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的时代，纠结的中国
文／加藤嘉一
“加藤，你当时为什么选择去中国的？”
这个问题，我至少被问过上千次。一开始没能很清楚地给予答案，刚来中国的2003年4月，我才18岁，边想边说，花一至两小时才能让对方明白我选择来中国的背景与理由。后来，随着时光的流逝，被问与回答的不断重演，此刻，我终于能用大约一分钟的时间解释清楚了。这意味着进步还是退步，我不知道，让时代去说吧。
日本人从幼年时代就开始吸收中国古代的历史、思想和人物，对“中华”两字抱着崇拜之心。我们的社会尊崇“以和为贵”和“天人合一”，还有最重要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汉字则是百姓生活和交流中不可或缺的文化工具。
我这个以与众不同作为人生准则的另类少年，从小向外看，每天晾望世界地图，想象国际关系的理想国。因对国内的保守与封闭不满，渴望能出去，并从海外的视角观察日本社会。只是想确认日本社会极端排斥个性，盲目保护共性的“维稳”方式是否是国际通用的，况且，最好能去与日本截然不同的国家，这样才能对比得更鲜明。
读高三时邻居中国的首都一一北京申奥成功，我一直在课堂内外对世界历史和国际问题感兴趣，所以狂学了英语，高二开始当翻译，那时抱着将来去联合国工作的愿望。英文掌握得还可以，为了去联合国，还需要增加一门，阿拉伯语和俄语算了，感觉合不来，法语太优雅，不适合我，西班牙语明显不够严肃，我是一个不会跳舞的无聊男人，就熟悉而陌生的汉语吧。我有个弟弟和妹妹，家庭的经济条件也不允许长子去欧美国家留学，就只能奔消费水平和生活成本低的国家。
主观与客观，乐观与悲观，主动与被动，期望与不安，积极与无奈……都有。但综合来看，我的出国战略似乎是最终自然而然地落脚到中国身上。这叫缘分，换句话来说，是命运。我幸亏获得了公派身份，运气良好，老天没有忘记我，本人就遵从了上帝的安排。从本科到硕士，享受到了6年的全额奖学金。2003年到2010年，在我身上发生过的一切都是没有想到，出乎意料的。
1999年8月，我15岁第一次出国，毕业旅行，到悉尼奥运前夕的澳大利亚呆了两个礼拜。那次外游让我开阔了眼界，并论证了一个事实：不是我在日本体验的事情彻底符合国际惯例和标准，世界原来充满多样性，应该抓住一切机会，到外国走一走，接触不同的文明体系，将能够让自己加强对谋生的信心和希望。从澳洲回国后，我下决心，上大学时一定出国。
2001年7月，中国北京申奥成功。我17岁，作为亚洲人，更是东亚人，我也感到很高兴，为北京感到骄傲。它意味着，中国北京就像上世纪60年代的日本东京一样，将进入迈向奥运主办国的黄金时段。坦率说，之前我对中国的认识更多来自“悠久历史”和“华夷秩序”，不过是神秘的乌托邦而已。而北京申奥成功把我和中国之间的距离拉近了很多，在我眼中，它逐步变成现代的，现实的，现成的存在。确信，若北京没走那条路，我不会选择来这里。
2003年4月，我终于来到北京。当时还没有第三航站楼，那是在举国体制下为奥运建造的象征品，同时带着实际用处，就像中国造航母的战略。我坐东航着陆二号航站楼，从机场走出来，对北京产生的第一印象就是“黄”，不是所谓“扫黄”意义上的，而是来自国际上著名的沙尘暴之黄。空气很不好，令人陷入黄昏状态。我上正规、红色的夏利出租车，起步价与今天一样10元，每公里比现在的2元便宜，1-2元。师傅把肚子暴露出来，很像是个啤酒肚，白色的袜子，穿着黑色的皮鞋（什么个时尚感呢……），在抽烟，身上有浓厚的味道，应该是10多天没洗澡了。我很抱歉地说，我对北京或中国的第一印象只能用“糟糕”两字来形容。
我在北大宿舍第一位同屋是巴勒斯坦人，据说是阿拉法特的亲戚。我是带着“三无状态”来到北京的一一没有人民币，没有中国朋友，不会中国话，我跟他只能用英文交流。他的房间太乱，空间太小，我根本没法住下来，换了房间，第二个同屋是蒙古驻华大使的儿子。
我原来有个担心一一来华后生活彻底变成中国化，英文怎么办，不能丢的，必须想方设法去维持水平。事实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了，北大留学生宿舍“勺园”简直是“小联合国”，来自100个以上国家和地区的留学生抱着“同一个梦想”共存着，英文往往是我们之间交流的通用语。我把中文和英文同时提高起来，创造了相辅相成，一举两得的局面，这是我在华留学的意外收获。不管是短期还是长期，我们外国留学生的最大动机和目的为：好好了解中国，学好中文，扩大人脉。这是“低投入一高回报”的合理化投资。我后来在勺园建立的外国人脉简直是难以置信，为将来的有关工作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值得一提的是来自所谓“第三世界”一一非洲、东南亚、拉美和中东等地区的留学生。他们多数是驻华大使女儿、首相儿子等牛人，实际上是来华潜伏，进行游说的。看看当今中国对这些发展中国家集中的地区展开的经济外交、能源外交、文化外交，全都是为中国的国家利益服务的。第三世界的政府也以派出优秀留学生的方式搞好与中国的关系，为未来的国家建设铺垫。P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