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是我的故乡，我们一家几个世纪以来都生活在这里。不过我们属于东海岸，这就有所不同了。海岸那里不能算地地道道的非洲。那是一个阿拉伯人、印度人、波斯人、葡萄牙人混杂的地方，这里的居民其实是印度洋人。真正的非洲在我们身后，连绵许多英里的丛林或沙漠把我们和内地的非洲人分割开来。我们把目光放在东边的土地上，比如阿拉伯、印度、波斯。我们和这些地方的人做生意，我们的祖先也是从这些地方来的。不过我们不能把自己说成是阿拉伯人、印度人或波斯人。和这些地方的人比较起来，我们感觉自己是非洲人。
我生在一个穆斯林家庭，我们是一群特殊的人，不同于阿拉伯人和非洲海岸的其他穆斯林。按照习俗和思想，我们更接近于印度西北的人，我们的祖籍就在印度西北部。到底是什么时候从那里迁过来的，没有人能告诉我。所以我们也不算那里的人。我们只是过着日子，守着本分，沿袭着先人的活法。我们从来不问为什么，从来不记录。在内心深处，我们知道自己的民族很古老，不过好像也没有办法测算时间的流逝。我父亲和祖父讲故事的时候都说不出时间。这并不说明他们忘了时间，或者搞不清楚。在他们看来，过去就是过去。
记得祖父说过，他以前曾运过满满一船奴隶，是当成橡胶来运的。他无法告诉我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它只是在他的记忆当中飘来飘去，没有日期，也没有背景。祖父并没有把它作为一桩恶行或恶作剧或玩笑来讲，他只是觉得这是他做过的一件不同寻常的事——不寻常的地方不在运送奴隶本身，而是把奴隶描述成橡胶。要不是我还记得老人说过这故事，这段往事就永远石沉大海了。后来我看了书，才知道橡胶交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是个大买卖，后来又成了中非的大丑闻。祖父想必是在橡胶成为大买卖的时候了解到“橡胶”这个概念的。这些事实我后来都了解到了，不过祖父却一无所知，也不感兴趣。
非洲有过一阵动荡期，阿拉伯人被扫地出门，欧洲势力迅速扩张，非洲大陆全被瓜分。在动荡期间，祖父说的往事是我所听到的惟一一个家族故事，别的事再也没人说了。我们就是这个样子。我自己家的历史以及印度洋的历史我都是从欧洲人写的书上了解到的。我可以说我们阿拉伯人当年是伟大的冒险家和作家，我们的水手在地中海上张起三角帆，为后来发现美洲大陆作了铺垫；我可以说印度导航员带着达伽马从东非航行到加尔各答；我也可以说“支票”一词最早的使用者就是我们波斯的商人——之所以能说出这些，都是因为我看过欧洲人写的书。但这一切都不在我们自己的知识范围内，也不能引发我们的自豪感。我觉得如果没有了欧洲人，我们的过去就会被冲刷掉，就好像镇外那片沙滩上渔人的印迹一样。
沙滩上有一处围场，围场是用砖砌起来的。在我还小的时候，围场就只剩下遗迹了。热带非洲的建筑都不长久，所以围场就算是珍贵文物了。运送奴隶的车队从内地赶到这儿后，就把奴隶们悉数关在围场里，等着单桅帆船来带他们漂洋过海。要是你不知道这情况，围场就什么也不是，最多也不过是普普通通、摇摇欲坠的四面墙，出现在以沙滩和椰子树为背景的明信片上。
阿拉伯人曾统治过这地方。后来欧洲人来了；欧洲人现在又打算离开了。但是不管怎么变，人们外在的举止和内心的思想都没什么改变。人们照旧过着日子，过去和现在合为一体，而过去发生的一切都随风而逝。永远只有现在。这就好比天上出了什么问题，以至于天刚拂晓，又立刻回归黑暗，结果所有人都生活在永恒的拂晓。
东海岸的奴隶制和西海岸有所不同。不会有人被贩运到种植园；从东海岸离开的人有的到阿拉伯人家里当用人，有的和当地人家结成姻亲，成为他们的家庭成员。有的自己找到了好的出路。非洲人是森林的孩子，如果要跑几百英里，从内地出来，远离自己的村子和部落，那么投奔在外国人家里，受他们的保护还是不错的，总比孤零零地落在陌生且怀有敌意的非洲人中间强。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虽然欧洲国家很早就禁止奴隶制了，私自贩运的交易还不停止。因为这个原因，当欧洲人在做一种橡胶生意时，祖父偶尔还能做做另一种橡胶生意。也是因为这个原因，秘密奴隶交易在东海岸屡禁不绝，一直到不久以前。奴隶和可以称为奴隶的人都想维持原状。
我们家的大院里住着两个奴隶家庭，他们已经连续三代住在那里了。他们最不愿意听到的事就是让他们离开。这些人的正式身份是仆人，但他们希望别的人——比如其他非洲人、贫穷的阿拉伯人和印度人——知道他们其实是奴隶。这并不说明他们以奴隶制为荣，他们引以为豪的是他们和名门望族有联系。要是他们觉得你比不上这些人家，他们就会对你很粗鲁。
我还小的时候，老仆人穆斯塔法常带我沿着旧城区的小巷散步。小巷狭窄幽深，两边的墙刷成白色。穆斯塔法还给我洗澡，把我穿得整整齐齐，在我的眼圈上涂上墨粉，在我的脖子上挂上幸运符。然后，他就让我骑在他肩膀上。我就是这样散步的：穆斯塔法把我架在肩膀上炫耀着，炫耀着我们家族的价值，炫耀着他在我们家受到的信任。有些孩子故意嘲弄我们，遇到这些孩子，穆斯塔法就把我放下来，怂恿我骂他们，然后自己也骂。有时还怂恿我和他们干架。要是我招架不住，可能要受这些孩子的拳打脚踢之苦，他就把我抱起来，重新架到自己肩膀上。然后，我们继续散步。
说了这么多穆斯塔法、阿拉伯、单桅帆船和奴隶，好像我是在讲一个《一千零一夜》里的故事。不过每当我想起穆斯塔法，甚至当我听到“奴隶”一词时，我总是想起我们家那个大院子的肮脏情形。这里既算学校又算后院，里面的人形形色色。总是有人在扯着嗓子叫；总是有许许多多衣服晾在绳子上，铺在漂白石上；总是有各种气味混杂在一起：漂白石的酸味，茅坑的臭味，在角落里用东西围成的小便处散发的骚味；院子中间的冲洗池里总是堆着肮脏的瓷碟子和铜盘子；院子里总有孩子窜来窜去；被熏黑的厨房里总是有人在做饭。我想起了一群吵吵闹闹的女人和孩子，想起了我姐姐们和她们的家庭，以及女仆们和她们的家庭，两边的孩子经常在一起比拼高低。我还想起了我们屋子里的争吵，想起了仆人们为了比拼而进行的争吵。小小的院子里挤了太多人。我们不想把那些人都赶到仆人的住处。他们都不是一般的仆人，不可能把他们赶走，我们和他们拴在一起了。
这就是东海岸的情形。奴隶们在不止一个方面反仆为主。住在用人屋里的人不再是纯粹的非洲人。家族里不肯承认，但他们身上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混杂了亚洲人的血，有可能混了好多次了。穆斯塔法的血管里就流着印度古吉拉特人的血。墨迪也是，这小伙子后来横贯大陆跑到我这里。不过这种混血是主人混到仆人身上的。而在海岸的阿拉伯人中情况恰恰相反，仆人的血混给了主人。作为主人的阿拉伯种族其实已经消失了。
阿拉伯人原本是伟大的探险家和战士，他们一度是统治者。他们深入到大陆腹地，建起了城镇，在森林里种植了果树。后来他们的势力被欧洲人打破，他们的城镇和果园一起消失了，被丛林吞噬。他们不再惦记着自己在世上的位置，不再有闯劲。他们忘了自己是谁，从哪里来。他们只知道自己是穆斯林，按着穆斯林的风俗，接二连三地娶老婆。到了后来，他们和阿拉伯半岛的渊源就断了，只能娶非洲女人，而在以前，非洲女人只能做他们的用人。所以，没过多久，阿拉伯人和自称阿拉伯人的人就和非洲人难以区分了。他们对自己原来的文明几乎一无所知。他们还看《古兰经》，还遵守《古兰经》上的律法，也还穿着特定样式的衣服，戴特定样式的帽子，蓄着特定样式的胡须，但也仅此而已了。他们不知道祖先在非洲都做过什么。他们只是沿袭着权威的习惯，却没有与之相应的能量和教育。阿拉伯人的权威在我小的时候还真真切切，到后来就退化成单纯的习俗，一阵风就能把它吹走。而世界亘古不变。
我为阿拉伯人担忧，我也为我们自己担忧。因为就权势而言，阿拉伯人和我们差不多。我们都生活在大陆边缘，都是生活在欧洲国旗之下的小群体。小时候我在家里从来没有听到有人讨论我们自己以及海岸的未来。大家似乎觉得一切都会照旧延续下去，在可以通婚的范围内，大家该结婚的还会结婚；生意和贸易会继续开展；非洲也会像以前一样是我们的非洲。
我的姐姐们是按照传统方式结婚的。大家觉得我到了时候也会结婚，把家族的香火传下去。不过当我还是一个上学的小孩时，我就觉得我们的生活方式过时了，快结束了。 一些小事物能够启发我们的新思维。给我启发的是本地区的邮票。英国执政当局发行了很多漂亮的邮票，邮票上画的都是本地的风土人情。其中有一张邮票叫做“阿拉伯独桅帆船”。这些邮票里好像有一个外国人的声音：“这地方最吸引人的就是这东西。”要不是看过独桅帆船的邮票，我会对这种船习以为常。由于这些邮票，我就开始注意这种船。每次看到它拴在码头边，我都觉得它是这一带特有的东西，有些古怪，外国人看了会评论，而且不太现代，绝对不像停泊在现代码头的那些大客轮和货船。
所以我很早就养成了观察的习惯。我尽量从熟悉的情景中跳脱出来，从一定距离之外打量它。正是由于这种观察习惯，我发现我们这个群体已经落伍了。从此我就开始有了一种不安全感。
我以前认为这种不安全感是个弱点，是我性格的缺陷，被人发现了我会感到难为情的。我总是把我对未来的想法埋在自己心底。这在我们的宅院里也不难办到：我说过，我们这里从来没有人去讨论政治之类的东西。我们家的人不傻。我父亲和他的弟兄都是跑贸易、做生意的。他们照自己的方式跟随时代的步伐。他们能审时度势，敢于冒险，有时候胆子还很大。但他们过多地陷在自己的生活中间，不能退一步来考虑生活的本质。他们只是本分地生活着，要是时运不济，他们就从宗教中寻找安慰。这不是听天由命，而是他们坚信人类活动全是虚妄无益的。
我永远达不到这个高度。我自己的悲观和不安全感更世俗化，我不像家里人那样有宗教意识。我的不安全感也是因为没有真正的宗教归属造成的，它就像是对我们信念中那种崇高的悲观主义所做的小小改变，这种悲观主义能够促使人做出异乎寻常的事。我比较唯物，追求中庸，力求在生活和超脱之间找到平衡，不安全感正是这一切的代价。
如果说我对海岸处境的不安全感是性情造成的，那也没什么办法让我平静下来。非洲这一带局势的发展开始千变万化。北方一个内地部落发动了血腥叛乱，英国人好像没办法把他们镇压下去。在别的地方，起义和暴动也此起彼伏。虽说疑病生病，但我的有些感觉也并不完全是我自己的紧张造成的：我感觉我们所熟悉的政治体制已经到头了，会为新的制度所取代，而新的制度不会好到哪里去。我害怕谎言——黑人套用白人的谎言。
欧洲让我们东海岸的人了解了一些自己的历史，同样，欧洲也教会了我们说谎。欧洲到来之前，我们那一带人从不说谎。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思想高尚，我们不说谎是因为我们从来不评价自己，没什么谎好撒的。我们这些人都守本分。欧洲人却能说一套，做一套。他们觉得这样做是出于欧洲文明的需要，但这样他们就让我们吃大亏了。欧洲人和其他人一样想要黄金和奴隶，同时又要给自己脸上贴金，说自己给奴隶带来了好处。欧洲人头脑聪明，精力旺盛，在他们势力的全盛期，他们能把欧洲文明的两面都表现出来，奴隶到手了，脸上也贴了金。
欧洲人能够评价自己，所以和我们比起来，更有办法应付变化。我把欧洲人和我们自己作了比较，我发现我们在非洲已经无足轻重，也创造不了什么价值。欧洲人正打算离开，或者参加战斗，或者和非洲人狭路相逢。我们却还在因循守旧，盲目地因循守旧。到了这最后关头，我们家和我所知道的其他人家还是没有人讨论政治这类事情。大家都回避政治话题，我发现我也在回避。
我每周到朋友因达尔家的球场打两次壁球。因达尔的祖父原来是印度旁遮普邦的人，后来到这里的铁路上当契约劳工。这位旁遮普老人混得很不错。契约到期后，他就在海岸这里定居下来，成了集市放贷人，向集市店主提供贷款，每次二三十先令。这些店主都缺乏周转现金，要依靠这种小额贷款来进货，他们第一周如果贷了十先令，到了下一周就要还十二到十五先令。这种生意说不上有多光彩，不过如果人活络（而且手腕硬），一年内资本可以翻很多倍。怎么说呢？这只是一种服务，一种谋生手段吧。不过也不止是谋生。因达尔家发了，成了有实无名的商业银行家：他们投资兴办了一些小公司，发展得不错。他们还投资贸易，和印度人、阿拉伯人和波斯湾的人做起了生意（就像独桅帆船邮票所反映的那样）。
因达尔家是个大宅院，院子地上铺了柏油，中间是一片楼房。主楼在最后，院子两边有些小一点的房子，喜欢独门独户的家人就住在里面。其他房子是给仆人住的。（他们家的仆人很正规，能请来，也能送走。不像我们家的那些仆人，赶都赶不走。）还有球场。所有这一切都围在涂成朱红色的高墙内，正门有门房守着。大宅院坐落在新城区，在我眼中，这宅院说多高级有多高级，说多安全有多安全。
有钱人总不会忘记自己有钱：我看因达尔不愧是放高利贷者或曰金融家的儿子。他长相英俊，很重仪表，略显柔弱，看上去总是一本正经。在我看来，这种表情表示他很在乎自己的财富，也表示出他对性的渴望。我想他是个喜欢暗地里寻花问柳的人，又总是害怕被人发现，也怕染上花柳病。
因达尔已经开始担心体重了，所以和我一起打球。打完球，我们在一起喝冰冻橙汁和热红茶。他告诉我他要离开了。他要出门到英国上一所著名的大学，要在那里读三年书。因达尔和他家里的人都是这个样子，喜欢用随意的口吻宣布重大消息。这消息让我有些郁闷。因达尔可以做他想做的事，不单单是因为他有钱（我总觉得出国留学没有大笔钱是办不到的），还因为他在本地的英文大学里念完了书，一直念到十八岁。而我到十六岁就不念了，不是我不聪明，也不是我不想接着念，只是我们全家没有一个人念书念到十六岁。
我们坐在球场阴凉处的台阶上。因达尔用他那种平静的口吻说：“你知道，我们在这儿都被耗空了。要想在非洲站稳，不强大不行，但我们并不强大，我们连自己的旗帜也没有。”
他把不能说的话给说出来了。他的话一出口，我顿时觉得宅院的高墙毫无用处。我所见到的一切是他们家两代人经营起来的，我为他们的艰辛感到悲哀。因达尔的话一出口，我就觉得自己能进入他的思想，能看到他看到的东西——富丽堂皇在本质上是讽刺性的：宅院的大门也好，门房也好，都挡不住真正的危险。
我听懂了他的话，但是我不动声色。我的表现和别人一样——这些人不承认我们这里会发生变化，他们的这种姿态曾经让我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因达尔接着问：“你打算怎么办？”我就像没有看到问题存在一样，回答说：“我会留下来，去做生意。”
这根本就不是真的，我的感受恰恰相反。但我发现当问题摆在自己面前的时候，我却不肯承认自己孤立无助。我本能地退缩到家人的态度。不过我的宿命感是假的，我其实很在乎世俗的一切，我什么也不肯放弃，我能做的，也只是躲避事实真相而已。发现自己是这个样子，想着自己还要穿过燥热的小镇回家，我就觉得很烦。
下午的阳光照耀在淡黑色的柏油路和高高的芙蓉树篱上。一切都是那么平淡无奇。不论熙熙攘攘的人群，或是破败的街道，或是空荡荡的高墙之间的小巷，都还没有什么危险。但这地方我实在无法再呆下去了。
我的房间在我们家的楼上。我回去的时候，灯还亮着。我从上面俯视着家里的大院，我看到了附近院落和空地上的树木和绿地。婶婶正在喊她的一个女儿：好像是白天拿出去用石灰洗的铜瓶没有拿回来。看着这个虔诚的女人掩在自己的墙后，我突然发现她对铜瓶的关注是多么的琐屑。粉刷成白色的墙是多么单薄，比沙滩上奴隶围场的墙还要单薄，能给她提供的保护实在是少得可怜。她太脆弱——她的为人，她的宗教，她的风俗，她的生活方式，全是脆弱的。多少年来，这个吵吵闹闹的院子有自己的生命，有自己的天地，怎不叫人习以为常呢？又怎会有人去问它是不是真的给我们提供了庇护呢？
我还记得因达尔投向我的鄙视和愤怒的眼光。我当时下了决心。我要远走高飞。我保护不了别人，别人也保护不了我。我们不能保护自己。我们只能用各种方法回避现实。我要离开我家的宅院，离开我周围的人群。如果和他们绑在一起，自欺欺人地和他们一起过日子，只会跟着走向灭亡。我只有独立出来，才能驾御自己的命运。过去一段历史的潮流把我们带到这里，这段历史我们已经忘记，只存在于我后来看到的欧洲书籍中。我们按自己的方式生活，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我们敬奉神，服从神的诫命。但现在，用因达尔的话来说，新的历史潮流要到来了，将把我们全部冲走。
我不能再听天由命下去了。我不想因循传统做个好人，我想干一番事业。但怎么做呢？我可以奉献什么？除了家里传给我的非洲贸易技能之外，我还有什么才干和本领呢？焦虑噬咬着我。纳扎努丁提出把他的店铺和生意转让给我，我立刻如获至宝地接了下来。他的店铺在一个遥远的国家，但还在非洲大陆之内。
在我们中间，纳扎努丁算是外乡人。他和我父亲年龄相仿，但看上去比父亲年轻，而且更见多识广。他打网球，喝葡萄酒，说法国话，戴墨镜，穿西服——西服的翻领很宽，翻领的顶端微微向下卷。他在我们中间以欧化风度而著称（不过我们有时也在背后嘲讽两句）。他从来没有去过欧洲，那些欧化举止并不是在欧洲学的，而是在非洲中部一个小镇上学来的。他在那镇上住过，在那里有自己的生意。
很多年前，纳扎努丁一时兴起，把海岸的一些生意停掉，开始往内陆跑。非洲各殖民地的边界使得他的活动多了一层国际化色彩。不过纳扎努丁也只是沿着原来阿拉伯人的贸易路线往内地走，到了大陆中部的大河湾，他就不再前进了。
那就是阿拉伯人上一世纪所到达的最远的地方。他们在那里遇到了从另一个方向赶来的欧洲人。对欧洲来说，跑到这里不过是牛刀小试，而对中非的阿拉伯人来说，已经是竭尽全力了。驱使阿拉伯人跑到这里的那股干劲在其源头就耗尽了，他们的势力就好比星星的光——星星已经死亡，它的光还继续行进。阿拉伯的势力已经消失了。河湾兴起了一个欧洲而非阿拉伯的小镇。纳扎努丁不时从这小镇上回到我们中间，把外乡的举止、品味和各种商业成功的故事带回来了。
纳扎努丁是外地人，但和我们的社区难解难分，他要在我们这里给儿子娶媳妇，给女儿找婆家。我一直都知道，他看中了我，想把一个女儿嫁给我；这情况我早就知道了，所以也没有什么难为情的。我喜欢纳扎努丁。我喜欢他来串门，喜欢和他说话，喜欢他坐在我们楼下客厅里或者走廊里和我们谈论远方奇闻逸事时表现出来的外乡模样。
纳扎努丁是个热情饱满的人。他喜欢他做的一切。他喜欢他买的房子（总是物超所值）、他选的饭店、他点的菜。他事事顺心，他常说起他接连不断的好运，要不是他描述得好，他这些运气都让听的人受不了。他让我渴望做他做过的事，去他去过的地方。他成了我的榜样。
除了这些以外，纳扎努丁还会看相，他只能在情绪好的时候看，所以大家都很重视他看的相。我十多岁的时候让他看过，他说我的手相很不寻常，我很尊重他的判断。他后来还不时给这次看的相增添一点新内容。有一次我记得特别清楚：他坐在摇椅上，在地毯边缘和水泥地之间晃来晃去。他突然中断他的话题，要我把手伸给他看。他摸摸我的指尖，弯一弯我的指头，看了看我的手掌，然后把我的手放开。他想了想他刚才看到的情况——他总是停下来思考他看到的情况，而不是一直盯着我的手掌看。接着他说道：“你是我见过的最可信的人。”这话我听了并没有什么欣喜的感觉，因为他好像并没有给我指出一条人生道路。我问他：“你会看自己的手相吗？你知道你的命运是怎样的吗？”他回答说：“我不知道，不知道。”这时他的声音有些异样，我对这人有了新的发现：他什么事情都顺心（按照他的说法），但实际上他看到的总是事情的不利结果。我想：“这就是人应该做的吧。”在此以后，我和他更靠近了，比和我自己的家人还要近。
后来这位成功而好说话的人破产了，这个结果有人暗下里预言过。纳扎努丁前往的国家独立了，独立得很突然，接连几个星期、几个月，从那里传来的都是战争和杀戮的消息。别人就开始说纳扎努丁的闲话了，好像他要不是这样的人，要是他少吹一些牛，少喝一点酒，言谈举止本分一些，局势就不会朝这个方向发展。我听说他带着全家逃到乌干达去了。据说他坐在卡车上，在丛林中跋涉了很多天，最后，惊慌落魄地出现在边境小镇克索罗。
他总算还平安。后来他终于回到了海岸，但是想看他笑话的人都大失所望。他并没有垮掉，依然是那么兴致勃勃，戴着墨镜，西装笔挺。好像这场灾难根本就没有影响到他。
通常情况下，纳扎努丁来拜访的时候，大家总是认真准备，好生接待。客厅要重新打扫过，雕刻着打猎场面的铜花瓶也被擦得锃亮。不过这一次不一样，大家认为他落难了，成了普通人，和我们没什么两样，所以就不像以前那样费心了。客厅依旧是乱七八糟，我们坐到了外边走廊上，面对着院子。
母亲给我们上茶来了，举止不同于往常。往常上茶的时候，她就像其他普通家庭妇女一样，客客气气的，而且有些羞怯，而现在，她就像在完成最后一项不得不完成的仪式。她把茶碟子放下来的时候，眼泪快掉下来了。我的姐夫妹夫们也凑了过来，脸上都带着关注的表情。不过，尽管传闻说他坐在卡车上跋山涉水，从他口里却听不到发生灾难的故事，他还是说他接连不断的好运和成功。他说他预见到要出乱子，所以在事情发生之前几个月就离开了。
纳扎努丁说：“让我紧张的不是非洲人，而是欧洲和其他地方的人。出事前人们都失去了理智。那里掀起了地产热潮。大家除了钱还谈钱。今天一文不值的一片丛林，到明天就可以卖到五十万法郎。简直像在变魔术，不过变出来的都是真钱。我也跟着这阵风跑，差点陷了进去。
“一个星期天上午，我赶到开发区去，那里有我买的几块地。天气很恶劣。又热又闷。天空乌云密布，但又下不了雨，好像一直就这样子下去。远处有闪电，森林里什么地方在下雨。我当时就想了：‘这哪里是住人的地方！’开发区离急流并不远，我能听到大河流淌的声音。听着河水的声音，抬头看着天，我心里在想：‘这哪里是什么财产？明明只是一片丛林嘛。以后也只是一片丛林。’我迫不及待地等到星期一上午，把所有东西都拿出来卖。比市价要低，不过我要求在欧洲付款。我把家里人送到了乌干达。
“你知道乌干达吗？一个可爱的国家！挺凉快，地势高三四千英尺，有人说它像苏格兰，也有山。英国人把它管理得井井有条。非常简单，非常高效。公路很棒。那里的班图人也很聪明。”
真不愧是纳扎努丁！我们都想他这次完了，没想到他还能这么热情地说他新去的国家，借此让我们振奋，让我们反思他的运气。居高临下的还是他。虽然他没有明说，他看出了我们这些海岸人处境危险，那天他是来给我一个机会的。
在原来的国家他还有一些产业——一家商店，几项代理业务。在把资产转移出这个国家的同时，他觉得还是要审慎一些，继续把商店经营下去，免得人家对他的事情过分关注。现在他给我提供的机会就是这家商店，还有那几项代理业务。
“它们现在不值什么钱了，不过会好起来的。我真想把它白送给你，不过这对你对我都不好。你一定要见好就收。生意人可不比数学家。你要记住这一点。不要被漂亮的数字搞昏了头。生意人十块钱买进的东西，到了十二块钱就能出手了。有些人十块钱买进了，到了十八块还不松手，想等到二十块。都是漂亮的数字而已。等他的货跌到十块，他就想等到十八块。跌到两块，又想等到十块。或许最后能回到这个价位吧，但他已经浪费了一辈子四分之一的光阴。最后到手的钱只是聊以自慰的数字。”
我问他：“这店——比方说你是十块钱买的，你说你现在卖给我多少钱？”
“两块。过三四年它能涨到六块。非洲总会有生意做，现在只是稍有中断。对我来说，等着它从两块涨到六块太浪费时间。我在乌干达做棉花生意更有赚头，不过对你来说，资本会涨到三倍。你要记得见好就收。”
纳扎努丁从我的手相上看到了可信，但他看错了。我接过他的生意时在很大程度上失信了。我接手他的生意只是为了逃离。逃离我的家庭和社区，也意味着逃离我对他和他女儿心照不宣的承诺。
纳扎努丁的女儿是个可爱的姑娘。她每年到海岸来和姑姑们一起住几个星期。她受过比我更好的教育，听说以后要进入会计或律师行业。论条件，她是个不错的结婚对象，我也挺喜欢她，但只是把她当成我自己家里的人一样来喜欢。和她结婚容易得不能再容易，不过和她结婚也会压抑得不能再压抑。我开着我的标致离开海岸，为的就是逃脱这种压抑，逃脱其他的一切。 我失信于纳扎努丁，不过我一直把这个享受生活、喜欢探索的人当做自己的好榜样。我开车去的就是他的小镇。我对这个河湾小镇的全部了解都来自纳扎努丁讲的故事。人在紧张的时候会发生一些荒唐的事情，这趟艰辛的旅程到了终点的时候，我脑子里想着的居然只是纳扎努丁所说的小镇饭店，以及欧洲的食品和葡萄酒。他说过：“那里的葡萄酒是萨可恩和斯皮德酒。”这只是商人的说法。他的意思是即便在那里，在非洲的中部，酒也是从东海岸进的货，而不是从另一边运过来的。但在我的想象中，我放任自己把他的话理解成无穷的乐趣。
我没有去过真正的欧洲饭店，也没有开心地喝过酒——我们那边是禁止喝酒的。我也知道纳扎努丁描述的生活已经结束了。但我一边开车穿越非洲，前往纳扎努丁的小镇，一边在想这种生活可以为我重建起来。
到了目的地，我才发现纳扎努丁在他的故事里渲染的小镇已经毁掉了，又恢复成丛林，就像他决定出卖土地时所想象的丛林。尽管我有所准备，尽管别人给我讲述过最近发生的事件，我还是感到震惊和失望。我的失信似乎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不要说葡萄酒！连最简单的食物都很难找。要想吃蔬菜，只能买罐头装的，罐子陈旧不堪，而且价格奇贵；要不就自己种。非洲人抛弃了小镇，回到自己的村庄，日子还好过一些。至少他们可以回到传统的生活，或多或少能做到自给自足。镇子里剩下的其他人（包括几个比利时人，一些希腊人和意大利人，还有一小群印度人）就很惨了，要商品没商品，要服务没服务。大家一无所有，被迫像鲁滨孙一样艰难度日。我们有车，住的房子也不错。我买了一套公寓，就在一个空仓库上方，价格非常便宜，简直是半卖半送。不过这还不如披着兽皮住在窝棚里，这样日子过起来还不至于显得如此难堪。商店里空无一物，喝水也成问题，供电时有时无，汽油也经常短缺。
有一次我们接连几个星期弄不到煤油，两条空油船被河下游的人劫走，当成废船拖放到一条秘密的河汊上，改装成住人的地方。这里人为了防蛇，喜欢把院子刮得干干净净的，一直刮到红土层，所以驳船的钢甲板就成了理想的地板。
在这些没有煤油的早上，我只好用木炭生火烧水。生火的器具是一只英国造的铸铁火盆，是我商店里的存货，本来是要卖给当地非洲人的。我把火盆搬到屋子后面楼梯的中间平台上，蹲在那里用扇子扇。周围的人也都在这样做，炊烟四处升起，把这一带都染蓝了。
还有废墟。码头大门外有一块面目全非的纪念碑，上面只剩下Miscerique probat populos et foedera jungi几个拉丁字，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这几个字我是牢牢记住了，我按自己的发音来念，它就像一句没有意义的小诗铭记在我的脑海中。这些字刻在一块花岗石顶端，花岗石的其他部分光秃秃的什么也没有。文字下方的铜像不翼而飞，花岗石上还残存着一些锯齿状的铜块，从图样看，雕刻者在上面雕了一些香蕉叶和棕榈枝，衬托主体雕塑。我听说纪念碑的落成还只是前几年的事，差不多是在殖民地时代结束之时，为的是纪念此地和首都之间开通汽船六十周年。
汽船纪念碑刚竖立起来就被摧毁了。在落成典礼上肯定还有人发表演讲，祝愿汽船业务开进新的六十年。其他殖民时期的塑像和纪念碑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底座被破坏，围栏被推平，泛光灯被敲碎，上面锈迹斑斑。废墟就保持着废墟的样子，没有人来收拾。所有主要街道的名称都改掉了，粗糙的木牌上歪歪斜斜地写着新的名字。没有人使用新的名字，因为大家都不太喜欢。改名字的人只是想把旧名字废掉，消除人们对入侵者的记忆。这深沉的非洲愤怒，这不顾后果的破坏欲望，都让人毛骨悚然。
但最让人毛骨悚然的莫过于急流附近沦为废墟的郊区。那里一度是房地产的宝地，现在又成了丛林，而且按照非洲习惯变成了公共地界。那里的房子被一间间烧掉。放火之前和放火之后，本地人需要的东西被洗劫一空：一张张锡皮，一根根管子，还有浴缸、洗碗池、抽水马桶（这些容器不渗水，他们可以拿回去泡木薯）。广阔的草坪和花园又恢复成丛林；街道不见了；水泥或者空心土坯造的墙残缺不全，在风吹雨打中褪了颜色，上面爬满了藤蔓植物。灌木掩映中不时露出饭店（啊，那些萨可恩和斯皮德酒）或夜总会的水泥框架。有家夜总会叫做“拿波里”，这名字现在已经毫无意义，仍留在水泥外墙上，颜色也快褪尽了。
经过雨淋日晒和灌木的摧残，这地方看上去已经很古老了，仿佛是一个已经消失的文明留下的遗址。废墟绵延很多公顷，仿佛在诉说一场毁灭性灾难。不过这文明仍未消失。这种文明就是我的生存环境，事实上，也是我仍在追求的文明。它能让我产生一种奇怪的感觉：处在废墟之中，你的时间感错乱了。你感觉自己像是幽灵，来自未来而非过去的幽灵。你感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志向都已经经历过了，你所看到的是这种生活的遗迹。在你所处的地方，未来出现过，又消失了。
就是这样，纳扎努丁的小镇满目疮痍，空无一物，形同鬼城。对我这样初来乍到的人来说，这里根本就没有社交生活。这里的外国人也没有向我表示欢迎。他们经历了太多事，也不知道事态会朝什么方向发展，一个个都非常紧张。比利时人，尤其是年轻的比利时人都满腹牢骚，怨天尤人。希腊人都很顾家，就像其他顾家的人一样，他们咄咄逼人但又失意落魄，这时候只是和亲朋好友紧紧守在一起。在周末，我依次拜访三户人家，在他们家吃午饭，这午饭成了我惟一的正餐。我拜访的全是亚洲人或印度人家庭。 我拜访过一对印度夫妇。他们住在一个狭小的公寓里，公寓里充满了阿魏树脂的气味，室内摆放着纸花装饰和颜色鲜艳的宗教图画。这家的男人好像是个联合国专家什么的，合同到期后不想回印度，在这里留了下来，做些零工谋生。这对夫妇很客气，他们总是强调自己有义务款待受到惊吓或者处境窘迫的外国人（我想这可能是出于宗教原因）。不过老是这么说，热情好客的形象就大打折扣了。他们的食物汤汁太多，太辛辣，我有点受不了；我也不喜欢他们家男人吃饭的样子。他把头低到食物前，鼻子离食物只有一两英寸距离，吃东西的声音很响，总是咂着嘴巴。男人在吃饭的时候，妻子在边上给他扇扇子，眼睛一直盯着他的盘子看。她用右手扇扇子，左手托着下巴。尽管这样，我还是一周到他们家跑两趟，并不是看中他们的食物，只是想找个地方去罢了。
我去的另外一家房子很简陋，简直像个农场，里面住了一对老年印度夫妇。老人们的子女都在动乱中离开了。老人的院子很大，积满了灰尘，里面到处都是废弃的轿车和卡车，看样子是殖民时代某个运输公司的旧址。这对老夫妇似乎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他们的院子外边就是非洲的丛林，但他们不会说法语，也不会说非洲土语。看他们的样子，你会觉得路边的大河就是恒河，边上有印度寺庙，有沐浴的台阶。不过和他们在一起很舒心。他们不会刻意找你说话，要是你什么都不说，闷头闷脑地吃了就走，他们也会很开心。
我感到最亲近的人是舒芭和马赫士，我不久就把他们当成朋友。他们开了一家店，正对着凡·德尔·魏登旅馆，这里本应是做生意的黄金地段。和我一样，他们也从东海岸出来，逃离了自己的家乡。这对夫妻长得非常漂亮。在这个小镇里，难得见到这样讲究仪表和穿着的人。不过他们离开家人的时间太久了，都不大想得起来打听他们了。和其他离群索居的人一样，他们沉浸在自己的天地里，不大关心外边的事。不过这对漂亮的夫妇也有过紧张的时候。女主人舒芭爱虚荣，神经质。马赫士要质朴一些，经常为她感到焦急不安。
我在纳扎努丁的小镇上就过着这样的日子。我本来是想跑出来开辟一片新天地。不过凡事都有个度，这里日子的空乏无聊让我沉重不堪。现在的生活可以放任自如，不过生活的圈子却没有以前开阔。夜晚孤寂难熬，让我如坐针毡。我觉得我撑不下去了。聊以自慰的是，我觉得我还没有失去太多，只是浪费了一些时间。要是我愿意，还可以继续往前走，至于走到哪里，我现在还不知道。后来我又觉得自己并不能走。我必须留下来。
我一直担心的事情终于在海岸那里发生了。那里发生了起义，非洲人终于把阿拉伯人（其实他们和服侍他们的非洲人已经没什么两样了）打倒了。
这消息我最早是从舒芭和马赫士那里听到的，而他们是从收音机里听到的。这里的外国人喜欢听BBC的新闻，我一直没有养成这样的习惯。我们对这消息进行保密，不让当地人知道。因为这个原因，我们为这里没有当地的报纸感到庆幸。
后来欧美的报纸陆陆续续送到小镇，落入各种人的手中，传来传去。我觉得很奇怪，有些报纸竟然为海岸的屠杀说好话。不过也难怪，人就是这样，对自己不感兴趣或者不会去亲身生活的地方就会有这样的态度。有些报纸吹捧那里的起义结束了封建主义，开启了新纪元。不过现在所发生的事情并非头一次。弱肉强食的情况在非洲并不新鲜。这是这片土地上最古老的法则。
最后，海岸那边来信了，一来就是一批，是我家里人写的。信写得很谨慎，不过里面传达的信息却明白无误。海岸那里已经没有了我们的地盘，我们在那里的生活结束了。家里人正各奔东西。只有老人还住在原来的院落——那里终于有了一点平静。家里的仆人到最后都还是累赘，死都不肯散走，在这种革命关头还坚持自己的奴隶身份。最后家里人每人分了几个，来信的目的之一就是叫我也得收容一份。
我不能随心所欲地选择，显然，别人已经给我选好了。仆人家有个孩子或小伙子想离开海岸，跑得越远越好，他坚决要求“跟随萨林姆”。这孩子说他“对萨林姆特别有好感”，为此一直纠缠不休，最后，他们决定送他到我这里来。那种场景我闭上眼睛就可以想得到。我完全能想到他的吵闹、跺脚、怄气。我们家仆人就是这样放肆，比小孩还要麻烦。我父亲不知道家里其他人写信给我的内容，来信说他和母亲决定送一个孩子来照顾我——当然，他真正的意思是送个孩子来让我照顾，让我提供衣食。
我不能拒绝：这孩子已经上路了。他说对我“特别有好感”，对我来说这倒是新鲜事。他选择我的真正原因可能是我只比他大三四岁，未婚，更有可能容忍他的放肆行为。他一直不是安分的孩子，以前我们送他到《古兰经》学校上学，他总要逃学。也不知道溜到什么地方，为此可没少挨他妈妈的揍，不过丝毫不改。（我还记得他在院子里尖叫，他母亲在院子里大声喊。两个人都竭尽表演之能事，想吸引院子里所有人的注意。）这孩子谁看也不像家奴的样子，他从来不愁吃住，倒像是个花花公子。他待人友好，但不可靠。他的朋友众多，总是愿意帮助人，总是答应帮助人，不过许诺的事情一件也做不到。
收到告知他被送来的信件之后不久，有天夜里，他坐在道莱特的一辆卡车上到了。不过一见到他，我就心疼不已：他的模样大变，看起来非常疲倦，非常惊恐。他还没有摆脱海岸事件的惊吓，而且横贯非洲的旅程也够他受的了。
旅程前一半路他坐火车，以每小时十英里的速度前进。然后转公共汽车，最后搭上道莱特的卡车。虽然战火连绵，路况很差，而且车辆破旧，来自我家乡的道莱特居然还能在小镇和东部边界之间跑运输。道莱特的司机帮助那孩子穿过重重哨卡。这孩子虽然是个头脑活络的东海岸混血儿，不过还像一个真正的非洲人一样，被路上遇到的内地陌生部落的人吓得心惊肉跳。他不敢吃他们的食物，所以饿了好几天。他不知不觉地走过了他的祖先一个多世纪前走过的路，不过是反其道而行之。
他一见到我就扑进我的怀抱里，这不是一般的穆斯林式拥抱，而是像孩子一样紧抱着不放。我拍拍他的肩膀，他顺势哭嚎起来，声音大得简直能把屋顶掀掉。一边哭叫，一边向我诉说他在家乡集市上目睹的杀戮。
他说的话我没有全部听进去，我为邻居感到着急，想法叫他不要这么大声，我想让他知道这种炫耀式的奴隶行为（在某种意义上的确可以这么说）在海岸那里无所谓，但这里不会有人理解。但他接着又讲了一些“卡法尔”（也就是非洲人）的野蛮，好像我这公寓就是东海岸的院落，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大声说外界任何人。道莱特的非洲搬运工很友好，一直从外边的楼梯往上搬行李。行李并不多，但散成好多件，小小的、糙糙的：几个包袱卷，一个柳条编的洗衣筐，几个纸箱子。
我从这个吵吵闹闹的孩子边上走开。要是我把注意力放在他身上，就等于怂恿他继续吵。我去找搬运工，走到街上给他小费。不出我所料，楼上的哭闹终于停住了。公寓的安静和陌生影响了他。回到楼上，我不愿意再听他说话，只叫他吃东西。
他安静了下来，规矩了。我给他准备烤豆子和奶酪吐司，这都是他用那些包袱卷和纸箱子装着带过来的。家里人还委托他带来了其他一些东西，比如母亲捎来的生姜、调料、香料，父亲捎来的两张全家福。还有一张画在廉价纸张上的贴画，画的是古吉拉特老家的一处圣地，不过作者却把它画成了一个现代化的地方，上面还画了汽车、摩托车、自行车，甚至还有火车，周围是街道，一派乌烟瘴气。我的父亲总是说，不管我多么现代，最终还是会回到信仰上来的。
孩子吃完后说道：“出事的时候我在集市上，萨林姆。一开始我还以为有人在米安的小摊边吵架。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一个个凶神恶煞的样子，好像刀子砍不死人，好像人不是肉长的。我真不敢相信。到后来，就好像一群野狗冲进肉铺子一样。我看到好多好多胳膊啊，大腿啊，横七竖八地倒在地上，血不住地流。的的确确。第二天它们还在那儿，那些胳膊和人腿。”
我想让他停住。我实在不想再听下去了。不过想让他住嘴没那么容易，他又接着描述这些断胳膊断腿。他说的受害者都是我们从小就认识的人。他目睹的一切真是惨绝人寰。我开始发现，他本来已经不想哭了，但好像又想让自己激动起来，多哭一会儿。他说着说着，就有点什么东西记不起来，思想又开小差了
，我发现这让他挺苦恼。我也苦恼。
不过没过几天，他就镇定下来了，再也不提海岸发生的事。他适应得比我想象的还要快。我以为他会从此消沉下去，我还以为他跋山涉水跑到这个落后的小镇会感到怨恨。不过我万万没想到，他居然喜欢小镇。他之所以喜欢，是因为他在这里颇受欢迎，这和以前大不一样。
他的长相和体形同本地人差别很大，他比他们个头更高，更结实，行动更放松，更有活力。他受到人们的仰慕。本地的女子本来就很随便，她们毫不掩饰对他的喜爱，在大街上就叫住他，用那种坏坏的、半笑半嗔的眼神打量着他，好像是在说：“你说我是在开玩笑也好，那就笑吧。要不你就当真吧。”我对他的看法也变了。他不再是从仆人屋子里出来的孩子。当地人对他的看法我全看在眼里。在我的眼里，他比以前帅气，更出众。在当地非洲人眼里，他不是地道的非洲人，所以不会引起种族间的不安。他是一个异乡人，但和非洲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他们想套近乎的地方。他交上好运了。他对当地语言学得很快，还有了新名字。
在家里的时候，我们都叫他阿里，要是我们想表现出他特别放肆、特别不可靠的本质，我们就叫他“阿里娃”。“阿里！阿里！这个阿里娃跑哪儿去了？”他现在拒绝使用这个名字，他更愿意人们叫他“墨迪”，当地人就是这样叫他的。后来我才明白，“墨迪”也不是真的名字，而是法语“métis”，意思是混血儿。不过我叫“墨迪”的时候不是用这层意思。对我来说，“墨迪”只是个名字而已。
和在海岸时一样，墨迪还是那么浪荡。他的卧室从厨房过去穿过走道就是；从外面楼道上到二楼的平台，右边就是他的卧室。我经常听到他深夜才回来。他本来就是为这种自由自在而投奔我的，这下子该满意了。就是这个墨迪，刚来的时候还是个哭哭闹闹的孩子，一举一动都像是仆人屋子里养出来的孩子，你看他现在那自由自在的样子！真是叫人刮目相看啊。原来的举止他很快就摆脱了，他对自己的价值有了新的想法。他成了店里的好帮手。因为他喜欢游荡（这是我担心的一点），所以总是不大在公寓里见到他。不过他总不会跑远。在这个小镇上，他就像是我家里人一样。他的出现冲淡了我的孤独，使得空虚的日子不再那么难受——在这漫长的日子里，我苦苦等待着贸易的复苏。渐渐地，生意果然在复苏。
一切都在恢复常规：早晨在公寓里喝咖啡，然后采购，中午单独吃饭，然后接着采购，到了晚上各自回家。我们主仆有时会遇到，大家平起平坐，带着同样的需求，跑到黑黝黝的小酒吧。这些小酒吧又开始出现在镇上，这是生活复苏的迹象。酒吧就设在简陋的小屋里，屋顶是皱纹铁皮，没有天花板，墙是水泥的，刷成深蓝色或者绿色，地板是红色的水泥地板。
在一个这样的地方，墨迪给我们的新关系烙上了印记。我进去的时候，发现他正在跳舞，跳得好极了——腰肢灵活，臀部苗条，造型几近完美。出于仆人的本能，他一看到我就停了下来。他向我欠身鞠躬，做出欢迎的样子，好像他是这里的主人。他用刚学来的法国腔说道：“我不能在恩主面前做不适当的事情。”但接下来照旧在做。
就这样，他学会了大胆。但我们也没有闹过不快。他对我越来越有用，成了我的报关员，很善于和顾客打交道，为我和小店赢来了不少好感。作为一个外乡人，一个仆人，他居然是镇上惟一敢和扎贝思这个魔法师和女巫开玩笑的人。
就这样，我们俩在一起相处着。这时小镇逐渐在恢复生机，汽船又从首都往这里开了，先是一周一班，后来增加到两班，人们又从村子里出来，回到镇上的城区。随着贸易的发展，按照纳扎努丁的说法，我的生意也从原来的零爬到了二。我甚至在暗暗地盼着它升到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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