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炀帝杨广的祖父杨忠、外祖父独孤信在杨广出生前都已经去世。杨广虽然没有见过这两位先人，但隋朝的帝业和隋朝两代君主的性格作风都与戎马生涯的祖父辈不能分割。
杨广的父亲杨坚所以称国号为隋，是由于杨忠在北周武成元年（559年）被封为随国公。随国公死后爵位传给了杨坚，后来杨坚掌握北周朝政，静帝大象二年（580年）十二月先将自己由随国公进爵为随王。两个月后随王称起了皇帝，于是就改周为随。但隋文帝迷信拆字看相，他见北周、北齐局势一直动荡不定，怕“随”字的那个“走之底”不吉利，于是就下令造个新的“隋”字出来。
隋朝由老随国公而来，说随国公杨忠，还是先说杨家在族谱中玩的猫腻。
杨忠一门自称出之弘农，也就是今天陕西华阴一带。弘农杨氏是个有着好几百年历史的名门望族，与汉魏之际的头号门阀，号称“四世三公”的汝南袁家同样显赫（汝南袁家也就是三国时与曹操决战官渡的袁绍家族）。杨家后来当上了皇帝，索性搬出了弘农杨氏的嫡祖东汉太尉杨震为祖宗。但杨震该算是老随国公杨忠的几世祖，连杨家人自己也说不清楚。杨家的族谱、史书上写得含含糊糊，很多记载都经不起认真推敲。陈寅恪先生认为隋唐两朝的皇室，都在自己的谱牒上做过手脚。唐朝皇族先祖有李初古拔和李买得，单从名字看就像鲜卑人，但唐朝人偏说李唐是汉代西北名门飞将军李广之后。隋朝皇家和弘农杨氏其实也沾不上边。《周书》的杨忠传和《隋书》的高祖本纪，记载杨家的谱系最为详细，但同为唐朝人编的这两本史书，竟然也有不小的出入。《周书》里隋炀帝的五世祖叫杨元寿，但到了《隋书》杨元寿却成了杨广的六世祖。此外《周书》没有提到杨元寿的父亲，《隋书》却说此人名杨铉，做过前燕的北平太守。南北朝望族最讲究婚姻门当户对，但杨广的祖母、随国公杨忠的妻子却出自济南贫寒农家，东汉杨震的后代怎么会娶个乡下老婆？据此陈寅恪认为杨家很可能本来就出自山东，和杨广的祖母吕家原是同乡。隋唐的皇帝随意篡改家史，目的想抬高自家的身价，有趣的是这些数典忘祖的鬼把戏耍了千余年，还是被现代史家识破。
没有家族背景的人靠了军功，当了大官挤进了社会上层，然后伪造家史冒充名门，这种现象在南北朝极为普遍，连从北朝时候就已经发迹的隋唐皇族，竟然也不能不冒充名门，可见社会习惯势力往往有着不可抗拒的力量。其实早在北魏时候，少数民族的领袖人物就已沾染了汉人崇尚门第的坏风气，公元5世纪北方的伟大改革家魏孝文帝思想开明，但对汉人炫耀门第那一套却也非常地羡慕。孝文帝规定北方的门第有国姓和郡姓两类，国姓即鲜卑贵族，其中又以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等七姓最为显赫。郡姓则是各地汉人的豪门望族，其中山东以王、崔、卢、李、郑五家为大，关中以韦、裴、柳、薛、杨、杜为首姓。既然孝文帝早就给北方的豪门定出了排行榜，后来隋唐的皇帝冒充关中最大姓氏——弘农杨氏和山东李氏也就不足为怪，因为他们的祖父辈都曾浸淫鲜卑文化，或者就直接和鲜卑人的国姓通婚，等到自己做了皇帝，门第上自然也就不肯落后。
魏孝文帝做过不少有利于鲜卑民族和中国北方各族融合发展的事情，但他推崇姓氏门第，为业已腐朽的士族制度张目，实在不是明智的举措。他死后北魏的贵族很快就开始腐化堕落，他儿子宣武帝在位时候北方的政治气候已经败坏到了极点。等宣武帝死，胡太后（孝文帝的儿媳，孝明帝的生母）临朝，洛阳城里汉化的鲜卑贵族几乎都过着穷奢极侈的生活，孝文帝的弟弟元雍是京城首富，他的府上有童仆六千，伎女五百；另一堂弟元琛也是个大富翁，他和元雍比富，甚至用银子打马槽。魏孝文帝改革落了这样的下场，与他提倡腐朽的门第观念不无关系。就像一个钱币必有两面一样，孝文帝的改革也逃脱不了历史的局限。
公元6世纪初北魏上层出现的腐败，最直接的后果是导致了六镇将士的造反。六镇是北魏的边城，魏初设置的目的是防御柔然骑兵的南侵，守兵当初皆用鲜卑强宗子弟，能在六镇当兵一度为鲜卑人的荣耀。但自从迁都洛阳之后，随皇帝去新都的鲜卑人渐渐富足起来，成为了汉化的贵族，他们的子孙也都变得温文儒雅。同样都是鲜卑人，留在边城的守将还像从前那样粗鲁，生活也依然贫寒。这种差距引起了边镇将士的强烈不满，于是北魏孝明帝正光四年（523年）到孝武帝太昌元年（532年）的十年之间，六镇将士的反抗几乎遍及了北方各地。
隋炀帝的外祖父独孤信生于北魏宣武帝景明三年（502年），祖父杨忠生于北魏宣武帝正始四年（507年），也就是魏孝文帝死后的第三年和第八年。总之他们的年轻时代都赶上了搅得北方天翻地覆的六镇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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