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桢教授治史五十年纪念文集(精)》编著者陈春声、陈东有。

2009年3月，敬爱的导师杨国桢先生七十初度，又值治史五十年。在他门下攻读博士学位的历届同学，相约齐聚母校，向厦门大学和杨老师的培育表示敬意，并撰写论文或文章，追忆师生情谊，汇报学术成果。这一动议得到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山大学人文学院、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传记组的支持，杨老师的一些海内外朋友也闻风响应，得以在3月21—22日成功举办了“庆贺杨国桢教授治史五十年暨清史道光朝传记纂修研讨会”。会后，我们根据大家撰写的论文和回忆文章，编成了这本纪念文集。

《杨国桢教授治史五十年纪念文集(精)》编著者陈春声、陈东有。

《杨国桢教授治史五十年纪念文集(精)》内容提要：杨国桢先生胸襟坦荡，待人真诚，打造学术团队，引领后学，不遗余力。许多向他求教过的本科生、研究生，交往过从的海内外俊彦，后来学有所成，成了他的忘年交。他桃李满门，仅门下的博士，迄今就有15人晋升教授、研究员，12人担任博士生导师，多人担任政府部门、文教机关、企事业单位的领导职务。他的再传弟子，秉持门风，遥相呼应，薪火相传，源源不绝，体现他的学术影响力。

前言

共忆海角情缘

明清地主、农民土地权利与地方社会——1983年厦门大学研究会纪要

明代的“串票”

明末清初的抗租与地域秩序——关于江南三角洲的苏州府、松江府

发掘契约文书的综合价值，深化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以天门熊氏契约文书为例

社会成本与技术选择——明清时期闽南台湾水利技术的变迁

置田赡族义行可风——华进思捐建华氏义庄述略

19世纪初期华亭一娄县地区的房屋建筑

论广州、佛山周期与岭南的城市化

近代商业运输组织形态

曾国藩家族十大庄园

明太祖监察思想与机制特征

论明初戏曲政策与戏曲观

明代嘉靖至万历时期变革自救的政治走向

明清之际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发达国家

关于明清社会和明代江西的一些思考——《江西通史·明代卷》引言

明遗民孙治史事考异二则

《明清历科进士题名碑录》福建进士籍贯辨正

蓝鼎元、陈盛韶地方行政的比较分析——关于《鹿洲公案》和《问俗录》的解读

清代女性的多元角色——以广州黄埔村碑刻为例

略论鸦片战争与传统“经世致用”思想的衍变

一部海峡两岸合作编修的统宗世谱——读《中华邹氏族谱》第一卷

从《大学》到《中庸》——试论儒家道德说教的立论与圆通

中国历代酒政的演化过程

考古发现的几类海洋舶来品

百越海洋人文和福建区域传承模式

明初《鉴湖张氏族谱》中商人史料辑述

明代海道副使及其职能演变

琉球《历代宝案》与海洋社会的“网”、“圈”、“层”

滨

福建巡抚许孚远之谋略——围绕于丰臣秀吉“征明”

明代海上活动人群的身份与籍贯问题——以金门及邻近海域“海盗”的研究为中心

清代东南中国海洋经济圈失事船只的救助管理

移民社群整合与华人社团建构的制度化——新加坡福德祠绿野亭(1824-1927)研究

东南亚华侨华人与居住国的政治关系——以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为例

简论妈祖与海龙王在海洋世界影响力的变化

明清小说所反映的海洋社会经济状况

瀛海在胸解方程——读杨国桢《瀛海方程——中国海洋发展理论和历史文化》

杨国桢五十年著述目录

感念师恩

严父与智者

感悟我的导师

海自茫茫云自高

从学的点滴感怀

滴水剪影涓涓师情

两年之所见

人在旅途

心香一瓣谢恩师

学海无涯

自适人生

赤子之心师范其人

师恩浩瀚

杨：森先生的这些问题涉及面很广，只能在宏观的意义上拙象地说明。简单地说，国有土地、乡族共有土地、私有土地都不是凝固不变的，在一定条件下可以通过经济手段或经济外强制，合法地或非法地实现转换。自然灾害造成的土地荒芜、界址湮没、农民起义、改朝换代、暴力掠夺等，都会引起土地所有权的转换；脱籍、投献、诡寄、典卖、更佃、析产、赠与等，也经常引起土地所有权的重新再分配。这三种土地之所以相互联系和转换，成为一种社会常态，我以为，深层的因素，似乎应是中国土地所有权具有国家和乡族的共同体所有权与个人所有权结合的多重性。

中国封建经济结构产生“胶着”状态的根本原因，在于土地所有权形态的特质。一方面，由于私人所有权和共同体所有权的分离，产生了土地的相对运动性，所以中国很早就出现了土地买卖；男一方面，又由于国家和乡族所有权的制约，产生了土地的相对稳定性，私人买卖土地的自由是不充分的。因此，虽然中国封建社会中土地买卖相当频繁，却始终不能冲破封建土地所有制的藩篱。从商品经济和自然经济的“胶着”来说，一方面，在商品经济领域中积累起来的财富，可以用于购买土地，从事自然经济领域的剥削；男一方面，从土地上积累起来的财富，也可以用于商业活动，以商业利润来补充和加强自然经济。因此，虽然中国封建社会中商业活动相当活跃，对自然经济的瓦解作用却相当微弱。从经济先进地区和经济落后地区的“胶着”来说，一方面，国家可以通过它的土地所有权，千方百计地加重先进地区的负担，迫使先进地区的发展陷于停滞或萎缩状态；另一方面，又通过徒民垦荒等方式，加快落后地区的发展。这样，就维持了全国范围的相对均衡，实现了经济封建结构的本能调节。

当然，以上所讲的三种“胶着”状态，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国家、乡族和个人对于土地的所有权，也不是对等平分的。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由于三种所有权形态的比重和作用互相消长，中国土地所有制的具体形式也有差异：有时是国家土地所有权占主导地位，有时是乡族土地所有权占主导地位，有时是私人土地所有权占主导地位。从长期的发展趋势来看，私人的土地所有权是中国封建土地所有权的主导形式，私田上的土地所有权，无疑是理解中国封建土地所有权的关键。因此，以上三种“胶着”状态的一般发展趋势是：土地的相对运动性逐渐大于相对稳定性；商品经济逐渐侵蚀了自然经济，先进地区逐渐支配了落后地区。但是，由于中国封建社会中存在着强大的专制集权和乡族势力，共同体的所有权经常得到强化，私人的土地所有权往往受到粗暴的剥夺和压抑。这样，就使得私有经济的发展步履维艰，而封建经济结构的解体也就一再被延缓了。

森：杨先生谈到，由于各个时期共同体所有和私人所有的比重和作用不同，地主经济结构的其他方面也发生了变化。但是我想，中国封建社会前后期的共同体也是不同的。例如，在我看来，唐以前的乡族共同体是本源的或自性的；反之，宋以后的乡族共同体是派生的（二次的）或对自性的。又如，中国封建社会不同时期的身份制是不一样的：汉代实行“乡居里选”的荐举制；六朝有九品中正制；隋代开始创立科举制度，到宋代得到确立；明代确立了科举制和学校制的结合，扩大了生员的队伍；清代加强了捐纳制。按照杨先生的话来说，中国的封建国家基本上是具有阶级性的权力机构，另一方面好像是建立在乡族共同体之上的大共同体。那么，在不同的身份制下，组成共同体的人有什么不同，分别代表什么阶级？共同体的上述变化怎样地反映了土地所有关系的变化？

杨：森先生指出中国封建社会中共同体的变化问题，是很值得研究的。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国家和乡族，都是建立在阶级对立之上的，无论在前期或后期，政权和族权始终都掌握在地主阶级的手里。但是，由于地主经济本身的变化，在共同体内部也不断产生权力重新分配的问题。傅先生讲过，地主制社会的特点之一，就是土地所有权和身份制相对地分开。在欧洲和日本那样的领主制社会中，政治特权和土地所有权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中国则不同，不管社会上哪一阶层的人物，都可以通过购买土地成为地主，因此地主阶级的构成是经常在变化的和流动的。与此相适应，社会等级或身份制也必须是可以改变的或流动的，这样才能维持地主阶级在共同体中的统治地位。因此，随着私人土地所有权的不断巩固、土地相对运动性的日益加强，共同体中的权力分配也就越来越灵活了，从而产生了乡族组织中的对自性和身份制上的科举制、捐纳制等。虽然中国封建社会中也有士农工商等界线分明的身份制或等级制，但这种身份或等级一般都不是世袭的而是可以改变的，因此，又不能说存在着严格的身份制或等级制，只能说是半身份制或半等级性。可以说，正是地主制经济结构中的“弹性”特点，赋予了社会结构和上层建筑中的这种“弹性”特点。由于这种“弹性”特点，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很难形成一个独立的、强有力的市民等级，来促进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这恐怕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重要社会原因吧！

森：傅先生和杨先生有关“弹性的封建社会”的观点，我基本上是支持的。在日本，古岛和雄先生所写的《旧中国的土地所有及其性格》、村松裕次先生所写的《中国经济的社会形态》也是倾向于这一观点的重要论著。最近看到经君健先生的论文《论清代社会的等级结构》，在我看来，和“弹性的封建社会论”也有一致的地方。概括地说，中国和日本有关中国前近代史、明清史的研究方面，虽然近几年出现了不少侧重于微观研究的好文章，但由于中国前近代土地所有关系和社会经济结构的多样性，今后还应该加强理论方面的综合性研究。P14-P16

2009年3月，敬爱的导师杨国桢先生七十初度，又值治史五十年。在他门下攻读博士学位的历届同学，相约齐聚母校，向厦门大学和杨老师的培育表示敬意，并撰写论文或文章，追忆师生情谊，汇报学术成果。这一动议得到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山大学人文学院、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传记组的支持，杨老师的一些海内外朋友也闻风响应，得以在3月21—22日成功举办了“庆贺杨国桢教授治史五十年暨清史道光朝传记纂修研讨会”。会后，我们根据大家撰写的论文和回忆文章，编成了这本纪念文集。

杨国桢先生在大学时代发表论文，步入史坛，毕业后一直在厦门大学从事教学科研工作，虽经“大跃进”、“反右倾”、“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折腾，仍笔耕不辍，是解放后培养的历史学者中的佼佼者之一。他在傅衣凌教授学术思想遭受批判的年代担任助手，协助傅先生整理讲义、文稿，在政治运动中受到冲击，不放弃、不抛弃对中国历史学和傅衣凌学说的追求，表现了知识分子的操守和良知。粉碎“四人帮”后，他协助傅先生创办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杂志和中国古代史、专门史(经济史)博士点，培养硕、博士研究生，不负师托，提出新论述，为弘扬傅衣凌学术传统作了不懈的努力。他继任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所长20年、《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主编24年，与时俱进，创设海洋史学博士点，倡议建设中国海洋人文社会科学，毕生守望着学术家园。杨国桢先生又是一位留心世务的人文学者。改革开放30年，杨先生当了20年的全国政协委员、12年的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他满腔热情，知无不言，履行职责，敢当诤友，为国家利益、社会进步和学科发展，评论时事，建言献策。

杨国桢先生的学术成就早已得到学界的承认和肯定。他在大学时代开始写作的成名作《林则徐传》，被誉为“语言流畅，论述有力，博采诸家，自成体系，在一定程度上集林则徐研究之大成”。史学泰斗郑天挺先生评其“文字生动、简练，史料丰富、翔实……确乎难能可贵”。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既继承了业师傅衣凌先生重视民间文献的研究传统，又表现了进一步推动契约研究的系统化和专门化的努力方向”，“展现‘中国式土地所有权’的丰富内涵，在大陆或国际学界，自成一格，殊属难得”。90年代以来倡导建设海洋人文社会学科，开辟中国海洋发展理论和历史文化研究新领域，“把握时代脉搏，预观发展趋势……源源推出宏文新著，发挥出一个学术带头人的预潮流作用”。

杨国桢先生胸襟坦荡，待人真诚，打造学术团队，引领后学，不遗余力。许多向他求教过的本科生、研究生，交往过从的海内外俊彦，后来学有所成，成了他的忘年交。他桃李满门，仅门下的博士，迄今就有15人晋升教授、研究员，12人担任博士生导师，多人担任政府部门、文教机关、企事业单位的领导职务。他的再传弟子，秉持门风，遥相呼应，薪火相传，源源不绝，体现他的学术影响力。

这本文集，表达我们对先生教诲的感恩。今后，我们将视重新理解和阐释先生的学术思想为己任，发扬光大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和海洋史学的特色，做出更大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