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雅宝旧事》作者是我国著名美术设计家、共和国国徽设计者张仃的哲嗣张郎郎。北京“大雅宝”胡同是50年代中央美院宿舍所在地，大量艺术家聚集在此，作者在那里度过童年和少年时代。《大雅宝旧事》以儿童的视角，举重若轻的笔法，描写建国初期“运动”中的艺术家们的生活。让人读来泪中带笑，诙谐中见沧桑。

《大雅宝旧事》作者张郎郎，他根据自己的“文革”经历写成的《宁静的地平线》一文曾收入《七十年代》（香港牛津、北京三联版）一书中，反响极大。《大雅宝旧事》叙述的则是发生在《宁静的地平线》之前的故事——记叙了上世纪五十年代，作者随父母居住于东城区大雅宝胡同甲二号中央美院宿舍时期的生活片段和见闻，文字鲜活生动，洋溢着温暖的人情味，也感染着特定年代的气氛。

自序

1、老搬家

2、跟着爸爸的脚印

3、《万象》杂志及其他

4、斗鸡坑胡同

5、童话的来由

6、林徽因

7、铁棍子打不死

8、生正逢时

9、大喜的日子

10、台下的老师们

11、大雅宝胡同甲二号

12、小蘑菇

13、面人汤

14、先生们的趣事

15、暑假前后

16、家家花丛

17、黄永玉

18、天生外交家

19、老蘑菇及其他

20、京戏

21、晚会

22、耍狮子

23、故人旧事

24、运动就是生命

25、春光明媚

26、大雅宝周边

27、大字报

28、隔壁童话楼

后记

1、老搬家

我妈说：咱们就是吉普赛人，永远在迁徙，永远在搬家。

当然这是在一九四九年以前说的。我倒是很高兴，每次搬家就是一个新生活的开始。一定有好多有趣的事物出现，你觉得生活就是一个万花筒。你以为生活就是这样，没想到搬到大雅宝，“咚”的一声我们就定在那儿了，一住就是多少年。

其实，我们四九年以后就落(读lao)到北京了，似乎迁徙应该暂时停止了，虽然没有离开北京，但是还在继续不断搬家。不错，节目还没完呢。

当我们家一天突然搬到了大雅宝胡同甲二号的时候，我十二分地不乐意。

似乎从那时候开始，我总是一个人坐在一个装满七零八碎物品的三轮车上，那都是最后收拾起来可有可无的零星物品。我在这些零碎中间，和周围的朋友们一一挥手致意。我觉得这简直是一个老电影的经典镜头，每隔不多久，就这样重复一遍。根本就是在倒片子，一点儿新鲜没有。

这次我是和兰兰告别，虽然他比我小一点，可是他似乎是我这一生中第一个铁哥们儿。他跟着三轮车走了几步，似是而非地喊：回来找我玩儿啊。我说好啊好啊。他还接着挥手，糊里糊涂地喊：别忘了，别忘了。我说好啊好啊。我似乎有些难过地想：指不定还要搬到哪儿去呢。再见，有那么容易吗？

过去，我在哈尔滨的时候也是这样和徐蔚蔚告别的，他爸爸安林先生和我爸爸张仃是东北画报社的同事，我们两家是邻居。虽然他经常对我以打架的方式表示友好，就这样我依然惦念着他。

后来在沈阳我也是以这样的方式和王小怀告别的，当时我们俩都在北陵大院里的干部子弟小学上学，两家都住在北陵大院儿里面，他们家好像是法院的。他妈妈和我妈妈很谈得来，周末结束的时候，她们相约送我们俩去学校。我们俩就走在前面，我们一起逮蚂蚱，一块儿向路边的草丛撒尿。她们似乎对我们这样同声同气，非常认可。我妈认为像我这么又蔫又糊涂的孩子，有这么个大胆、淘气的伙伴，也许在学校就有了些保障。

其实，我在学校没有人欺负我，因为我姐姐在哪个学校都是孩子王，我虽然不灵，可是她永远在罩着我。

两个母亲在后面一边儿散步，一边儿慢慢谈话。我们俩在前面继续撒欢儿……似乎都是昨天的事情，可是转眼间大家又劳燕分飞、天南地北了。

我想可能妈妈说得对：因为我们是吉普赛人，所以就得和朋友们不断分手。

首先，我们家过去搬家，总是越搬越好。

在我的模糊记忆里，第一次搬家，是从延安的窑洞里搬到了马背上，准确地说那次仅仅限于我爸爸、妈妈，还有我姐姐。我虽然一度和姐姐分别坐在马背上两边的筐里，也算在马背上呆了一天，有了马背征战生涯的纪录。

但是第二天，我被单独搬到了一条倔强的驴背上。当大队人马浩浩荡荡横渡黄河支流的时候，我的毛驴突然无师自通偏离了大队的方向，径自走向水深的地方。然后，它也被湍急的流水吓呆了，就站在那里纹丝不动。大队在继续前进，马儿们也都在艰难地趟水过河，谁都没有工夫来管我。因为随时都可能有人袭击你的队伍，军队得迅速过河是千古不变的铁律。小毛驴和小孩儿这时候就随随便便地四舍五入了。

但是，我妈和我姐姐可不这样想，虽然她们也无法下水来救我。据她们回忆，当时我在筐里正无忧地高卧，只有发黄的软发在筐边儿上下忽悠，可见我个性天生比较洒脱。妈妈说那像希腊神话里的金羊毛，姐姐说像黄土地里的苞米缨子。妈妈和姐姐大声地叫我的名字，她们看见我伸出一只手挥动一下，表示听见了。姐姐又大声叫：你打毛驴的屁股，它不肯走了。我似乎考虑了一阵子，姐姐继续拼命地大叫，我这才终于伸出手去打了两下毛驴。那毛驴发觉居然现在还有人在赶它，就慢慢地转了回来，跟在队伍后面继续前进。在这富有韵律的颠簸中，我又接着进入黑甜乡了。

后来过了黄河，穿过硝烟，就走到了白城子。那是我记忆中的第一个城市，大概在那里我第一次吃到了白菜粉条豆腐汤。我觉得鲜得要命，可我爸一口都不吃，他说过去在国民党的监狱里天天都是这个菜，因此彻底吃伤了。当时我想国民党监狱的伙食不错啊，蹲蹲也无妨。后来过了二十多年，等我亲身有所体验之后，觉得三岁时的我判断相当正确。

然后到了张家口，那是个不得了的大城池，可惜不能多呆，很快就像小说里描写的一样——落荒而走了。

后来似乎坐上了大篷车，不过不是电影里的布篷车，是用草席弯成的车篷，里面相当明亮。穿过草原到了蒙古的沙漠。我不记得沙漠中有过风暴，在我的印象里，沙漠总是黄昏时分，无边无垠，单调而纯净。在路上遇见过多次电影镜头，就是后来好莱坞多次借用的那种场景，很多人骑马来围攻我们，很清脆地放枪，比马戏团好看多了。我一点都不怕，和其他人一起躲在大车底下。我老想顺着轱辘多看点儿镜头，可是大人老按住我的脑袋，等让我爬起来看的时候，电影早完了。那些有枪的人和一些骑马的人已经打完了，玩了个不亦乐乎。

P3-7

这本书，我已经写了很久了。第一次是一九八〇年，我刚到香港的时候，觉得终于可以写那个一直想写的故事了，就是我们小时候的故事，多梦时节的故事。于是，我开始慢慢写出来，陆陆续续发表在《观察家》杂志上。可是，写着写着就写不下去了，原因有二：第一，那时候我还把握不准叙述的分寸和语言，甚至自己也没明白那个故事究竟在哪儿。第二，那时候，你讲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不留神就伤了谁。因为你写的大人小孩不一定都高兴。于是，我就先停了下来。

差不多十年以后，黄永玉叔叔写了一篇纪念李可染先生的文章，精彩地描述了我们大雅宝。我看了以后就到黄叔叔、黄妈妈家喝茶，黄妈妈就是梅溪阿姨，她是个文学家。

我说：那篇文章写得实在太有意思了，只是还是太短，你应该写成一本书才行。黄叔叔说：你梅溪阿姨一直想写一本关于大雅宝的故事，书名都想好了，就叫《小白帆》，可是一直没有开始。梅溪阿姨对我说：真的，咱们应该写写，我以后会写的。你年轻，更应该写，你不是已经开始了吗？我赶紧说：是啊，是啊。

于是，我就似乎有了个使命，有了个承诺，磨磨蹭蹭终于把这本书写完。其实这本书是过去黄叔叔散文的伸延，是对大雅宝另一个视角的解说。

我自幼生长在北京，住过很多胡同，对北京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记忆。来到海外年头长了，那记忆就更加清晰。听说那些胡同和古迹都在迅速更新之中，我就想用自己的系列纪实小说，给北京勾点儿白描的画片，以此留念。

我想自己至少还可以继续写《先农坛旧事》、《景山东街旧事》、《白家庄旧事》、《香山·圆明园旧事》、《帅府园旧事》、《半步桥旧事》、《南池子旧事》等，看来差不多有八本书了。这些书讲的都是一九四九年以后，北京胡同里发生的故事。

这个系列的第一本，就是这本《大雅宝旧事》。

在本书的初版序言中，我曾经不太庄重地允诺，计划以后续写“八大胡同”。这些年过去了，还是只有这一条老胡同，实在汗颜。

写这本书的时候，觉得一一写来不太难，或许说，坚持一步一步，笔耕不辍，应该写得出来。人算不如天算，这些年来，几乎所有大段休息的时间，都是无法写作的。要么我在生病，要么他人生病，而其他时间却在上班。

本以为，我是个老师，总可以有业余时间。

不料在次贷危机后，美国政府的工作强度越来越大，和卓别林的《摩登时代》极其相似，我们变成了生产线上从事机械劳动的技术工人。每天坐班八个小时四十五分钟，上下班打卡。五个小时在课堂授课，三个小时备课，四十五分钟午饭时间。每天还要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两个多小时。这是我这辈子最辛苦的一份工作，不可能有业余写作了。

在女儿和亲友们的劝说下，今年终于毅然退休了。于是，就开始还愿。有些出版社对我的书有兴趣，不需要我自己掏钱印书，很不错了。那我就得认认真真，好好干活儿，先把几本胡同的书，给慢慢完成吧。

《大雅宝旧事》和我过去写的文字不太一样，是我的文字尝试方面，走出新的一步，可能和自己心态的变化也有关系。在这本书里，讲了许多童年时代的朋友，我们有共同的回忆，共同的故事，共同的梦。

初版以后，董沙贝、董沙雷、董一沙、袁骥、袁骢、袁珊、祝重寿、李燕、李小可等当年的朋友，以不同方式给予鼓励。现在，又对我修订这本书给予多方支持。例如，董沙贝为这本书画了两幅油画插图；李燕让女儿帮我找来难得的照片；李小可建议我们应该用这个由头，建立一个大雅宝孩子们的联谊机构……当年大雅宝胡同甲二号的孩子们，继续做着童年的梦。

喜欢写书和看书的人，都有各种的梦。希望我们还有足够的健康，足够的时间，足够的热情，渐渐造出更多的梦。

大雅宝胡同只有三家门牌，门口路面安静而宽阔，早百年或几十年前的老槐树绿阴下有清爽的石头墩子供人坐卧。那时生活还遗风于老北京格局，虽已开始沸腾动荡，还没有失尽优雅和委婉。

——黄永玉

张郎郎的故事从他在延安出生由马背、驴背而汽车、火车、三轮车，直到在大稚宝站住脚说起，这旅程和红色政权由山沟里一步步进城市同一个步调，同一个方向，然而……没多久，运动一个又一个连成了串。于是，张郎郎的“床头故事”不但有动人的诗篇和美丽的童话，更有大人们的悄声耳语。这些压低了嗓门才能说的内容使得张郎郎比别的孩子明白得早。透过他回旋式的叙说，我们不但熟悉了住在大雅宝甲二号的那些可爱的大人孩子，更懂得了何以他们的欢快、高兴、热热闹闹在五七年就煞住了车，而成了一个永不复返的“童话”。

——韩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