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統間中，人數雖然有一百多，但是除了咳嗽噴嚏外，全無談話的聲音。我們和同事互相請教的時候，也得偷偷地講，否則别部同事或者所長，要向我們注視，注意我們。我們在統間中所聽見者，只有所長發電話或接電話與外界辦交涉的人聲。民初“商编”室中，除所長有一臺機得與外界通話外，其他諸人必在室外樓梯間發話或接話。後來改良，全廠及编譯所採用自動電話，部與部間得随時講談，然與外界通話仍須到固定之處。“一·二八”後，全體人員幾幾乎都在特區辦事，非獨襄協代經各有一臺機，就是各系主任也有種種通話的便利。
講到電話，倒有一件富多興趣的事：
此事大約發生於民九、十的某日下午五時之後。“商编”五時散班。有一位“不相識”的同事，在電話室大“喂、喂”而特“喂、喂”——横打打不通，豎打也打不通。他“喂、喂、喂”的聲音很響，很高，很煩惱人。電話室隔壁是一間小會議室，兩三位巨頭正在裹面討論“大政方針”。“砰”的一響，會議室中跑出一位巨頭來，用極嚴厲的聲音問道：“你是什麽東西?喂，喂，喂個不了!打什麼電話?電話是這樣打的麽?現在是打電話的時候麽?你姓什麽?叫什麽名字?……滚、滚、滚!快些滚出去!”
那位同事，到職不久，不認識巨頭是何姓何名。第二天早晨，他把那個“故事”细细講給同人聽，并且請問别人：“他是哪一個?他是不是大好老?”别人都對他狂笑，推說“猜不出，不知道”。
我講“半天”電話，似乎有些離題。其實藉此亦足以見我們當時管束之嚴，紀律之善。下面所述的故事，真是紀律了：
“商编”同人，在辦公室時間内，不準閱報——這是當年的館規。有某某部長兼博士(以下簡稱“部博”)者，偶然不慎，“偷”看西文日報。主管人(以下簡稱“主管”)察見了，立刻跑過去用英語問道：“博士，你現在正幹何事?” 部博道：“我正在看本日晨報呀。”
主管道：“真的麽?你看報麽?你在公司這許多年，連我們的規則都不知道麽?在辦公時間，公司不準任何人看報，你忘記了麽?”
部博馬上把報纸向抽屉中一塞，同時紅了臉說道：“請原諒我。我錯了——我錯了。”
即此一端已足見商館管理之密。它所以能够成為最大文化機關者不是無緣無故的。下面還有一個閱於紀律的故事：
那天是星期六。我們英文部的多數同人加入西洋人所組織的星期六俱樂部(Saturday Club)，每星期舉行一次，時間總是中午，地點總在寧波路卡爾登。我們十二時而往，二時回館，——吃吃大菜，聽聽演說，見見朋友，談談閑天，自以為是一種極高尚的消遣。那天因為演講較長，我們回館的時間也較遲些。我剛巧坐下，就有一位滿口哭聲的新同事哀求我道：“周兄，請你救救我。不得了，不得了!你們回來太遲了，我鬧一件大怪事。”我問道：“什麽事?什麽大怪事?快說，快說!”他答道：“我飯後回館的時候，没有事做，我一時坐不定，就在走廊中跑來跑去。跑了十幾遍，被主管看見了。他奔過來問我道：‘你為什麽跑來跑去不做事?你貴姓?……’我答道：‘某先生，我姓某。我不是不做事，因為他們出去了，没有事做。……’主管道：‘你年紀輕輕，不要瞎說。我們這樣的一個大公司，哪裹會没有事做?你跟我來!他們不回來，我可以给你工作。你來!這幾本西洋雜誌，你拿去翻譯。……喂，喂，四星期内要翻完的呀。’你看，一共十四本雜誌，叫我怎樣翻得完?請你幫幫忙，救救我。”我哈哈大笑而答他道：“不要着慌，不要着慌!包我身上，你不犯國法，決無人敢槍斃你。”他道：“我心亂如麻，請你不要開玩笑。”我道：“好，好，我不開玩笑，但是主管已經同你開過玩笑了。十四本西洋雜誌，二十四天怎樣翻完?并且統統翻出來，有什麽用?你把它們拿到我桌子上來，過幾天，我代你去交還好了。”他道：“不要緊麽?靠得住麽?”我道：“我以為靠得住的，倘然你不以為然，那末你自己去辦。”他道：“好，好，靠得住，靠得住——我托你辦，謝謝。”
(四)定期刊物
上文講過“商编”規定不準任何人在辦公時間内閱讀日報，但我在舊時的“商编”中，曾經大看報而特看報。我進“商編”不久，就為它的《英文雜誌》(月刊)輯新聞，後來又為它的《英語週刊》輯新聞。那兩種刊物每期所載的新聞并不多，但是每天非把當地的日報翻翻剪剪不可。有一天，主管查見了，他一聲不響慢慢地走到身旁來。他見我東剪西貼，東涂西改，知道我不是“偷”看日報。他看了“半天”，仍舊不知道我所作何事。他不得已而問道：“周先生，這些是什麽?做什麽用?”我站起身來答道：“這些是新聞，為某某刊物編的。”他道：“我看你倒很費力呀。”我道：“不能不這樣，否則他們要說我們抄襲，弄得不好，還要打官司，哈哈。”他點點頭，去了。我坐下，向隔座的那位老同事做個鬼臉。
商館的定期刊物，不止《英文雜誌》及《英語週刊》兩種。此外還有《教育雜誌》、《婦女雜誌》、《小說月報》、《東方雜誌》等等。资格算“東方”最老。最初由杜亞泉為主編，後來由錢智修為主編，更後來由李聖五(現任教育部長)為主编——直至“八·一三”之後。
當杜老先生做主编的時候，“東方”的銷數極大，每期至少二萬。定期刊物每月銷兩萬，當時之人無不視為奇事。杜老先生當然很得意，但同時他遇到了“仇人”。陳獨秀的《新青年》印刷不良，紙張不佳，因此銷路不廣。但《新青年》幾幾乎每期譏諷“東方”，批評“東方”。最初駡“雜誌”兩字不通，後來駡“東方”内容不良。杜先生大怒，做了幾篇反駁的大文章。所長勸他不要發表，他不答應。所長召集一次各部會議，問大家到底要不要反駁。大家都主張自己改進，不主張反駁他人。杜先生更加發怒，暗暗地把反駁的幾篇文章在“東方”上發表了。《新青年》又來了幾個辯駁，杜先生憤極辭職(“東方”主编之職)，而《新青年》則銷數由三四百份突然跳至一萬數千份。辦新報者——包括日刊期刊、大報小報——本有採用譏駡以為推銷的方法。他們最怕的，是對方不理。倘然對方一理，那末對方讀者的大多數，定必購買新出的報。杜老先生是老實人，不明此理，所以上了大當。我們辦《英語週刊》，也有人在新刊物上作虚偽的責難，然而我們專求改進，全不理睬。某次——在“一·二八”後——他們“罵”得太糊涂了。我們決定回答他們，但是我們不利用“英刊”為工具。我們請求外面的幾位同志，在不相關的著名刊物上同他們“大鬧”，鬧到請律師，到公堂，非獨商館經理全不知道有此一事，就是“英刊”讀者也不知道我們“駡”人，就是某著名刊物的讀者也不知道我們駕的是什麽東西。
上面述者，雖是瑣事，倒是史實。現在文學界諸公看見了，必定大笑——大笑我們從前的幼稚狀况。
近十幾年來，民國時期著名的藏書家、编譯家、散文家周越然(一八八五年——一九六二年)，在沉寂了半個多世紀以後，其人、其文又漸漸進人人們的視野。當年，他為商務印書館等出版機構编纂了《英語模範讀本》等數十種英語學習書本，風行天下纸、“樂煞天下兒”(顧佛影《贈周越然》詩句)，因以多金，助其庋藏了豐赡的中外圖籍(小說、詞曲)。儘管“言言齋”的前期藏書，已毁於“一·二八”戰火之厄，但他的兩卷文史、書話合集——《書書書》(一九四四年五月上海中華日報社初版)、《版本與書籍》(一九四五年八月上海知行出版社初版)，卻仍讓今人領略到一位“湖州老少年”“買書買盡宋元版，讀書窮探滄瀛奇”(顧氏詩句)的翩翩風雅。而周氏的《六十回憶》(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上海太平書局初版)一書，輯人了他的一些追懷往昔歲月的散文作品，則成為窺察他在近、現代文化敵蒙、傳播、教育等方面事功舆心跡的一扇窗戶。
上海淪陷時期，周越然未能“輟筆明志”，卻與日偽文化勢力多有瓜葛乃至有所依附：不但曾在“汪記”報刊上大量發表作品，還曾出席拼湊的“第二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上述三本“代表作”也都由汪偽背景的出版機構印行。當然遣並不等同於舰顏事敵，但其虧於民族氣節，連周氏自己也深自愧悔(見周文《從林庚白想到南社》)，後人更不必諱言。“人歸人，文歸文”，遣一說法祗是從價值判斷的角度，強調“人”與“文”各自的獨立性，卻並不意味著在認識論的角度上，可以無視或忽視兩者的關聯——“人”與“文”之間保有著不同維度、程度相互詮釋的可能，雖不必“因人廢文”，但不妨“由文及人”。時下，人們已然認識到“淪陷區文學歷史確有澄清並加以真實的歷史描述的必要”(徐廼翔、黃萬華《中國抗戰時期淪陷區文學史》前言)。對於彼時彼地，包括周氏在内的一些文人，他們在覆巢之下所面臨的“精神和物質兩重壓迫的艱困環境”(朱樸《<蠹魚篇>序》語)、汪偽掌控下的文學生產機制，以及他們各自的生存狀態與寫作過程，因其本身的複雜和詭譎，兼及時代迷霧的籠罩，要想在文學史乃至文化史、社會史上予以相對客觀的認識、適當的評判，最迫切的恐怕“不是立意在理論方法上要有什麼大作為”(楊揚《<上海淪陷時期文學期刊研究>序》語)，而是首先要去重新解讀他們那些塵封較久的作品，並進一步搜集、整理和挖掘相關的歷史材料和文本，這無疑是一頊不可或缺的基礎性工作。從這個意義上講，周越然作為上海淪陷時期一位比較重要的作家、一位不無爭議的文化人物，他的這三本代表作，已然進入研究者的視野和書目，其中的大部分篇章得以新刊。同時，人們也期待著有更多的他的集外佚文“出土”。
周越然於中、西文化浸淫日久，涉獵甚廣，撰述亦豐，不少文字在他生前未及匯訂成集，曾使後人有“文字飄零誰為拾”之歎(周退密、宋路霞《上海近代藏書紀事詩》)。上個世紀末以來，這一狀況有所改變。新文學史料專家陳子善先生所編《周越然書話》(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三月出版)一書，將周氏一九二三年九月發表在《小說月報》上的《“給我力量”》一文及上海淪陷時期發表在《古今》、《雜誌》、《風雨談》的幾篇文章，合列為《書裹書外的著作家》一輯。滬上周炳輝先生，亦致力於蒐集、整理其祖父的集外佚文，“拾先人之墜緒，使之不終閎於叢雜之中”(周退密語)，挖掘、整理出大量的“言言齋”遣文，其中少部分篇章曾揭載於《萬象》等刊物，或被编入《言言齋書話》(徐雁、譚華軍编，一九九八年九月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一書。除此之外，更有系統地將其分類彙编成《言言齋古籍叢談》、《言言齋西書叢談》(二零零一年二月、二零零三年三月遼寧教育出版社出版)、《言言齋性學剳記》(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流布於眾，方便學人。近年來，炳輝先生借助周越然筆名孜訂等文學史料研究的成果，又陸續“打撈”出不少佚文，並相信這些佚文在今天同樣具有一定的研究和出版價值。為此，炳輝先生邀我一起將新發現的遣部分佚文整理、匯輯為《周越然集外文》一编，並圖梓行。
按照佚文體裁、題材及發表情形，本编共分以下三輯：
第一輯《文史雜記》，收錄作者的幾篇書序和發表在《小說月報》、《雜誌》、《古今》、《天地》、《大眾》、《風雨談》、《上海藝術月刊》、《宇宙風》、《英文雜誌》等刊物上的文史随筆，合計四十篇。除了《上海藝術月刊》、《宇宙風》、《英文雜誌》，這幾種雜誌都是上海淪陷時期比較重要的文學刊物，顯現出“以文學為主，卻又都溢出文學的範圍，觸伸到科學、學術、藝術甚至政治領域”的特點，而《古今》(出版地為南京)這一類的刊物，也因其“政治上的尷尬處境”，走的是一條“‘偏於古而忽於今’的回避現實的高蹈之路”(李相銀《上海淪陷時期文學刊物研究》)。周氏的這些文章不出文史範圍，大多也就是這樣一個路敷：涉及對幾位外國作家及其作品的介紹，對歷史人物(如馬建忠、嚴復、蘇曼殊、林庚白等)和個人生活的回憶，對中國古籍版本及私藏的評述，對日本文化觀察和研究的心得等内容，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作者藏書、讀書、著書、教書的一些情況，不但對瞭解作者的生活經歷及文化觀念有一定的幫助，而且因其包含著比較豐富的社會、歷史、文化訊息，也為後人的相關研究工作提供了一些佐證和資料。比如，輯中有兩篇原刊於商務印書館《英文雜誌》的文章(中譯)：《江蘇省小學英語教師的资格評審》、《國立南京高等師範的英語教學》。前者記述了當年江蘇省一次小學英語教師資格孜試的策劃、命題、閱卷以及評審的簡要過程，並附列四份孜卷；後者則是周氏擔任南高師英語教職期間，在江蘇省教育協會英語教師科研協會會員大會上宣讀的文稾，對南高師英語課程設置及教務情況，敘述較詳。這兩篇文章以及輯中《湖城英語教師之先鋒》等文，對研究清末民初江南地區英語教學史誌以及周越然英語受教、從教經歷，就都有一定的參孜價值。
第二輯<{晶報)随筆》，收錄作者於一九三三年至一九四零年間，發表在上海《晶報》的部分“遊戲”文字，合計兩百五十七篇。作者長期為遣份“小報中的大報”(又號稱“小報之王”)撰文，題材廣泛，篇敷可觀，社會影響也很大。這些随筆，兼有書話、掌故、趣聞、軼事乃至“花邊新聞”的一些特點，或紹介古籍版本，或譯述性學新知，或報導社會時事，或記錄習俗諧語，或評論異邦文化，或孜訂中土故實，多能涉筆成趣，言之有物，增廣讀者的見聞。當然，為適應“稻粱謀”的需要，作者就要迎合一般市民社會的審美需求，每每不脫獵奇的眼光，時有佻薄之辭、謬誤之論，後人自當有所鑒別和取捨。從另外的角度看，這些随筆文字對我們今天研究近代文化史、社會史、風俗史等都有獨特的參孜價值。上海小報作為中、下社會階層的文化讀物，是人們認識中國現代市民社會、市民文化的視窗。“小報中充斥著市民的日常起居、生活情趣、風俗習慣、人際交往等等，這些看似不起眼的庸常内容，卻正是城市風貌的底色，最具生命的活力。因此，要孜察中國市民社會和市民文化的衍變歷程，小報是重要的‘活化石’之一。”(李楠《晚清民國時期上海小報》)有意味的是，周越然當年就曾寫過一篇介紹美國小報的短文，以他特有的方式，將英文“T8bloid”諧譯為“它披露的”(直譯“小報”)，並以“直言披露隱事，不尚虛飾，不裝假道學”概括其旨趣(原載一九三八年六月三日《晶報》，並收人本輯)。遣不但是他關於小報取材與立場的夫子自道，而且也正是他本人這些小報文字社會文化研究價值之所在。前些年，周越然當年的“忘年小友”周劭(黎庵)先生曾答復徐雁先生有關諮詢，將周氏的這部分随筆一律斥為“黃色文字”(徐雁《言言齋書話》代序)，言下似有徹底否定之意，造就有些輕率和片面了。
第三輯《修身小品》，主要收錄作者於一九四四年四月至一九四五年七月間，在上海《新中國報》的《學藝》欄目中連載的一百零五篇說教、言志性質的短文。《新中國報》表面上是上海淪陷時期汪偽背景的報紙，實際卻為中共掌握，社長袁殊、總编輯鄒魯風、编輯憚逸群等都是中共地下黨員，承擔著特殊的宣傳任務(趙風《袁殊傳略》，附載於南京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版《袁殊文集》)。周越然的文章並未涉及現實政治，談論的多是修身、養性、從善之道，其中還穿插著淺白的或自撰、或譯述的歌謠之類，清新别致，文風樸實，體式也有特點。這些小品文與作者發表在《晶報》上的那些“小報”文字相比，雖然仍保持著通俗化的語言、修辭方式(比如常以小故事來設譬取喻)，但卻表現出更多的新文學的追求和自由抒寫的意趣，也滲透出比較自覺的文體意識。梁遇春曾說：“小品文是用輕鬆的文筆，随随便便地來談人生，並沒有儼然地排出冠冕堂皇的神氣，所以這些漫話絮語能夠分明地將作者的性格烘托出來，小品文的妙處也全在於我們能夠從一個具有美好性格的作者眼睛裹去看一看人生。”(《小品文選》序)從追個意義上講，周氏的這些通俗化的文學寫作，確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他對社會與人生平實而開朗的態度，若以一種“文化一審美”的批評角度去審視，不無一定的價值。至於對發表這些小品是否合乎時宜、合乎世運的社會學、倫理學拷問。則自當允許有見仁見智的回答。耿德華(Edward M.Gunn)在《被冷落的繆斯：中國淪陷區文學史(一九三七——九四五)》一書的《導論》中說：“淪陷區的大量文學作品都屬於超脫這一類”，並將“與抗日無關的逃避現實的作品和主題”視為“超脫文學”(張泉譯本，新星出版社二零零六年八月出版)。编者以為，周氏的這些小品文，固然發散出濃烈的超逸氣息，卻仍以一種個人化的生存哲學思路，探討天道自然、個體心性以及社會倫常問題，觀照著淪陷區——“一個低氣壓的時代，水土特別不服的地方”(傳雷語)——芸芸眾生庸常的現實生活，並非不食人間煙火，亦不無悲天憫人的感懷，似乎就不全是“逃避”。周文的“超脫”，與其說是作品主題上的，不如說是美學風格上的。其時，曾有人稱周越然為“道學家”，從這些文章中也可以看出些許端倪。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周越然於上世紀二十年代初期，還曾在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英語週刊》(English Weekly)上開設《越然雜談》(Yizan's Talks)專欄，發表了一些英文随筆，似為《新中國報》所載“修身小品”之濫觞。目前，這部分文章尚未全部譯成中文。此次祗在炳輝先生譯稾中酌選八篇(目次為：《天命》、《人力車夫紳士》、《離去》、《自察》、《命運》、《寬容》、《希望》、《記憶》)，收錄於本輯之末，以窺一斑。
上述三部分作品，共計四百一十篇，體式各異，文白夾雜，原本是可以编成三本書的。現在這樣以“集外文”為標準連綴在一起，倒是有些象一卷獨特的“書書書”了。宥於编者的見聞和能力，周越然的集外佚文仍有不少失收(如，已知他還曾在楊樺創辦的《文帖》雜誌上發表過随筆，此次因故未及查孜、輯錄)，而一九三六年上海天馬書店出版的周越然《性情故事集》、《性知性識》兩書，以及《六十回憶》所載《我所知道的陳獨秀》一文，因流傳不廣，似亦不無重刊的必要。這些遣珠之憾，相信今後仍有彌補之舉。
在编次方面，本编第一輯的文章兼顧發表時間與内容歸列，第二、三輯各文則基本按發表時間排序。為便於查致，编者將原文發表時間、出處及原署本名、筆名(限於第二輯)，標列於文末(失孜者除外)。
在校勘方面，编者對原版明顯的排、校錯誤，逕行改正，不另出校記；對當時慣用的標點、通假字及带有周氏個人風格的“英譯中”詞句等語文現象，則一般並不按現行標準求得統一，以保持歷史原貌；對文中涉及的部分人名、風習、俗語等需要適當解釋、說明的，則請文史專家躲齋先生酌加註解，分輯編列於正文之後。
在出版方面，编者原先曾起意會集若干同志“捨金上梓”，僅以“非正式”的方式，自印少量纸本，公諸同好。當年，江南文士盧冀野曾集合友朋，组織“襄社”、“南京書會”刊行文史圖籍。他還曾寫過一篇《書會》的短文，說是宋代就已有所謂“書會”，“遇到珍貴的名籍，大家相傳鈔一部，所費的錢就不少，不如合起來將它印上百把部，每人分幾部，或十幾部”。那時，他不但已用此法印過吳應箕的《留都見聞錄》、《倪文貞詩》、鈔本《東山談苑》、陳師曾印譜等，“還準備刊行《江南餘載》、《江表誌》幾部談南唐故事的書”(原載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八日上海《大報》)。不過，周越然的集外稾，雖非“珍貴的名籍”，但其文史资料價值則已如前所述，若是僅以“書會”這種偏重版本鑒賞的方式面世，傳播不廣，反而無法滿足廣泛研究的需要。因此，编者最終還是決定將其交付北京中央编譯出版社刊佈於眾。
至於將本编命名為“夾竹桃集”，主要還是受周越然文章的啟發。他在《(六十回憶)自序》中說：遣本書“內容的混合，内容的夾湊，一望而知。評論大家，或將以‘夾竹桃’之名，譏我的書。但我幼時不學，長人‘異’途，文既不文，白又不白——桃不成桃，竹不成竹——恐怕還不能收受這個雅俗兼具的花名。”夾竹桃，是一種原產西域的長綠灌木，國中廣有栽培，其花似桃，其葉如竹，雖然性味苦寒，毒性甚強，但具有較高的藥用價值和觀賞價值。“夾竹桃(花)”，是一個常與“掛枝兒”並舉的詞牌，我曾見過同題的文人潤飾過的民間情歌合集，確有一些“雅俗兼具”的氣味。夾竹桃的意象，正可以用來影射周氏文章——多元混搭的文化趣味、新舊夾雜的語言風格，及其可能给讀者帶來的利弊共生的閱讀效果。此外，夾竹桃的披針形葉子，都是三片一組，恰好可以對應編本中相對獨立的三輯。而周越然當年對夾竹桃之名的拒受，編者的理解是，與其說是一種自嘲，不如說是一種自謙。
最後，對惠允將所作《一位飽受非議的藏書家——“言言齋”主周越然》(曾刊《萬象》二零零六年第五期)作為本書“代序”的躲齋先生，以及曾熱心關注、幫助本编匯輯、出版工作的王成兵、吳小鐵、沈文沖、邵磊、周晨、胡彬、陳子善、張建智、陳思穌、徐雁、徐雷、孫志洋、馮克力、臧傑、薛原、謝其章、嚴曉星(前列排名以姓氏筆劃為序)等先生，謹致謝忱。對最終促成本编付梓的北京中央编譯出版社及其主事者和龔先生、賈宇琰女士等，特申敬意。
二零一零年八月二十日識於金陵心遠齋
本書輯錄了民國時期著名的藏書家、编譯家、散文家周越然的大部分集外佚文。為了更好地保持作品的原初狀態和文獻性質，我們在出版過程中，採納了作者家屬和编者的建議，對原文刊發時期慣用的標點、通假字以及一些帶有作者個人風格的英文詞句翻譯等語文現象，一仍其舊，未按現行有關標準予以調整，並保留繁體字排版。特此說明。
中央编譯出版社
《夹竹桃集(周越然集外文)》是民国时期著名藏书家、编译家、散文家周越然的佚文集。周越然学通中西，涉猎甚广，著述亦丰，然所著大量文字由于在其生前未及汇订成集，往往散佚。
《夹竹桃集(周越然集外文)》编者金小明、周炳辉等，于近年勤加考订，打捞出不少佚文，将这些佚文汇集成册。全书按照佚文的题材、体裁及发表情况，共分为三辑：第一辑，《文史杂记》，收录周越然在《小说月报》等刊物发表的文史随笔和几篇书序，合计37篇；第二辑，《<晶报>随笔》，收录作者在1933至1940年间发表于上海《晶报》的部分“游戏”文字共计257篇；第三辑，《修身小品》，收录作者在上海《新中国报》的《学艺》栏目连载的105篇说教、言志类短文及发表于《英语周刊》(English Weekly)的几篇英文随笔之译文。全书共计作品407篇。
以独到之眼，窥视现代中国的社会万象，以清新之文，书写脱俗人生的自然意趣。
《夹竹桃集(周越然集外文)》是民国时期著名藏书家、编译家、散文家周越然的佚文集。周越然学通中西，涉猎甚广，著述亦丰，然所著大量文字由于在其生前未及汇订成集，往往散佚。编者金小明、周炳辉等，于近年勤加考订，打捞出不少佚文，将这些佚文汇集成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