芸芸众生，在自己的思想中、行动上都或多或少地带有传承文化的意味；但是传承量微不足道。在这里，起关键作用的是那些极少数的特立独行之士，他们身上的文化传承量是相当大的。王大鹏教授编著的《百年国士(酒旗风暖少年狂)》所谓的“国士”，就是这样的人。“国士”一词儿，古已有之。《史记》中说：“若韩信者，国士无双。”以后历代使用不辍。其含义一顾名就可以理解。《辞源》中说：“一国之内所共推为才士也。”陈寅恪先生在《王观堂先生挽词》的“序”中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浑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芸芸众生，在自己的思想中、行动上都或多或少地带有传承文化的意味；但是传承量微不足道。在这里，起关键作用的是那些极少数的特立独行之士，他们身上的文化传承量是相当大的。《百年国士(酒旗风暖少年狂)》所谓的“国士”，就是这样的人。“国士”一词儿，古已有之。《史记》中说：“若韩信者，国士无双。”以后历代使用不辍。其含义一顾名就可以理解。《辞源》中说：“一国之内所共推为才士也。”陈寅恪先生在《王观堂先生挽词》的“序”中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浑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寅恪先生在这里讲的是王国维先生，所以非提到自杀不行。其实传承一种文化的“国士”，不一定人人要自杀。反而是不自杀者更多更多，其传承的作用也起得更大更大；自杀者，不得已而为之者也。

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史，可以为证。即以近百年的历史而论，又何尝不是这样?《百年国士(酒旗风暖少年狂)》的编选者王大鹏教授，根据自己独特的看法，从过去一百年中选出了近50名“国士”，编成了这一本书。他根据陈寅恪先生的说法，认为这些人都是为“此文化(指中国文化——羡林注)所化之人”。

辜鸿铭(1857—1928年)

辜鸿铭先生轶事梁实秋

记辜鸿铭 胡适

回忆辜鸿铭先生 罗家伦

绝代的学者凌叔华

英文门教授辜鸿铭 冯友兰

蔡元培(1868—1940年)

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蔡元培

蔡孑民先生的最后遗言周新

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 罗家伦口述 马星野记录 

试为蔡先生写一篇简照 蒋梦麟

我所景仰的蔡先生之风格傅斯年

记蔡孑民先生 林语堂

回忆蔡元培先生 梁漱溟

章太炎(1869-1936年)

太炎先生轶事简述汤国梨口述胡觉民整理

一辈子讲真话的人——纪念先祖父太炎先生诞辰 章念驰

我所见晚年的章炳麟左舜生

章炳麟渊博怪诞袁宙宗

章太炎张中行

追忆章太炎先生——章太炎先生逝世五十周年纪念 薛慧山

师事国学大师章太炎 陈存仁

梁启超(1873—1929年)

三十自述梁启超

上台唱戏胡适

无穷的恩惠 胡适

记梁任公刘太希

梁任公先生印象记梁容若

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梁实秋

忆梁启超先生 刘海粟

齐如山(1875—1962年)

我的外公齐如山——纪念齐如山先生逝世二十五周年 贺宝善

纪念先翁齐如山先生齐黄媛珊

读《国剧艺术汇考》的感想 台静农

为梅兰芳编戏与排戏 陈纪滢

记齐如山 谢冰莹

张伯苓(1876—1951年)

教育家张伯芩胡适

巍巍乎吾南开大校长 柳无忌

张伯苓与南开大学(节选) 宁恩承

我们的老校长 端木蕻良

王国维(1877～1927年)

自序 王国维

最是人间留不住 王东明

怀念我的父亲王国维 王东明

王静安先生墓前悼词 梁启超

追念逝世五十年的王静安先生 蒋复璁

连横(1878—1936年)

先父生平事迹略述连震东

记外祖父连雅堂先生 林文月

连雅堂与王香禅林文月

陈独秀(1879—1942年)

实庵自传 陈独秀

谈谈陈独秀蒋梦麟

陈独秀入狱的经过胡适

陈独秀在上海住过的地方 郑超麟

酒旗风暖少年狂——忆陈独秀先生 台静农

于右任(1879—1964年)

怀恩记(节选) 于右任

山高树大于右老丁中江

于右任给我写字钱君訇

于右老图报红粉知己 陈存仁

永怀于右老·草书慰国魂 陆铿

李叔同(1880—1942年)

两法师 叶圣陶

弘一法师之出家夏丐尊

弘一大师的遗书 夏丐尊

怀李叔同先生 丰子恺

弘一法师遗墨 刘质平

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蔡元培

北京大学的名称是从民国元年起的；民元以前，名为京师大学堂，包有师范馆、化学馆等，而译学馆亦为其一部；我在民元前六年，曾任译学馆教员讲授国文及西洋史，是为我北大服务之第一次。

民国元年，我长教育部，对于大学有特别注意的几点：一、大学设法商等科的，必设文科；设医农工等科的，必设理科。二、大学应设大学院(即今研究院)为教授、留校的毕业生与高级学生研究的机关。三、暂定国立大学五所，于北京大学外，再筹办大学各一所于南京、汉口、四川、广州等处。(尔时想不到后来各省均有办大学的能力。)四、因各省的高等学堂，本仿日本制，为大学预备科，但程度不齐，于人大学时发生困难，乃废止高等学堂，于大学中设预科。(此点后来为胡适之先生等所非难，因各省既不设高等学堂，就没有一个荟萃较高学者的机关，文化不免落后；但自各省竞设大学后，就不必顾虑了。)

是年，政府任严幼陵君为北京大学校长；两年后，严君辞职，改任马相伯君，不久，马君又辞，改任何锡侯君，不久又辞，乃以工科学长胡次珊君代理。民国五年冬，我在法国，接教育部电，促回国，任北大校长。我回来，初到上海，友人中劝不必就职的颇多，说北大太腐败，进去了，若不能整顿，反于自己的声名有碍，这当然是出于爱我的意思。但也有少数的说，既然知道他腐败，更应进去整顿，就是失败，也算尽了心，这也是爱人以德的说法。我到底服从后说，进北京。

我到京后，先访医专校长汤尔和君，问北大情形。他说：“文科预科的情形，可问沈尹默君；理工科的情形，可问夏浮筠君。”汤君又说：“文科学长如未定，可请陈仲甫君；陈君现改名独秀，主编《新青年》杂志，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因取《新青年》十余本示我。我对于嘲君，本来有一种不忘的印象，就是我与刘申叔君同在《警钟日报》服务 时，刘君语我：“有一种在芜湖发行之白话报，发起的若干人，都因困 苦及危险而散去了，陈仲甫一个人又支持了好几个月。”现在听汤君的 话，又翻阅了《新青年》，决意聘他。从汤君处探知陈君寓在前门外一旅馆，我即往访，与之订定；于是陈君来北大任文科学长，而夏君原任理科学长，沈君亦原任教授，一仍旧贯；乃相与商定整顿北大的办法，次第执行。

我们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我在译学馆的时候，就知道北京学生的习惯。他们平日对于学问上并没有什么兴会，只要年限满后。可以得到一张毕业文凭。教员是自己不用功的，把第一次的讲义，照样印出来，按期分散给学生，在讲坛上读一遍，学生觉得没有趣味，或瞌睡，或看看杂书，下课时，把讲义带回去，堆在书架上。等到学期、学年或毕业的考试，教员认真的，学生就拼命的连夜阅读讲义，只要把考试对付过去，就永远不再去翻一翻了。要是教员通融一点，学生就先期要求教员告知他要出的题目，至少要求表示一个出题目的范围；教员为避免学生的怀恨与顾及自身的体面起见，往往把题目或范同告知他们了，于是他们不用功的习惯，得了一种保障了。尤其北京大学的学生，是从京师大学堂“老爷”式学生嬗继下来(初办时所收学生，都是京官，所以学生都被称为老爷，而监督及教员都被称为中堂或大人)。他们的目的，不但在毕业，而尤注重在毕业以后的出路。所以专门研究学术的教员，他们不见得欢迎；要是点名时认真一点，考试时严格一点，他们就借个话头反对他，虽罢课也所不惜。若是一位在政府有地位的人，来兼课，虽时时请假，他们还是欢迎得很；因为毕业后可以有阔老师做靠山。这种科举时代遗留下来的劣根性，是于求学上很有妨碍的。所以我到校后第一次演说，就说明“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然而要打破这些习惯，只有从聘请积学而热心的教员着手。  那时候因《新青年》上文学革命的鼓吹，而我们认识留美的胡适之君，他回国后，即请到北大任教授。胡君真是“旧学邃密”而且“新知深沉”的一个人，所以一方面与沈尹默、兼士兄弟、钱玄同、马幼渔、刘半农诸君以新方法整理国故，一方面整理英文系；因胡君之介绍而请到的好教员，颇不少。

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最明白的，是胡适之君与钱玄同君等绝对的提倡白话文学，而刘申叔黄季刚诸君仍极端维护文言的文学；那时候就让他们并存。我信为应用起见，白话文必要盛行，我也常常作白话文，也替白话文鼓吹；然而我也声明：作美术文，用白话也好，用文言也好。例如我们写字，为应用起见，自然要写行楷，若如江艮庭君的用篆隶写药方，当然不可；若是为人写斗方或屏联，作装饰品，即写篆隶章草，有何不可?

那时候各科都有几个外国教员，都是托中国驻外使馆或外国驻华使馆介绍的，学问未必都好，而来校既久，看了中国教员的阑珊也跟了阑珊起来。我们斟酌了一番，辞退几人，都按着合同上的条件办的，有一法国教员要控告我；有一英国教习竞要求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来同我谈判，我不答应。朱尔典出去后，说：“蔡元培是不要再做校长的了。”我也一笑置之。

我从前在教育部时，为了各省高等学堂程度不齐，故改为各大学直接的预科；不意北大的预科，因历年校长的放任与预科学长的误会，竟演成独立的状态。那时候预科中受了教会学校的影响，完全偏重英语及体育两方面；其他科学比较的落后；毕业后若直升本科，发生困难。预科中竟自设了一个预科大学的名义，信笺上亦写此等字样。于是不能不加以改革，使预科直接受本科学长的管理，不再设预科学长。预科中主要的教课，均由本科教员兼任。  我没有本校与他校的界限，常为之通盘打算，求其合理化。是时北大设文理工法商五科，而北洋大学亦有工法两科；北京又有一工业专门学校，都是国立的。我以为无此重复的必要，主张以北大的工科并人北……

P29-31

季羡林

在人类历史上，几乎每一个民族都创造了自己的独特的文化。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历史悠久，可谓独特中之最独特者。此乃世人之公言，非我一人之私言也。

文化一旦被创造出来，在共时方面，它一定会向四周传播，无远弗届。在历时方面，它一定会代代传承，永不停止。

关于前者，我们先暂时不谈，而只谈后者。文化传承的方式或者手段，不出以下诸端：首先是通过经典文献，把人类的发明创造用文字记录下来，传诸后世。人类抒发感情而创作的诗歌等文学形式，也用文字记载下来，以传诸后世。其次是通过绘画、雕塑、建筑、音乐等等，世袭罔替，一代传至一代。中国的长城、埃及的金字塔等等是最著名的例子。在中国，除了绘画之外，还有书法，这几乎是中国所特有的。至于联合国规定的如泰山之类的文化名胜，并不是人类的创造，与长城等不能混为一谈。

最后一个传承文化的工具，就是人类本身。我个人的看法是，几乎人人在这里都有份儿，但是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是绝对悬殊的。芸芸众生，在自己的思想中、行动上都或多或少地带有传承文化的意味；但是传承量微不足道。在这里，起关键作用的是那些极少数的特立独行之士，他们身上的文化传承量是相当大的。本书所谓的“国士”，就是这样的人。“国士”一词儿，古已有之。《史记》中说：“若韩信者，国士无双。”以后历代使用不辍。其含义一顾名就可以理解。《辞源》中说：“一国之内所共推为才士也。”陈寅恪先生在《王观堂先生挽词》的“序”中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浑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寅恪先生在这里讲的是王国维先生，所以非提到自杀不行。其实传承一种文化的“国士”，不一定人人要自杀。反而是不自杀者更多更多，其传承的作用也起得更大更大；自杀者，不得已而为之者也。即使在一种文化衰落之时，我们也并不提倡自杀。“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不也是一种好办法吗?

我在上面提到了文化传承的手段或工具，最后归结到人身上。这是历史事实所证明了的，并不是我一个人的臆断。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史，可以为证。即以近百年的历史而论，又何尝不是这样?本书的编选者王大鹏教授，根据自己独特的看法，从过去一百年中选出了近50名“国士”，编成了这一本书。他根据陈寅恪先生的说法，认为这些人都是为“此文化(指中国文化——羡林注)所化之人”。根据我的补充说法，“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就是能传承此文化的人。我认为，我们俩的说法并没有任何矛盾之处。

再进一步言之，大鹏先生所选出的这近50名“国士”是否都够格、都恰当，一定会有不同的意见的，我个人就不完全同意。这是很自然的现象，用不着大惊小怪。就连我们的关于文化传承的看法，也必然会有不同的意见，这同样是很自然的。但是，我觉得，这些“国士”们大体上能够得上传承文化的水平。

就我个人来说，我虽然同意大鹏先生的想法和做法，认为这很独特、很有意义，又蒙他垂青，索序于我，我已应命写成；但是，他把我也列入“国士”之中，即使我再狂妄，我哪里够得上什么“国士”呢?我实在是非常惶恐不安。但我想到，在中国学术史和文学史上，所有的什么“贤”、什么“子”，比如“竹林七贤”、“建安七子”之类的名单，都是良莠不齐的。数在近50名“国士”中，何不也让它良莠不齐呢?于是我就不再抗争，滥竽其中，敬陪末座。

1998年10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