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导演中,张艺谋是最有争议的一个,如果客气一点的话,算之一,不客气的话,就是最。他不断被解读,从开始的推崇版解读,到后来的夹杂着怀疑、讽刺的符号化解读,也许都是误读的不同版本而已。
这么多年来,他其实并不沉默。在电影宣传期他会频繁接受采访,他说的话也并不是套话,有内容,有锋芒。但是碎片化的记录,加上强烈风格化的作品,捏出来一个标签化的张艺谋。对于张艺谋的印象,仿佛早已准备好各种态度套餐以供选择。
也许我们也可以选择,听听他完整地说一段。方希撰文的《张艺谋的作业》提供了一个侧耳细听和侧身观察的视角,提供一个微妙的距离,也许你会看到多少有点陌生的张艺谋,看到造就他的那个时代和命运这条神奇的绳索,不知道绳索的另一端会捏在谁的手里。
方希撰文的《张艺谋的作业》是张艺谋的第一部图书作品,记录了张艺谋的影像记忆。他在陕西省咸阳市国棉八厂前纺车间做辅助工时,开始自学摄影,后来到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上学,摄影变成了他的专业,直至当上电影导演,包括导演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他向世界表达、和世界沟通的方式,要么是照片,要么是电影,要么是演出,都脱离不了影像。他的成长、痛苦和狂喜,都跟影像有关。
他是一个备受争议的导演,一个标志性的电影人。《张艺谋的作业》记录了“俗不可耐”的梦想、不可思议的偶然、难以言说的命运、不加掩饰的坦言。
这是一份影像工作者的作业。
和张艺谋同期进厂的有800名青工,但他武能刷标语,文能刻钢板,灵巧的黑板报也不在话下,加上还有照相的技术,逐渐和其他三位也同样有文体特长的男工脱颖而出,并称为国棉八厂四大才子。这四个人在四五千人的厂里知名度很高。那时候的张艺谋,应该是城镇青年的优秀代表,纺织女工的梦中情人吧。
其他三大才子各有所长。滑尔刚,美男子,魁梧高大,歌唱得好,擅长羽毛球。吉安庆和张艺谋有点像,除了不会照相,能画画,能写字儿。吉安庆从个别角度看起来像阿尔巴尼亚人——那会儿国人也没见过几个活的外国人,见得最多的白人就是阿尔巴尼亚电影里的男主角。吉安庆画的是正经油画、水粉,偏艺术气质,张艺谋擅长画人民铁拳打倒四人帮,画大专栏,偏工具气质。要在今天看,吉安庆的人气应该高于张艺谋,不过那时候,工具的价值也许更大一些。刘梦榛也擅长篮球,父亲是西北医学院皮肤科的教授,有这点渊源,刘梦榛也能看点儿病,在医务所工作。这三大才子后来都成了张艺谋考电影学院时做人像摄影作品的模特,美男子滑尔刚牺牲色相扮演了被俘的英雄,吉安庆贡献了一只胳膊充当坏人的代表,还捐出了那时候特别流行的海魂衫做道具——纯洁的工业童话时代,工作和生活交际圈基本一致,工友之间的情谊,亲如兄弟,不分彼此。
张艺谋在较早的一次提起自己的过去曾经说过,自己是“国棉八厂四大才子之首”,后来再次提到这段,停下挥舞的胳膊,改变了主意:“你可别说我是四大才子之首,要不人家三大才子该不高兴了。”
上世纪70年代的工厂,气氛和今天迥然不同,没有利润要求,没有竞争,一切按计划生产。工厂把人的吃喝拉撒睡全管遍了,还张罗各种文体活动,是政治要求,也能愉悦身心,保媒拉纤。张艺谋是车间的宣传员,这让他有更多的机会溜出生产第一线。只要在车间里瞟见厂宣传科的人,张艺谋就暗喜。运气好,碰到咸阳市工厂组织的篮球赛,能训练三个月,发鞋、发衣服、发补贴。遇见系统内办大型展览的,那就是张艺谋的嘉年华。
大型展览的好处在于,张艺谋可以借此和系统内的美术专业人士厮混。有个叫杨庚绪的美院高材生是办展览的主力。张艺谋心中有首歌,歌词大意是,跟着老杨办展览,那是傍大款。轻纺系统有大量的美术人才,他们集中在织布、纺纱、印染工艺室做图案设计,多是美院和工艺美院的大学生、美院附中毕业的高中生和中专生。“1966年以前的美院和附中毕业生水平非常高,”张艺谋说,“我也是跟着他们才长了见识。七四年七五年之后,我才开始真正接触油画、国画、水粉,以前只见到红卫兵大专栏,跟着美术专业人士偷偷看些名画,受了点儿熏染。”就算是业余的里头也藏龙卧虎,厂里有一个叫吴德功的,他摹过列维坦名画《深渊旁》,画得非常好,极有才华,张艺谋看了很震动。
氛围是重要的,张艺谋学画画是从努力争当工具开始的,跟着别人看了真正的美术作品,知道自己那两把刷子差太远。几年下来,这些人给张艺谋的提点,美学知识有了点基础。“一个工人,什么都是业余的,没有一个氛围的熏陶,你不能建立一个价值评价体系,这个画好不好,好在哪儿,你根本不懂。”
这段经历对张艺谋影响很深:“直到今天,我这半瓶子,其实都不算半瓶子,就一瓶底儿粗浅的美学知识,仍旧发挥着功用。我自己的体会是,拍电影的时候,你其实也不需要对美学了解那么透,你知道了粗浅的基础性的东西,就可以举一反三。比如对于国画、水粉、水彩、油画、素描,对点线面这些美学常识,我就那么几年粗浅的了解,在你的判断体系和价值取向都有的前提下,在你对呈现的介质有深入理解的前提下,你就有了支点,在深度和广度上,能取得点石成金的效果。当然,如果你要拍一个画家的电影,还是不够的,需要做更深入的功课。坦白说,后来上北京电影学院,从专业上来讲,大学学的东西没有我在工厂跟那些人学的东西多。大学里真正关于摄影构图、摄影用光、中外美术分析的课程也就是点到为止,反倒是在工厂这些完全不知道未来用得上的学习,如饥似渴的学习,勤奋的反复磨炼,更为扎实。”
张艺谋有些模仿国画意境的摄影,就来自那个时期的影响。《中华神奕春来时》拍摄于1978年4月,上电影学院之前。取名生硬,带点儿不太通透的文采。上面的毛笔字是照片洗好以后写的,章是拿小狼毫用水粉画的。“这名儿够假模假式的,装文青。”张艺谋现在看也别扭。
字儿张艺谋也练过,“那时候自己借一些字帖来练。还弄过素描,整过水粉,试过油画,行草篆隶,啥都练过,啥都没练成。我现在还记得大篆‘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怎么写”。他拿张纸划拉起来,写到“毛”字,“忘了”,他说。丢开笔。“我现在悬肘写字没问题,架子在,造型好,就是字儿差。有时候去些地方,冷不丁人家案子铺开,要让你留个‘墨宝’,我就哆嗦了。我这字儿,写可以写,上不了台面儿。”
跟着美术人才混,张艺谋也有让人高看的地方。一是他爱学的那份诚恳,一是他摄影的专长——至少他们不会。有一次张艺谋去工艺室,桌上摆了一盆文竹。他觉得有意思,跟人打个招呼带回去了。在家弄了个一百瓦灯泡做逆光,后面拿白纸一垫,拍了剪影,错位放大,再有一个阴影出来,这就是《青竹》。照片放出来,写上毛笔字,画好章,还文竹的时候一起给人看。虽然之前不少人都看过张艺谋的照片,也很赞赏,这次不同,一盆不起眼的文竹,在他的捣鼓下成了一幅具有中国画意蕴的摄影作品,变魔术一样。
“好多人因为这个原因高看我,虽然我是业余的,他们更专业,他们可能会觉得,这小子还行。”田钧是印染厂工艺室的,进厂前,他是西安美院附中的学生。他对这幅《青竹》大加赞赏。如果没有他给张艺谋的建议,张艺谋连北京电影学院都没听说过,更谈不上进入这所改变他一生命运的大学。张艺谋说:“我这命里尽有贵人相助,就我自己,弄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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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底,要拍《金陵十三钗》,将在南京待半年多。出发前的几天,我都在整理东西,意外发现几十年前拍的照片。正巧两位作家肖克凡、周晓枫在,便拿给他们看,不免感叹一番。不料两位作家更为感慨,建议我干脆为这些照片出本书。
出书?吓我一跳!从没想过自己要出书,观念中,那总是跟“树碑立传”之类的联系起来。外面流传的许多关于我的“书”,都不是我写的,充其量是访谈的汇集,还有一些不知道是怎么来的。我们这一代人,尤其是我,对“书”和“作家”这类名词是充满敬畏的,很仰视,不敢做非分之想。
坦白说,我又很受诱惑,这些照片都发黄了,再搬一次家搞不好就弄丢了,成了书,当然会非常体面地保存下来,我第一次动了心。
之所以想保存这些照片,并不是怀旧和自恋,而是它们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
我不知道“命运”是什么,也许是人生中某个时机的契合,那是许许多多挣扎和徒劳中一个最意外的结果,无法设计和捕捉。我不能解释“梦想”这个词,虽然我们常常拿它来造美丽的句子。对我来讲,梦想曾经是:能不能有个好出身,能不能大吃一顿肉,能不能不上夜班,能不能去陕西画报社……它是非常入世、非常具体的,甚至俗不可耐,是我生活的各个阶段中非常现实的想法。
这些照片都是我“梦想”的记忆,幸亏我学的是摄影,还有影像为证,许多人的梦想恐怕连影子都找不着了。
感谢方希和周晓枫,她们用合适的方式打消我的顾虑,使我免于遣词造句以及自我标榜的尴尬,我只是说话就行了。因为职业,说话我还行。
我很同意“作业”这个说法,人生在世,都有一份作业。
如果不是去参加过几次张艺谋电影的剧本讨论会,不是面对面跟他有过接触,旁观过他和别人的交流,大概我对张艺谋的印象,会和很多人差不多。张艺谋的电影,有些我喜欢,有些不喜欢,有些很厌恶。除了电影之外,总有或多或少的信息、八卦、评价,会影响对电影背后的人的看法。
我也会觉得,他是不是太自大?觉得拿个什么东西出来,都会有人排着队欢呼叫好;他是不是个贪婪的机会主义者?投机心太重,什么热闹来什么,什么都想要;他是不是太世故?从来没有听过他对同行的点评,要么是他做超然状,要么是他觉得别人跟他不在一个层面?他是不是太傲慢?还有,他是不是太土?根子里并没有深邃的思考,冷静的批判——如同很多人一样,对于有影响力的人物的评判和揣测,并不以自己是否具备类似品格和能力为标准,你只会觉得,他应该具备,否则他就配不上他的名声。
后来发现,他并不像各种八卦信息和深刻评论糅合出来的那样。他诚恳、清醒、坦荡。他对于批评,包括面对面批评坦然接受。他对自己问题的剖析,无情、精准。有比自己小二十多岁的年轻影评人,对他提出修改意见和推介影片,他会直接表达:“听你这么一说,我都觉得自己没看过多少电影。”他反刍这些意见时,管那位年轻人叫“那位爷”——“爷”这种尊称里表达的敬意,北方人能心领神会。
再就是他的勤奋、刻苦、极度自律。我是70年代生人,也有着和陈丹青这些老知青相近的倾向,我认同下狠力气干事的人。一个人每天保持旺盛的精力,工作十七八个小时,看小说、选剧本、搞创意、弄研讨、做功课,几乎从不间断。敢问谁能做得到?不管你是不是从事电影这个行业。
张艺谋老说,电影是拍给年轻人看的,不知道今天的年轻人,看到这样一个人,如此虔诚地面对热爱的行业,不断锤炼自己的手艺,顽强地求生存,磨砺意志和忍耐力,会不会觉得,少了一些潇洒,缺了一点酷?或许也可能觉得,这是另一种特立独行、并不轻飘的酷。张艺谋当真当得起鲁迅所说的“埋头苦干”和“拼命硬干”,至于他的作品是否受欢迎,是否让具体某个人或某群人喜欢,另说。他的标杆性已经存在,无法忽视。
在创意这个环节,最容易看出一个人的创造力和反应能力,半点做不得假。每个人的工作习惯和状态不一样,有的人可能很深刻,苦思冥想来篇文章,字斟句酌弄点声张,到创意会上,也就是“你说怎么办”的时候,很容易被打哑。张艺谋有层出不穷的创意,很多东西让人耳目一新,叫好声未停,又被他自己推翻,再来——逼干榨尽最后一点想象空间。陈丹青说,他比电视上采访时聪明得多,大概也有这个因素。
谈话过程中,张艺谋很专注,他面对正在做的任何事,都有这种专注。他会尽量挖掘记忆和感受,从没有闲散和漫不经心,他不断观察你感兴趣的内容,争取在这个部分多讲一些。我们讨论书的做法,在有些问题一时谈不清楚时,也会发现他轻微的不耐,但这被他良好的教养迅速掩盖。
张艺谋说:“你随便写,明枪暗箭,直指人心。多尖锐都不怕。”他不是在表现宽宏,是在让我放心,他不会干预写作过程。
不过我也无法采用他所假设的这种张扬的方式,我并不讨厌他,他也没有任何事例让我觉得可以发挥一下刻薄,故意作态反而会有轻浮的文风,让书中的描述减少了可信度。这本书的主角是张艺谋,不是我,我侧耳聆听,更侧身观察,希望能给读者一点冷静的事实,一点拉开距离的旁观视角。煽情不必,所以也没有。
所有成名成腕的人,其实都像一张画,只是上面贴满了宣传广告和大字报。左一层右一层,厚得像鞋底。画还没完成,还有笔触的添加,甚至底色的修正,不过外人看过去,还是满眼的宣传广告和大字报——有歌颂,有批判,画本身什么样,倒在其次了。我希望,这本书能撩开一个角,让有兴趣的人看到一点真画。
也许有人怀疑,我看到的也是假画。不过我想,首先,我并不是个狂热崇拜他的文艺青年,不至于天真到失去对人的判断,更不至于受宠若惊到影响我的观察;其次,张艺谋没那么多瞎功夫逗看客玩,非要精心摆个POSE,每天上浓妆,给自己刷点儿门面。他自己的正事儿还忙不过来。
从选材上,首选是新材料,比如书里的大量照片和他的影像发展逻辑;如果不是新材料,尽量多点新细节、新线索,比如他传奇的家族故事,以及开幕式时他的真实状态;如果也不是新细节,那就多点新观点、新表达,比如对电影节和地下电影的分析和评点。就算如此,张艺谋还是旧的。如果他每次回忆的历史都不一样,那他也就是个骗子了。
对于一个被定义、被描述、被归类、被评价的人来说,喧嚣的底层也有一些被沉默的声音,包括主角本身,不是没有说话,而是声音被淹没。还有一些,可能是真正喜欢这个人的人群,他们只顾默默喜欢,并不发言参与争论。我希望我老老实实地观察和记录、查证资料,能够对得起你们的购买和阅读——看盗版的就算了,你们不在我的敬意范围之内。
有人问我,书里有八卦爆料吗?会说他的情感问题吗?确实没有。几十年了,还在嚼这条蛆,就算再嚼二十年,它也出不来红烧肥肠的味儿。
鉴于张艺谋在写作过程中的尊重,我不得不说诚恳地说句套话——请放心,如果他一开始就控制这本书的写法和内容,我一定不会这么大方——书中的错误,包括写得如何不合您的口味,这是我个人的责任,跟张艺谋无关。如果您说张艺谋所有的事您都清楚,您还有多少多少未经公布的独家内容,那么恭喜您,您有可能获得长脚的百科全书之无所不知奖,请您写出来,任人观赏。只要您说的是真的,都有趣。
感谢周晓枫,感谢为这本书付出努力的所有写了名字和没写名字的人们。
鞠躬。侧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