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是战国时代著名的政治家，法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年少时就喜好刑名之学，曾在魏国国相公叔痤处担任中庶子一职，听闻秦孝公的求贤令，于是西入秦，被孝公重用并在秦国实行变法。《商君书》又称《商君》《商子》，集中体现了商鞅变法的主要思想。此书是法家学派重要的代表作。

《商君书》版本不一，《商君书译注》以通行本清人严可均的《商君书校》为底本，并参照近人朱师辙《商君书解诂》、蒋礼鸿《商君书锥指》、高亨《商君书注译》，对少数几处做了校改。本书由周晓露译注。

《商君书》又称《商君》《商子》，集中体现了商鞅变法的主要思想。此书是法家学派重要的代表作，《汉书·艺文志》著录29篇，现存26篇。一般认为，该书由商鞅及其后学的著作汇编而成。《商君书》主要论述了商鞅一派的变法思想和具体措施，所涉及的问题相当广泛，既有治国方针的理论阐述，又有具体法令法规的记述。

《商君书》版本不一，《商君书译注》以通行本清人严可均的《商君书校》为底本，并参照近人朱师辙《商君书解诂》、蒋礼鸿《商君书锥指》、高亨《商君书注译》，对少数几处做了校改。《商君书译注》由周晓露译注。

前言

更法第一

垦令第二

农战第三

去强第四

说民第五

算地第六

开塞第七

壹言第八

错法第九

战法第十

立本第十

兵守第十二

靳令第十三

修权第十四

徕民第十五

刑约第十六

赏刑第十七

昼策第十八

境内第十九

弱民第二十

御盗第二十

外内第二十二

君臣第二十三

禁使第二十四

慎法第二十五

定分第二十六

题解

本篇为《商君书》开篇之作，据《史记·秦本纪》记载：“三年，卫鞅说孝公变法修刑，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孝公善之。甘龙、杜挚等弗然，相与争之。”秦孝公三年，商鞅劝说孝公实施变法，遭到甘龙、杜挚等人的极力反对，双方围绕“变法”“更礼”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最终，由于秦孝公对商鞅的支持，秦国颁布了“垦草令”，从而迈出了变法的第一步。本篇即是对此次辩论过程的详细记录。

孝公平画①，公孙鞅、甘龙、杜挚三大夫御于君②。虑世事之变，讨正法之本，求使民之道。

君曰：“代立不忘社稷③，君之道也；错法务明主长④，臣之行也。今吾欲变法以治，更礼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议我也。”

注释

①平画：评议，谋划。平，通“评”。画，通“划”。

②公孙鞅：即商鞅。姓公孙，名鞅，卫人，又称卫鞅。后封于商，又称商鞅、商君。御：侍奉。

③代立：指继承君位。

④错法：实施法令。错，通“措”。主长：君上(高亨说)。

译文

秦孝公与大臣们评议谋划治国之策，商鞅、甘龙、杜挚三位大夫陪同在侧。他们分析时势变化，探讨治国的根本法则，寻求役使百姓的方法。

孝公说：“继承君位不忘国家社稷，这是为君之道；实施法令制度以期显明君主的权威，这是为臣之道。现在，我想通过变法来治理国家，通过更改礼制来教化百姓，却又担心天下人议论我。”

公孙鞅曰：“臣闻之：‘疑行无成，疑事无功①。’君亟定变法之虑②，殆无顾天下之议之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负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骜于民③。语曰：‘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郭偃之法曰④：‘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

孝公曰：“善！”

注释

①疑：迷惑，犹豫不定。成：成功。《史记》作“名”。

②亟：赶快，急速。

③骜：通“警”，诋毁，怨恨。

④郭偃：据《国语》记载，郭偃即晋大夫卜偃，掌管卜筮之事。

译文

商鞅说：“臣听说：‘行动犹豫不决不会成功，做事迟疑不定没有功绩。’请君主迅速决定变法的策略，大概可以不用顾虑天下人的议论。况且有行事高于常人者，本来就常被世俗之人错误地对待；有特殊智慧的人，一定被民众所诋毁、怨恨。俗语说：‘愚昧的人对于已经结束的事情尚且不清楚，而有智慧的人在事情发生前就已知道结果。’‘不能和百姓一起思考谋划开始时的决策，但可以和他们分享最终的成果。’郭偃的法度曾说：‘谈论最高尚道德的人不和世俗同流，建立伟大功业的人不与一般人谋划。’法令，是用以爱护百姓的；礼制，是使人们行事适宜、恰当的。所以圣人如果能令国家强大，不必仿效旧法；如果可以有利于百姓，不必因循古礼。”

孝公说：“好！”P-3

商鞅，是战国时代著名的政治家，法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是卫国国君的后裔，姓公孙氏，名鞅。因此又被称作卫鞅、公孙鞅。后因率领秦军打败魏国，获封于商，号为“商君”，故称之为商鞅。商鞅年少时就喜好刑名之学，曾在魏国国相公叔痤处担任中庶子一职，受到公叔痤的赏识。公叔痤去世后，商鞅听闻秦孝公的求贤令，于是西入秦，被孝公重用并在秦国实行变法。推行变法十年后，秦国百姓富足，社会安定，国力大增，以至于周天子都赐祭肉给孝公，表示对秦国地位的肯定。

但商鞅变法也触犯了秦国诸多权贵，导致“宗室贵戚多怨望者”(《史记·商君列传》)。如太子犯法，商鞅就处罚了太子的师傅公子虔、公孙贾，后公子虔又犯法，商鞅对其施行了割鼻的酷刑。或许正是因此，在秦孝公去世后，公子虔等人诬告商鞅谋反，最终商鞅被车裂而死。

从古至今，人们对商鞅的评价褒贬不一。李斯就说：“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史记·李斯列传》)司马迁则认为：“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史记·商君列传》)即认为商鞅严刑峻法、残忍少恩。《汉书·食货志》记载：“及秦孝公用商君，坏井田，开阡陌，急耕战之赏，虽非古道，犹以务本之故，倾邻国而雄诸侯。然王制遂灭，僭差无度。庶人之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有国强者兼州城，而弱者丧社稷。”由此可知，班固认为商鞅变法破坏了井田制，加剧了百姓的贫富悬殊和诸侯国间的相互兼并，严重影响了社会安定。汉昭帝时的贤良文学派也指责商鞅“以重刑峭法为秦国基，故二世而夺”(《盐铁论·非鞅》)，认为商鞅严刑峻法是导致秦国灭亡的重要原因。苏轼也持类似观点，他说：“秦之所以富强者，孝公务本力穑之效，非鞅流血刻骨之功也。而秦之所以见疾于民，如豺虎毒药，一夫作难而子孙无遗种，则鞅实使之。”(《东坡志林·论商鞅》)将秦国富强的原因归结为秦孝公重视农业，而将秦灭亡的原因归结为商鞅的刻薄寡恩。王安石在《商鞅》一诗中说：“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即是赞扬商鞅赏罚分明，取信于民，因而能令出必行。由上可知，对商鞅及其变法的评价可谓众说纷纭。

《商君书》又称《商君》《商子》，集中体现了商鞅变法的主要思想。此书是法家学派重要的代表作，《汉书·艺文志》著录29篇，现存26篇，其中两篇仅存篇名，内容已佚。一般认为，该书由商鞅及其后学的著作汇编而成，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就说：“殆法家者流，掇鞅余论，以成是编。”《商君书》主要论述了商鞅一派的变法思想和具体措施，下面我们仅择其大要进行介绍。

商鞅认为“世事变则行道异也”，即应当根据时势的变化来采取相应的治国策略。而有感于“今世强国事兼并，弱国务力守”的社会现实，商鞅将农战政策视为变法的重点，认为只有大力发展农业，重视加强军事实力，才能令国强民富，从而在“争于气力”(《韩非子·五蠹》)的乱世中占据有利位置。为此，在《垦令》《农战》等篇中论述了各种鼓励百姓务农的措施，如肃清吏治，限制商业、手工业，将山林、湖泽收归国有等，尽可能地令百姓“归心于农”，将民力集中于发展农业生产上。不仅要集中国内民力从事农业生产，《徕民》篇甚至提出实行优惠政策，吸引秦国以外的百姓来秦务农。与此同时，将农业生产和对外作战有机结合。有战事发生时，秦国上下男女老幼全民皆兵，且被编为三军，协同作战；无战事时，百姓则从事农耕。这一农战结合的策略能够最大限度地役使民力，保证国家的正常运转。此外，商鞅还特别重视有关作战的具体战略、战术。《战法》《兵守》篇就专门论述了用兵策略和防御方法，足见商鞅对军事的重视程度。

农战政策作为基本国策确定下来后，如何保证其彻底推行则成了当务之急。对此，商鞅针对“人情好爵禄而恶刑罚”的人之天性来实施赏罚，推行法治。一方面，奖励农战并严格遵循利禄官爵均出于农战一途的原则，杜绝与“公法”相对立的凭借“私议”“私德”获取爵禄的行为；另一方面，对作战失败、畏战者严惩不贷。如对于怯战退缩的士兵施行“千人环睹，黥劓于城下”的刑罚，即在千人围观下，在城下处以在脸上刺字或者割鼻的酷刑，甚至对围攻敌国城池失败者处以斩首之刑。虽然运用严格的赏罚手段能够促使百姓或主动、或被动地从事农战，但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商鞅一派“重罚轻赏”并试图“以刑去刑”的法家式“法治”理念。或许正是因此，才致使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对法家做出“一断于法”“严而少恩”“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史记·太史公自序》)的评价。

《商君书》所涉及的问题相当广泛，既有治国方针的理论阐述，又有具体法令法规的记述。其中一些思想独具特色，发人深省。如治国要“能抟力，能杀力”，既能集中民力，也要能消耗民力；“无宿治”的措施则有利于提高政府办事效率；《徕民》篇指出招徕邻国百姓，既有利于本国的农业生产，又能削减敌国兵力。此外，《境内》记载了秦国的一系列制度，主要有户籍制度、仆役分配、奖惩制度等。其中，尤为详细地记述了军功奖励办法，突出地反映了秦国“上首功”的特色。《垦令》则提出二十条措施，使百姓投身到农业生产中，其中诸多措施对中国古代的重农抑商传统产生了重大影响。

由于《商君书》内容丰富且非出自一人之手，因此其体例、文风不一。《更法》为典型的论辩体，《农战》《开塞》《画策》《外内》等篇为政论体，《垦令》《境内》则是对秦国政令的诠释。多数篇章语言简洁质朴，说理性极强，但少数篇章也运用了比喻、排比、对比等修辞手法，如《徕民》篇就运用了“齐人有东郭敞者”的寓言，《禁使》篇以驺虞和马为喻等，以此增强文章的生动性。

《商君书》版本不一，本书以通行本清人严可均的《商君书校》为底本，并参照近人朱师辙《商君书解诂》、蒋礼鸿《商君书锥指》、高亨《商君书注译》，对少数几处做了校改。由于学识有限，书中难免有错误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周晓露

2013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