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是恒久忍耐？爱是给予奉献？爱是牺牲和祈祷？

《与父亲的战争》是一位出身南方农村的诗人，以散文的形式来对父亲往事的追述，作者(黄金明)通过一篇篇散文，记叙乡野日常生活的琐事，反映两代人之间的心灵互动、冲突与和解， 表现父子关系中惊心动魄的一面，引发现代人对亲情伦理的进一步思考。

《与父亲的战争》由黄金明编著。

《与父亲的战争》讲述了：

爱是恒久忍耐？爱是给予奉献？爱是牺牲和祈祷？一一母亲在父亲的絮叨下选择了忍耐，但她近年来渐感厌烦，要么当风过耳，要么退避三舍。她仍照顾其起居饮食并关心备至，只是厌烦了他的话语及行为。她是如何奇妙地保持这两者之间的平衡？一一父亲将一切给予我们，我们的感受却百味杂陈。日光使万物生长，也使草叶枯萎，田地龟裂。水滋润万物，也倾覆大船，冲缺堤坝，淹没田庄，父亲的爱泥沙俱下，乃至飞沙走石一一牺牲的事几乎每天都在发生。我无法忘记，一九九四年秋天，当我考上大学时，父亲决定让小学六年级的三妹及初三的二妹同时辍学，要以举家之力供我读书。而母亲在土地庙为我们祈福，不管效果，但求心安……

凤凰村往事

祖父与祖母

父亲的日常生活

父亲的天真与伤感

父亲的荣与辱

父爱如山

父亲的禁忌

反抗者

爱的秘密

后记

凤凰村往事

人无法说清楚他的来路。这本来不复杂，但时间一长，就变得无法辨认了，像无人涉足的小径，迅即被荒草掩盖及尘土湮没。关于历史，我们能记得多少，又有多少靠得住呢。回溯乃至猜测自己的来路，却成了我无法拒绝的诱惑。以前，我没动过写村庄的念头。我迫不及待要写的是梦境出现的奇异之地、匪夷所思的事情，有一堆华而不实的词汇在等着描绘它们。

我发现自己对凤凰树一无所知。凤凰村（又名凤凰垌，垌，即田垌，田地，多用于地名，典型的粤方言）这三个字，是我最早学会的几个词汇之一。母亲津津乐道的是，我仅两岁时，就在舅公的考问下，完整地说出了包括县镇在内的复杂住址，从而赢得舅公手上的一个大苹果。但我对凤凰树说不出什么来。

二○一一年三月，我打电话问父亲。父亲说：“那是一种树木，可以长到二三十米，树皮粗糙，灰褐色，树形为广阔伞形，分权多而舒展。在夏日开出密密匝匝的花朵，灿若红霞，在秋天结出镰刀状的荚果，在冬天叶落如雪。你小时候还能零星见到细小的凤凰树呀。”我全忘了。我在百度搜了一下，父亲说得虽粗略，大体特征还是说到了。

凤凰村开村逾三百年，全是黄姓人。一世祖从黄塘村搬来，由一人繁衍至两三千人。关于一世祖的事迹，我问过村中老人及翻阅族谱，多语焉不详。一世祖迁居此地时，漫山遍野皆是高大凤凰树，花香浓郁，鸟雀和鸣，五六座山丘首尾相接，呈螃蟹伏地之状，有蟹地（螃蟹善于繁殖，寓子孙繁多，故蟹地在风水上乃吉地）之称。

山边一条小河清澈见底，游鱼、彩石历历可见，宛若桃源。因凤凰树繁茂，又得蟹地繁衍，寓意大吉，村人遂定居此地，繁衍至今。解放前已逾千人，乃石湾水一带有数的几个大村落之一。能说清楚的祖先，就是三世祖应龙公了。应龙公育二子，一定周，一定邦。定邦公生子正瑞公，却又从母村搬出，从蟹地之顶搬到蛇地之坡，新开一小村，是为“子村”。所谓蛇地，乃指一山由北向南如蛇蜿蜒而来，那坡地恰如蛇舌掠出。

凤凰村全貌如蟹，子村地又恰似蟹钳。蟹钳乃蟹身上最有力之部位，故子村近百年间，人丁兴旺，出了不少人才。定邦公之子正瑞公从“蟹身”搬到“蟹钳”栖息，遂有子村子嗣绵延至今。他发迹的经过颇具传奇性，据说年轻时穷困艰辛，但为人仗义。某日他到石湾墟赶集，见算命先生李瞎子摊档倾覆于地，人趴在地上，口鼻流血，奄奄一息。竟是遭到街上流氓殴打勒索，瞎子拒不屈服。正瑞公心生恻隐，遂将瞎子背去问医，瞎子终究伤重不治。瞎子临终前跟正瑞公说，我是孤家寡人，跟你相识也是缘分一场。你至石湾河石拱桥下游三里处，有一棵大波萝蜜树，树心中空。你趁夜深时挖掘，休教人知晓，自有道理。正瑞公找到该处，发现藏了满满一包白银，怕有三二百两之多。

从此正瑞公售田娶妻，风生水起，膝下数子，子又生子，枝繁叶茂，又历“天”“如”“忠”“声”“大”五辈一百多年，传到我父大海，我是“振”字辈，也曾起个带“振”之名。下一辈是“文”字辈，往后又传有两至三代。目前搬离村庄的人十有八九，对辈分也不太讲究了。子村的小祠堂乃正瑞公时建筑，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重修，供正瑞公子孙祭祀先人，历年香火不断。P1－3

岁月与往事如繁星浩荡……

——编者与作者的对话

周山丹（以下简称“周”）：你最为人熟知的身份是诗人黄金明，此前也出版过长篇散文《少年史》及随笔集《乡村游戏》，追忆了作为南方少年的成长史，给我们带来关于乡野趣味的美好回忆。这一次推出的力作《与父亲的战争》，也跟乡村及少年有关，但给我们带来了很不同的阅读感受，在气势磅礴的叙述中，展现了惊心动魄的思想事件，形式质朴而难掩锋芒。我们很好奇这本书是如何孕育并诞生的。

黄金明（以下简称“黄”）：该书的诞生是一个意外。我的写作带有很大的偶然性。我不知道下一本何时动笔、要写什么——我只是持着铁风筝去捕捉天空的闪电，而难以预测及控制其后果。套用法国作家基尼亚尔的话说：“我在读写中有一种不寻求达到目的的等待。读书就是漫步。写作就是游荡”。

二十年来，我在诗、散文和小说这三条路上交替奔走，犹如猎手常捉到意外的猎物。诗集及散文集各出版了几部，中短篇小说也在《花城》《钟山》《中华文学选刊》等发表了五十多篇，逾二百万字。《少年史》在读书界影响较大，获得首届广东省青年文学奖；《乡村游戏》则被誉为童年之书，唤醒了一代人的记忆。

在二○一一年初春，我从广州回到出生地。村巷空无一人，田园面目全非，一座逾三百年的村庄仿佛一艘搁浅多年的大船，在沉寂中缓慢地磨损、朽坏。我觉得自己有责任为出生地再写几本书。上述诸书跟我刚脱稿的长篇散文《田野的黄昏》《凤凰村简史》构成了“岭南乡土”系列散文五部曲（即“乡土五书”）。

父亲很爱我，我却感到压抑。他的背后是积淀了数千年的家长制。肯定是某个根源出了问题。本书的任务之一，就是探查这个问题的真相。

周：此书开篇叙述了凤凰村往事，以此篇为书写的切入口，为什么会做这样的安排？

黄：人总有他的来路。我在写成《少年史》十年后，又听到了故土传来的挽歌：村庄正在荒废乃至消失，溪流、田垌、森林、庄稼、祠堂、庙宇、学校、桥梁、井台、戏台、池塘、屋巷、房舍、牛棚和猪栏，人、鸡和狗，野生的草木，野兽、蛇蛙、鸟雀和各式各样的昆虫……这一切在流失和消逝。它的历史、文化和风俗乃至相关的一切，也在不断遭到磨损、削减并坠入遗忘。它只剩下墓地及遗址。三十年来，我见证过它金色晚霞般的光辉，也感受到有如落日急速下沉的绝望。我在纸上建筑另一个村庄对抗遗忘的想法，显得徒劳，但让人安慰。

由此，我近年来投入“乡土五书”的写作，是为了给故乡留下一份文学性的记录，除了写山水田园，对农事或乡村生活的书写更是重心，譬如本书就侧重于写家庭与伦理。村庄是农人生活的环境及背景，如果不作交代，就无法理解这些人的内心世界。关于故园人与事的书写，贯穿了“乡土五书”包括《与父亲的战争》的写作，开篇概述凤凰村，就起到了提纲挈领的作用。

周：故土给人带来最初的生存经验和成长记忆，对于你来说，南方的自然事物、乡村生活，也许对塑造你的精神世界有渗入骨髓的影响？在该书中，我们每每看到风景与人的相互渗透、融合及疏离，写得生动逼真，有时，人甚至成了风景中的主体。岁月与往事没有随风飘逝，而是沉淀于你的心底，所以我们才看到了这些关于乡村与大地的挽歌式书写。

黄：正是这样的。我作为一个乡村美学和农民意识的反叛者出生于粤西乡间，跟随父母耕种到二十岁，直到一九九四年考上省城的大学才离开村庄。我二十岁时发现了一个“农民定理”：农民意识操纵着一切，无论做什么事，都要看一看有没有用，实用主义是唯一的法则。用它来分析中国的问题，真是放之四海而皆准。是谁造成了农民及其后人的悲剧？我必须承担农民的耻辱，也要有对农民意识的反对。与其说这是我的背景，毋宁说这就是每一个中国人的背景与现实。

大自然塑造了我的心灵。家乡的建筑、作物、草木、风土、器具、生灵以及春种秋收的细节仍历历在目。村庄的节日、做社、游神及各种游戏也让我沉湎其中。在记忆的夜空，岁月与往事如繁星浩浩荡荡……我在乡村“既有爱也有污秽凄苦”。尊奉丛林法则的乡村生涯，使我谦卑和忧郁。父亲与人为善的言传身教，却使我懂得了生命中的爱、自由与欢笑……我在生活上崇尚极简主义，与世无争，但追求精神自由。在工作上几经调整，从教书、编辑等岗位到搞专业写作，无意于升迁及致富，而是为了内心安宁。作为在乡村出生并成长的一代，乡土是我在现实及精神上的故乡。我为此写过大量作品。除了散文“乡土五书”，还有诗集《陌生人诗篇》及小说集《默杀》等多种。

周：你的父亲是一个农民，却学医、搞发明、热衷于写作，在村里的人看来，格格不入，显得很另类。你如实写出了这种情况，但似乎又对某些看法不以为然。

黄：我父亲其实还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农民，类似于诗书耕读的古代农夫。但这个传统必须远溯至农耕文明的黄金时代，事实上，当工业怪兽从大地及乡村呼啸而过，拜物教甚嚣尘上，连知识分子也全线溃退，农夫又岂能不斯文扫地？我父亲走不出时代或农民群体的局限性，又跟时代的弄潮儿如乡镇企业家、包工头之类背道而驰，却对创造性的生活及古老文化抱有向往之心，遂成为时代的异端或失败者。

但这只是乡里人对他的看法或解读。他远比我所能描述的要复杂。我对海明威的冰山理论深信不疑。有心人若稍加探寻，“看到”的将不仅是露出海面八分之一的冰山尖，还有更多我没形诸笔墨的。他对生命意识有所觉醒，他年轻时按内心意愿塑造生命而不得，但毕竟努力过。他不合时宜。农民看重的只是果实，那些漫山遍野的花朵多么浪费！他集合了种种悖论于一身，诸如怯懦与勇敢，执着与放下……他属于世上最伟大的父亲之列，但也使我内心堆积阴影……他善良宽容，精神独立，尽可能不依赖他人及事物。这也许是我成为诗人的根源？我的诗试图从不同路径抵达并触及爱的奥秘。

周：你父亲年少时爱好广泛，有不少梦想，也尝试从农村中出走，想过去航海，更为建造理想的房子劳心劳力，最终却一事无成。这样的父亲形象，在中国的广大农村中算是典型吗？

黄：从种种成功学的标准来看，父亲当然是一个失败者。他压根就不想追求世俗意义的成功，而专注于心灵自由，尽管这种精神性的追求是原始的、朴素的，更没有什么建树。他的失败，却庶几接近于我对成功的理解，这种“成功”不可能属于大多数。无论在哪个时代，这样的人都不会很多。父亲顽强地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尽管屡遭挫折，但他最看重的几件事，经过汗水乃至血泪的浇灌，总算开花结果，取得了好收成。也许，我无意中将他的失败写成了“成功”。父亲与世无争的“失败”哲学给我带来深入骨髓的影响，由此我平素行事很少带有功利心或目的性。我向来以父亲这样的失败者自居。

我觉得，如果他能接受完备的教育，他的人生必将有更多的可能性。当然，这只能是假设了，但我们不应忽视：没有选择的可能性，这就是父亲这一代人的悲剧，也许这种悲剧性仍在当下延伸。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父亲在中国广大农村又确实具有普遍性。在乡间，曾经有多少个才华横溢而志存高远的年轻人，犹如山花或火把在深山独自发光、燃烧，最终在漫漫长夜中耗尽血肉而无声无息地熄灭？

周：书中你对父亲的态度经历几个不同的阶段，从孩童时的“模仿者”，到少年时的“反抗者”，转折颇大，到后来父子间逐步走向理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呢？

黄：父亲爱好不少，如自学堪舆、中医等，善良、正直，有勇有谋，开创村中乃至全县分单干的历史。像他这样耿直的人，在弱肉强食的乡村乃凤毛麟角。我童年时甜蜜而压抑，不自觉地成为父亲的“模仿者”，少年时烦恼且反抗，成年后逐渐懂得了父爱的深沉、博大，这很正常。父子关系有爱也有压抑，可回溯至中国传统伦理的根源。父与子的冲突是永恒的文学母题，也再现了我成长的必经之途。我试图写出中国式父子关系的普遍性。“峰回路转”是书写的必要，也是真实反映。本书是写家庭及亲情的，但也旁涉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现实或时代的关系。

周：父亲的爱，常有温馨的时刻，有时却是简单粗暴的，甚至“令人窒息”，两代人之间的心灵必然存在互动、冲突、和解，如今你为人父亲，能够更充分地理解他吗？你通过读书进城的方式走出了乡村，父亲对此有什么影响？

黄：三十多年来，跟父亲的冲突基本停留在嘴上。那是话语的交锋，唇舌的风暴，是观念及想法上的分歧、争执乃至碰撞。父亲固执己见，寸步不让。他自以为真理在握，倘若我不服从那将有麻烦乃至灭顶之灾。他不惜一切代价，绝不肯退让。令我最为压抑的是，这也不准那也不准，这构成了我童年中的暗影。我的所谓“反抗”，也就是争取自由选择的权利而已。是的，我近年来更能理解父爱，深沉、强烈、不计回报、不顾后果。他以自己的方式爱子女，尽管有时让人难受，像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近乎压抑和禁锢，但这都不重要了。毕竟，像他那样爱我们的人，还有谁呢？他没有一刻不在为子女操心。也许，身为人父之后，会更懂得做人儿子。

至于我能走出乡村，我不知道个人努力或父亲影响占有多大的比重，但我想归功于命运女神的眷顾是合适的，太偶然了。我乡下的小伙伴纷纷在残酷的命运壕沟前仆倒而万劫不复。乡村少年的命运凸现了巨大的悲剧性和不公平，这跟生活在中国乡土最底层的祖辈是一脉相承的。不过，如果父亲不是培养我读书，而是早早让我去打工，那后果就会很严重。

周：我注意到，文中多次提及农民生存的压力。在以往的访谈中你说：“中国乡村只有生存哲学，没有生存诗学。”如何理解这句话？但是，同时我也发现，本书随处可见诗性的言说，在贯注着悲悯、同情与爱的基础上，不少片断像诗句那样优美，简洁，有力，直取核心，有着钻石的硬度、密度和光泽。此书将象征、隐喻及白描糅合为一，在细部上绵密精细，但整体上仍是一个巨大的象征系统。你曾在访谈中说，“我对诗有个想象：它是铀中之铀，来自矿石；它是酒中之酒，来自食粮。诗是大神秘。我只能无限靠拢而永远无法抵达”，诗性的获取，似乎要经过某种类似于魔法的神奇转化或提炼，你又是如何从日常经验或往昔的苦难中结晶诗意的呢？

黄：你说得非常好。在无视乡村生存现实的前提下，所有关于乡村的文学都是野蛮的。田园牧歌或乡村美学，在中国乡村往往是一种幻觉。在乡村或城市谋生的农民可悯复可悲，他们是轮胎下的路面与尘埃。当农民像鸟群扑向城市时，等待他们的不是金黄谷实，而是呵斥和驱赶。他们从不是城里人，又无法返回故园。这些正在丧失土地的人，只有逢年过节才返回家乡，仿佛维系着他们的只有坟墓中的祖先和神祗的庇佑。当下中国的现实是，建立在土地伦理和农耕文化基础上的农业社会已分崩离析，而工业时代的诸种福音又难以惠及农民及其子孙。他们缺乏资本，也没有技术，不仅在经济上赤贫，在文化上同样匮乏，属于喑哑的人群。他们发不出声音。

我很高兴你谈及诗性，这其中也蕴藏了我的写作抱负或秘密。从往昔中提炼诗意，苦难才借此成为养料。诗性是超验的，其核心是神秘，诗性的诞生及其诞生的方式也必将是神秘的。这有点像将粮食转化成美酒。按布罗茨基的说法，诗性来自于对日常经验的玄学化，也就是神秘化。诗人必须掌握语言的炼金术。我在话语上尽可能注重创造性，也就是每一个句子都必须穿透事物及对象，并同时在语言、思想、体验及情感诸向度上具备应有的速度、力量和深度，否则无以为诗。诗如闪电，力量、速度、强光都是同时存在的。这要求作者必须像外科医生一样冷静，像神枪手一样准确，像时间一样公正，像洪水覆盖河床那么全面……但对于这样一本纪实性很强的书，还需要像法律条文一样清晰和手风琴一样低沉。

当然，在我的乡亲父老解决基本的生存问题之前，谈论诗意仍太奢侈，我更注重现实感。我认为在苦难中结晶出的诗性，犹如淤泥上绽放的莲花，在荷尔德林所说的“世界之夜”（工业时代的雾霾覆盖了天空、山水与村镇，“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仍是空中楼阁？）到来之际，必像星辰给人类带来光辉和抚慰。

周：确实，由于本书的诗性特质，极大拓展了审美空间，使其出现了多种阐释的可能，不仅以浓烈的情感及不留情面的解剖及自剖打动了我们，还使我们获得了阅读的愉悦。由于其对现实和时代的思考严肃而深入，又跟那些隔靴搔痒的所谓乡村美文划清了界线。它简单又复杂。它锤炼又敞开。本书写出了人对时间流逝的反应，写出了让人喟叹的命运感。该书对时间的处理也有独到之处，因而出现了打破线性叙述的复调叙事及网状结构，既相互交织，又有条不紊。我们认为，这样的结构有很强的实验性，却又自然而然．这似乎跟传统散文说的“形散神不散”仍有传承。

黄：你说得很对。我不太注重形式上的外观，但我注重写作的先锋精神。该书的结构确实得益于我对时间的理解。时间从来就是一个整体，年月日之类恐怕仍是人为切割的幻象，那么，一个建筑于时间基础上的记忆性文本，就最好也浑然一体，犹如首尾循环的时间之圆。

周：你到广州求学、工作、生活近二十年，与此同时与故乡凤凰村保持着丰富而深刻的联系，不间断地追述你在其中的经历与见闻。你觉得这本以回忆为主的散文集，对自己、对父亲，对故乡，有什么价值和意义？

黄：本书除了回忆，还有对当下现实的揭示与呈现，它不是基于线性时间上的简单回溯，而是对故土人与事的整体打量。我写此书以了解自己、了解父亲，并考察中国式的家庭及父子关系。

为出生地写一本书，犹如还清旧债，心情愉快。在本书中，我试图以村庄为背景，从自然学、人类学、历史学、心理学及哲学诸角度切入，通过揭示故乡沦陷的根源，呈现中国农耕文明逐渐崩溃乃至解体的悲怆历程，并探寻新一代农民的生活方式。本书除了书写蕴含独有民间文化的风物、风俗、伦理及自然景象外，须臾不离人的劳作、种植及养殖，诸条线索是拧绞而为一体的。我算不上博物学者，但笔下的自然、野物、农事乃是亲身体验，亦能见出奇思及异趣，个人的成长、觉悟及生命感贯穿全书。

周：父亲是本书最重要的人物。你觉得，当你父亲在阅读此书时，他会怀有怎样的心情？

黄：父亲一直很关心本书的出版。他不仅是本书的主角，也算是作者之一，他的经历、记忆和体验构成了此书的主体，有的片断来自他的口述，我只充当了记录者的角色。他将在书中看到一个熟悉的陌生人，一个过去年代的他，一个清晰而逼真的镜中人。他可能是我最忠实的读者。除了我的诗，小说及散文都会看一下。他抱怨说，越来越看不懂了。但我想他一定会珍爱这本书，会翻来覆去地阅读，将自己跟书中那个充满悖论的人相对照，并找出相同与差异。

周：我留意到，这部书稿入选了2013年度中国作家协会作家定点生活扶持项目，部分章节曾在《散文》《随笔》《花城》《作品》《天涯》等杂志发表，也引起了评论家的关注。现在该书正式出版了，你有什么要跟读者说的吗？

黄：该书在它的童年受到了好心人的眷顾，这让人欣慰，现在长大成人，走上了自己的道路。一个作家（或一本书）的诞生，是天地间的造化。一本书也像人一样，自有它的命运，我无法预测，但也希望它在人世间获得知音。每个作家都有他的理想读者。理想读者有让人敬畏的水准，属于那“无限的少数人”。我尊重读者的方式，就是做好手艺活，而无暇他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