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尔纳·佛朗克编著的《我生命中的街道--佛朗克的巴黎记忆》集结贝尔纳·佛朗克1989年至1992年间在《城市建设发展规划与建筑》杂志“漫游”（Promenades）专栏发表的文章。作者将自己的种种回忆带进书中、以自身的记忆及体验构撰出巴黎大街小巷的景色，以及发生于其间的名人轶事，本书不仅有佛朗克本身对巴黎的所思所感，更可从中窥见巴黎人生活及历史文化的缩影。

贝尔纳·佛朗克编著的《我生命中的街道--佛朗克的巴黎记忆》是一部被视为巴黎人文备忘录的作品，《我生命中的街道--佛朗克的巴黎记忆》以温馨、机智的文字，留下了活跃在巴黎的文化名流们的身影。当代的萨特、波伏娃、马乐侯、萨冈、蒙迪安诺、雷吉娜、卡拉扬，过往的福楼拜、巴尔扎克、波德莱尔、狄德罗、大仲马……你所不知道的往事与传奇，都留印在作者的生命之中。是个人亦是时代，是历史亦是人生，法国作家贝尔纳·佛朗克最后的这本著作，深受西方知识界的喜爱，被译成多国文字，广为流传。

我记忆中第一栋公寓位于十七区法哈蝶街上，犹如在前一章和各位提到的，那是介于乐朋街和罗吉街之间的一条小街；我们住在阴暗无比的底楼。除了我住过的许多透天厝和独栋房屋之外，我对公寓底楼情有独钟，特别是朝着内院或花园的底楼。因为就好像坐拥整个城市，几乎没有间隔，只消打开家里一两道门，整个巴黎就依攘怀中；此外，脚踏着实地，打开窗户也不会是一片空洞，这让人觉得放心。

我尤其喜欢呈环形的底楼，可以听见整个城市的喧嚣；然而这喧嚣，我们可以隔开一段距离，远远聆听。本书一开头我苦思的那个重要问题——就是那栋公寓到底是在罗吉街还是法哈蝶街这个疑问，一直还没找到令我满意的答案，虽然我认为应该是在法哈蝶街。直到目前为止，我都还懒得到实际地点勘查，反正，到我这个年纪，这样执意搞清楚介于3到6岁时自己到底是住在这条街或是那条街，简直有点好笑，可以说神经。我该操心的应该是自己的墓园才对，因为我好运得不得了，有好几座墓园可供选择。生前都是租房子，死后却可以在地底当房东呢！我记得那栋公寓附近有家修车场，距离贝黑大道(boulevard：Pereire)也不远，但是这个形容对法哈街、罗吉街，甚至那一带所有的小街来说都通用，帮不上什么忙。

户口簿上记载，我出生于娜伊丽(Neuilly)，但是除了出生地和法哈蝶街，我是否还住过其他地方呢？我记得父亲经常提起第一次大战后巴黎的住房荒，好像在他结婚那年，也就是我出生的前六年，他曾经住过偏僻、治安欠佳的十八区那里；然而，我必须承认自己儿时和青少年时期的势利，只要不是马乐伯大道、特罗卡代罗宫、或是稍微差一点的泰布街附近，对我来说都远如天边，都是龙蛇杂处的贫民窟。我可怜的姊姊就曾流放到那些地方，是我的出生让我们家速速搬回母亲最喜爱的十七区。

有时我会经过母亲小时候住过的公寓，应该是威丽叶大道(avenue de Villiers)115号，靠近贝黑广场(placePereire)，面对现在那家玛都(Mado)和姜皮耶·米卡都(Jean-Pierre Vigato)开的雅皮修餐馆(Apicius)，前几天我在那里品尝了野兔两吃，有点像中国烤鸭。外祖母的公寓小小一间，就位于二楼夹层上面，总之在我记忆里是这样。1945年我曾住过那问公寓一阵子，那是在外祖母奥乐佳．纳撒哈被一个醉酒黑人驾驶的美国卡车撞倒之后，这种意外在占领时期算是家常便饭。她被送到玛莫丹医院(Marmottan)，几天之后就过世了，身边围绕两个女儿——我姨妈洁尔嫚(Germaine)和我妈妈，还有小儿子卡斯东(Gaston)——罗伯·埃尔松。的密友。外祖母的葬礼我去了，老实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我来说代表两个家人的死亡：一是在1939年，住在马拉可夫大道的祖父；一是外祖母，在1944年底或1945年初，我已经记不清楚了。我的祖母和外祖父则早在1930年代就过世了；对于我父亲的母亲，也就是玛蒂祖母(Mathilde)，我没有丝毫记忆，甚至不知道她是怎么死的，每次说起这件事，母亲总显出神秘的样子，倒也不是内情复杂，祖母或许因为医疗不发达而死，好像在1931年发现癌症，在那个个年代，为了能死在自己家里，得了癌症都不敢说出口。我看过我父亲在1914到1918年战争时，我祖母写给他当兵期间的信件，相当感人，也带点距离，就像那时布尔乔亚阶级的调调。父亲深爱着祖母，他是个不折不扣的无神论者，但每年会到枫丹白露(Fontaine-bleau)的以色列墓园里祖母的坟上念上一段祈祷文，他自己现在也在那里安眠，将来想必我也会埋在那里。那个小小的墓园相当吸引人，几乎废弃了，紧连着森林边缘，我们会愈来愈孤寂，只有树枝树叶摇动的轻微声响为伴，我们也不抱任何痴想，它迟早有一天会被铲平，盖上乡间度假屋。不知道是因为照片、文字、或是记忆让我产生这样的感觉，我一直觉得费尔南·纳撒哈(Fernand Naxara)外祖父的眼光注视着我，他是个爱吃爱喝的人，甚至因为这个原因死于街上，那时候我大概3岁。

外祖父出生于波尔多(Bordeaux)，身材不高，胖胖的，他的表情十足，我似乎还看见他弯腰俯身在婴儿床前逗弄我的样子。我对美食的偏好就是遗传自他，然而，喜欢美食又何需遗传自祖先？他是个游走商人，据母亲说，生意大起大落，而且他对赛马、赌钱充满狂热，家里的景况也随之起落，前一天像过节般欢欣，次日却没了喜庆。在战后和德军占领结束之后，我父亲在电车或是当时才发明的公共汽车月台上遇见他未来的妻子，我母亲本来在服装设计师巴干(Paquin)手下当上手裁缝，那时开了自己的店面，正要搭车到店里去，父亲习惯于自己家庭那种布尔乔亚阶级的拘谨，非常惊讶纳撒哈家的生活如此愉悦。我许久之后才知道，父亲当时为了母亲还退了另一桩许下的婚事。在父亲佛朗克(Frank)家族眼里，一个纳撒哈家——说这个姓时还带着轻蔑的口吻——的女孩是匹配不上他们家儿子的；父亲在一次午餐上宣布这个消息时，还挨了费尔南外祖父一个大耳光，不过就算如此，父亲还是没错过那次午宴，真够老饕！在佛朗克家族方面，对女方和她的家族展开监警式的身家调查，获得的结论是这一家人都是疯子。然而，婚事终究还是完成了。想象一下，身高才1．6米出头的费尔南外祖父赏我那身高1．84米父亲的那一个耳光，真希望自己亲眼目睹那一幕！我在巴斯德中学(Lysse Pasteur)念书时1946年到1949年，期间留级了一次，也读了一阵子师范学院预备班(那是巴斯德中学开办预备班的头一年)，从我住的瓦勘大道前往英格曼大道(boulevard lnkerman)时，好几次经过外祖母奥乐佳当年住的公寓；我沿着古塞街一直走到贝黑广场，现在叫做朱安元帅广场(place du MarechalJuin)。根据本那瓦·梅山(Benoist—Mechin)的回忆录所言，朱安元帅在还没当上元帅之前，和达尔兰(Darlan)同赴柏林，倘若当时英军把意大利和德国军队一直赶到法属地突尼西亚去的话，朱安有可能会英勇地在德国将领宏梅尔的麾下，为保卫属地而战。当时的情况并非如此演变，也幸好，朱安方能保卫了光荣的好名声。我觉得这条往下的古塞街令人相当不舒服，靠近贝黑广场的左边人行道上，有一家引不起我兴趣的电影院，因为它都只放映新出品的法国电影；再过去是一家修车场，叫做“邦米勒修车厂”，它的楼上有几间乒乓球室，我曾在那里勤练一种防御球技，打败过好几个自以为球技多厉害的小子。P1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