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黑雾》属于松本清张作品中较为独特的一部分。作者把描写的笔触转向了战后日美当局之间的内幕，并加以披露。由于这部作品，作者还获得了一九六三年度的“日本新闻工作者协会奖”。《日本的黑雾》就美军占领期间，日本所发生的一些轰动一时的冤狱与暴行事件进行剖析，研究各个事件的来龙去脉之后，归纳出“占领军”的阴谋这一结论。

《日本的黑雾》就日本战败后，美军占领日本期间所发生的一些轰动一时的案件进行剖析，研究各个事件的来龙去脉，披露战后日美当局之间的内幕，指出这些案件的幕后主谋都是设在日本各地的美国“占领军”。为此，作者松本清张获得了一九六三年度“日本新闻工作者协会奖”。

《日本的黑雾》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序——松本清张与社会派推理小说

“帝国银行事件”之迷

下山国铁总裁是被谋杀的

“松川事件”的实质

“白鸟事件”

“拉斯特沃洛夫事件”

朝鲜战争谋略

“木星”号遇难记

我为什么要写《日本的黑雾》——代跋

松本清张年谱

“帝国银行事件”之谜

一

根据最高裁判所审理的结果，平泽贞通已被判为“帝国银行事件”的罪犯。事到如今，无论根据任何法律程序都不可能证明他是无罪的了。换句话说，只要法务大臣一按印，他随时都可以上绞刑架。(辩护人方面虽然提出了重审的请求，但那并不一定能制止处决的执行。)

“帝国银行事件”就这样定了案。由于把平泽贞通判为凶犯，本世纪这一残暴事件就告结束了。

最高裁判所宣判之后，辩护人还曾做过一些努力，几次要求重审，都被裁判所驳回。到如今，怎样也无法证明平泽贞通不是“帝国银行事件”的罪犯了。

去年我在《文艺春秋》上发表了《小说帝国银行事件》。我一向对平泽贞通是凶犯这个论断多少抱有怀疑，在小说中，我就以那些疑问为主题，尽量根据事实来叙述。最初我本想用虚构的方式来表达疑问，所以采取了小说的体裁——然而内容必须尽可能以事实为依据。在那篇小说里，我几乎没有插入任何虚构的成分，而以本案的检察官的调查书、起诉书、辩护要旨和判决书等审判记录为素材。

“帝国银行事件”发生后，我感到警视厅是在侦查中途碰了壁，才突然转移方向，去逮捕平泽的。在这篇小说里，我也就以这个迹象为主题。直到今天我还怀着这个疑问。写那篇小说时，我所作的调查还不能说是充分的。一切痕迹都已经埋没在沙土里了，一点头绪也找不到。我和侦查当局以及检察官们毫无联系，又没有法律知识，发掘这个痕迹是极其困难的事。正是由于缺乏知识我才用小说的形式来表现自己的这个疑问。

然而，直到现在，我对这个案件质疑的热情仍旧没有减退。

最高裁判所的判决是绝对的权威。我拥护最高裁判所的权威和尊严。但是，这里作出的判决本应该具有使人人都能信服的逻辑和科学根据，丝毫也不应该使人怀疑，给人以暧昧的印象。在“帝国银行事件”上，对被告平泽下的判决又是怎样的呢？

二

最高裁判所的判决可以说是几乎原封不动地通过了第一审的判决。

判决平泽有罪的基本根据，只不过是他本人的供词。这份供词无论是检察官逼出来的，还是被告平泽由于患克尔萨珂夫氏病而编造出来的，反正它已经成为重要的证据之一了。

这一事件是在昭和二十三年一月二十六日发生的，所以供词才能充作证据。就在这一年的秋天，新的刑事诉讼法颁布了。说起来，幸乎不幸乎，“帝国银行事件”乃是旧刑事诉讼法的最后一桩案件。

根据旧刑事诉讼法，被告的“供词”是可以作为证据看待的。可是在新刑事诉讼法中，除非另有其他物证，对本人不利的供词一律不能看作是证据。我并不是说“帝国银行事件”完全是按照旧刑事诉讼法的规律来处理的。既然平泽受审时新刑事诉讼法已经开始生效，我想这一事件大概也是本着新刑事诉讼法的精神来处理的。

可是事实上被告平泽的供词却成为案中最主要的证据。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尽管它是本着新刑事诉讼法的精神来审理的，然而还是不得不以供词为证据，这不正说明本案极其缺少其他物证吗？

试试把关于“帝国银行事件”连篇累牍的审判记录读上一遍，就能够体会检察官方面是如何以案中缺乏物证为苦。从这一点来说，他们也许比平泽贞通还要苦恼。首先，对判罪最主要的根据——凶器，检察官方面丝毫也没有加以说明；并且也没弄清被告平泽在帝国银行杀害十六人的毒药是从哪里弄到手的，其中的经过又是如何。判决书上仅仅交代了一句：“被告所曾持有的氰化钾。”

检察官们曾经竭力侦查被告是怎样把这种毒药弄到手的。平泽在供词中也提到这事，但是举不出任何证据来。再说，所使用的毒药究竟是氰化钾呢，还是另外一种化合物，关于这一点，判决书中也没有下明确的判断。

一般说来，在杀人案件中，凶器是最重要的物证。这一点尚且含糊不清，其他可以称作物证的东西也就更没什么价值了。

检察官方面所列举的其他物证是：印有“松井蔚”字样的名片，抢去的支票后面的笔迹，以及被告无法证实事件发生时本人不在现场。此外，还说事件发生后，被告拿到手的那笔钱来历不明，以及证人说，被告长得与凶手的相貌相似等等。但是严格说来，这些都不足以构成与被告平泽有直接关系的物证。

三

罪犯袭击帝国银行的前一年，昭和二十二年十月十四日，在安田银行荏原分行所使用的松井蔚的名片是真的。而且昭和二十二年春天，被告平泽也曾在青森函馆联络船上和松井博士交换过名片。然而没有任何根据足以断定罪犯在安田银行所使用的松井的名片就是平泽交换来的那张。实际上，细心的松井蔚曾把跟他交换过名片的人的名字一一记了下来，但是仍有十七张下落不明的所谓“事故名片”。在安田银行荏原分行所使用的名片说不定就是那十七张“事故名片”中的一张。

支票后面的字被推断是从帝国银行椎名町分行把它抢去的罪犯所写的，但是笔迹鉴定人把它和被告平泽的笔迹加以鉴定后所做出的结论似乎并不是绝对客观的。有一个鉴定人说那不是平泽的笔迹。可能性毕竟不能变成现实性。

曾有许多证人证明被告平泽的相貌与罪犯相似，然而这也不是绝对客观的。再说，被告不能证实本人当时不在现场这一点，以及检察官的起诉书和审判记录，都使人感到好像是编造的。检察官把案件发生后不久被告平泽拿到一大笔来历不明的钱这件事与案件联系起来了，但是即使这能成为状况证据，也仍然不能成为直接证据。

我并不打算再在这里写《论被告平泽》。在我以前所写的《小说帝国银行事件》中，这方面的话该说的已经都说了，我没有那么大耐性在这里把烦琐的侦查内容和审判经过一桩桩地写下来。在我的小说问世后，也还出版过一两种论述被告平泽无罪的著作。想了解详细情况的读者，不妨找来看看。

这里，我想用新的观点来探讨前一次在拙稿中挖掘得不够充分的疑问。也就是说：为什么警视厅的侦查主力中途不得不转向旁线——居木井警部补的名片调查班？他们碰到了什么样的墙壁？墙壁的真实面目是什么？本文想谈的就是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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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本清张与社会派推理小说

文洁若

二○○九年是日本北九州市出身的作家松本清张百年诞辰。松本清张与英国的阿瑟·柯南·道尔和阿加莎·克里斯蒂均为社会派推理小说的鼻祖，推动推理小说向现实主义道路发展，饮誉世界。清张先生用推理手法分析现实。研究现代日本社会的矛盾，从而开辟了社会派推理小说这个新境地。他对社会有着强烈的责任感，使读者认识社会本质以及形形色色的人生。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许觉民先生与冰心、巴金、严文井、马烽等组成中国作家代表团，访日一个月。当时拜访了松本清张先生。清张先生签赠给许觉民社长一本《日本的黑雾》(昭和三十八年十月二十日，新订八版)：“松本清张谨呈 许觉民先生”，笔力不凡。许社长回京后，把此书交给我，嘱我利用业余时间把它译成中文。一九六五年九月，《日本的黑雾》中译本问世，这是我国第一次翻译介绍松本清张的作品。然而，由于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松本先生直到一九八三年五月才访华。同年十二月，我在当时的日本驻华大使夫人鹿取伸子女士举行的宴会上见到了松本先生的大女儿淑子女士——渡边公使夫人。她告诉我，她父亲是个极其勤奋的笔耕者。

一九八五年六月，我作为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研究员，来到阔别半个世纪的东京(一九三四年七月至一九三六年七月，我在东京麻布小学读过两年书)。大部分时间都消耗在东洋大学的图书馆里了，先后见到了井上靖、佐多稻子、远藤周作、曾野绫子、中野孝次等作家，他们的作品我都翻译过。唯独松本清张。听说他同时在撰写好几部书，过于繁忙，我就没有直接写信或打电话给他，只通过文艺春秋社的藤井康荣女士向他致候。

一九八六年六月十一日，回国的前五天，我和藤井女士一道去拜访这位被誉为“日本的巴尔扎克”的老作家。他的住宅坐落在杉并区高户东，环境幽静。两扇黄色木质大门紧闭着，门牌上只写着“松本”二字。大门两旁栽满了郁郁葱葱的树木，红色的杜鹃花开得正旺。大门旁的便门是虚掩着的，我们走进院子，按了玄关(住宅的正门)的蜂音器。一位年轻女用人把我们迎入西式客厅。窗外是一片绿油油的草坪。室内沿墙陈设着唐三彩的马、秦俑和日本武士的盔甲，表明主人对历史文物的爱好。

藤井康荣是位娴静文雅的年轻女子，一九五八年毕业于早稻田大学，一九五九年入文艺春秋社，当时任出版部副部长。自一九六三年起，她一直是松本作品的责任编辑。她和这位作家相知甚笃。松本忙时就说：“你不要亲自来取稿子了，派别人来吧。因为你来了，我就想说话，耽误了写作。”

我们品着绿茶，吃着女用人端来的羊羹。正说着话，客厅的门呀的一声被推开，曾在照片上见过的松本清张先生站在我们面前了。四分之一世纪以来，他几乎年年都是日本纳税最多的作家，穿着却极朴素，不修边幅，灰白头发蓬蓬松松，有一缕垂到脸上。

他首先对我在中国头一个介绍他的作品表示感谢。接着谈到一九八三年五、六月间他的访华之行。他踏访了福州、西安、兰州，并在北京和我国文联主席周扬、作协副主席冯牧等交换了关于文艺的看法。  我把带来的三种版本的《日本的黑雾》送给了他。一九六五年九月作家出版社印的那版包括五篇：《“帝国银行事件”之谜》、《下山国铁总裁谋杀论》、《“松川事件”的实质》、《“白鸟事件”》、《“拉斯托沃洛夫事件”》。又增补了《朝鲜战争谋略》，一九八。年四月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随后，于一九八三年五月由福建人民出版社重排出版。我对译文做了一些修改，还补译了一篇《“木星”号遇难记》。

我告诉松本先生，我和弟弟文学朴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就把《日本的黑雾》的姊妹篇《深层海流》翻译出来了。国际文化出版公司打算出版，他们希望作者为中译本写一篇序。松本先生欣然同意，立即令人取来纸笔，略一沉吟，一挥而就。笔迹苍劲，完全看不出是出自一位七十七岁的老人之手。接着，他又叫人取来笔砚和两部《松本清张短篇小说选》，签名送给了我和学朴。

我对松本先生说，今年是一辈子头一次离开家人，在国外过元旦，幸而从小石川图书馆借来了您的长篇小说《热绢》，聊以排遣思家之情。他听了，马上请藤井女士按铃，令人送来了《热绢》上下两部，又签名送给了我。我发现他有些喘，就想起藤井所说他刚从国外旅行回来，第二天还要到医院去检查目疾的话。我不忍心多坐，看看已勾留了四十五分钟，就起身告辞。松本先生说的话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

“只要活着一天，我就争取多做一些工作。”

松本清张先生是日本当代著名的小说家，一九○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生于福冈县小仓市，一九九二年八月四日去世。一九二三年小学毕业后，在川北电机厂当勤杂工，以后又在一家小印刷店做工，同时和几个爱好文学的青年一起学习写作。通过艰苦卓绝的奋斗，他自学成才，一九四一年当上朝日新闻社广告部的专职顾问，生活遂安定下来。一九五○年六月在《朝日周刊》上发表第一篇作品《西乡钞票》，从此登上了文坛。《某(小仓日记)传》荣获一九五二年度下半期的第二十八届芥川奖。

在日本，松本清张是一位多产的，也是影响较大的作家。《松木清张全集》分三期出版。第一期三十八卷(一九七一年)、第二期十八卷(一九八四年)、第三期十卷，共六十六卷。

一九六三年八月，他任日本推理作家协会理事长，四期八年；一九七一年任日本推理作家协会会长，二期四年。一九七七年自动辞职。

纵观松本清张的作品，可以分为以下五类：

一、推理小说：这是日本盛行的一种文学体裁，内容主要是以逻辑推理进行刑事侦查破案的故事。松本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期至六十年代初期写了《点和线》、《眼壁》、《零的焦点》、《黑地画》、《砂器》等，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下，侧重于追究犯罪的动机，探索现代日本社会的复杂因素。这些作品具有明显的现实主义倾向，思想性和艺术性也较高，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这样，推理小说就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从而形成独特的文学流派——社会派推理小说。

(一)推理小说在松本清张的作品中是读者最喜爱的一类，其中《零的焦点》问世于一九五九年，一九六一年已印行五十六版。《点和线》于一九五七年二月至一九五八年一月刊载在《旅》上，一九五八年出版了单行本，如今印数已突破一千万部。

(二)取材于过去传说故事的长篇小说：以《天保图录》(一九六三年)为代表。

(三)取材于国际题材的长篇小说：以《热绢》(一九八四年)为代表。

(四)历史小说：以谴责军国主义的《象征的设计》(一九六二至一九六三年)为代表。“象征”指的是“天皇”，作者企图通过这个作品来探讨天皇制在明治时期是如何形成的。

关于《象征的设计》，松本与林房雄(曾参加日本初期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后来转向拥护军国主义)之间展开过一场引人注目的论战。林房雄在《朝目新闻》(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八日)上发表评论，攻击松本“对明治时代的人物缺乏起码的理解”。他认为明治时代，“不论官和民，立场虽各有不同，却都在进行着一场苦战恶斗”，并且诬蔑松本在《象征的设计》里所写的“不仅是‘脱离历史’，而是‘伪造历史”’。

同年六月十二日，松本清张在《朝日新闻》上撰文驳斥林房雄的“新皇国史观”。他写道：“问题正在于明治时代的‘官’和‘民’的立场不同，彼此所隶属的阶级的利益互相冲突。……明治时代就是这样蕴含着内部矛盾而‘蜕变为近代国家’的。重要的正是这个过程。”

这方面另外还有根据历史上著名艺术家生平而写的小说，以短篇小说集《日本艺谭》(一九五七年)为代表。

(五)揭露战后美日当局内幕的报告文学，以《日本的黑雾》(一九六○年)为代表。这是松本清张最富有特征的作品。继《日本的黑雾》之后，他还写了《深层海流》(一九六一年)及《日本官僚论》(一九六三年)。由于这三部作品，他荣获一九六三年度“日本新闻工作者协会奖”。

《日本的黑雾》最初在《文艺春秋》(一九六O年)上连载，以后分三卷由文艺春秋新社出版。

写完这一系列作品后，作者在《朝日周刊》(一九六。年十二月四日)上发表了《我为什么要写(日本的黑雾)》一文，后来即作为此书的代跋。

在这篇自白里，作者声明：“我并不是一开始就抱着反美的观点来写这一系列作品的，也不是一开始就用‘占领军的阴谋’这样一个尺度来衡量一切事件的。我只是在追究各个事件的来龙去脉之后，才归纳出这样一个结论。……对各个事件，我努力做到客观地采用素材，并加以组织。我还竭力只采用可靠的资料。”

由于作者正视现实，他才比较准确地找出了这些惨案的元凶——美国占领军和它在日本的特务组织。然而，本书也有一些与事实不符之处。例如，《朝鲜战争谋略》中就写道：“中共司令官林彪在中部战线受伤，被护送到后方。”译者已加了注，以免以讹传讹：“按林彪并未参加抗美援朝。”

有人对《日本的黑雾》提出责难，说这种写法“既不是在传统意义上的文学作品，也不是单纯的报告和评论，而是一种不伦不类、莫名其妙的东西”。

松本在《我为什么要写(日本的黑雾)》一文中答复时，追忆他写长篇小说《帝国银行之谜》时的心境。“我在探讨这个事件的过程中，查出它的背景与美国占领当局的某部有关联。我认为要是不把这一点追究清楚，‘帝国银行事件’是无法弄得水落石出的。”

《日本的黑雾》出版后，《读书之友》曾以两版篇幅刊载该报编辑部主持的访问松本的座谈会记录，题目是《松本清张畅谈文学真实性》。编者在按语中说：“松本清张先生的《日本的黑雾》和《深层海流》现在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松本先生在这些作品里所探讨的是美国统治日本的实际情况，从日本在美国直接占领下的时期写到《旧金山条约》后表面上成为独立国的时期。他在作品里运用了大量资料，因而富于真实性，如今已经形成了清张文学这样一个流派。本编辑部特请松本清张先生谈谈‘文学和真实性’。出席者除松本先生外，还有日本朝鲜研究所常务理事寺尾五郎先生，会议由日本共产党宣传教育文化部副部长丰田四郎先生主持。”

丰田说：“《日本的黑雾》的时代背景是朝鲜战争时期，《深层海流》所反映的是日美‘安全条约’时期。……在《日本的黑雾》所反映的时代里，美国占领军还明目张胆地占领着日本。日美缔结‘安全条约’后，根据种种条例，日本在形式上获得了独立，实际上却仍受美国的统治。《深层海流》深刻地反映了这一现实。这部作品生动地揭发了美帝国主义者和日本垄断资本互相勾结的内幕。”

松本说：“我写完《日本的黑雾》之后，日本有些文艺评论家曾说：‘把那些事件都写成是出于美国的策略，不禁引起人的怀疑。’在这种意见中，以平林的发言最有代表性。抱着这种疑问的人不大知道美国占领日本的时期，美国占领当局曾禁止日本报纸对美国和美国占领军提出任何批评。东京《朝日新闻》曾刊载过鸠山一郎的一篇对美国占领军略表不满的谈话，结果被罚停刊三天。”接着松本又举例说，他所揭露的“木星”号飞机失事事件、美国军官“检查”日本银行的事件等都是有事实根据的。“但是当时日本报纸根本没有报道这些事实，报纸上却总是歌颂美国在日本所实行的是民主主义政策，读者也就信以为真。因而不相信美国会干出《日本的黑雾》里所揭露的那些事。”

丰田问松本：“濑沼茂树在《文学界》五月号上发表的评论《文学和社会性》中说，‘松本的作品虽然具有社会性，却不是真正的文学’，你对这个意见有什么看法？”

松本回答说：“文学作品必须写人，所谓近代文学所写的都是人——说得极端一些，就是写个人的自我追求。但是这样一来，就写不成我所要写的东西了。我想在《日本的黑雾》里告诉读者一些事实，因此没有采取小说的形式；如果采取小说形式，就分不清哪些是作者的虚构，哪些是事实了。……我认为文学的目的之一是不断地进行反抗。对象各有不同，有时是个人的矛盾，有时是社会的矛盾。比方说，反抗资本主义的社会道德。……无产阶级文学跟工人阶级站在一起，反抗资本主义的矛盾。反抗是文学的一个支柱。……文学是人民的朋友，同时又是人民的慰藉。它表达的是人民的不满和希望。”

最后，松本提到文学的大众化问题。他认为文学作品必须写得深入浅出。这样才能为广大读者所容易接受。

一九六二年五月二十五日《读书之友》刊载了河野公平的《人民大众所喜爱的松本作品的魅力》一文，批驳漱沼茂树在《文学与社会性》中所持的荒谬论点。

濑沼写道：“作家必须关在与当前的社会相隔绝的密室里，从而锻炼并充实自己的内在生活，创造出独特的哲学。从内部来支持作品的社会性。”他接着指责松本的作品缺少这些因素。河野驳斥他道：“松本清张怀着满腔愤怒揭发了侵蚀日本社会的污浊和腐败，揭发了美日反动派所搞的卑鄙阴谋和非法勾当，反人民的、灭绝人性的政治和官僚机构，遮住现代社会的黑雾等等，在作品中他对这一切提出了控诉。松本的作品为什么会引起人民大众深深的共鸣呢？因为他并不局限于当前文坛上所关心的问题，不采取一般文人所持的立场，他竭力满足广大人民对具有社会性的文学的要求。……松本认识到日本文学家最重要的任务在于首先反映压在日本人民头上的统治机构的真实情况。松本的作品的大众性和独特性的意义并不是由于‘关在与当前的社会相隔绝的密室里’而获得的。相反地，他的作品的意义在于它具有人民所要求的，而当今的日本文学恰恰缺少的，可以说是‘文学的灵魂’的那种东西。”

《深层海流》最初在《文艺春秋》上连载，一九六二年出版单行本。这可以说是《日本的黑雾》的续篇。《日本的黑雾》一书的内容限于美军占领期间所发生的事件。在《深层海流》里，作者把焦点放在日美议和后的日本政界黑幕上，尤其着重写了接替美国占领军总部的情报机构而设立的“内阁调查室”。在此作中，作者用一些假名影射以吉田茂为首的许多政客和财阀。作者环绕着情报机构揭露了美军非法处理贵金属的问题，尖锐地分析了日本政客、垄断资本和美国大使馆之间的勾结，笔锋比《日本的黑雾》更为犀利，更鲜明地站在广大日本人民的立场上，因而政治性也更强。

早在江户时代(一六。三至一八六七年)，通俗的大众文学就在日本风靡一时。井原西鹤(一六四二至一六九三年)就曾仿效我国宋朝桂万荣的公案小说《棠阴比事》，写过一部《本朝樱阴比事》(一六八九年)，开了日本侦探小说之滥觞。他的“浮世草子”(社会小说)《家计贵在精心》(一六九二年)和式亭三马(一七七六至一八二二年)的“草双纸”(通俗绘图小说)《浮世澡堂》(一八一二年)都是当时家喻户晓之作。

在明治(一八六八至一九一二年)、大正(一九一二至一九二六年)时期，大众文学一度被认为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下里巴人”文学。那时，日本正兴起向西方学习的热潮，占优势的是以知识分子为对象的纯文学。直到一九三五年直木奖(大众文学奖)创立后，通俗文学才在日本奠定了位置，从而得到了长足发展。于是，有写武侠的，有些历史的。更为风行的题材则是家庭伦理及凶杀侦探。其中，层次较高的属五十年代出现的社会派推理小说。因为这种作品不但以情节取胜，并且能揭示剖析一些生活黑暗面，从而起到了改革现实的作用。松本清张是社会派推理小说的创始人。他的最大成就在于在《点和线》(一九五七年)、《零的焦点》(一九五九年)等作品中，运用推理手法，剖析日本现实社会的矛盾，从而开辟社会派推理小说的道路，在日本大众文学领域里独树一帜。他的作品不仅题材广泛，风格新颖，更是大胆地反映生活阴暗面，探索现代日本社会一些消极’现象的症结所在。他善于从生活中汲取生动的庶民语言，以表达人物的特征。他运用纯文学的创作方法，着重人物心理和性格的刻画。把作品的趣味性和艺术性结合起来，从而提高了大众文学的地位。战后，由于松本清张等一些有影响的作家以娴熟的艺术手法写出了引人入胜的大众文学作品，日本文艺评论家、大众文学研究会会长尾崎秀树认为：“纯文学和大众文学相互靠拢，两者之间的界限开始消失。……大众文学作家松本清张和宫尾登美子的作品具有较高艺术性。现在，我们应当在纯文学与大众文学之间划个等号。”

在不少作品中，松本清张提出当代人最关心的问题：什么是产生罪恶的社会根源？他写了一些畸形人物，反映出在经济高度发展的日本社会中，种种灭绝人性的现象：诸如谋财杀害亲夫以便嫁给情人的荡妇(《奔跑的男人》)，为了贪图巨额保险金而处心积虑杀掉妻子的汽车推销员(《离家后发生的案件》)，经过周密计划把放高利贷者暗杀后，成功地逃脱了罪责的面馆老板(《奇妙的被告》)，生怕女管理员揭露自己搞同性恋的隐私，从而杀人灭口的女招待(《指头》)；还有女儿弑母案，因为那个做母亲的不但害死了患病的丈夫，还和女婿勾搭上了(《新开地的案件》)。这些作品，气氛阴森，情节紧张，并充满悬念。作者把犯罪动机与环境的影响结合起来，写出利欲熏心或精神上的空虚所造成的后果。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蓬勃发展，小林多喜二(一九○三至一九三三年)等作家创作了思想性较高、广大工农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日本文学评论家平野谦(一九○七至一九七八年)认为：“松本清张的社会派推理小说是无产阶级文学的理念在战后的体现。”另一位文学评论家伊藤整(一九○五至一九六九年)也认为，松本清张“成功地揭露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面，完成了无产阶级文学自从昭和初期以来想完成而未完成的使命”。

松本清张先生于一九九二年驾鹤西去。六年后，在他的故乡小仓建立了北九州市立松本清张纪念馆，馆长为藤井康荣女士。到二○一一年一月为止，前来参观访问者已突破一百零六万人。十三年来，纪念馆举办了研究会、讲演会等形形色色的活动，笔者也在该馆的年刊《松本清张研究》(第十二号，二○一一年三月)上发表了《追忆松本清张先生》一文。二○一二年八月四日是松本清张先生逝世二十周年。我将用经过重新修订的《日本的黑雾》和《深层海流》中译本来纪念这个不同凡响的目子。

二○一一年十月四日

我为什么要写《日本的黑雾》

经常有人问我写《日本的黑雾》的意图。

作为一个小说家的作品，这本书可能使读者感到有些奇怪。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说：“松本是不是出于反美的意图而写的呢？”大概是因为大家有这样一种印象：这些作品把在美国占领日本期间发生的离奇事件一概归咎于占领军的谋略了。

此外，也有人指责我说，这种写法“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学作品，也不是单纯的报告或评论，而是居于两者之间的一种莫名其妙的东西”。大概由于我是个小说家，他们才提出这种疑问。

我丝毫也不是一开始就尝试以反美意识来写这一系列作品的，也不是当初就用“占领军的谋略”这样一个尺度来衡量一切事件的。我只是在追究各个事件的来龙去脉之后，才归纳出这样一个结论。

首先谈谈我写《日本的黑雾》的动机吧。先得回到最初写完《帝国银行事件》这部小说的时候。在探讨这个事件的过程中，我查出它的背景与美军总司令部的某部门有关联。我认为要是不把这一点追究清楚，“帝国银行事件”是无法弄个水落石出的。

判决书上至今也没有说明，被认为是“帝国银行事件”的真正的罪犯的平泽贞通所使用的究竟是什么样的毒药，以及他把毒药弄到手的来龙去脉。

这个毒药一般被说成是氰化钾，其实它并不是这样一种简单的东西。只要读一下最初的侦查记录就可以知道它是氰酸化合物；可是当局并没有从化学上解释明白这是怎样一种化合物，就不了了之。

再说，平泽最初的“供词”中关于他怎样把毒药弄到手的说法也不能令人信服，甚至连检察当局也无法写到判决书上，只好简单地说那是“被告所曾持有的”。因此，把它当作凶器的见解确实是没有什么根据的。

现在许多人都说这种毒药大概是由当时的陆军特殊研究所系统制造出来的，他们至今也仍抱着这种怀疑。但是由于当时这个陆军特殊研究所的性质是保密的，战后也没能把该所成员的行踪全都调查清楚。不仅如此，该所最高领导人石井中将还受到美军总司令部的庇护，当上了其顾问。他在满洲曾进行过谋略用的细菌研究，苏联方面要求把他作为战犯予以起诉，然而美国方面却把他庇护到底。

“帝国银行事件”发生后，警视厅在侦查工作的最初阶段曾一再追究旧陆军系统的人，这个事实如今已经是尽人皆知的了。但是不知由于什么原故，侦查方针半路上忽然急剧地转变了，把一切罪过都加在从北海道押来的一个市井画家身上，案件就这么“解决”了。我认为当时警视厅在侦查的最初阶段所遇到的强大障碍，就是美军总司令部这堵高于一切的墙壁。

美军总司令部有个专门调查日本旧陆军特殊研究工作的组织，我认为这堵墙壁实质上就是由于美军总司令部力加防卫，不让这个组织在日本方面的侦查之下暴露出来而形成的。不管罪犯是谁，反正美军总司令部是不愿意由于追究这一案件而让外间知道有这样一个严加保密的组织。

由于美军总司令部不愿意暴露其秘密组织，“帝国银行事件”才有了那样的结局，但是我认为“下山事件”是美国占领军在比这大得多的意图之下的谋略。  国营铁道公司第一任总裁下山定则究竟是自杀的呢，还是被谋害的，警视厅至今没有做出结论。不过从公布出来的《下山白皮书》的内容来看，已断定为自杀的。现在侦查工作已告结束，看来得出的也是自杀的结论。

可是存在着种种矛盾，很难断定下山先生是自杀的。详细情节我在那篇文章里已经谈到，这里就不再提了。我认为警视厅当时的负责人员至今好像还相信下山先生不是自杀的。

警视厅起初认为下山总裁是被谋杀的，但是随着侦查工作的进行，他们必然遇到了无法克服的巨大障碍。只要看一看警视厅的侦查工作是什么时候从谋杀论转变成自杀论的，以及那以后该厅曾怎样为了证实自杀论而搜集材料，就不能说我这种臆测是没有根据的了。

那么下山先生又是为什么而被杀死的呢？大凡一件凶杀案，其中必然有人由于消灭对方而得到好处。也就是说，我们不妨认为，在这个案件中受益的是美国占领军(说得确切一些，是美军总司令部情报部)，这种看法大体上是符合事实的。

众所周知，当时国营铁道公司曾预定根据定员法大举裁员，而这是由于美军总司令部对日本政府做了劝告。不，是采用劝告这一形式而下的命令。

当时的国营铁道工会是日本最大的工会。从“二·一罢工”也可以看出，它是工会运动的核心。环绕着开除十二万职工的问题，国营铁道工会正准备再次展开激烈的斗争。但是“下山事件”发生后，就像往台风的漩涡里丢了一颗原子弹似的，斗争陷入了低潮，终于烟消云散了。

正如加贺山副总裁所写的：“下山总裁并没有白死。以这个事件为契机，国营铁道公司的大批裁员工作逐渐进行下去，平安无事地结束了。总裁的死是可贵的牺牲。”

东京芝浦公司经理石坂泰三先生也说：“我所以能重建东京芝浦公司，还多亏下山先生的死。直到现在我仍认为先生的牺牲对当时那混乱的形形色色的劳资纠纷起了很大作用。”

然而说这话的人并不是真正的受益者。沾到最大一份利益的是美军总司令部。这一年美苏冷战逐渐激烈起来，靠了这个事件，占领军把当初他们自己鼓动起来的日本民主势力不知朝右边拉回了多少。可以想见就在这个时期，美国方面已经预测到一年后的朝鲜战争了。

关于“下山事件”，我做了相当大胆的推测。以前也不是没有人对这事件发表过一些推测性的文章，但是我认为把下山总裁致死的经过、地点及方法全面地加以推测，并且提出来的，恐怕还是以我的文章为最早。为了调查这个事件，我自己也花费了不少时日。

最初发表此作的时候，我考虑到自己是小说家这一处境，本打算作为“小说”来写。

但是如果写成小说的话，就得多少加上一些虚构的成分。那样一来，读者就无法区别哪是真实的材料，哪是虚构的部分了；也就是说，由于加上了虚构，客观的事实反而会被混淆，真实性也就会被冲淡。我认为还不如把调查到的资料原封不动地摆出来，再根据这些资料提出我的看法，那样给读者的印象要远比小说的体裁直接得多。

于是，就形成了这样一种“也不是单纯的报告或评论”的特殊体裁。我根本没有打算写“传统意义上的文学作品”。我想发表的是以自由的体裁随自己的心意而写的文章，即便违反了常规也在所不惜。只要能把作者所想的事最有效地传达给读者，采用什么文学体裁是不重要的。我就全都以这样的方式写下去了。

我想在这里预先说明，这些作品的素材一概取自美军名副其实地占领日本的期间所发生的事件，那以后的事姑且不包括在内。但是历史的长河不断地流下去，从这个意义来说，把内容局限于占领期间并不一定妥当，然而我还是先止于此，以不越出这个范围为原则。

发生在北海道的“白鸟事件”、“拉斯托沃洛夫事件”、“帝国银行事件”、“松川事件”等，是所谓“事件”色彩比较浓厚的，并且这些事件发生的时期也很相近。有些事件是在同一年内陆续地或是连锁反应般地发生的，如“下山事件”、“松川事件”、“三鹰事件”及“白鸟事件”等。

从后果上来说，这些事件都起了压制民主势力的作用，也就是说，这些事件都对日本共产主义势力的“暴动性”提出了“警告”。我认为这一连串事件与第一桩“下山事件”的背景有着共同的政治策略性。不，与其说是政治策略性，也许不如说是战略的谋略性。

然而，这是我对各个事件进行调查后所得出的结论。我并不是一开始就使用同一尺度来衡量的，因而对各个事件，我努力做到客观地采用素材，并加以组织。我还竭力采用了可靠的资料。

但是，不用说，单凭资料是无从了解事件的真实面目的。资料与资料之间，多半是既没有连续性又没有关联性的。没有相连的号码。这里存在着巨大的空白点。我就仿效历史学家们靠资料来恢复时代的本来面目的办法。

历史学家先搜集可靠的资料——也就是他们所说的“最有价值的资料”，把它们整理得秩序井然，加以综合判断，然后组织成“历史”。不过，当然，仅仅依靠稀少的资料是难以做到客观的复原的，因为遗失的资料要比留下的部分多。根据留下来的一些资料对失落的部分加以推理，这大概就表现出历史学家的“历史眼光”了吧。因此，我写这一系列文章时，自认为是蹈袭了历史学家的这个办法，同时我也是本着这个意图来写作的。

资料虽说是可靠的，写得也并不都正确。这里所说的“可靠的”资料，有时是指作者是知名之士，或是指收录这篇文章的书或刊载它的杂志是由可靠的出版社出版的。其可靠，毕竟只是作为引用资料来说的。但我并不是囫囵吞枣地采用这些资料的。它们的作者有着各自的立场，内容也有谬误的地方。

照我自己的判断，我认为在这一点上我也尽量客观地做了解释。但是，在许多场合下，“歪曲”的报道反而会传达出真实面貌来。也就是说，由于把它与其他资料一对照，有时候反而能发现可以认为是真实的面貌。

这些文章最后的一篇是关于朝鲜战争的，因为这场战争是美军占领期间在日本发生的一系列离奇事件的总合。

当然，美国并不是一开始就打算发动朝鲜战争的。不过随着美苏冷战激烈化，美国开始认识到朝鲜对它有着无与伦比的价值。于是，在日本的美国占领军就开始“预料”到要发生战争了。

自从美国清清楚楚地意识到日本是它在远东对付共产党的防波堤时起，它就开始纠正日本走过了头的民主主义(其实，也只限于美国政策的范围内)了。

但是想转换一个重大政策，并不是光靠本身就能轻易做到的。必须预先制造一种相应的气氛。依我看来，为了制造这种气氛，就出现了一连串奇怪的事件。美军总司令部大概是从一九四八年(昭和二十三年)起就开始“预料”到朝鲜战争要爆发了。

翌年(也就是朝鲜战争爆发的前一年)，设在马尼拉的美国中央情报局远东总部搬到日本来了，这也可以说是朝鲜战争将要爆发的一个印证。“下山事件”、“三鹰事件”、“松川事件”、“芦别事件”等铁道方面的事故都是在一九四九年发生的。请注意，这些事件都和铁道有关。战役和铁道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运输事业是作战中的一个环节。

但是，我认为这些“谋略”决不是出于美国本国政府或是五角大楼的意图，而是驻日美军总司令部的机构搞的。这和过去日本关东军的情况颇为相似。关东军就曾“忽视”日本政府和军部的意图，在旧满洲地区和华北地区进行谋略活动。再说，实际的谋略不一定就是美军总司令部的高级军官下的命令，有时大概就是在“现场”活动的下层机关任意干出来的，弄得上级机关不得不煞费苦心地来收拾残局。我认为“下山事件”和“松川事件”就是属于这类性质的。

由于占领军行使强权，这些事件都是在不让日本国民了解事实真相的情况下收场的。美国方面曾要求日本方面的当权者予以协助。这就意味着，在被占领的日本，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实现自己的谋略。因此，占领局面一旦解除(即便只是在表面上)后，收集在这部《日本的黑雾》里的那种奇怪事件就难以置信地消失了。我们应该质朴地想一想这一事实。

也许有人会反驳说，这类事件所以不再发生，是由于社会形势起了变化之故。但是以在占领时期最后发生的“白鸟事件”为界，从那以后这类事件就像是用剪刀剪断了一样，消失得干干净净了。这岂不是怪事！

那以后的社会形势也有过需要搞这类谋略的时候。比方说，在反对修改“安保条约”斗争的时期。从当权者来说，难道这不是制造震撼人心的事件的大好时机吗！这样一来，就可以煽动舆论去反共，使斗争陷入低潮。但是终究没有突然发生第二个“松川事件”或是“下山事件”，那是因为无所不能的美军占领局面总算已经结束，所以美军无从制造这类事件了。

这一连串事件如今已经快被人忘掉了。当时在报上读到它们的人，也几乎只有个概念，处于记不太清的状态。当时的少年如今已经快成年了。我写下这些事件，一半也是为了把它介绍给年轻的读者。

关于本书，我还听到过这样的批评：“结尾都说成是出于美军的谋略，枯燥无味”，或者说“千篇一律”。但是这些并不是虚构出来的故事，因而不能把它们写得“饶有趣味”。除了自始至终运用归纳法做出结论以外，没有旁的办法。本书恰好单单收集了同一倾向的事件，这与编一部同一倾向的短篇小说集毫无不同。我并不是预先为了“把一切都说成是出于美军的谋略”而写作的。

美军总司令部占领日本的历史之类的书，现在已经零零落落地开始出版了。  但是其中大部分都类似“正统的”现代史，只是勾勒出个大致的轮廓，抱着我这样的观点来写的却很少。我们要不趁早以某种形式把这类事件记载下来，将来会不会使真相湮没了呢？这也是我写这本书的私衷。

这本书写得是否成功，那只有留待读者去判断了。就我个人来说，写得有许多不足之处，资料也有搜集得不充分的地方，还有调查得不完备的地方。但是作为我在一九六。年所做的一件工作，我认为没有什么可后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