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寻找神秘的香格里拉，作家兼电影摄制者龙安志踏上了中国云南的茶马古道，途中穿越昆明、大理、丽江、泸沽、中甸和卡瓦格博（现被人们称为梅里雪山）。在那些已发展为备受欢迎的旅游景点的城市里，他了解了日渐衰微的少数民族文化（如白族、傣族、彝族、纳露族里的摩梭人），遇到了许多为保留本民族的文化和特质而与现代化发展的冲击进行抗争的人，其中包括中国著名的舞蹈家杨丽萍。他们与他一起分享屹立在“云之赢”这块土地上的神山的故事。对居住在云南地区的各少数民族来说，这些神山是多么的神圣啊！

翻阅《与神山对话（喜马拉雅随笔之二）》，跟随龙安志旅行你可以认识到，只有与神山对话才能真正发现它们的神圣所在。

为了寻找心中的香格里拉，《与神山对话（喜马拉雅随笔之二）》作者龙安志（LaurenceJ。Brahm）于2003年开始他的朝圣之旅，沿着茶马古道徒步跋涉，穿越昆明、大理、丽江、泸沽、中甸和卡瓦格博（梅里雪山）。在路上，沿途中，作者从当地人那里学到很多。在云南，各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圣山，代表对大自然的尊重和以自然的方式生活。对于他们来说，生态文明不是什么新鲜事物，而是一种生活方式。

昆明

 幻灭般的失落

 孔雀

 阁楼梦想

大理

 湖上的玻璃屋

 大山的梦

丽江

 寻找约瑟夫·洛克

 寻找宣科

 无梦

 最后的梦想

泸沽

 虎民

 女儿国

 马会说话

中甸

 白水台

 茶马古道上的街道

 白马佛

卡瓦格博

 飞来寺

 看到神山

 寻找钥匙

 飘动的云

 走进大山

 攀登神山

 盲人和寺庙

 与石头对话

 与空行母对话

 到达冰河

尾声

结束语

我出生在纽约。我猜，你一定会说我是在纽约长大的。其实，我在那里只待到10岁，后来便搬到了康涅狄格（美国东北部的一个州——译者注）。

我最早的记忆就是：坐在纽约公寓铺有地毯的地板上，翻阅着《国家地理》杂志。那时我还是个孩子，对那些图片格外着迷，情不自禁地就想翻看它们。最让我着迷的是那些放声大笑的孩童、头包印花手帕的妇女、以古银币点缀的部落头饰，以及在亚洲某山建在高桩上的岌岌可危的木屋。这些木屋隐藏在薄雾缭绕的山谷里，依山腰而建。不知为何，我竟对那些地方满怀憧憬，向往能够住在其中的一间房子里。

这些地方看起来十分遥远。有时，我能在下午五点由沃尔特·克朗凯特（原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新闻台柱——译者注）主播的晚间新闻里看见它们，在绿色贝雷帽巡查村落时看见它们，或是在沙沙作响的一个电影镜头中，拨开灌木丛看见它们。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多的士兵想炸掉建在高桩上的房屋，人们告诉我这是为了拯救那些裹着头帕的妇女和儿童。

从孩提时，我记得自己就流连于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在巨型恐龙骨骼、巨足以及熊和藏羚羊的标本面前感觉自身的藐小。我曾几个小时地盯着美洲印第安人长形的独木舟。那里还有身穿熊皮、头戴萨满面具的人物展，整座屋子都充斥着他们的力量。我可以连续几个小时地凝视这些萨满面具，想弄清它们到底像什么。

这家博物馆令我着迷。巨穴形的走廊通往一间屋子，那里摆设着许多身着爱斯基摩人、非洲人、阿拉伯人和波利尼西亚人传统服装的模特。年幼的我凝视着这些模特，很想知道真正身穿这些服饰的人们究竟是怎样生活的。后来有一天，博物馆开放了亚洲屋，于是我前去参观。

山地部落的影像又回来了：从无人攀登的群山中的融化冰川里流淌出一条河流，幽谷用这条河流切断层层梯田。我无法将它们从记忆中抹去。我再次想知道，在山腰上的木屋里居住会是什么情形。这样的木屋周围一无所有，除了风中摇曳的罂粟花和深谷中回荡的缥缈回声。我想要攀登那些群山。

后来，我搬到了康涅狄格州。

在高中时，我曾上过一堂有关印度和东南亚的课程。十分有趣的是，关于两个土地辽阔、人口众多、有千年历史的国家的内容被缩略为仅仅半学期的课程，而且是以“印度和东南亚”的科目教授美国高中生。这听起来有点像拉拉队长在足球场上讲的话。

他们忘记在课堂上告诉我们：这些强大的文化源于恒河、澜沧江和长江。它们汇集在无法攀登的神圣的西藏雪山前面。在听过几次讲座之后，我开始寻找旧的《国家地理》杂志。

我发现了它们，实际上我是在一本杂志里找到了一张地图。地图标示了位于东南亚大陆所有的山地部落，其中有越南、柬埔寨、缅甸、泰国和中国的云南省。以前，我从未听说过云南，它也没有出现在沃尔特·克朗凯特主播的新闻报道中。地图对苗族、傣族、彝族和长颈喀伦族进行了浪漫的描述。他们居住在建子高桩上的木屋里，皆裹着印花头帕。

我记得，我展开了这张旧地图，用胶带将它贴在我做作业的书桌上方的墙壁上。我告诉母亲我将记下所有这些部落的名称，我的确做到了。后来，我忘了那张地图，也忘了那些部落，我将它留在了早巳离开的那个儿时卧室的白灰墙上。

1981年，我作为留学生来到中国学习。当时，人人都穿蓝着绿。我没有看到在《国家地理》杂志上见过的那些色彩丰富的山地部落的装束，只看见在北京火车站游荡的目光阴郁的藏族人，还有许多坐在塞得满满的蓝绿色帆布包上的其他人。他们躺在布包上等购一张火车票，以返回离别不久且并不急于返回的地方。为什么他们都在等购车票呢？不久我便明白了，在当时即便是买一张火车票，你都要有关系才行。

1981年底，我离开了中国大陆前往香港。

那时的香港似乎是一切的中心。的确，它是中国商业的中心，而商业是生活的中心。每天，人们都在长时间地谈论生意。的确，我忘记了那些住在架在高桩上木屋里的山地部落。在合同谈判及讨价还价的刺耳声中，在开放的、发展的及处于困境的市场运作和币值跌升中，我渐渐淡忘了他们。在紧张的早间咖啡、午间茶及晚间的酒精中，我们探讨的话题全是关于市场。

20世纪80年代，我从事律师职业，为跨国公司来华投资草拟合同。我在香港的一家英国法律事务所工作。每天都身着黑色的西服，内穿带有白领和袖扣的蓝色衬衫。有时，我感觉自已已无法呼吸，仿佛被塞进了这套西服里，每天乘电梯上上下下，穿梭于楼层之间，就连晚上做梦都在影印文件。

这就是20世纪80年代一个专门研究中国贸易的律师在香港的生活。事实上，任何一个所谓的“中国通”都不能理解当时中国发生的一切。但那并不重要，没有人能理解。所以你可以非常从容地在中心金融区乘坐豪华办公大楼的电梯上上下下，谈论着实际上你并不理解的事情。对律师、会计、顾问和夜总会的女招待来说，讨论的事情都是按小时计账的，其价格与你微微点头、用双手递给潜在客户的名片上所印的真实身份相符。

P5－10

詹姆斯·希尔顿（James Hilton）1933年发表的小说《消失的地平线》（Lost Horizon）为我们描绘了一个有着整体主义价值观的喜马拉雅王国，它藏身于富有神秘色彩的“蓝月山谷”之中。在那里，人类尊重大自然，而大自然反过来也庇护着人类。自希尔顿的小说发表之后，人们就一直在寻找香格里拉，但由于某种原因，他们却无法找到。

从2002年开始，由于厌倦了充斥于北京生活中的唯利是图和拜金主义，我放弃了自己作为一名中国投资律师的职业，关闭了自己的小型投资咨询公司，把客户介绍给我的律师和银行家朋友，随后将西装领带束之高阁，翻出尘封已久的徒步旅行书籍和曾被遗忘的双肩包。受到希尔顿向往寻找香格里拉的启发，我三次探险寻找香格里拉。为期三年的旅行成果就是我的图书三部曲以及随后拍摄的纪录片《寻找香格里拉》（2002）、《与神山对话》（2004）和《香巴拉之路》（2004），它们都是我这些年不同探险历程的写照。

《与神山对话》记录了我的2003年之旅，毫不夸张地说，希尔顿的小说《消失的地平线》成了我这次旅行的手册。我的旅行实际是沿着云南茶马古道而行，在1933年，这条路线是从中国西南进入藏区的为人所知的唯一通道。这里的少数民族及其不同的文化，连同千姿百态的地形地貌，很可能都成为希尔顿当时从《国家地理》杂志的报道中所找到的真正参照，也成为他虚构香格里拉的素材。

我的旅行始于云南省会昆明，随后的旅行路线依次为：大理——曾经的古代白族王国；丽江——纳西族王国（那里依然有着世界现存最古老的象形文字）；彝族村寨。他们仍在使用“刀耕火种”（最古老的农耕方式）；再到偏僻的泸沽湖——母系氏族摩挲妇女的家园；最后抵达香格里拉县的中旬和德钦，那里屹立着藏族人所敬畏的神山——卡瓦格博峰。

此后若干年，我曾数次重新踏上这条路线，每次旅行我都对商业化大潮的逐步侵蚀深有感触。相比之下，当地各少数民族则兀自坚守着自身的传统和文化。不过实际而言，文化保护最终还将取决于经济的发展。贯穿茶马古道沿途，各少数民族都在经营着小型企业，从生态旅游、茶馆客栈，到手工艺业重振、有机农业和收割，这些无一不成为维护当地人所珍视的生活方式和传统的平台。他们在不断寻找一条中间道路——这是务实的理想主义道路，也是社会企业的起源。

生活在喜马拉雅山区的人们，在传统上拥有维持那里微妙生态多样性的丰富知识。这种知识教给我们怎样才能以一种更全面的方式生活。保护我们的环境，反过来也就是确保我们自身的生存。这正是希尔顿在几乎一个世纪以前写就的小说的重点所在，由此书改编而成的好莱坞电影也许恰恰漏掉了这一点。本书最后一章讲述了卡瓦格博峰的传说。这些传说中蕴涵了当地人的教诲。在现代文化语境中，这些教诲可以理解为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速成课程。

今天，人们在云南省能找到一些中国最具开创性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企业项目。我从旅行中遇到的很多人身上深受启发，“喜马拉雅共识”（www.himalayanconsensus.org）概念就是源自他们的经验。

“与神山对话”这个书名反映了我们作为人类的生存依赖于我们如何爱护环境这一理念。我在茶马古道上造访的每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神山。神山是精神的守护者，守护着他们民族的生存繁衍。由于喜马拉雅山区微妙的生态多样性，对大山传统的尊重形成了约定俗成的环境保护守则，各少数民族都在小心翼翼地适度利用现有的自然资源。简言之，早在我们尚未想到“可持续发展”原则之时，云南各少数民族就已经在身体力行了。今天，我们应该好好向他们学习。

早在2003年的时候我写了《与神山对话》一书。当时，在中国西部许多地方都掀起了“香格里拉”命名之争。当地人想用这个名字作为标识，以促进旅游和经济发展。但是，香格里拉根本就不是这个概念。

其实，“香格里拉”一词最早出现在英国作家希尔顿·詹姆斯写下的《消失的地平线》一书中。他向世人描绘了一个东方中国的世外桃源。希尔顿从来没有去过香格里拉。事实上，他从未到过亚洲。而且他不知道他实际上是写什么。然而，《消失的地平线》成为畅销书和经典的好莱坞电影。香格里拉成为一家五星级连锁酒店。实际上这些都和香格里拉的本意没有什么关系。

香格里拉是藏传佛教概念即“香巴拉”一词的拼写错误。

第六世班禅大师，在几百年前写的“香巴拉经文”中描述过它。古印度往世书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它描述为喜马拉雅山脉北部的一片“净土”。

在20世纪20年代，一个叫约瑟夫·洛克的国家地理探险家，来到云南藏区，喜马拉雅山以北，在当地听取了有关香巴拉的传说。詹姆斯·希尔顿的“消失的地平线》就是基于约瑟夫·洛克刊登在《国家地理》杂志上所报道的资料而写成的。“香格里拉”其实是“香巴拉”一词的简单拼写错误。

因此，我要找到它。在2002年，我关闭我的投资律师事务所，拿了一个背包，搭车去了西藏。

我去寻找香格里拉。

我脑海中只有一个问题。香格里拉在哪里？

它是一个地方，一个想法或是一种心态？

其他人紧随其后。

我们成立了探险队。

不久，我们有了一个电影摄制组。

之后我们拍摄了一部电影。

它后来成为一本书。

再后来，它变成了一个多媒体作品。

在路上，沿途中，我从当地人那里学到很多。在云南，各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圣山，代表对大自然的尊重和以自然的方式生活。对于他们来说，生态文明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它是一种生活方式。

十年后，通过喜马拉雅随笔系列（《寻找香格里拉》《与神山对话》和《香巴拉经文》），我可以分享我的旅程。  有时候，我发现，在寻找香格里拉的旅途中，过程比到达终点更重要。

一路上，我遇到的艺术家、作家、音乐家、活佛、僧侣、牧民，很多人都来自不同的族群通过各种不同的可持续经济模式在保护他们的文化和生存环境。

这些人改变了我的生活，我感谢他们。

感谢是因为他们改变了我的思维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