得了留美的机会,美中不足的是:他只得到了半额奖学金,每月40美元。
尽管只有半额的奖学金,但他还是决定要把新婚妻子廖翠凤一起带出去留学。这时,林语堂根本不算什么经济账。80减半是40,而40再除以2,等于20,这简单的算术表明了一个严酷的事实:林语堂的实际生活费只有其他留学生的1/4。可是,爱情的价值是无法用简单的加减乘除来计算的。经济上的拮据困难并没有动摇这对新婚夫妇一起赴美的决心。
爱情毕竟不能代替粮食充饥,林语堂之所以胸有成竹,是因为手里握有两张王牌:其一,银行家的女儿廖二小姐出嫁时有1000银元的陪嫁钱。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银元坚挺,那时的行情是一块中国银元的价值略高于一块美金。如果每月从中取出40元来贴补生活开支,这笔陪嫁的财产,可供林语堂夫妇用两年多。林语堂的第二张王牌与胡适博士有关:自从林语堂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汉字索引制说明》和《论“汉字索引制”及西洋文学》两文后,引起了胡适的注意。胡适凭自己的眼力,认定林语堂是一个人才。正受命为北京大学“招兵买马”的胡适,很想把林语堂“挖”过来。打听到林语堂只得到半额奖学金后,胡适的“人才流动”计划,就可以付诸行动了。因为,刚从美国回来的胡适,对美国的生活水准、中国留学生所需要的最低开支等情况,了如指掌。当林语堂“当局者迷”时,胡适却是“旁观者清”:80元供一个人用绰绰有余,而现在林语堂夫妇共享40元,每人才20元,肯定不够用,了解到林语堂的家底后,胡适博士决定为林语堂雪中送炭,每月资助他40美金,不过有一个附加条件:林语堂学成回国后,要脱离清华到北大来任教,因为这40美元是以北京大学的名义补贴林语堂的。
水往低处流,人朝高处走。当年北京大学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文化精英的荟萃地。林语堂“对新文化运动是坚定支持的”,对“首善之区”的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早已仰慕多时。现在,既有胡适博士的牵线,又有“物质刺激”,当然求之不得。所以,胡适的建议正中下怀,两人一拍即合,达成了一项口头上的君子协议。
1919年秋季,林语堂自以为经济上有了保证,就在临行前和廖翠凤完婚。廖女士下了花轿就登上了去美国的海轮“哥伦比亚”号。林语堂出洋留学的航程,就是这对新婚夫妇的蜜月旅行。
父亲林至诚从坂仔赶来为林语堂送行。山村穷牧师当年在油灯下编织的“梦想”,已经被林语堂实现了。现实甚至会比当年的梦想更加动人——新媳妇与儿子同行,父亲可以放心地把儿子交给这个能干的媳妇。
林语堂的第一个驿站是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归属布里斯·皮瑞(Bliss Perry)、白璧德(Irring Babbitt)、契特雷治(Kit-trege)等教授门下。皮瑞教授在学生中威望颇高,林语堂的论文《批评论文中语汇的变化》一文,曾得到皮瑞教授的好评。契特雷治教授在莎士比亚研究课上讲授伊丽莎自时代的英文,林语堂只听了一两次课,因为缺乏兴趣,就再也不去听课了。但契特雷治教授的学问,使林语堂非常佩服,林语堂称他“活的百科全书”,他常穿着灯笼裤,身子笔直地在哈佛的校园里漫步,很有风度。 在这些教授中名声最大、对中国现代文学影响最深的,要数白璧德教授。在上世纪初的美国文坛上曾经有过一场剧烈的论争,白璧德就是其中一方的代表。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思想是以传统的、保守的文化价值观对近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一种反观。白璧德企图恢复古典文化(古希腊文化、儒家文化、基督教文化和佛教文化)的精神和传统的秩序,以此来拯救现代文明的弊端。他强调理性和道德意志的力量,崇尚中庸平和的人生境界。白璧德以为世界应该是有秩序、有纪律、有规矩的,不能任凭个性张扬、自由膨胀。因此,白璧德在文学上倡导一种传统的、典雅的、保守的古典主义,白璧德自称其为人文主义,为了与文艺复兴以后的人文主义相区别,一般人把它称为新人文主义,这种新人文主义不仅是一种文学理论,同时也是一种人生哲学。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在美国文学批评界引起了轩然大波。
白璧德教授学识渊博,讲课又善于旁征博引,举一反三。一些带着挑战心态走进课堂的青年人常被他雄辩的逻辑力量所慑服。他无愧于当年哈佛大学里唯一能授予硕士学位的文学教授。中国现代文坛上的留美派作家,不少人都是白璧德的门生弟子,后来,有的人成了白璧德主义的信徒,另一些人却成了叛逆。前者有著名的学者梅光迪、吴亦和梁实秋,梅光迪和吴宓当年曾和林语堂坐在一条长凳子上聆昕白璧德教授的高见,而梁实秋师从白璧德时,林语堂则早已回国当教授了。以“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为座右铭、以张扬个性为天职的林语堂终于不肯接受新人文主义的观点,而是站到了导师的对立面,为白璧德教授的论敌斯平加恩(Spingam)辩护。这位年轻的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名教授面前所表现出来的独立思考精神,体现了这个“山地的孩子”无拘无束的性格。在白璧德与斯平加恩的辩论结束后,林语堂详细周密地研究了双方的论点。十年后,林语堂在为自己编译的《新的文评》一书作序时,曾详细地回顾了这次争论对他审美观的影响。
在哈佛大学,林语堂毫无顾忌地站到导师的论敌斯平加恩这一边。而斯平加恩极端推崇克罗齐,认为克罗齐的“艺术即表现即直觉”的美学理论,从十个方面革新了传统的文艺理论体系。而林语堂的收获是:发现自己与克罗齐的看法完全吻合,反对中国的文体观念和文章法规的林语堂,同样反对新人文主义的秩序、纪律和规矩,于是他从斯平加恩、克罗齐那里找到了直觉随感式的艺术路向——随意写来,如行云流水,“行于不得不行,止于不可不止”。
林语堂不是故意给白璧德难堪,因为,在林语堂的整个学生生涯中,凡是他所读过的学校,到处都留下了向教师挑战的记录,这个独立不羁的“山地的孩子”,生平最讨厌听从别人的教导,他只愿意做自己想做的事,而不愿意按别人的意愿去行事。
对林语堂来说,哈佛大学的吸引力,与其说是实力雄厚的师资力量,还不如说是它那收藏丰富的图书馆。
林语堂夫妇居住的波士顿精山街51号,就在卫德诺图书馆后面。房东太太告诉林语堂,卫德诺图书馆的藏书如果排列起来有几英里长。图书馆成了林语堂夫妇的乐园,除了上课时间外,他们都泡在图书馆了。因为拮据,连买两张足球赛票也舍不得。别人在看戏看球赛,他们就从图书馆里借本书带回家来,用书本娱乐自己。
对于林语堂来说,卫德诺图书馆就是哈佛,而哈佛也就是卫德诺图书馆。在图书馆里任意选择自己爱读的书,从中汲取知识,林语堂认为这是最佳的学习方法。P20-23
他,曾与鲁迅齐名,饮誉中国现代文坛!
他,离诺贝尔文学奖仅半步之遥!
他,曾得到过美国前总统老布什的专门点评!
他,被美国文学界列为“20世纪智慧人物”之一!
在国际文坛,他如一颗永不陨落的明星,璀璨耀眼,光芒四射!
在中国学界,他却像一块被遗忘在墙缝里的金币,曾经长期沉寂落寞,难以放出光芒!
他是谁?
他就是人称“幽默大师”,自诩“一团矛盾”、“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林语堂。
一、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
林语堂的出身充满传奇色彩,与中国大多数文豪相比,他既非书香门第的后裔,也非官宦家族的公子少爷。他只是闽南漳州平和县坂仔村里的一个山里娃,一个山村基督教牧师的儿子。但林语堂与村里其他孩子不同,在艰苦的环境下,他成功地走出了坂仔村,走出了国门。他谱写了一系列脍炙人口的篇章,搭起了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成为世界文学史上一颗璀璨耀眼的明星。
林语堂自幼聪慧过人,深受父亲理想主义思想的影响,梦想翩翩。他曾梦想成为一个发明家,让千家万户的生活简便幸福;他曾梦想要开一个“辩论”商店,做一个辩论“大王”,出卖自己超凡脱俗的辩才;他曾梦想要成为世界闻名的大作家,流芳百世、名垂千秋……
梦想诱导小小的林语堂不懈地努力奋斗、不断地求知探索。8岁时,林语堂用三字经的形式编写教科书,初显超凡才华,赢得家人的一致赞扬。10岁时,林语堂远走他乡,到厦门鼓浪屿住读,开始独立生活。17岁时,林语堂就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初露不凡才华。大学期间,林语堂更是风华正茂、才艺双馨,成为了圣约翰大学鼎鼎有名的“高才生”。
1919年,24岁的林语堂携新婚妻子漂洋渡海来到美国哈佛大学研习比较文学,并获得了哈佛大学文学硕士学位证书——实现了父亲多年的梦想。四年之后,他又获得了德国莱比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这些成就再次为这位才气过人的山里娃锦上添花。
1923年,林语堂学成归来,在中国文坛上开始谱写他才情人生的飞扬篇章。
二、从街头暴力反抗者到文坛巨匠
20世纪20年代,林语堂初露头角于北京文坛。他与鲁迅、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孙伏园、甘粱仁诸先生为伍,大战反动文人,以“语丝”派的重要成员而闻名;他执教于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坚决支持反北洋军阀的学生运动。在“女师大风潮”中,他毅然放弃了文人革命和斗争的惯用方式,拿起了石块和竹竿,与学生一起走上街头,直接与军警肉搏,成为街头暴力反抗者,也因此而遭到通缉,又被现代评论派骂为“学匪”。他索性以“土匪”自居,并以“土匪”的名义痛打“落水狗”,成为打狗“急先锋”。不久他出任厦门大学的文科主任,举荐鲁迅、沈兼士等一批进步学者为同事,以伯乐而闻名;后来,他投身北伐。应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之邀,担任了六个月的外交部秘书,这是他一生仅有的一次“官衙”经历;他曾经受到蔡元培先生的器重,在北京大学任教授:又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任教务长和英文系主任,以精纯娴熟的英语而闻名;20世纪30年代,他曾经创办、主编《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杂志,提倡“幽默”、“性灵”;后来他辅佐宋庆龄、蔡元培先生,任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宣传主任,高举起人道主义旗帜;30年代中期至四五十年代,至欧美定居后,撰写了一系列作品轰动欧美文坛,以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的权威作家而闻名;60年代,他曾经回到祖国,定居台北阳明山麓,恢复了中文写作,以“无所不谈”的出色小品文而闻名;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他重操久违的语言学研究,主编了规模宏大的《当代汉英词典》;60年代末至70年代中,他作为台湾文坛的当然领袖和国际文坛的公认巨匠,先后被选为国际笔会台湾分会会长和国际笔会副会长,1975年又以长篇小说《京华烟云》,被国际笔会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至此,林语堂的名望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红透了国内外文学界。
林语堂的文章,大多是名著。天赋,加上饱学中西文化,令其出手不凡。他早年是以小品文起家的。20世纪20年代的“语丝”时期,文笔初试,第一本小品文集——《翦拂集》——就引起世人瞩目。至30年代的“论语”时期,作文已如行云流水细腻,游刃有余,尤其是以“有不为斋”斋主为名写成的大量的表现其“幽默”、“性灵”文学主张的小品文,使他的小品文基地《论语》杂志成为当时中国的畅销刊物。他的名气吸引了美国著名作家兼出版家赛珍珠。赛珍珠得知林语堂学贯中西,特别是能用纯正的英文写作。断定他是可以直接用英语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的绝妙手笔,也是她难得的摇钱树,于是登门拜访,恭请赐稿,希望他以公正的态度、详实的文笔写一本阐述中国的书。林语堂欣然应诺,先是在上海家中,后来进避暑胜地庐山,潜心写作英文专著《吾国与吾民》,一气呵成。此书1935年9月在美国出版,取得了轰动性的效果。美国著名书评家伯发(NathanielPeffer)评价说:“这本书是以英文写作的以中国为题材的最佳之作。”《吾国与吾民》出版后仅四个月,就印了七版,在当年美国畅销书排行榜上位居榜首,后又被定为十大畅销名著之一,长期畅销美国乃至西方世界。此书也为赛珍珠及其丈夫华尔希的出版社带来了滚滚财源。于是,赛珍珠夫妇邀林氏去美国写作。林氏从《吾国与吾民》一书的成功中全面了解了自己的写作功底,信心十足,欣然应邀,1936年举家旅美。旅美后写成的第一本书《生活的艺术》又是一颗重磅炸弹。它于1937年在美国出版后,立即被美国“每月读书会”选为1937年12月特别推荐的书:1938年在美国畅销书排行榜上高居第一名达52个星期之久;并在欧美国家的读者中掀起了一股“林语堂热”,引出了一大批“林语堂迷”,他们把林氏著作当成生活指南和“枕上书”。从那时以来,《生活的艺术》在美国重版达40次以上;且被译成法、德、意、丹麦、瑞典、西班牙、葡萄牙、荷兰以及巴西、中国等国语言的文本,在欧、亚、拉美数十年畅销不衰。如此这般,使林语堂成为国际性的名家。
林语堂的作品至今还在影响着美国人的“中国观”,堪称一代文学巨匠。1989年2月10日,美国前总统布什对国会两院联席会谈到他访问东亚的准备工作时,说他读了林语堂的作品,内心感受良深。老布什说:“林语堂讲的是数十年前中国的情形,但他的话今天对我们每一个美国人都仍受用。”
三、“幽默大师”的孤寂与落寞
生活之舟,不会像顺流的江轮那样一帆风顺。林语堂的生活中并不总是掌声与鲜花,“幽默大师”也有孤寂与落寞之时。
1936年《人间世》创刊后,林语堂陷入了“左”“右”夹击的火力网。作为《论语》的主编和论语派的主攻手,林语堂主张从美学的、艺术的和趣味性的角度切入文学,他喜欢用幽默、闲适的笔调使读者在爽朗的笑声中领悟文学的奥妙。而鲁迅等左翼作家主张从时代性和阶级性的角度切入文学,认为文章应该尖锐泼辣,就像匕首一样直刺敌人的胸膛。鲁迅认为在硝烟纷飞、哀鸿遍野的时代,面对骄横跋扈、贪得无厌的剥削阶级,人们是无法闲适,无法享受幽默,更谈不上抒发性灵的。林语堂与鲁迅不同的文学观同时也反映了他们政治上的分歧和矛盾。在白色恐怖的艰苦环境下,林语堂逐渐滋生了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崇尚自由主义。他的文章只剩下形式上的幽默与闲适,毫无时代的内容,越来越仅仅适合在战斗中退缩的小资产阶级的口味,离广大人民的生活疾苦越来越远。而鲁迅欢迎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勇于尖锐批判时政的黑暗和腐朽,真实反映百姓的苦难生活。这对昔日同一战壕里的亲密战友,在文艺观、世界观和价值观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以至于最终分道扬镳,彻底决裂。随着中国革命的节节胜利和进步文学的发展与繁荣,为小资产阶级服务的论语派不得不退出了中国主流文坛,林语堂的文学生命在中国也就逐渐枯萎、消亡。
抗日战争时期,旅居美国的林语堂长期撰文宣传中国抗日的风貌,希望能引起美国援华政策的改变,以报自己一片爱国之心。但事与愿违。林语堂收到的却是美国出版商的严厉警告:“不可以,也不应当再说那样的话。”林语堂的声誉也因此受到了严重的影响。谁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人生不如意的事接踵而来。林语堂因长期痴于研发中文打字机,耗尽全部家产。为了能继续研发下去,不至于半途而废,他不得不告借于美国挚友华尔希——赛珍珠的丈夫。结果,钱没借到,反而引起了他与赛珍珠之间的一场版税官司。在这场官司中,林语堂得到了经济上应有的利益,但也失去了他与赛珍珠之间多年的珍贵友谊。为了能重振家业,年迈的林语堂举家离美,到新加坡南洋大学任校长。可好景不长,林语堂在南大任校长不到半年的时间,就因预算问题与南洋大学执委会发生尖锐的矛盾,最后不得不辞去校长一职,离开南大。一连串不顺心的苦闷事纠缠着这个一向乐观、豁达的“幽默大师”,使他长期难以绽放出灿烂的笑容。
四、落叶归根
经济和精神上的双重打击使饱经风霜的林语堂产生了落叶归根之感。1966年,林氏夫妇离开美国,定居台湾。在这里,本想安度晚年的林氏夫妇又一次遭受了致命的打击。1971年,林语堂的长女——林如斯,因婚姻失败在台湾故宫博物馆上吊自杀。古人云:“老年丧子,人生之大不幸也。”林氏夫妇在巨大的悲痛面前精神几乎完全崩溃。廖翠凤因长期沉溺于失女的悲痛中,不久患了恐慌症。在一次又一次的残酷现实面前,林语堂的精神和生活支柱动摇了。他的身体日见衰老。1975年10月10日,林语堂过完他人生中的最后一个生日——八十大寿——不久,因心脏病发作,于1976年3月26日逝世于香港玛丽医院。他走了,以一种不忧不惧的恬淡心情离开了人世。
一杯黄土,一束素菊,覆盖在枣红的棺木上。一代文化名人、幽默大师林语堂,自此长眠于他深爱的家园——崇峦叠嶂的阳明山。他实现了自己的愿望:“让我和草木为友,土壤相亲,我便已觉得心满意足。”
歌德说,人生一世就是为化短暂的事物为永久。林语堂的一生似乎也可依此解读。林语堂短暂的尘世生命落了幕,同时又揭起另一个“幕”,现出他“永久”的一面。因为,无论是在飞扬的巅峰还是在落寞的低谷,林语堂都在为中西文化交流架设桥梁,在人类精神园地里辛勤而悠然地耕耘。他用短暂的生命赢得了人们永久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