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元帝国与13-15世纪的世界》由刘迎胜所著，本书收入作者三十余年来在蒙元史、中外关系史、内陆亚洲研究与中国伊斯兰文化研究领域所发表的论文多篇，主要选择的原则是从蒙古帝国视角研究元代历史的代表性论文，其中不少是有关元与周边地区，特别是与内陆亚洲地区交往的研究论文，以与通常从断代史角度研究元史的思路有所区别。研究方法主要是汉文史料与穆斯林史料的比较，体现了作者独特的研究特色。

《蒙元帝国与13-15世纪的世界》由刘迎胜所著，《蒙元帝国与13-15世纪的世界》分别从元代皇室的政权斗争、元代各汗国之间的关系以及特殊历史事件、人物考证等方面，为读者重现了12—15世纪蒙元帝国的社会文化图景。作者大量运用英文、德文、波斯文、阿拉伯文、蒙文、突厥文等文献资料，着重对蒙元时代的内外交流进行探讨。

研究篇

阿剌脱忽刺兀忽里台大会考

旭烈兀时代汉地与波斯使臣往来考略

元初朝廷与西北诸王关系考略

至元元年初设太庙神主称谓考

从七室之祀到八室之祀——忽必烈朝太庙祭祀中的蒙汉因素

脱火丞相与元金山戍军

元代曲先塔林考

亦必儿与失必儿

述论篇

从成吉思汗使团到沙哈鲁国王的使团

论塔刺思会议——蒙古国分裂的标志

蒙哥即位风波中的察合台、窝阔台系诸王

阿里不哥之乱与察合台汗国的发展

忙古带拔都儿及其在斡端的活动

元朝与察合台汗国的关系——1260年至1303年

床兀儿及其家族的活动

皇庆、至治年间元朝与察合台汗国和战始末

元史研究的重要史料——波斯史籍

关于术忽人(犹太人)的几个问题

后记

元代蒙古统治东起三朝，西极大食。在元代汉文文献中，钦察之地的术赤后王、波斯的旭烈兀后王以及突厥斯坦、阿母河以北地区的察合台、窝阔台后王，常统称为“西北诸王”。中统建元以后，他们在名义上承认元朝皇帝为宗主，元廷也正式称呼西北诸汗国为“宗藩之国”。由于宪宗蒙哥以后的元皇室与波斯的伊利汗室同出自成吉思汗第四子拖雷，所以在西北诸藩中，伊利汗国与元朝之间的关系最为亲密。本文拟以讨论元宪宗蒙哥以及元世祖忽必烈统治初期，中央政府与伊利汗国建立者旭烈兀之间的使臣往来之背景为纲，来勾画这一时期汉地与波斯之间关系的基本轮廓。

一、旭烈兀受命西征及其在蒙古国中的地位

1．旭烈兀受命西征

1251年蒙哥即位之初，即命旭烈兀统兵出征“西域素丹诸国”。划归旭烈兀指挥的有原先镇守波斯北部的拜住、搠里蛮所部蒙古军和受命镇守印度河上游地的撒里那颜所部蒙古军，还有出征木剌夷的怯的不花所部军以及从诸王军队中签发十分之二而组成的探马赤军，以及从汉地抽调的炮手、火器手和弓弩手组成的军队。

旭烈兀究竟以什么身份前往波斯？他当时的地位与后来占据伊利汗位的子孙之间有无区别？乌马里书中有这样一段记载：“正如我们的亦思法杭人詹思丁长老所云，旭烈兀生前不是独立的统治者，而是以其兄蒙哥合罕的代表人的身份来实行统治的，底儿罕(diram)和底纳儿(dinar)钱币上铸的不是他的名字，而是其兄的名字。”《蒙古人在伊朗》一书的作者、德国的施普勒教授在论证旭烈兀在波斯的地位时，虽未举证上述乌马里的记载，但也认为旭烈兀起初，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作为蒙古皇帝的代表统治波斯的。接着，他为了论证旭烈兀依附于宪宗蒙哥和中央政府，举出一条材料，说在迦特梅耳的《史集·旭烈兀传》波斯文刊本第98页中提到，旭烈兀“把自己的次子出木忽儿，作为自己忠诚的抵押，留在蒙哥处”。也就是说出木忽儿是作为人质留在蒙哥身边的。

查迦特梅耳书的这段文字，实相当于《史集》第3卷苏联巴库1957年波斯文合校刊本页9之第六行至第七行。上述两书的波斯文原文为：“旭烈兀在动身前往伊朗之地的时候，把他(按：指出木忽儿)连同自己的诸斡耳朵一起，留在蒙哥合罕跟前。”出木忽儿的留下，并无任何人质的含义。迦特梅耳书页99的法译和《史集》第3卷阿伦兹俄译本页19的译文，都十分准确地表述出拉施都丁的意思。拉施都丁在其书中多处提到过出木忽儿留镇蒙古本土之事，各段之间没有多大差别。所以施普勒的所谓出木忽儿以旭烈兀“忠诚的抵押”者的身份被留在蒙古本土的说法，只是其个人的推断，并无直接史料根据。

在施普勒论述旭烈兀的地位的文字中，还有一个论断涉及旭烈兀的地位：“被征服的土地被世袭地委付给了旭烈兀，大汗就是一直这样来看待这合法的继承权。”虽然施普勒是依据波斯文、阿拉伯文文献研究伊朗蒙古王朝史的专家，但这一论断也是不全面的，至少旭烈兀西征初期并非如此。如果仔细读《史集》，就会发现他漏检了旭烈兀出征前，蒙哥所发出的一条重要诏旨：蒙哥“合罕在心里打算并决定，旭烈兀和授予他的诸军，在伊朗之国为王并长驻下去”，“但表面上却下令：‘当你完成此重任，便返回原来的营地”’。拉施都丁的这两句话中，第一句乃子虚乌有之词，蒙哥当初心里的想法，他从何而知？很显然，这是为旭烈兀家族立国波斯制造根据而编造出来的。关键在于后一句话提到，要求旭烈兀西征后返回蒙古本土。宪宗的这条旨意对伊利汗室宣扬其在波斯统治的合法权十分不利，但居然被落实在白纸黑字之中，足见其真实性不容怀疑。因而其意义在于，把旭烈兀最初在蒙古国中的地位暴露无遗：旭烈兀只是蒙哥派出的统兵西征的宗王，未来征服的土地并没有预先许诺授予他。以上所述，可以如下结论表述之：

起初，旭烈兀是作为朝廷委派出征边远地区的蒙古宗王到达波斯的，其地位不同于当时已在波斯以北的钦察草原划地而居的术赤家族诸王。

旭烈兀从属于宪宗蒙哥朝廷的地位，还见于他必须向蒙哥交纳所获财富之事。据拉施都丁记载，1258年，在灭亡阿拔斯王朝后，旭烈兀得知报达城及木刺夷诸堡中所藏珍宝甚众，而蒙古军在鲁迷、谷儿只、亚美尼亚、曲儿忒和鲁耳诸地所掠宝物亦多，遂于阿塞拜疆地收藏之，并熔为金银锭，遣使携带一部分送到蒙哥皇帝处，并报胜利消息。而按阿拉伯编年史家的记载，旭烈兀须将其五分之二的掠获物送付大汗廷。

除了解递掳获用品以外，旭烈兀与蒙哥不断相互遣使通报消息，如1259年常德曾奉宪宗蒙哥旨意前往旭烈兀军前巡视。

P15-17

南京大学历史系有两个源头。

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两江总督刘坤一邀请张謇、缪荃孙、罗振玉等商议办学事宜，旋即上《奏陈筹办学堂情形折》，其中称“江南地大物博，素称人文渊薮。省会高等学堂规模必求宏敞，俾可广育人才”，是为三江师范学堂开办之始。刘坤一未几即病逝，其继任者为洋务派名臣张之洞。张之洞再上《创办三江师范学堂折》，清廷准奏。1903年9月，三江师范学堂在前明南京国子监旧址开学，设有历史科，学制4年，此为南京大学历史系之肇始。之后，历经两江师范学堂国史科、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文史地部历史科、东南大学文理科史学系、中央大学历史学系等阶段。

1888年，美国基督教美以美会在南京干河沿创办了汇文书院(The Nanking University)，由学贯中西的美籍加拿大传教士福开森(John Calvin Ferguson)担任院长。1910年，汇文书院合并位于南京的另一所美国教会学校宏育书院(1907年由基督书院和宏智书院合并而成)，金陵大学堂(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因此正式成立。金陵大学建立之初即设有历史学科。

自1903年至1949年，历经47年，南京大学历史系从蹒跚学步的婴儿成长为英俊彪悍的壮汉，虽历经风雨，但其长期积淀形成的学术传统赓续不断，蜚声海内外。1952年院系调整，原中央大学史学系、边疆政治系和金陵大学历史系合并，形成现今学术底蕴深厚的南京大学历史系的基本学科架构。

110年来，南京大学历史学大师辈出，柳诒徵、徐养秋、陈汉章、雷海宗、郭廷以、朱希祖、金毓黻、沈刚伯、贺昌群、缪凤林、蒙文通、商承祚、韩儒林、王绳祖、蒋孟引、郑鹤声、贝德士(Miner Searle Bates)、陈恭禄、陈登原和王伊同等，为南京大学历史系“严谨求实”学风的确立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南京大学历史系培养的学生己超过6000人，其中本科、专科生逾4 000人，硕士、博士研究生2000余人，他们或为学界翘楚，或为政界精英，或为商界巨擘，群星璀璨。如1923年毕业的南高师国文史地部第三班，即走出了著名史学家缪凤林和向达，著名地理学家胡焕庸和张其昀，以及著名图书馆学家陈训慈。此外，著名历史学家束世徵、郭廷以、王聿均、唐德刚、吴天威、章开沅、李时岳、王觉非、蒋赞初、茅家琦、梁白泉、张宪文、陈得芝等，均为本系毕业生。

学衡派是南京大学历史上最有影响的学术流派，而历史系教授则为其学术中坚。柳诒徵先生所阐述的《学衡》杂志宗旨为“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在《学衡》杂志的旗帜下，一群以本国固有文化为根本的学者，展开实证研究。对于国学，他们主张“以切实之工夫，为精确之研究，然后整理而条析之，明其源流，著其旨要，以见吾国文化，有可与日月争光之价值”；对于西学，他们主张“博极群书，深窥底奥。然后明白辨析，审慎取择”，反对“道听途说，呼号标榜，陷于一偏而昧于大体”。学界对于学衡派“攻击新文化运动”、“复古倒退”的传统定论显然并不公正。现在看来，学衡派所倡导的兼采中西文化之长的观点，倒是显得更加理性。历史已证明，《学衡》杂志及学衡派的主张和追求，在近现代中国学术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地位。学衡派的为学宗旨和治史方法，在南京大学历史系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体现。

1952年院系调整后的南京大学历史系，历经政治运动的冲击，师资与学科结构遭受了重创，但学术传承却从未间断。在韩儒林、王绳祖、蒋孟引、陈恭禄、王拭、刘毓璜、洪焕椿、茅家琦、王觉非、蒋赞初、陈得芝、蔡少卿、张宪文等一批著名学者的引领下，形成了今天的学科结构与科研格局，也源源推出了影响中国史学进程的良史佳作。

为推动学术发展，总结南京大学历史系学术成果，激励南京大学历史系学人潜心治学，我们编集了这套《南京大学史学丛书》，以图继往开来，克绍箕裘，将南京大学历史系的优良传统发扬光大。必须强调的是，这批丛书仅仅是南京大学百年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阶段性成果的展示。

2010年4月20日，台湾润泰集团总裁尹衍糅先生与南京大学校长陈骏教授签署了“南京大学人文基金”的协议，由台湾光华教育基金会和南京大学“985三期”项目按照1比1．5的比例，共同出资人民币6 000万元，资助南京大学的人文学科建设。《南京大学史学丛书》得到了“南京大学人文基金”的全额资助，谨此鸣谢。

陈谦平

2013年1月于南京

本书所收为过去30年间陆续发表过的一些旧作。

1966年“文革”爆发，笔者与所有同龄人一样无缘参加“高考”。在这10年中，虽曾下乡、当兵、做工，却仍冀希国家有恢复元气之日。而当时个人所能做的，不过是独立地自学一些民族学、语言学、外文和数理知识而已。“文革”结束，既是国家之幸，也是个人命运的转机。在已过“而立”之年后，考入南京大学，师从韩儒林教授，并在陈得芝、丁国范、邱树森先生的指导下，逐步涉入蒙元史、中外关系史、内陆亚洲与伊斯兰文化等研究领域。儒林师去世后，蒙翁独健先生不弃收入门下，又获南京大学支持，入北京大学东语系波斯语专业进修两年，于1985年成为首位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取博士学位者。之后数次赴国外高校和科研机关访问与研究，并参加各种多边国际学术活动，让笔者得以开阔视野。

时光如梭，自1981年从教至今，30年忽忽已过，往事如烟也。若言成绩，除韩、翁二师教训，同仁襄助与时代所赐亦未敢忘。既往参加专业会议或考察，师友相聚，时而提及学术成果散见于各种出版物，查找颇为不便。今承南京大学历史系鼎力支持，从故纸中选取议题相近者，汇集成册，呈献给读者，既希免学界查找之劳，且盼抛砖引玉，藉以听到批评与建议。

是为后记。

刘迎胜

2012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