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俊先生说，他曾就翻译《喧哗与骚动》向钱锺书先生致函请教，钱锺书先生回复说：福克纳的东西很烦闷，但存在必有它的理由，翻译恐怕吃力不讨好，你的勇气和耐心值得上帝保佑。不管李文俊先生从钱锺书先生的话中听出了什么，有一点可以肯定，用李文俊先生自己的话说，他打了一场个人的“战争”，把翻译进行到底。

《李文俊译文自选集》以较大篇幅展现了福克纳的长篇名著《喧哗与骚动》选段和中篇小说《熊》及散文名篇，同时选入奥斯丁、凯瑟、欧·亨利、厄普戴克、奥登、卡夫卡、戈迪默、阿特伍德等欧美名家作品。

《李文俊译文自选集》是我社推出的“当代翻译家精品丛书”首批书目之一。作者李文俊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从事外国文学编辑与翻译六十余年，曾任《世界文学》主编，中国译协副会长兼文学翻译艺术委员会主任。译作多样，文字考究，尤以翻译公认难译的福克纳见长。《李文俊译文自选集》以较大篇幅展现了福克纳的长篇名著《喧哗与骚动》选段和中篇小说《熊》及散文名篇，同时选入奥斯丁、凯瑟、欧·亨利、厄普戴克、奥登、卡夫卡、戈迪默、阿特伍德等欧美名家作品，小说、散文之外还有译者钟爱的诗歌。

[英] 简·奥斯丁

爱玛（第一部第一章）

[美] 欧·亨利

带家具出租的房间

我们选择的道路

[美] 威拉·凯瑟

邂逅相遇

[奥] 弗·卡夫卡

在流放地

致科学院的报告

[英] 戴维·加尼特

阿瑟·惠黎

[美] 威廉·福克纳

喧哗与骚动

熊

致马尔科姆·考利书

随笔五篇

[英] W.H.奥登

论写作

[加] 法利·莫瓦特

雪

[南非] 纳丁·戈迪默

掠夺

[美] 唐纳德·霍尔

新英格兰识字读本

[美] 约翰·厄普戴克

私人考古学

[加] 艾丽丝·门罗

熊从山那边来

[美] 伍迪·艾伦

拒收

《星鹭集》（译诗选）

[西] 贝克尔《韵诗集》六首

[西] 马察多诗三首

[英] 王尔德诗两首

[美] 爱伦·坡诗四首

[美] 史蒂文斯诗一首

[美] H.D.诗两首

[美] 庞德诗两首

[美] 毕肖帕诗一首

[美] 里奇诗一首

[加] 阿特伍德诗两首

[澳] 布伦南诗一首

[澳] 霍普诗两首

[澳] 赖特诗两首

附录

李文俊作品目录

爱玛

第一部(第一章)

爱玛·伍德豪斯，俊俏聪明，家道殷实，生活舒适，性格又开朗，人生中多种至高无上的幸福，似乎都汇聚在她身上了。她在世上生活了将近二十一年，一直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

她是小女儿，上头有一位姐姐。父亲再慈祥不过，对女儿百依百顺。姐姐出阁时，爱玛年纪虽小，却自然而然成了家中的女主人。她母亲去世太早，因此娘亲的种种爱抚，她只有丁点儿朦朦胧胧的印象。母亲的空缺由一位家庭女教师来填补。这可是位贤德女子，对爱玛关爱有加，丝毫不逊于一位慈母。

泰勒小姐在伍德豪斯先生家中一下子就过了十六年，与其说是一位家庭教师，还不如说是位挚友。两位千金小姐她都十分喜欢，对爱玛感情尤深，两人之间，更多的是一对姐妹似的亲密关系。即使泰勒小姐在名义上仍算是家庭教师时，由于脾气温顺，她几乎就没做出过要管束的架势；如今，师道尊严的影子更是荡然无存。两人就像一对贴心朋友般朝夕相处，爱玛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对泰勒小姐的意见她是十分尊重的，但大主意都由自己来拿。

若说爱玛的处境有什么可虞之处，那就是她有权任意率性而为，并且对自己的估计往往略为偏高。这些毛病自然会对她的许多人生乐趣造成损害，不过目前尚未被她察觉，远没有被列为可能给她带来祸害的根源。

不如意事还是来了——尽管那来势不算太凶太狠——也远非以让人憎厌的形式出现。泰勒小姐结婚了。失去泰勒小姐使爱玛初次尝到哀愁的滋味。在好友大喜的日子里，爱玛破天荒第一遭闷闷不乐兀自久久呆坐。婚礼完毕后，一对新人离去，剩下父亲与她共进晚餐，漫漫长夜，绝无指望还会有第三个人来，让气氛可以变得活跃一些。饭后，父亲像往常一样，安定下来，准备就寝。爱玛只能怅然枯坐，默思自己的损失。

这桩婚事，她的好友获得幸福的前景是不容置疑的。韦斯顿先生人品出众，家境优裕，年纪相当，举止谦和有礼。当初自己为了促成这门亲事也曾殚精竭虑，没少花气力。想到此处，她多少有些得意，殊不知却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呢。从此，每一天的每一小时，她都会感到失去泰勒小姐的伤痛。她回想起泰勒小姐的情谊——十六年的仁爱与深情厚谊呀——从自己五岁起泰勒小姐就如何教她，带领她玩耍——在她健康时如何全心全意地爱她，让她快乐——她幼年体弱多病时又如何精心照料，使她痊愈。这上头她欠的情分是还不清的呀。然而，最近七年的交往，紧接着伊莎贝拉的出嫁，只剩下她们俩。两人相依为命，平等相待，开诚相见，这个阶段的大事小事就成了更加温馨、更为亲切的回忆了。泰勒小姐是个可遇不可求的朋友与伴侣：天资聪颖、见多识广，能干且又乐于助人。她性情温和，家务事无一不精，对这家人的事情真的很上心，对爱玛更是特别关怀，包括她的每一种喜好与每一项行动计划。爱玛每生出一个想法都可以推心置腹向她倾诉。她又是这么挚爱自己，对这种爱，你简直是一点点毛病都挑不出来。

这样的变化叫她怎么能忍受呢？不错，她好友新的住处离自己家只有半英里。但是爱玛知道，住在不到半英里外的一位韦斯顿太太跟住在自己家的一个泰勒小姐，是全然不同的两回事。尽管自己天生禀赋与家庭条件都算不错，现在却不免要面临精神孤独的苦恼了。她自然是挚爱父亲的，不过父亲可做不了自己的伴儿，无论是谈正经事还是说笑话，他都跟自己不怎么接得上茬儿。

父女俩年龄上差距太大(伍德豪斯先生结婚相当晚)，这一不利条件再加上他体质与生活习惯上的因素，就使问题显得更突出了。父亲从小便体弱多病，身心两方面都缺乏活力。他暮气沉沉，显得比实际年龄还老上许多。尽管他心地善良，脾气和顺，到哪里去都受到欢迎爱戴，他却从未因才智出众而为人敬重与称道。

爱玛的姐姐结婚后虽说住得不算很远，就在伦敦，距离不过十六英里，但绝不是天天可以见到的。爱玛得在哈特菲尔德熬过多少个十月、十一月的漫长黄昏，才能等到圣诞节来临呀。只有在那时，伊莎贝拉夫妇才会带着他们的几个小孩回来，使家中充满人气，也让她能享受到与人交往的乐趣。

海伯里是个地盘很大、人口众多的村子，几乎顶得上一个乡镇了。哈特菲尔德尽管有单独的草地、灌木丛和宅第名称，实际上还是海伯里的一部分。而偌大一个海伯里，居然就找不出一个能和爱玛旗鼓相当的角色。伍德豪斯家是那里首屈一指的大户。全村人都敬重他们。她父亲对谁都客客气气。爱玛在本地认识的人不少，但是在她看来，所有这些人没有一个是能替代得了泰勒小姐的，哪怕只替代半天也不成。这是一个多么可悲的变化呀。爱玛对此只能唉声叹气，幻想有奇迹发生。一直到父亲睡醒过来，她才赶紧收起愁容，强作欢颜。父亲精神上需要有人支持。他神经脆弱，极易心情沮丧。处熟了的人他就是喜欢，谁走开他都老大不愿意。什么样的变化他都不想见到。结婚必定会带来变化，因此总让他感到不痛快。对自己大女儿的结婚他至今怨气未消，一说起她仍然是一副哀伤悲悯的口气。其实那全然算得上是一场美满姻缘。而现在呢，他又不得不与泰勒小姐分手作别了。出于自己多少有些自私的癖性，而且又压根儿想不到别人没准会有跟他不一样的考虑，他一门心思认定泰勒小姐做了件对自己对他们都是可悲的事情，她若是这一辈子都在哈特菲尔德度过肯定会幸福得多。爱玛尽力现出笑容，尽可能快活地说东道西，不让父亲往这上头想。可是到了用茶时分，父亲还是忍不住把自己午饭时说过的话照样说了一遍：

“可怜的泰勒小姐！我真希望她能回到这儿来。韦斯顿先生居然会注意到她，这真是糟糕之至呀！”

“我可没法赞同您的看法，爸爸；您知道的，我没法赞同。韦斯顿先生是那样一个性情温和、讨人喜欢、出类拔萃的人，正该娶上一位好太太的。你不至于想让泰勒小姐随我们过一辈子，忍受我的种种怪脾气，不让她有自己的家吧？”

“她自己的家！她自己的家又有什么好？这里有那儿三倍那么大呢；再说你根本就没有什么怪脾气嘛，我亲爱的。”

“我们可以经常去看他们，他们也可以经常来！见面的机会多的是！我们可得先去。我们得尽早拜访新婚夫妻。”

“我亲爱的，这么远叫我怎么去？兰德尔斯可不近。我连一半路都走不动的。”

“唉，爸爸，谁说要您走去了。我们自然是坐马车去啦，这是不消说的。”

“马车！可是为这么一小段路，詹姆斯是不会乐意套车的。再说，我们做客时，那对可怜的马儿又安置在哪儿呢？”

“拴在韦斯顿先生的马厩里便是了，爸爸。您很清楚这些事儿早就安排妥了。昨儿晚上都跟韦斯顿先生说好了。至于詹姆斯，您尽管放心，他还巴不得去兰德尔斯呢，因为他闺女就在那儿当侍女。要是让他送我们去别处，那倒还真不好说了。这件事全亏您呀，爸爸。您给汉娜找到个好去处。谁都还没想起，您就推荐了汉娜——对您，詹姆斯感激还感激不过来呢！”

“当时想到了她我确实很高兴。事情倒也真是凑巧，因为我无论如何不愿可怜的詹姆斯认为我们没把他的事放在心上；而且我拿得准这姑娘一定会出落成一个非常好的仆佣的：她很有礼貌，嘴巴也甜；我对她印象不错。她一见到我，总是忙不迭地行屈膝礼，向我问好，模样儿真讨人喜欢。你让她来做针线活儿那阵，我注意到她总是轻轻扭上门把儿，从不砰的一推就算。我看准了她会是一个好侍女的。再说，对于可怜的泰勒小姐这也是个莫大的安慰，总算身边有个过去看惯的人呀。你明白吧，不管詹姆斯何时去看女儿，泰勒小姐都会听到我们的消息。我们谁有什么事儿，他都会一五一十向她禀报的。”P1-4

承漓江出版社厚爱，愿意出版一部本人的译文集，对此我一方面深表感激，但同时又不免愧疚有加，因为在中国，比我优秀、高明与勤奋的译家大有人在。不过对我自己来说，能有机会将自己一生六十年来的翻译历程作番整理，找出些经验教训，也是一件好事，因此就恭敬不如从命了。这样的一本书，前面似乎总应该有一篇介绍性的文章，那就让我顺着记忆小溪的流淌，简单说上几旬吧。

本人祖籍广东中山，出生地则是上海。偶然在地摊上买到一本1996年出版的《中山文艺家名典》，里面的条目里收有与我同在外国文学所工作过的老乡郑克鲁先生，却没有我。想必是他后来去别处高就，成绩斐然，影响巨大，收入他是理所应该的。我做助理编辑(比助研还要低一等)一直做到改革开放，仅仅是译过写过几本书，乡里没注意到我是理所当然的。近年新发的二代户口本上标明我出生地是上海。我的确是在上海出生长大，念完大学后才北上的。但多年来从未在新闻界工作。也许正因如此，不论是上海的外国文学界还是母校的新闻系(现在是“学院”了)都未将我视为嫡系子弟兵，不免使我感到自己有点像个“没有影子的人”。以上闲话，不过是正文前的信口胡诌，看官看过，一笑便可。

至于我的生辰，家母曾在一封信中明确告诉我，“汝于庚午(1930)年十月十九日子时(十一时三刻)出生”。后来我将此事写入一本小书，出版后寄了一册给杨绛先生。不料她老人家还真的抽空翻看了，并特地电召我与妻子前去她家，一本正经地向我们指出：既已是子时，那便不能视作十九日了，而应算是下一天亦即二十日出生，也就是说，生日是与钱锺书先生在同一天，只不过比他晚了二十年。我得知后当然感到很荣耀，但是心知，单凭生日同天这一点，是绝无可能在资质或成就方面沾到前辈大学者的一丝光彩的。

我的父亲是上海英商洋行的一个职员。抗战时期租界沦陷后，失业在家，一时无事可做，便找了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青鸟》(比利时梅特林克所作儿童剧)英译注释本，在暑期给我补习英语。也许正是因为这个机遇，使我从此对外语和外国文学产生兴趣，以致日后走上了文学翻译之路。抗战胜利后，凶神恶煞般的日本兵(上海弄堂小孩均蔑称之为“小萝卜头”)不见了，街头出现了吉普车上举着酒瓶唿哨吆喝的美国水兵，电影院里也开始上映好莱坞电影。这应该是我对美国文化的最初接触了。记得我当时最崇拜的不是什么美艳女明星，而是一位叫亨弗利·鲍嘉的硬派男星，他总是嘴角叼了根烟说话从不张口，让我心仪不止。而《乱世佳人》里克拉克·盖博从沙发背后爬起身的那个反讽镜头，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想不到四十年后自己翻译福克纳的著作时，还能从记忆深处挖掘到一些该片所反映的美国南北战争的情景。当时路边地摊上有的是过期的美国杂志，价钱便宜，我哥哥买了不少。我有空也时常翻看。同班同学中，有一两个英文成绩较好的同学，会从美国旧刊物中选译些短文，投寄给报刊杂志，常被采用。我看了学样，也编译了一些电影资料投寄给某家晚报，居然也登出来了，给我赚到几个够吃花生米的小钱。这些豆腐干般的“报屁股”文章也算是我最早发表的译作了。不久，上海解放，涌现出一批私营出版社，纷纷译介苏联、东欧以及其他国家的进步文学。我与同学蔡慧、陈松雪合译了美国作家霍华德·法斯特的两部历史小说《最后的边疆》与《没有被征服的人》，投出后竟也分别蒙新文艺出版社与平明出版社接受出版。第一本出版于1952年，当时我仍是复旦新闻系的一个学生。另一本则于1953年出版，当时我已进了《译文》编辑部。

说不定与这样的“课余作业”有关，我大学毕业并从中宣部办的一个学习班结业后，同学们大多分配到宣传新闻单位，我却进了中国作家协会的《人民文学》编辑部。不久决定创办《译文》杂志，我又被调到同属作协的该编辑部工作。《译文》创刊号是1953年7月出版的，我则是4月间就进了编辑部。现在随着真正筹办刊物的老先生陆续离世，我竟成为在世的唯一“元老”了。

我在该刊(后改称《世界文学》)做足了四十年，直到1993年以主编身份办完“创刊四十周年纪念会”后，才得以退休。最初的二十多年，我们“年轻人”均以处理杂务与下放劳动、参加各种名目的运动为主，个人业余从事翻译是不受鼓励甚至要受到批评的。记得直到1959年我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薄薄的由我提出选题自己仅承译半本的《加兰短篇小说选》(与常健，即老翻译家张友松合译，我还不敢一人独译呢)。此外，承老编辑朱海观、庄寿慈、萧乾、邹荻帆、陈敬容等老一辈人的宽松优待，也让我得有机会在刊物上发表了一些译作，特别是一些少有人供稿的小国家的作品。稍后，文坛气氛愈益紧张，小编辑得以发表的机会更少了。幸亏当时高层领导决定为了反帝反修需选译一些“毒草”内部发行，这倒使“年轻人”有了一些做文学翻译的机会。像卡夫卡的《变形记》等作品便是当时由我提出的选题，自己翻译了五个中短篇，在1966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以《审判及其他》为书名出版的。我记得亦曾与施咸荣、黄雨石、刘慧琴等人合作，节译出版了“垮掉的一代”的代表作《在路上》。有一点需要说明。当时自己翻译机会虽然不多，但是做外国文学编辑工作本身对小编辑来说也是一种学习。它使我什么都懂得一点，也知道什么叫高质量的精品，而且还有机会与周作人、傅雷、杨绛、丽尼、王佐良等老前辈接触，他们的来信较早时还是用毛笔书写的，保存至今都是可以上拍的墨宝了。而编辑部老先生们的耳提面命甚至训斥批评，现在想来，也能算是不出学费的特殊个别讲授了。

应该说，我在文学翻译方面所得到的主要成绩，还是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才取得的。随着国家整体形势的改变，不论是外国文学出版的宽松度方面还是读者的需要方面，都起了巨大的变化。现在想想，最初应袁可嘉等人之约为《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翻译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的一个部分，也可算是改革开放浪潮推及外国文学翻译的一个小小微澜了。在译了这个段落并受到注意后，我便像是身不由己跟着大潮往前漂流了。

在正式翻译福克纳作品之前，我先编译过一本《福克纳评论集》，收集了美、英、法、苏等国知名批评家的论文与有关资料。在前言中我写道：“从许多方面看，他(指福克纳)都是一个独树一帜的作家。他的题材、构思的独创性以及他的特殊的艺术风格使他在瞬息万变的西方文学潮流中，像一块屹立不动的孤独的礁石。”这句话直到现在似乎仍未过时，因为我还时常见到有人在写文章时援引。这本评论集出版于1980年。

评论集出版后，我更加觉得如再不完整译介福克纳的作品，未免“贻人以本末倒置之讥”，于是便将其他几个部分译出，后又根据美国1987年新出的“校勘本”从头至尾校改一遍，交出版社改排出版。

除了将《喧哗与骚动》译成出版，我还曾应漓江出版社之约，编过一本“诺贝尔奖”版的《我弥留之际》，内中除收入福克纳的这部作品外，还有他的《没有被征服的》(王义国译)与《巴黎评论》对他的访问记以及法国学者米·格里赛所编写的《福克纳年表》等重要资料，我在书前写了一篇较长的文章《一个自己的天地》，据莫言说，他即是通过拙文悟知，既然福克纳能通过自己家乡那枚“小小的邮票”，生发出一个“自己的天地”，那么他也大可经由老家高密东北乡，创造出“自己的文学共和国”。

接下去我又译出了福克纳的《去吧，摩西》、《押沙龙，押沙龙！》与《福克纳随笔》以及《大森林》等作品。遇到的困难与挣扎时的苦况这里就不一一细说了。我只想指出一点：我特别注意收集与介绍福克纳的随笔、书信以及别人回忆与评论他的资料。这个做法我是从老前辈汝龙先生那里学来的。他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在平明出版社，每出一本契诃夫小说集，都要附上一些有关资料。后来他又学会俄文，穷毕生之力，译出契诃夫几乎全部作品，似乎还出了一本其他人回忆契诃夫的文集，这样的精心呈献使我深感钦佩。2000年我得了一场大病，之前刚写完一本《福克纳评传》，记得住病房时还通过电话与浙江文艺出版社的王雯雯女士核对校样，当时的窘状，仿佛犹在目前。身体稍好后，我又贾余勇给新世界出版社编写了一本《福克纳画传》(2003年)，增加了“艺术成就”、“语言艺术”、“走进中国”等章节，并插入百余幅插图。2008年，我翻译与编译的《福克纳随笔》与《福克纳的神话》在延搁数年后终于出版。后来又给人民文学出版社连写带译了一本《威廉·福克纳》，内收继承美国“南方文学”传统的女作家尤多拉·韦尔蒂纪念福克纳的演说。可以说，这还是学习与继承汝龙老先生传统的结果。

到现在，福克纳还有几部长篇尚未有中译。这项工程太艰巨，实非年已老迈的我所能承担，所以倘然能够有新生力量自告奋勇参加到翻译福作的队伍里来，我当然乐见其成。不过，让我感到高兴的是，目前已有多位高校老师撰写出或正在写有关福克纳甚至其作品翻译问题的研究专著，深度远远超过我，使我钦佩。除了福克纳，我对美国南方文学其他作家也很有亲近感，曾译过生平与作品都有点怪异的女作家卡森·麦卡勒斯的中短篇小说集《伤心咖啡馆之歌》(2007收成集子出版)，据说还颇受我国中青年作家的青睐。年轻人爱读老友施咸荣译的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出版社约我译了他的“次优秀”作品《九故事》。不久前，塞林格去世。他其他的作品写得太怪异，太钻牛角尖，都让人难以卒读了。

我病后身体稍稍好转，又不禁手痒，便开始译一些另一个路子的作品。如英国19世纪初闺秀作家简·奥斯丁的代表作《爱玛》、20世纪初英国儿童文学作家A．A．米尔恩的《小熊维尼阿噗》等童书以及弗·霍·伯纳特夫人所作的《小爵爷》、《小公主》、《秘密花园》等等。译这些作品适宜于我休养身心，也让我重温年轻时所接触过的英国洋行大班们的气派。其实我病后译出的第一部书还是美国前总统里根写给他太太的情书集《我爱你，罗尼》。我觉得西方政治家能写出这样的书实在难得，内中又谈到阿尔兹海默病，目前这已成为进入老年社会的中国的注意中心。我最近比较满意的译作有加拿大著名女作家艾丽丝·门罗的《逃离》(本文集中收入了她另一个写老人病的中篇《熊从山那边来》)、托·斯·艾略特的诗剧《大教堂凶杀案》(我认为自己注意到了原作内在的音韵)，以及复译的海明威所写的《老人与海》(作品里大海的涛声有如巴赫的赋格曲)与《忆巴黎》(时不时能闻到里面面包店飘出的香味)。我这样做，有点像尽量拓宽自己戏路的老演员。说实在的，我不太甘心让自己，说得难听些，成为一位大作家的“跟包”或是“马仔”。如果我是演员，我但愿自己是一个具有特性与独立品格的演员。如果我是音乐演奏家，我一定努力使自己能具备个人的演绎方式。我特别欣赏加拿大钢琴演奏家格仑·古尔德(Glenn GoWd)。他弹奏的巴赫的《哥德堡变奏曲》极富个人特色，简直能令人心驰神往。他宁愿专心安静地在录音室中工作，而不爱在音乐厅里抛头露面，去享受众多观众的大声喝彩。莫里哀是位伟大的戏剧作家，但又是极具演绎能力的有创造性的演员。他坚持带病演出，当天晚上回到家里就咯血而亡。对于这样为艺术献出生命的态度，我始终怀着一种“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的崇敬感情。

为了力争自己翻译工作上尽可能具有多方面性，能像钻石般熠熠生光，我在译小说之外也译过好几百首诗歌以及一些美丽的散文。这部集子里也选收了一些。选登了《爱玛》的一章因为这是我与老友蔡慧合作译成的最后的一本书(此处发表的属于我译的前半部)。他已于几年前离世。他为读者贡献了许多优秀译作，自己始终单身，没有享受到家室的温暖。我祈愿在“那边”，他能不再那么落落寡合，生活得更加热闹欢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