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秀峰的大作《村上的事》，记述了我们少年岁月那段历史时期（二十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华北平原农村方方面面的乡俗、村风。

樊秀峰在《村上的事》中，从生存的多角度观察生活和人生，寻找着人生策略，以他娓娓道来的笔触，勾画出了乡村四季变化、风土人情、沧桑变迁。自说自话的叙述杂识情怀，一方面表达坦然而又宿命的生存境界，反映了人和自然实质上的共时性存在，另一方面倾诉了长期的对于乡村的观察和体味，以及对每一个生意盎然的生命个体的理解、尊重和感叹。秀峰在行文时省却了奇异的故事和华美的辞藻，以一种散淡保持了一份悲悯与谦逊的情怀。

樊秀峰在搜狐博客上陆续写下了140多篇以“村上的事”为主题的系列散文，《村上的事》这部书所收的121篇，即从中精选而成。樊秀峰以他的出生地鹿泉市莲花营村为坐标，以他的生活为半径，以清新质朴、生动有趣的笔触娓娓道来，出神入化地向读者展现出一幅全景式的乡村生活画卷，飘散出浓郁而润人的乡土气息。一篇篇从内心流淌出来的文字，在优美、从容的笔调中，将读者带入乡村优美的事物中。作者在书的《后记》中坦言：“写《村上的事》，其实就是想用手中的笔，描绘出自己心中的‘故乡的原风景’”。无论写人、记事，还是状物、描景，作者都着眼于一种光明、纯净、挚诚的表达，透露出朴素、自然、温暖、敦厚的人文情怀，这成为《村上的事》语言风格和叙述方式上的一大亮点。

序一：田野出秀峰质朴见真淳

序二：我们的乡村

写在前面的话

感谢与期待——写在本书再版之际

我们村儿

村子里的地

村子里的树

鸟儿们

墙上面的话

村子里的闺女们

村里人的名字

孩子们的小把戏

卖鸡蛋的母亲

村里来了解放军

乡村教师

那个女人

童年的朋友

木匠·瓦匠

左近的村子

冬天里的童年

来村子里的人

走在回家的路上

春在枝头碗底香

麦秸垛

豆棚瓜架雨如丝

庄稼地

亲切的玉米

落高粱

房顶

肥猪满圈

老茧子

碗碴片儿

老咸菜

捶板石

葡萄架下

粗布的回忆

韭菜花

农家月饼

粗面饼子

新棒子面儿

生瓜绿枣

泊头火柴

糖

春天来到村庄

柳管儿

谷雨前后

春雨，沙沙沙

春天里的树

开满槐花的村庄

春天里的九个瞬间

夏天来了

麦收时节

雷阵雨

晌午

伏天

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望星空

晚风之迹

入秋

秋忙’时节

秋凉儿

乡村的秋天

秋雨，下个不停

“伏凉儿”在歌唱

乡村新月

晚时花开

柿子红了

秋风啊，落叶

晚秋

下雪了

开在窗户上的冰花

雪·霜

头一场雪

麻雀都飞到哪儿去了

抬头见喜

娶媳妇儿

请媳妇儿

闹女婿

盖房子

分家

第一次打电话

沉浸在乡村里的退休生活

露天电影

莫名其妙的事

五月单五

村子里的国庆节

腊月里

正月里

村庄里的年俗

相亲“悲喜剧”

最简单，也最动人的那句话

串亲戚

乡间的歌谣

那些悲凉的往事

地震的日子里

村上的葬礼

镶在镜框里的微笑

农家饭小记

那时候

汽车来了

我爱废品收购站

今夜星光灿烂

乡村往事

拾麦子

庄稼活儿

刨茬子

挖“搬仓儿”

记工纪事

小红牛儿

分红

上工

鸭子和鹅的故事

放风筝

学骑车

“挤肉肉儿”

上市里

割草

拾棉花

麦子地

树凉儿

水井

田埂

后院儿

楔子地

那些年，那些事儿

后记

三版后记

铜冶

铜冶是一个大村子，也是镇政府的所在地。铜冶在我们村的正西，相距有六里多地。

叫铜冶的有三个村：南铜冶、西铜冶和北铜冶。镇政府驻在南铜冶。南铜冶往西边不远，是西铜冶村，我没有去过。北边还有个北铜冶村，我也只是在获鹿中学读书时，周六回家、周日返校的时候从村边上路过几次，没有进去过。五里桥下的金河，就是从北铜冶村北那边流过来的。前几年，听说北铜冶村培育出了一种葡萄，叫“紫藤”，现在很有名气，很有市场，说是个儿特别大，好像乒乓球儿似的。

我们小的时候，一直闹不明白为什么这个村子叫“铜冶”这样的怪名。据说，这里以悠久的冶炼铜的历史而得名，在老早的时候就是个繁华的地方。但有关传说总觉得不靠谱。至于冶炼铜的遗迹，更是无从知晓了……铜冶西倚太行山，面向大平原，往东北一走就是省会石家庄，山里的出产在这里交流到平原和城市，城市和平原上的商品，也在这里大批量地贸易到山里。所以，每逢农历的四、九集日，总是商贾云集，成交活跃。更有一年一度的农历四月初四庙会，满街的货摊星罗棋布，满街的人流熙来攘往，山南与海北都有，市声与尘土齐飞，很有一番热闹的场面可看。现在的情形更是有些不得了，铜冶镇已经发展成为鹿泉市的经济重镇，还被国家民政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农业部等单位命名为“中国乡镇之星”。

我第一次上铜冶，是在1980年的暮春时节，铜冶村过“四月四”庙会那天。

我是跟着母亲步行去的铜冶。一路上，去赶庙会的人们络绎不绝。等走到庙会上时，街里已经热闹起来，摩肩接踵，人声鼎沸，尘土飞扬。除了四乡八村来卖东西、买东西、串亲戚的以外，还有一个来自河南的马戏团，在一块空地上支着大帆布棚子在里边演出马戏，绑在一棵老榆树上的高音喇叭里，连续地播放着很急躁、粗糙的乐曲，夹杂着让人们赶快买票观看的吆喝声，很是吵人得慌。看一场马戏，门票需要两毛钱。我正站在门口那里张望，碰到我们村的医生爱枝领着她闺女新菊来赶庙，想去里边看看马戏，便也给我买了一张票。母亲答应在外边等着我，一边歇上一会儿。我就跟着她们母女俩钻进了帆布围起来的场子。现在回想一下，我能记起来的节目，仿佛就是有一个女的骑在马上绕着场子跑，在马背上、马肚子下做出几样惊险的杂技动作。至于别的节目，就都想不起来了。

从马戏大棚里出来，心里很高兴：第一次看了马戏，这一趟就不算白来了。我和母亲在庙会上接着转了一大圈子，在人群里挤来挤去的，母亲啥也没舍得买，最后只花了18块钱挑选了一对木圈椅。自1972年秋天和叔叔分家之后，我们家里的堂屋上，只摆有方桌而没有配套的圈椅。母亲想买上这对圈椅，回来正好跟方桌配上。只是这圈椅是白木头茬儿的，还没有上漆呢。那天庙会上的人很多，天气也很热。我和母亲一人背着一只圈椅离开铜冶往回赶，那会儿已是临近中午时分了，母亲却舍不得在庙会上吃点儿东西。结果，还未走到半路上，我便又渴又饿了，加上背着越来越沉重的圈椅，天也越来越热，浑身出汗，那滋味真是难受死了。我蹲在地上，一点也不想走，心里充满了对母亲小气的怨恨。记忆最深的是渴，长到十三四岁上，我还没有经历过那种炎热下的焦渴，嗓子里仿佛就要喷出火了，头昏眼花的，没有了一点儿精神头儿。所以，对那天忍着饥渴回到家，撂下椅子趴在水桶上的一番痛饮的记忆，是那样深刻地印在了心头。

后来，那对圈椅让村里的木匠给漆上了明亮的大红色，因为铆窍严丝合缝，很是结实耐用，一直坐了二十多年也没有坏过。遗憾的是，在2006年的冬天，那对圈椅让一个来村子里收购旧家具的小贩子看上，花100块钱给买走了。等我回来发现没有了圈椅时，已经晚了。我好生埋怨了父亲一场。我觉得，那对花18块钱买来的圈椅，让我和母亲忍饥挨渴地从铜冶庙上大老远地背回来，已经变成家里的一件文物了。父亲后来也有些后悔，但是没有办法再找回来了。

以后，我又到铜冶赶过几次腊月二十九的年集，那是农历年前的最后一个集市了，各样的年货应有尽有，而赶着置办年货的人们都行色匆匆。再后来，等我上了高中，就再也没有去过铜冶了。现在，从石家庄火车站开过来的311路公交车每日往返铜冶镇，来来去去的很便利。

站在我们村的村西口，抬眼一望，视线越过青银高速公路，就能看见铜冶镇的一片片楼房和林立的工厂厂房，而我对现在的铜冶已经很陌生了。

北降壁

北降壁村在我们村的正东，相距有三里地远，村子跟我们村差不多大。还小的时候，每天的早晨，我老是觉得太阳就是从北降壁那边的树梢上升起来的。

等我第一次去这个村子时，已经在上初中二年级了。那次，是替我们的班主任李淑英老师到北降壁村小学送一封信过去。那天半前晌大课间的时候，李老师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把一封信交给我，说让我替她去北降壁跑一趟，送给学校的一位女老师。说是信，却没有信封，只是左折右叠在一起的一个一指半宽的纸条儿。

作为学生，我是很乐意替老师跑这个腿儿的。因为这在我看来，是一种信任，也是一次激励。那时，我刚在我们队上的打麦场里学会了骑车子，便兴冲冲地跑到秀云大伯家，借上跃进哥的新飞鸽自行车，推出门就骑了上去，沿着那条土路，飞快地跑了一趟北降壁。

进了北降壁，向街口儿上的一位老大娘打听了一下小学在哪儿。按着大娘的指点，我顺着街往南拐，很快就找到了北降壁小学。学校没有大门，也没有围墙，就是一片敞开的大院子，院子里有一排排的杨树，稀稀拉拉的，但大都长得很高大，树叶子在阳光下闪闪发亮。两排教室坐落其间，倒是一个很清静的所在。别的也记不得了，只记得来到学校时，正上着课。我拘谨地走上前去，打问着找到李老师说的那位老师，然后把信交给了她，又在办公室的门口等着拿到了回信，便迅即骑上车子返回。从莲花营到北降壁是一条不宽土路，路南有一条小河沟，那时，河沟里还哗哗地流淌着清清的浅浅的河水……

北降壁村演电影是很勤的，因为他们村子里有一个人是公社电影放映队的放映员。这个放映员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只记得他长得很英俊，放电影时，总虎着脸对围上来的小孩说：别乱摸。村子里的姑娘们也喜欢围着放映机，大多一言不发，有大胆一点的，笑着跟他说话。我们那时一见到他，就会联想到演电影的快乐时光，有时在路上偶然碰见，便停下来，大着胆子问他啥时到我们村子里来演电影，或者是打问他今天在哪个村子里演电影。他穿着很干净的衣服，对我们这帮子半大小子们开玩笑地说道：“今儿黑夜在我媳妇儿她们村儿演电影哩，去看吧！”她媳妇儿是哪个村儿的呀？我们站在那里，一个个面面相觑，都不知道。忽然就有人醒悟道：“咳，他还没娶媳妇儿哩！他是捉唬咱们哩！”

这些都是陈年旧事了。后来，我离开了村子外出上学，就再也没有见过这位放映员了。

1984年的秋天，我到县中学补习，教我们历史课的老师叫解庆年，家就是北降壁村的。猛地一看，解老师就像个老农民一样，很土气，又戴着一副有很大镜片的眼镜，所以，看上去更像是哪个生产队上的会计。他为人很耿直，课教得也很有一套自己的办法，纵横交织，提纲挈领。我跟着他复习学过的历史知识，一下子就从过去如堕五里云雾的迷糊之中跳了出来，变得豁然开朗、头头是道。他对我也很好，在课堂上还表扬过我，说我能跟得上、理解得了他的思路。

在我1985年的秋天考上河北师大中文系而离开县中后，听说他时常对师弟师妹们提念起我来。我也到学校里去看望过他一次。后来，因为上了年岁，他调到了离家很近的永壁中学，又教了几年学，直到退休后回到北降壁村养老。

有一次我回村，听母亲讲，农历九月二十八村里过庙会的时候，解老师来村上看戏，傍晚时提溜着个马扎子来了我家里一趟，问我过庙回家来没有，说是找我有点儿事，是什么事儿他也没有说，只向母亲要去了我的电话号码，说是得空儿了找我联系。但他一直也没有给我打过电话。

2005年的初夏，有一天我从北降壁的村北路过，忽然想去看看已多年不见的解老师。可是，进村后一打听才知道，解老师已于头年的腊月里得了一个猝病去世了。他走得太突然，前一天去商场买的洗衣机，谁成想，等货送来时，家里却正在料理他的后事，连送货的都想不到，还找购货人签字确认呢。这真是一件让人很难过的事情，每每想起来，我的心情就有些不好受。我后来专门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想念解老师》，里边还引了一句刘若英唱过的一句歌词：“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我觉得这话是很贴切的。因为，我再也不能见到解老师了啊！

我上高中时，有好几个同学是北降壁的。村子里有姓姬的，有姓解的，还有姓王的、姓张的。我们村有好几个姑娘嫁到了北降壁村，其中有一个是我同学的姐姐。我曾跟着我的同学去过他姐姐家，在她家喝过一碗热的白糖水，特别地甜，喝到碗底时，有一坨白糖沉在那里没有化开，让我很觉得特别可惜，所以，对此事的记忆也就特别地深刻了。

P63-67

田野出秀峰质朴见真淳——为散文集《村上的事》作序

刘绍本

散文写作，看似寻常，实则艰辛。习见的笔法，可记述、描写，也可议论、抒情，然而难处也恰在任意挥洒的文字当中，能够传达和流露出挚意真情。所以，在一般高等院校中文系写作学课堂上进行写作训练时，除了文艺评论之外，就数散文写作格外受关注了。

青年作家樊秀峰，出生在“十年动乱”初始的岁月，学习和成长于改革开放的时代。他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下半期读大学的时候，我正在那所学校的写作教研室任教，对于每个年级里喜爱写作并且业绩突出的学生，都留有印象。樊秀峰对写作课的学习是用心刻苦的，他的练笔成果不时地得到师生们的赞许，但他从未停步歇息，课上课下，一直在散文这片土地上勤奋地耕耘着。大学毕业以后，他长期在省直单位工作，整日里办公、拟文、做事，够忙乎的，但报刊之端时见有散文新作披露发表，知晓他的人读后，欣喜的心情是可以想见的。谁料，就在他毕业20年的时候，竟汇集和捧献出这部《村上的事》散文集，厚厚的一本子，得有三十多万字吧。这些散文的笔触异彩纷呈，却总是“万变不离其宗”：聚焦在生他和养他几近二十年的太行山东、华北平原上的莲花营村。那都是些牵连着心肝肺腑的村上事端：村里村表的风貌，民丰物阜的风物，四季异样的风景，沿袭人际的风情……简直就是乡土的工笔“浮士绘”。作者执笔落笔时的心境，我们完全可以体察得到，那是至诚和恭敬的。因此带动着我这个先睹读者也都静心默诵着，眼前莲花枝叶田田，朵朵馨香灿烂。同时，比起别位读者更添了一道心思：这些散文“功课”千万不能尽堆些游戏之笔，让明眼的众家连授业者一块抱怨。可是一路读下来，心情开释，作者无愧为家乡热土养育的忠孝儿女，同时也无愧于传道授业于他的母校学苑。

一个成熟的散文作家，无论是年长或是年轻些，总是要依靠自己的记忆来写作的。樊秀峰在这部散文集中就写有一篇标题为《乡村往事》的代表性文字，开篇就疾呼着：“小时候的事情，多么令人难以忘怀啊！”文内叙起：“我一直在乡下长到了十九岁，然后就考上了大学，来到了城市。乡村是我心中的一个结，也是我灵魂深处的一座永远郁郁葱葱、枝叶婆娑的家园。”那么，蕴藏中的记忆又怎样呢？接着宣称：“那些蛰伏在心中某个地方的有关乡村的往事，一件件都镀着旧日的暖暖的时光，不经意间只要稍一触动，它们就会一下子醒来，惹动我心中绵绵不绝的人生况味。”

看来，如何储存自己的记忆，又如何打开自己的记忆，对于散文写作尤其重要。如果时间过得久了，等我们翻阅自己的记忆时，猛然发现，所有的内容都被越来越快的生活节奏删除了，清空了，格式化了；或者更多的内容被越飞越高的玄想泡沫架空了，虚幻了，飘渺走了……那么，我们还是我们自己吗？是的，储存在作家头脑中的记忆，被现实生活所制约，应视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格外得到珍重的。樊秀峰就把自家村上的事情毕现无遗，写了个“底儿掉”：从村里的地，地上的树，树上的鸟；到村里的房，房里的人，房外的墙，墙上的话……都成了记写的爱物，钟情的瑰宝。笔下坚硬的有捶板石，姥娘家门口至今犹存着两块；柔软的有新棒子面儿，父母把当年收获的玉米磨成细粉送来让尝鲜儿。这可不是在摆列，而是在尽数家珍，纵情歌咏，那正是广众民生的实景，时代辉光的底色。作者经历了，记存了，并且在此泼墨抒发了。难能可贵的还不止于此，樊秀峰这些散文作品更透出一种精神存在，一种“文以化成”的朴素、温暖、敦厚的生命情怀，一种溢满人文关怀的人生感悟。这样，读着村上的事，收获的却是感染力和洞察力。因为，散文的文化精神不仅仅是用现代意识和现代情怀去触摸历史的沧桑和永恒，更应着力于对民族精神和民族灵魂的弘扬与重铸。所以，樊秀峰笃信散文创作的良知应该是对核心价值的守望，要体现出崇高的生命价值和精神风骨，要从审美的愉悦和激动中，从心灵的感应和共鸣中，引领和提升着人们朝向精神高地不断攀升。他运笔实践着，也不断地到达着。

在有着自己美学理想和文化追求的散文写作成果面前，任何饶舌都显得是多余的。我诚意地愿将樊秀峰这部散文集《村上的事》推荐给众位方家读者。书中表述的是自家乡土的景致，却能引起人们内心至深的震撼和无边的遐思。篇章里尽管还有这样那样的缺憾，但是读后会有这样总体的感觉：一个对家乡满怀深情的诚实后生，以他研习在手的彩笔精心绘制成的美文，真的是挺不错的。

写于2010年春季到来的时刻

（作者系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河北省老教授协会会长、河北省写作协会会长）

《村上的事》要第三次印刷了，而且又荣幸地入选了全国《2010～2011年农家书屋重点出版物推荐目录》，并上榜“河北省全民阅读”2011年第三批“好书推荐”名单。朋友们听说了，有的劝我再在书里写一篇东西，以作庆祝或是纪念。我觉得这有显摆和饶舌的嫌疑，会让读者厌烦。拖了些日子，虚荣心仍是作祟，便不再忸怩，决定再写几句话。书的前边已很热闹，不妨加在书后，就叫“三版后记”吧。

《村上的事》进入河北省“农家书屋”后，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读者，特别是农村读者的喜爱。有一些读者给我打电话或是写信，谈他们阅读后的感受，并提出中肯的修改意见。有一位读者给我打来电话，说她一边读书，一边把她认为需作修改的地方分别标记了出来。更值得一提的，是我的一位同事的母亲。这位名叫王秀芝的大妈，对《村上的事》看得特仔细，还把她的阅读意见很认真地写下来，托同事转给我。——一部粗浅的书，能得到读者如此的厚爱，我感到很是欣慰。亲爱的读者们，谢谢你们了！

我也要感谢妻子。这个感谢有些迟，但必须很真诚地补上。因为这部书离不开她的真心支持。在《村上的事》的写作过程中，妻子几乎是每一篇文章的第一读者。她虽然不搞文学，但凭着感觉，每回都能提出让我口服心服的意见或者建议；而且，也是她鼓励和支持着我把书印了出来。

这部书里所写的，好多是母亲给我讲过的，也有许多篇写到了母亲。母亲是我生命的源头，也是我乡村生活经历里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每当别人跟我说起《村上的事》，我就会想起自己的母亲。2010年4月，在那个明媚的春天里，我驮着刚出版的新书回到村子里，喜滋滋地把书拿给母亲看，就像当年我在小学校里考了100分，兴冲冲地举着卷子跑回家里一样。久病的母亲躺在床上，瘦瘦的手来回地摩挲着新书，脸上露出了笑容，两眼亮亮地望着我，忽然大声地说：“不赖！”等到《村上的事》出第二版时，正值盛夏。母亲的神志在多数时间里已不大清楚了，有时她定定地看着我，却不能说出话来。现在，《村上的事》要出第三版了，而母亲去世已经五个多月了。

母亲在生前看到了我写的书，这让我的心里少了一宗遗憾。安葬母亲时，我特意将一本《村上的事》放在母亲的骨灰旁边，一同埋进了墓穴里去。——在我们村，将一本书作为陪葬品和母亲一起埋进土里，我大概算是头一个吧。

给母亲烧“百天纸”那天，我特意告了假回到村子里去。肃立在母亲的坟前，冬天的风吹乱了我的头发。我忽然想起台湾诗人余光中那首名叫《乡愁》的诗：“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心里感到很是忧伤。当我跪下来给母亲烧纸、磕头时，不时有朗朗的读书声从村边的小学校里整齐而嘹亮地传来，我的心里一下子又欣慰了起来：母亲一直是喜欢听我们念书的，如今她长眠在这里，有孩子们读书声陪伴着，有儿子的《村上的事》陪伴着，想来她一定是会欢喜的。

在《村上的事》的扉页上，印有这样一句话：“谨以此书献给我生活过的村庄、土地和岁月……”其实，我想还应该再加上一句：“以及我的母亲”。

樊秀峰

2011年3月于石家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