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虏囚的记忆》是日本精神病理学专家野田正彰，以精神病理学和社会人文科学的角度对日军侵略时期被虏劳工和被性侵妇女的身心历程进行探究的成果。主要内容为：在近代日本的侵略战争中，那些成为俘虏以及被当作奴隶的人们，在面对死亡的时刻是如何生存下来的，此后，他们又是如何将他人难以想象的精神创伤埋藏在心里而生活下来。围绕此内容和相关的受害者对日诉讼，作者还对日本社会对此问题的麻木、漠然进行了社会心理学的分析和批判，希望日本社会能对此有所反省，能对战争受害者有真正的关心。为了进行如此研究，作者深入中国河北、山西、海南岛、东北、台湾等地，进行了面对面的实地采访，揭露了许多受害者的悲惨经历，更重要的是，深入受害者的内心，对其心理创伤进行了关怀。

在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中，那些成为俘虏以及被当作奴隶的人们，在面对死亡的时刻是如何生存下来的？此后，他们又是如何将他人难以想象的精神创伤埋藏在心里而生活下去？这是日本精神病理学者野田正彰在《虏囚的记忆》一书中展示和探讨的内容，以期从个人的内在精神切入进行社会和历史的考察。作者在对中国被掳劳工和遭受日军蹂躏的中国女性进行了实地访问的基础上完成了本书，并由此严厉地追问和批评日本社会对中国人的战争受害所表现出来的“无视与沉默的循环”。

致中国读者

前言

第Ⅰ部

 第一章　从中原被绑架的少年

 第二章　无视与沉默的恶性循环

 第三章　从文明诞生地到鬼岛

 第四章　从人伦情理看花冈暴动

 第五章　劳工之歌

 第六章　擅长乡土歌谣的少年兵

 第七章　精神创伤的复发

 第八章　强制劳动文化的继承

第Ⅱ部

 第九章　伴随着死亡恐怖的性暴力

 第十章　悲惨遭遇后的社会反应

 第十一章　日军在山西太原的性暴力

 第十二章　殖民地的“慰安妇”女性

参考文献

后记

译者的话

第二天一早，给他们发了一套黑衣服，到外面站成一列，发给每个人一只木碗，排队领取一个发霉的窝头，半碗菜汤。谁走慢了也要挨打。一位男人想再要点菜汤停住脚步，汉奸警备不由分说把他打倒在地拖走。窝头是用发霉的玉米面做的，又粘又苦，难以下咽，菜汤也只有半碗，几乎看不到菜叶。李良杰想，如果在这里住上一周，肯定要死去。但是，逃跑的念头被阻断，只能忍耐着，不再想什么。许多人患了痢疾，腹痛不止，还有人出疹子，则被拖到等死的房子，只能等待着死亡的降临。

房子的外围拉有电网，还建有高高的瞭望楼，日本兵荷枪实弹昼夜把守。

李良杰曾经三次看到堆积尸体的大车上，还有人在蠕动。如小山般的尸体胡乱地堆积在一起，有的四体朝天。

第五天，李良杰刚迈出门，就觉得眼前一黑坐到地上，连话也讲不出来。也许因为他还是个孩子，没有挨打。他在心里一直念叨着：“爸爸、妈妈，俺活不了啦！”

这时，有一位被押送到这里的国民党军队大队长说了一句“他还是个孩子呀”，并指示身边的少年兵给李良杰喂水。日本人为了让军官级的俘虏充当劳工头领，所以给一些优待，允许有一些私人物品。给李良杰喂的水就是骡马运水时这位大队长攒下的。但听说有一个人偷偷攒水被警备发现后被用铁棒把脑袋打破死去了。

第六天早上，全副武装的日本兵从营房一直部署到码头，李良杰等人被押上货船。此行是死是活，到什么地方，没有人知道，也没有可能去担心这些。只是迈出了这个门槛，今后遭遇的则是奴隶般的待遇。至于当时日本政府募集劳动力的所谓“劳工协会”组织及劳动合同之类，他们连听也没有听说过。李良杰咬着嘴唇说：“每当想起塘沽，直到今天心里还痛。”

李良杰等300余人被押进船舱的最底层，人们坐在煤堆上，一两个小时后才被允许上甲板，能够呼吸到外面的空气，海岸线已经看不到了。

然后，开始在甲板上架锅做饭，船舱里有小米、玉米粉、南瓜、萝卜等。这时的李良杰脑子一片空白，连什么时候被抓，是几天前，还是几个月前，都记不清了。只是允许喝够水，倒也填饱了肚子。

第七天，遇上强烈的海风，船不能行进。从船舱的圆窗向外望，波浪像小山一样，船向下落时，就像从山上落到谷底，这是他第一次看到海。几乎所有的被绑架者也大都是第一次见到海，人们开始呕吐不止，到后来，肚子里的东西几乎都倾吐而出。

第八天风停了，命令他们到甲板上集合，可是有半数之人怎么也爬不起来，李良杰是其中之一。一个穿白制服的男人拿着棒子敲打他们的头部和身体。这时，李良杰朦朦胧胧地听到同乡王吉栓急促地喊，“快起来！”李良杰这才在同乡的帮助下爬了起来。对其他爬不起来的人，看押者想把他们强制拖到外面，这引起人们的强烈抗议，不得不停止暴行。但是，仍有6个人再也没有醒来，最后被丢进海里。

在塘沽时的大队长又给李良杰水喝，这才第二次捡回一条命。再就是如果没有王吉栓，他也许已经死了。然而，那么强壮的王吉栓，三个月后却在田川矿被活生生打死。事情发生在田川矿配给所前，王李二人正在捡丢弃的菜叶吃，被发现毒打一顿。王吉栓被打得走不了路，大家把他们抬回宿舍。没想到不一会儿矿山事务所又来了一位叫亲方的日本人，再次对王吉栓大打出手，王吉栓已经被打得躺倒在地他仍不罢手。李良杰气愤得浑身颤抖，却是没有办法制止。结果，亲方走后，呻吟不止的王吉栓被送到所谓的病栋，第六天就死去了。当时，李良杰也真想一死了之。

P7－8

同野田正彰先生认识还是在1995年8月，即中国的抗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50周年之际。当时，在哈尔滨召开以揭露日本在侵华战争中实施细菌战与化学战罪行为中心内容的学术研讨会，邀请几位战后努力反省侵略战争责任的原日本军人与会，其中包括曾经的日本军医小川武满和宪兵三尾丰等人。野田先生陪同他们从始至终参加会议，晚上还与他们长时间地谈话，仔细地记录原军人们的言行举止。三年后，我收到野田先生寄来的新出版的著作《战争与罪责》，才了解到，原来野田先生一直从心理学的角度关注当年参加侵略中国战争的日本军人，特别是关注这些人参加战争的经历和战后对战争中罪行的认识及反省的过程，并且希望通过对这些人的战争体验和心路历程进行分析，引起日本人对战争责任和战后责任的关注。因为我也在关注日本的战争责任与战后责任的认识问题，所以对野田先生的研究有很大的兴趣，尽管从心理学角度进行观察我是外行。

2004年冬的一天，野田先生突然来近代史研究所找我，事前居然没有电话联系。见面后得知，他正在为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日语部的著名播音员陈真女士写传记，已经快收尾了，但是陈真女士的病情加重，所以他匆匆赶过来看望。我听说陈真女士，是因为她长期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教授日语，据说她的日语发音和对语气的把握连日本人都自叹弗如。她还在日本的NHK广播电台向日本人介绍中国，所以在中国和日本都有相当多的“粉丝”。但是野田先生专门为陈真女士作传，并专程来医院探望，则是我没有想到的。野田先生还心情沉重地说：陈真女士的病情已经十分严重了，所以要马上赶回日本，加快写作和出版的进度。但是没过一个月，野田先生再次来北京，告诉我说陈真女士病情恶化了，给她写的传记虽然已经杀青，但离印刷还有一周的时间。为了让陈真女士看到书，野田先生特地请出版社专门制作了一册样书，一定要送到陈真女士的手上。他还给我看了陈真女士在病榻上手捧样书微笑的照片，那也是陈真女士最后的照片。这两次与野田先生的见面，使我对他作为精神病理学医生的思维方式有了一些初步的理解。

在那之后，野田先生还向我推荐过参加当年侵华战争的日本士兵的回忆录，特别介绍说读那些回忆录能够了解当年战争加害者的心理状态，有助于中日两国民众的相互理解。我们将其中部分回忆录翻译成中文出版后，确实在中国社会引起了比较大的反响。

2006年后，野田先生开始将关注点从日本转向中国，因为这时已经有数十起日本法庭上的中国战争受害人的诉讼。但是，日本法庭的法官们对这些诉讼的冷漠态度和初期的判决结果让野田先生感到震惊。因为他从初期的判决中丝毫看不到战争加害国应有的反省和忏悔，并且日本社会对这样的诉讼似乎也无动于衷。如何促使日本人不仅认识自己的战争被害，更要认识日本的战争加害责任，是当时日本社会争论比较大的问题。所以，野田先生把对战争被害国民众的遭遇和心理的变化作为自己的调查课题。这就是野田先生编写本书的缘由。

在中国，对战争受害的调查，是从日本战败后就开始的工作，当然，随着时代的变迁，调查的角度、方法也有变化：战后初期为与战争损失调查相关联的资料调查，中间经过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作为阶级教育一环的日本战争罪行的历史调查，“文化大革命”中配合“反帝反修”斗争的社会调查，再到改革开放以后重视口述历史资料的具有学术意义的调查。在这些调查中积累的口述资料，记录了战争给中国民众带来的深重的灾难。进入21世纪后，经历过战争的受害人多数已步入耄耋之年，记忆力衰退，身体状况也不乐观。野田先生则开始针对这些人进行新一轮的侧重于心理学的调查。那些年里，他每年多次来中国，访问当年被日本军队强抓到日本从事苦役，战后历尽艰辛回国的劳工；不堪奴役奋起抗争但惨遭镇压的被俘的中国军人（当时被称为“特殊工人”）；成为野蛮的日本兵性暴力对象的农村妇女。他调查的地区北部到了黑龙江、吉林，中部到了河北、山西，南部到了海南岛和台湾。与中国方面历来的调查有所不同，野田先生更关注在近代日本的侵略战争中，那些成为俘虏及被当作奴隶的人们在面对死亡的时刻是如何生存下来的，以及后来他（她）们又是如何将他人难以想象的精神创伤埋藏在心里而生活下来。

研究抗日战争历史的中国学者，也会用相当多的精力关注抗日战争中日军暴行和中国民众受害问题，因为那是抗战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的一些历史学者同我们一样关注这样的问题，甚至进行共同的调查和研究，也是很自然的事情。野田先生作为日本精神病理学医生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与调查，当然包含了对战争受害人人道主义的同情和关怀，只是在方法上与历史学者的角度有所不同，而我认为最值得介绍的，是他关注这一问题的出发点。经过多次交谈，我才理解了野田先生思考这一问题的逻辑，原来他关注该问题的起因是日本社会近年来甚嚣尘上的所谓“朝鲜绑架问题”。

进入21世纪后，“朝鲜绑架问题”（日文中这一问题被称为“拉致问题”）被一些日本政治家人为地放大，在日本社会掀起轩然大波。2002年，当时的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甚至亲自前往平壤与金正日会面，要求朝鲜方面释放被绑架的日本人，从而积累了政治资本。虽然日本方面只能提出20余人的被绑架人名单（朝鲜方面部分承认），即使加上被怀疑为“遭绑架失踪者”，充其量也只有70人左右。但是，由于一些政治家和媒体的煽动，“拉致问题”一时在日本社会成为引人注目的重大问题。首相多次发表谈话；官房长官会见被绑架者家属；5名遭绑架的日本人获准“临时”回日本，社会各界欢迎、集会，“绑架问题”几乎成了每天的头条新闻。日本政府在内阁中还专门设了处理相关事务的大臣和相应的机构。在“无论如何都要关心自己同胞”的名义下，许多人也只好跟在那些政治家的后面亦步亦趋。

但是，包括野田先生在内的一批视野开阔、具有国际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的日本人，对这一问题则有独特的观察视角。他们认为，绑架事件其实早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是，日本的政府、警察及媒体却长期忽视，并没有站在被害者的立场上采取对应措施，几乎既没有进行相应的调查，也没有追查相关的责任。而这一问题之所以突然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是因2002年9月小泉纯一郎首相出访朝鲜。可见一些日本政治家之所以热衷“绑架问题”，还是为了争取更多的政治支援和选票，日本政府是想通过炒作这一问题，强调以朝鲜为代表的一些国家（包括中国、俄罗斯）的“威胁”，鼓吹制裁朝鲜的“正当性”，将其作为改变日本国民意识的意识形态政策。他进一步指出：日本在战争中强征中国劳工与“慰安妇”，其实就是一种“绑架”行径。而遭受那一“绑架”的中国受害人数量以数万（被绑架到日本）甚至数十万（从中国内地被绑架到中国东北）计。所以，他认为只有以日本对朝鲜、中国、东南亚侵略的历史认识为基础，在对日本当年的“绑架”行为进行反省的基础上，通过和平外交及战后补偿对当年的战争受害人予以安慰，才能真正解决朝鲜的“绑架问题”。

将“绑架问题”放在东亚历史纵横的大背景下认识，不仅独具慧眼，更重要的是拓宽了日本人战后责任认识的领域。这一认识与20世纪60年代中期日本人战争责任认识的发展很相似。当时，日本民众举行了轰轰烈烈的反越战运动，并将其与自己当年受到美国飞机空袭的历史结合起来思考，并进一步认识到：日本人支持或者直接参加了侵略中国和亚洲的战争，导致亚洲更多的非战斗人员的死伤，日本人不也是加害者么？如果不反省自己的加害责任，单纯强调别人的加害责任，是无法占据道德评判的高地的。这一认识标志着日本民众战争责任认识的重大飞跃。从那时起，日本的反战和平运动上升到从“被害”与“加害”两面去思考战争责任问题的高度，成为后来积极支援战争被害国国民的战后索赔运动的思想基础。以野田先生为代表的一部分日本知识分子通过“绑架问题”进一步思考日本人的战争加害责任，批评日本社会对中国人的战争受害的“无视与沉默的循环”，是对日本和平运动的批评与敦促。

野田先生撰写的《战争与罪责》，其调查对象全部是日本人，所以对多数的中国读者来说，读那本书可以了解到许多闻所未闻的战争历史。那么，这本书的调查对象则全部是中国人，对同为中国人的读者来说，从某种意义上，似乎没有那么明显的新鲜感。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思考角度，即观察日本的心理学者是如何对待中国的战争受害者的，这本书则给我们提供了更新鲜的知识与信息。本书中的受害人分布在中国各地，甚至还有少数民族，其语言及生活习惯各异；除个别人外，多数人的文化程度并不高，有的人至今仍承受着战争灾难带来的苦痛。为了获得战争受害人的信任和理解，野田先生努力深入他们之中，在消除他们的误解与顾虑的前提下进行了真正的谈话，可以想见作为日本人的野田先生对于认识战争加害责任的自觉，以及对于中国受害人的感情。当我们读到作者对中国战争受害人心理的深刻细致描述的时候，不能不感慨作者作为日本人在调查中国战争受害者过程中的执着和经受的辛苦。读了野田先生的著作，我们不能不反思：作为迫切需要真实记录与认真思考战争历史的我们，为什么能容忍那么多粗制滥造甚至是肆意杜撰的所谓抗日剧流行呢？我们的作家、编剧以至历史学家、心理学家为什么不能静下心来，在真正了解战争受害者的体验的基础上拿出我们的作品来呢？

应野田先生的要求，谨以以上感想作为序言。

步平

2013年6月18日

本人15年来一直从事战争受害者的考察，1998年出版了《战争与罪责》一书（岩波书店），中心内容是对作为加害者的日本士兵进行考察。对日本过多的战争犯罪中的受害者加以考察，以往没有考虑过。

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日本法庭连续进行被掳中国劳工及“从军慰安妇”的被害赔偿诉讼审判。然而，法庭方往往以事件发生在遥远的过去、《旧金山条约》已经解决，或者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中方放弃了战争被害赔偿请求权等为由，驳回了被害人的赔偿请求，于是，这些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战争被害者在对日本战争犯罪进行控诉的同时，至今仍然遭受痛苦折磨。然而，日本法庭的审判官们、报道审判情况的记者们，以及加害国日本的国民们，似乎都不了解这些受害人今天的苦楚。既然不了解，为什么要这样判决？不了解，为什么能形成判决文，并对其予以解释？我一想到此前曾经采访的战争受害者的生活状况，不禁对国人如此低下的想象力而感到惨然。

本书通过对每一名受害者的调查来批判这种漠然。

关于战后补偿，首先想介绍德国的强制劳动补偿基金方式，即“记忆·责任·未来”模式。2007年6月11日，德国政府公布，战后以来对二十几个国家总计176.5万名受害者补偿了43亿7300欧元（约合7100亿日元）。该基金由政府和6500家企业各出一半。在日本，一些市民团体也掀起要求对被绑架到日本的劳工支付工资的运动。但是，关于支付对象出现了许多问题。记录有被强掳中国劳工信息的文档只有当时的《外务省报告书》，被强掳劳工的总数为38935人。但是，《报告书》中没有记载的中国人劳工，以及在中国的无数劳工、性奴隶及朝鲜人、其他外国人等，对他们的调查如何进行？而且，仅调查一项，就需要大量的经费。

对比日本，德国的战后补偿并不是从现在开始的，他们经过了长年的调查和研究，以及反复对战争责任进行深刻的反省，同时进行了彻底的战争犯罪教育。德国之所以能够这样一步步地进行，深化舆论，是以德国的政治、社会、文化改革为基轴。对比之下，日本的战后则是恰恰相反的动向。

战后60年来，日本不仅对侵略战争毫无反省，而且是持续60年的无反省、无责任、无教育，甚至伪造历史。战后的一代，不了解被他们先辈蹂躏的人们至今仍然持续着不幸，自己负有战后责任。

日本国宪法的前言是这么写的：

日本国民期望持久的和平，深知支配人类相互关系的崇高理想，信赖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的公正与信义，决心保持我们的安全与生存。我们希望在努力维护和平，从地球上永远消灭专制与隶属、压迫与偏见的国际社会中，占有光荣的地位。我们确认，全世界人民都同等具有免于恐怖和贫困并在和平中生存的权利。

我们相信，任何国家都不得只顾本国而不顾他国，政治道德的法则是普遍的法则，遵守这一法则是维持本国主权并欲同他国建立对等关系的各国的责任。

日本国民誓以国家的名誉，竭尽全力以达到这一崇高的理想和目的。

然而，我们并没有“信赖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的公正与信义”，而是“只顾本国”。日本政府只对军人、军属及其遗属给予丰厚的补偿，但不顾及民众的战争被害，至于被侵略地区的人们，他们的痛苦境况远远超过日本国民，更是毫不顾及。

岁月不能倒转，无数的人们遭受日本的战争犯罪，他们要求谢罪、要求正义、要求恢复名誉，然而，他们大多是在叹息自己悲惨人生的苦痛中死去。而至今，我们对他们什么也没有做。  实际上，我们能够做到一些事情。首先，日本政府必须改变政策，有人主张，日本应该通过ODA对中国进行援助，与中国政府一起调查战争犯罪和战争被害，然后对每个战争被害人予以援助。也有人认为，这与ODA没有关系，而是日本国家的责任，请求中国政府的协助自然必要，更重要的是直接向战争被害人予以补偿。没有必要从调查战争犯罪和战争被害者人手，如果被“全面调查”这一考虑拖拉下去，势必拖延对至今仍陷于痛苦之中的受害者的援助，应该建立一个公共机构，直接面晤那些受害者，首先对老人们进行身心的治疗，并予以必需的经济援助，即使数额不大，但应以养老金的形式持续支付。此外，动员志愿者参与，通过与受害人及其家属的直接对话，进一步深化我们的战争反省意识。

我们比德国落后了数十年，我们还没有谢罪和反省，零零散散地支付受害人一些钱，是对受害人尊严的贬低，像“为了女性的亚洲和平基金”那样，其数额对接受者国家可能为数不少，但是，扭曲其家庭关系的事例也为数不少。

从能够做到的开始，至今还有那些陷于苦痛中的老人。理解他们，念他们之所想，与他们握起手来，开始我们已经迟误的战后补偿吧！

最后，想对帮助本人进行调查的人们致以谢意。

我的调查从2006年秋开始，历时了两年之久。对随同我一起调查，并担任翻译的北京的朱春立、耿春梅、刘静、余文，以及与我随行去台湾调查、担任翻译的山口雪菜、青砥祥子表示感谢。他们先后与我一起深入海南岛山区、山西盂县的黄土高原，河南省、河北省的村庄城市，以及台湾山区，进行多日的调查旅行。康健律师还为我介绍了多位受害人，还与我同行，去海南岛访问遭受日军性侵害的老婆婆们。在山西省盂县，张双兵先生带领我挨家挨户地访问老婆婆们。另外，在海南岛山区，有许多朋友帮助我把黎语、苗语翻译成汉语，再翻译成日语，在这里向他们一并表示深深的谢意。

在台湾调查期间，得到妇援会赖采儿的帮助。

去中国东北调查期间，还得到山边悠喜子、张宏波的引导和帮助。二人还帮助我翻译、整理了花冈审判中中国方面的资料。

再就是，对我长时间打扰、最长竟达两天之久的战争受害老人们，从心里表示由衷地感谢。但愿本书能够得到各方面的理解。

本课题得到关西大学学术共同研究“为构筑日中共同战争认识，展开感情交流——人文·社会科学调查方法的应用研究”的资助，以及研究推进社会连携机构的浅野考平副校长的支持。借此机会，向共同研究者宫原浩二郎、望月康惠、细见和志、安德阿斯·尔斯达一荷尔茨（译音）教授表示感谢。另外，如果本人不被关西学院大学“和平学·广岛·长崎学讲义”聘为担当教授，也无法完成本书。

本书的各章节曾在《世界》月刊2007年8月号至2008年12月号连载，当时题为“赠给虏囚的记忆”。多次编辑过本人著述的みすず书房的岛原裕司先生编辑了此书。在此，将此书作为献给战争受害老人的赠书，作为联络受害老人与日本战后一代的著书奉献给读者。

2009年5月

野田正彰于比睿山麓原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