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读书与做人(纪念珍藏版)》由巴金著，主要内容：话说回来，文学著作并不等于宣传品。文学著作也并不是像“四人帮”炮制的那种朝生暮死的东西。几百年、千把年以前的作品我们有的是。我们这一代也得有雄心壮志，让我们自己的作品一代一代地流传下去。

《巴金读书与做人(纪念珍藏版)》主要内容：从童稚之龄到晚年，巴金对书的钟爱之情一直未衰。他有见书就读的习惯，“喜欢翻看杂志”，“爱读传记和回忆录”，但他却从不迷信书本，主张独立思考。正是在广泛阅读和勤奋思索中，才使巴金在文学创作领域得以纵横驰骋。

“我挖别人的疮，也挖自己的疮……在总结十年经验的时候，我冷静地想：不能把一切都推在‘四人帮’身上。我自己承认过‘四人帮’的权威，低头屈膝，甘心任他们宰割，难道我就没有责任！难道别的许多人就没有责任！不管怎样，我要写出我的总结。”

《巴金读书与做人(纪念珍藏版)》精选巴金先生关于读书、做人的佳作，重温一代大师的非凡智慧。

第一部分 读书

 《我底自传》译本代序

 《夜未央》小引

 信仰与活动

 《面包与自由》前记

 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之解说

 《黑暗之势力》之考察

 关于《复活》

 《论语》的功劳

 读书杂记(四则)

 几段不恭敬的话

 “在门槛上”

 我们还需要契诃夫

 燃烧的心

 永远属于人民的两部巨著

 《父与子》(新版)后记

 《往事与随想》后记(一)

 谈《家》

 谈《寒夜》

 谈我的短篇小说

 谈我的“散文”

 我的“仓库”

 多印几本西方文学名著

 《巴金译文全集》第六卷代跋

第二部分 做人

 我的几个先生

 死

 醉

 路

 生

 做一个战士

 悼范兄

 怎样做人及其它

 纪念一个善良的友人

 怀陆圣泉

 再谈探索

 再论说真话

 没什么可怕的了

 十年一梦

 怀念鲁迅先生

 “鹰的歌”

 怀念马宗融大哥

 三论讲真话

 未来(说真话之五)

 解剖自己

 思路

 愿化泥土

 掏一把出来

 怀念一位教育家

 保持自己的本来面目

 “再认识托尔斯泰”？

 再说知识分子

 怀念从文

信仰与活动

你的美丽的信和抱朴同志的信上星期到了我的手里。我不能够对你说出我是怎样深地受了你的感动，而且你的话又是怎样地鼓舞了我。我知道我对于一个如此年轻的学生居然会给了很大的影响，我是非常快活的，你才十五岁就读了我的文章，我常常梦想着我的著作会帮助了许多真挚的，热烈的男女青年倾向着安那其主义的理想，这理想在我看来是一切理想中最美丽的一个。

……你说你是从一个富裕的旧家庭里出来的。这没有什么关系。在资产阶级里面也常常产生出活动的革命家。事实上在我们的运动里大部分的领导者都是这样的一类人：他们注意社会问题，并非由于他们自己的困苦境遇，而是因为他们不能够坐视着大众的困苦。而且你生在资产阶级的家庭里，并不是你自己的错，我们并不能够自己选择出生的地方，但是以后的生活就可以由我们自己来处理了。我看出来你是有着每个青年叛逆者所应有的真挚和热情的。我很喜欢。这种性格如今更是不可缺少的，因为只为了一点小的好处许多人就会卖掉他们的灵魂——这样的事情到处都有。连他们对于社会理想的兴味也只是表面上的，只要遇着一点小小的困难，他们就会把它抛掉。因此我知道在你们那里你和别的一些青年真挚地思索着，行动着，而且深切地爱着我们的美丽的理想，我觉得十分高兴……

从爱玛·高德曼写给我的信函里我摘出了上面的两段，在这里借着她的话我第一次明显地说出了我的信仰。她的第一封信我在南京接到。

高德曼曾经被我称作“我的精神上的母亲”，她是第一个使我窥见了安那其主义的美丽的人。

当我在《实社自由录》和《新青年》上面开始读她的论文的时候，我的感动，我的喜悦，我的热情，……我真正找不出话来形容。只有后来我读到Roussanoff的《拉甫洛夫传》，才偶然找到了相当的话：

我们把这本读得又破又旧的小书…放在床头，每晚上拿出来读。一面读，一面拿眼泪来润湿它。一种热诚占有了我们，使我们的灵魂里面充满了一种愿为崇高的理想而生活、而死亡的渴望。我们的幼稚的心何等快乐地跳动着；同时我们的大师的影象又十分伟大地出现于我们的眼前。这位大师虽是我们所不认识的，然而他在精神上却是和我们非常接近，他呼唤我们前去为理想奋斗……

高德曼的文章以她那雄辩的论据，精密的论理，深透的眼光，丰富的学识，简明的文体，带煽动性的笔调，毫不费力地把我这一个十五岁的孩子征服了。况且在不久以前我还读过两本很有力量的小书，而我的近几年来的家庭生活又使我猛烈地憎厌了一切的强权，而驱使着我走解放的路。

我所说的两本小书是一个未会面的朋友从上海寄来的《夜未央》和《告少年》。我相信在五四运动以后的几年间，这两本小书不知感动了多少的中国青年。我和几个朋友当时甚至把它们一字一字地抄录下来。《夜未央》是剧本，我们还把它排演过。

当初五四运动发生的时候，报纸上的如火如荼的记载，就在我们的表面上平静的家庭生活里敲起了警钟。大哥的被忘却了的青春也被唤醒了：我们开始贪婪地读着本地报纸上的关于学生运动的北京通讯，以及后来上海的六三运动的记载。本地报纸上后来还转载了《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文章，这些文章很使我们的头脑震动，但我们却觉得它们常说着我们想说而又不会说的话。

于是大哥找到了本城唯一出售新书的那家店铺，他在那里买了一本《新青年》和两三份《每周评论》。我们争着读它们。那里面的每个字都像火星一般地点燃了我们的热情。那些新奇的议论和热烈的文句带着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压倒了我们三个，后来更说服了香表哥，甚至还说服了六姊，她另外订阅了一份《新青年》。

《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星期评论》、《少年中国》、《少年世界》、《北大学生周刊》、《进化杂志》、《实社自由录》……等等都接连地到了我们的手里。在成都也响应般地出版了《星期日》、《学生潮》、《威克烈》……《威克烈》就是“外专”学生办的，那时香表哥还在“外专”读书。我们设法买全了《新青年》的前五卷。后来大哥甚至预先存了一两百块钱在“华阳书报流通处”，每天都要到那里去取一些新的书报回来。在那时候新的书报给人争先恐后地购买着(大哥做事的地方离那书铺极近)。

每天晚上我们总要抽点时间出来轮流地读这些书报，连通讯栏也不轻易放过。有时我们三弟兄，再加上香表哥和六姊，我们聚在一起讨论这些新书报中所论及的各种问题。后来我们五个人又组织了一个研究会，在新花园里开第一次会，就给六姊的母亲遇见了。三婶那时正和继母大哥两个闹了架，她便禁止六姊参加。我们的研究会也就无形地停顿下去了。

当时他们还把我看作一个小孩子，却料不到我比他们更进一步，接受了更激进的思想，用白话写文章，参加社会运动，认识新的朋友，而且和这些朋友第一次在成都大街上散布了纪念五一节鼓吹“社会草…命”的传单。、

从《告少年》里我得到了爱人类爱世界的理想，得到了一个小孩子的幻梦，相信万人享乐的社会就会和明天的太阳同升起来，一切的罪恶都会马上消灭。在《夜未央》里，我看见了在另一个国度里一代青年为人民争自由谋幸福的斗争之大悲剧，我一次找到了我的梦景中的英雄，我找到了我的终身事业，而这事业又是与我在仆人轿夫身上发见的原始的正义的信仰相合的。

如今我的信仰并没有改变，社会科学的研究反而巩固了它，但是那个小孩子的幻梦却已经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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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作用

现在我直截了当地谈点有关文学的事情。我讲的只是我个人的看法。

我常常这样想：文学有宣传的作用，但宣传不能代替文学；文学有教育的作用，但教育不能代替文学。文学作品能产生潜移默化、塑造灵魂的效果，当然也会做出腐蚀心灵的坏事，但这二者都离不开读者的生活经历和他们所受的教育。经历、环境、教育等等都是读者身上、心上的积累，它们能抵抗作品的影响，也能充当开门揖“盗”的内应。读者对每一本书都是“各取所需”。塑造灵魂也好，腐蚀心灵也好，都不是一本书就办得到的。只有日积月累、不断接触。才能在不知不觉间受到影响，发生变化。

我从小就爱读小说，第一部是《说岳全传》，接下去读的是《施公案》，后来是《彭公案》。《彭公案》我只读了半部，像《杨香武三盗九龙杯》之类的故事当时十分吸引我，可是我只借到半部，后面的找不到了。我记得两三年中间几次梦见我借到全本《彭公案》，高兴得不得了，正要翻看，就醒了。照有些人说，我一定会大中其毒，做了封建社会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了。十多年前人们批斗我的时候的确这样说过。但那是“童言无忌”。倘使我一生就只读这一部书，而且反复地读，可能大中其毒。“不幸”我有见书就读的毛病，而且习惯了为消遣而读各种各样的书，各种人物、各种思想在我的脑子里打架，大家放毒、彼此消毒。我既然活到七十五岁，不曾中毒死去，那么今天也不妨吹一吹牛说：我身上有了防毒性、抗毒性，用不着躲在温室里度余年了。

我正是读多了小说才开始写小说的。我的小说不像《说岳全传》或者《彭公案》，只是因为我读得最多的还是外国小说。一九二七年四月的夜晚我在巴黎拉丁区一家公寓的五层楼上开始写《灭亡》的一些章节。我说过：“我有感情必须发泄，有爱憎必须倾吐，否则我这颗年轻的心就会枯死。所以我拿起笔，在一个练习本上写下一些东西来发泄我的感情、倾吐我的爱憎。每天晚上我感到寂寞时，就摊开练习本，一面听巴黎圣母院的钟声，一面挥笔，一直写到我觉得脑筋迟钝，才上床睡去。”

那么“我的感情”和“我的爱憎”又是从哪里来的呢？不用说，它们都是从我的生活里来的，从我的见闻里来的。生活的确是艺术创作的源泉，而且是惟一的源泉。古今中外任何一个严肃的作家都是从这惟一的源泉里吸取养料，找寻材料的。文学作品是作者对生活理解的反映。尽管作者对生活的理解和分析有对有错，但是离开了生活总不会有好作品。作家经常把自己的亲身见闻写进作品里面，不一定每个人物都是他自己，但也不能说作品里就没有作者自己。法国作家福楼拜说爱玛·包瓦利(今通译包法利。编者注)是他自己；郭老说蔡文姬是他。这种说法是值得深思的。《激流》里也有我自己，有时在觉慧身上，有时在觉民身上，有时在剑云身上，或者其他的人身上。去年或前年有一位朋友要我谈谈对《红楼梦》的看法。他是红学家，我却什么也不是，谈不出来，我只给他写了两三句话寄去。我没有留底稿，不过大意我可能不曾忘记。我说：“《红楼梦》虽然不是作者的自传，但总有自传的成分。倘使曹雪芹不是生活在这样的家庭里，接触过小说中的那些人物，他怎么写得出这样的小说？他到哪里去体验生活，怎样深入生活？”

说到深入生活，我又想起了一些事情。我缺乏写自己所不熟悉的生活的本领。解放后我想歌颂新的时代，写新人新事，我想熟悉新的生活，自己也作了一些努力。但是努力不够，经常浮在面上，也谈不到熟悉，就像蜻蜓点水一样，不能深入，因此也写不出多少作品，更谈不上好作品了。前年暑假前复旦大学中文系，有一些外国留学生找我去参加座谈会，有人就问我：“为什么不写你自己熟悉的生活？”我回答：“问题就在于我想写新的人。”结果由于自己不能充分做到“深入”与“熟悉”，虽然有真挚的感情，也只能写些短短的散文。我现在准备写的长篇就是关于十多年来像我这样的知识分子的遭遇。我熟悉这种生活，用不着再去“深入”。我只从侧面写，用不着出去调查研究。

去年五月下旬我在一个会上的发言中说过：“创作要上去，作家要下去。”这句话并不是我的“创作”，这是好些人的意见。作家下去生活，是极其寻常的事。不过去什么地方，就不简单了。我建议让作家自己去选择生活基地。一个地方不适当，可以换一个。据我看倘使基地不适合本人。再“待”多少年，也写不出什么来。替作家指定和安排去什么地方，这种做法不一定妥当。至于根据题材的需要而要求创作人员去这里那里，这也值得慎重考虑。

话说回来，文学著作并不等于宣传品。文学著作也并不是像“四人帮”炮制的那种朝生暮死的东西。几百年、千把年以前的作品我们有的是。我们这一代也得有雄心壮志，让我们自己的作品一代一代地流传下去。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七九年二月二十一日香港《大公报·大公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