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浩然之气
孟子到了齐国后，经常有机会和齐宣王对谈，倒也可以充分地表达他的思想立场，虽然看不出齐宣王有多少纳言的诚意，但起码可以看出对孟子的尊敬。终于有一天传出了任用孟子为客卿的消息，弟子们都很高兴。当然，这对孟子而言也是重要的转机。
公孙丑知道了这消息，便和孟子谈道：
“假如老师在齐国当权执政，能够重新振兴管仲、晏子的功业吗？”
孟子说：
“你真是一个齐国人，只知道有管仲、晏子而已！曾经有人问过曾子之孙曾西道：‘您和子路相比，谁贤？’曾西不安地说道：‘子路是我先祖敬畏的人，我哪敢和他相比？’那人又问道：‘那么您和管仲相比，谁贤？’曾西马上很不高兴地说：‘你怎么竟拿我和管仲相比！管仲完全获得齐桓公的信任，执政的时间又长，可是他只造成那么卑下的霸业，你怎么拿我跟这个人比！’”
孟子接着又说：
“管仲这个人，连曾西都不屑一比的，你以为我愿意吗？”
公孙丑又问：
“管仲辅佐桓公称霸天下，晏子也使景公威名显赫；像管、晏二人还不值得效法吗？”
孟子说：
“以齐国的条件而言，要称王天下，可说易如反掌。”
公孙丑问：
“这样说弟子就更不明白了。像文王的道德修养，又很长寿，他的教化还不能普及全天下；武王、周公继续努力，然后才大行于天下。现在您把王天下说得那么容易，那么文王也不值得效法吗？”
孟子说：
“怎么能同文王相比呢？从商汤传到武丁，中间出现了六七位贤君，天下的人归服商朝已经很久了，因此基础稳固，不易动摇。武丁召见诸侯，拥有天下，也就很容易了。到了纣的时候，由于上距武丁还不久，前代有功的世家和善良的习俗，流风善政，还保存着；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胶鬲（gé），他们都是贤人，共同辅佐纣王，所以纣王虽然暴虐，也经历了相当长久的时间才亡国。当时没有一尺土地不是属于纣王的，没有一个百姓不是纣王的臣属，可是文王还能借着方圆百里的小国兴起，所以是很艰难的。
“齐国人有句俗话说：‘纵有聪明，还得趁形势；纵有锄头，还得待农时。’现在的时势要推行王政就容易了。纵使在夏、商、周初起的年代里，任何国家的国土也没有超过千里的，现在齐国却有这广阔的土地了；鸡鸣狗叫的声音，从国都一直到西方的国界线，处处相闻，人烟如此稠密，齐国有这么多的百姓。国土不必再开拓，百姓也不必再增加，只要实行仁政来统一天下，就没有人能够阻止得了。而且统一天下的贤君不出现的时间，历史上从来没有这样长久过；老百姓被暴虐的政治所折磨，历史上也从来没有这样厉害过。肚子饥饿的人不苛择食物，口舌干枯的人不苛择饮料。孔子说过：‘德政的流行，比驿站的传达政令还要迅速。’现在这个时候，拥有兵车万辆的大国实行仁政，老百姓的高兴，正好像倒挂着而给解救了一般。所以，‘事半功倍’只有在这个时代才行。”
孟子在这个时候神情特别昂扬，对于在齐国实行仁政，表现得相当乐观。这种愉悦的心境，是踏上旅途以来所未有的。这种情形，公孙丑看在眼里，于是借着另一次机会，又问道：
“老师若做了齐国的卿相，能够实现自己的主张，从此，小则可以成霸业，大则可以成王业，那是不足怪的。如果遇到这种机会，您是否会动心呢？”
孟子说：
“不，我从四十岁以后就不再动心了。”
公孙丑说：
“这么看来，老师比孟贲强多了。”
孟子说：
“这个不难，告子比我还早就不动心了呢。”
公孙丑说：
“不动心有方法么？”
孟子说：
“有。北宫黝训练勇气时，有人刺他肌肤，他都不吭声退却；有人戳他眼睛，他都不眨眼逃避。他以为若受了一点点羞辱，就好像在众人面前挨了鞭打一样。既不能忍受卑贱人物的侮辱，也不买万乘之君的账，把刺杀万乘之君看成刺杀卑贱人物一样，对于各国诸侯是毫不畏惧的，而且若是挨了斥骂，一定毫不客气地反击。孟施舍的培养勇气又有所不同，他说：‘我打起仗来，只知勇往直前，绝不计较胜败。在我的心中，从不知道什么叫失败。如果先估量敌人的力量才前进，先考虑胜败才交锋，这种人若碰到数量众多的敌人一定会害怕。我哪能一定打胜仗呢？不过是能无所畏惧罢了。’总之，孟施舍的养勇像曾子，北宫黝的养勇像子夏。这两个人的勇气，我也不知道谁强谁弱，但从培养方法而论，孟施舍比较简易可行。从前曾子对子襄说：‘你喜欢勇敢吗？我曾经从孔子那里听到关于大勇的理论：反躬自问，若是自己理屈，对方就算是穿宽大粗布衣服的卑贱人物，我能不心虚吗？若是理直，对方纵使是千军万马，我也勇往直前。这么看来，孟施舍的养勇只是保持一股无所畏惧的盛气，曾子却以理的曲直为断；孟施舍自然又不如曾子这一方法的简易可行。”
公孙丑说：
“请问老师的不动心和告子的不动心有何不同？”
孟子说：
“告子曾经讲过：‘假如在言论上无法了解，便不必反求于自己的本心；若反求本心而觉得不安，那就不必求助于意气。”我认为，不能得到心安，便不去求助于意气，是对的；但是若在言论文字上不能了解，便不切实体证一下，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因为心志理想是意气情感的主宰，而意气情感则是充满体内的力量。有了心志理想，随着就会产生意气情感。所以说：‘要坚定心志理想，不要滥用自己的意气情感。’”
公孙丑说：
“既然说，有了心志理想，随着就会产生意气情感。又说，要坚定心志理想，不要滥用自己的意气情感。这是什么道理？”
孟子说：
“心志理想和意气情感是会互相影响的。心志理想若专注于一事，必会影响到意气；反之，若意气情感也专注于一事，也一定会影响心志理想。举例来说，跌倒时，或奔跑时，只是行为而已，但也会造成心志的浮动。”
公孙丑问道：
“请问，老师长于哪一方面？”
P93-97
中华文化，有那么丰富的人生故事，有那么精彩的绘声绘色，有那么有趣的奇想异设。当然也有哲理，但那些哲理又是那么自由、多元，任凭取舍、选择、评判。人们从这种文化中看到的，是一种完整的人生实践，组合成一种刚健恢宏又温文尔雅的生命交响乐。这样的文化，充满生动的质感，也容易让大家了解真正的“中国人”是什么样的。
——余秋雨
这套书，上下古今，纵横万里，为中国文化传香火于天下。
衷心希望，《中国历代经典宝库》的编印，将是一扇现代人开向古典的窗；是一声历史投给现代的呼唤；是一种关切与拥抱中国的开始；它也将是一盏盏文化的灯火，在漫漫书海中，照出一条知识的、远航的路。
——主编寄语
余秋雨
我的书房里，书籍更替的频率很高，但有一套书一直安安静静地放着。这套书分量不小，长长一排多达六十多册，书脊为青莲色，上面的书名为白色，而封面的底色则是象牙色。这套书的总名，叫《中国历代经典宝库》，每册分别是一种重要经典。书的初版日期是一九八一年一月一日，台湾时报出版公司出品，一算，已经三十多年了。
时报出版公司出过我的不少书，因此很熟。有一次，我对莫昭平社长说，希望能邮寄这一套书给我，我自己买了背回来就太重了。莫社长说：“这是给青少年读的，您也要？”我说：“我也要。我在台北的书店已经翻阅过多次了。”于是，两箱子书，很快就寄来了。
我关注这套书，是因为它对于中华文化与当代世界的关系问题，作出了令人愉悦的回答。而这个问题，在很多学者那里，却总是处理得那么片面，那么极端，那么铺张，那么艰涩，那么繁琐，那么纠缠不清。
我想从以下三个方面，谈谈这套书的优点。
第一，这套书，坦陈了中华文化的整体度量。
凡是把中华文化搞复杂的，绝大多数是陷于一隅一角，守一家，偏一学，张一经，析一谋，而无视其余，或不知流转，结果，硬筑壁垒，徒生龃龉。很多人认为，青少年没有时间和能力领略整体，只能让他们背一点古训、啃一些古诗。其实这是一条歧路，既把中华文化削薄了，又把青少年做小了。这就像我们领着学生看长城、游黄山，必须先让他们俯瞰雄伟整体，惊叹天地大美，而不是立即让他们埋头去玩弄一砖一石，一花一鸟。眼前这套书，把中华文化的主要典籍，不管是哲学、历史、诗歌、小说、散文，还是科技、宗教、杂学，都一一收录，可谓洋洋大观。不难想象，当青少年读者得到这套书，在还没有细读之前，光看书目就已领悟中华文化的整体度量、浩荡规模。这种领悟，既开拓了他们的文化认识，又鼓励了他们的文化选择，在人生的起始阶段至关重要。
其实，这套书的开阔胸襟、坦然情怀，也正是中华文化的第一品性，与数千年历史相关，与五湖四海相关。如果不知这种第一品性，也就失去了根本。
第二，这套书，揭示了中华文化的人生质感。
好端端的中华文化为什么总是变得令人却步、甚至令人厌烦？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不少浅尝辄止的文化人总喜欢把我们的古人塑造成喋喋不休的玄学家、道学家、书呆子。好像，我们的祖先只会板着脸在居高临下地教训人，说着一些成语化的简单四字句，不容商量，不容讨论，没有性格，没有脾气，不准顽皮，不准游戏。但是，眼前这套书却让我们看到了另一种中华文化，有那么丰富的人生故事，有那么精彩的绘声绘色，有那么有趣的奇想异设。当然也有哲理，但那些哲理又是那么自由、多元，任凭取舍、选择、评判。人们从这种文化中看到的，是一种完整的人生实践，组合成一种刚健恢宏又温文尔雅的生命交响乐。这样的文化，充满生动的质感，也容易让大家了解真正的“中国人”是什么样的。
我在为北京大学的学生讲授《中国文化史》时曾说：“从古到今，中国民众对于抽象学理缺少消费欲望”。“根子上的农耕文明使中国民众很难信奉一切离开脚下大地太远、离开直觉经验太远的东西。躲避喂食，有可能是生命的一种自救。天下长寿之人，大多简食薄饮。中华老矣，回首渺茫生平，得寿的原因之一，是不很喜欢精神文化上的浓脂厚味、巍楼巨厦。”
我的这段话，大体说明了我不赞成那种过于学术化、滥情化的中国文化表述，而赞成这套书的原因。我为什么特别要对北大学生说明？因为对年轻人来说，更应该尽早解除那种貌似深沉的误会。这种误会，目前在很多高校里都很流行，不少教授把自己那些取材狭窄的论文当作了课堂讲述内容，而越是浮薄的社会气氛又越容易把晦涩当作学问。于是，好好一个可爱的大结构，被裁割成了可厌的小条块。
第三，这套书，测试了中华文化的时间张力。
我所谓的“时间张力”，也可以称之为“跨时代延伸度”。这个问题，是一切古老大文明都遇到过的。事实证明，比中华文化更年老的巴比伦文化、埃及文化、摩亨佐·达罗文化、克里特文化等等都缺少足够的时间张力来构成与现代的对话。成功实现了对话的只有卉希腊、古罗马文化，并由此开创了欧洲的文艺复兴。中华文化延续至今而未曾中断，而它与现代对话的可能，还在测试过程中。
从近代以来，这种对话已经开始，但进行得非常艰难，很少成功。具有传统文化修养的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等学者都投入了，但章太炎、王国维在晚年都删削了自己的现代行止，陈寅恪则由于社会变迁和身体障碍也无法继续推进。其他被后人誉为“国学大师”的诸位学人，在这种对话中基本上停留在一些介绍性、引进性的文化枝节，而又于社会民众基本无感。这一点，只要与欧洲从宗教改革到启蒙运动数百年间知识分子在一切公共空间中的巨大作用相比，即可明了。我曾一再论述，中国知识分子在这一对话中真正做成的两件事，是破读了甲骨文、推广了白话文。其他事端，则离文化本体太远。
眼前这套书，虽然浅显，却以白话文裹卷着现代思维常识愉快地拜访了传统文化，有一种新鲜感。例如，它为一本本古代经典分别取了一个个现代标题，这也是它当年首先吸引我的地方。它为《论语》取的标题是《中国人的圣书》，为《孟子》取的标题是《儒者的良心》，为《老子》取的标题是《生命的大智慧》，为《庄子》取的标题是《哲学的天籁》，为《墨子》取的标题是《救世的苦行者》……这一些，对诸子百家而言，都相当贴切。
这些标题，是现代开启古代的钥匙，表现了编写者的今日恃怀，并由此可想见书中的思路和语气。我感兴趣的还有以下这些标题：
《泽畔的悲歌》(楚辞)；
《帝王的镜子》(资治通鉴)；
《一位父亲的叮咛》(颜氏家训)；
《汉代财经大辩论》(盐铁论)；
《瓜棚下的怪谭》(聊斋志异)；
《文学的御花园》(文选)：
《袈裟里的故事》(高僧传)；
《净土上的风烟》(洛阳伽蓝记)；
仅举这些例子，大家也许已经能够感受到白话文的特殊魅力。在这些白话标题背后，我们可以想象孩子们惊喜的眼神。本来，他们的眼睛也许早已因那些太古老、太自守的书名而黯淡。
如果让古代仍然蜷缩在古代，或者封存在一个刻意营造的“伪古代”，那么，对话就停止了，张力就消失了，延伸就中断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为青少年阐述古代经典，并不是大人对于小孩的恩惠，而恰恰是大人一种脱胎换骨的转型，而这种转型，有可能带来古老文化的整体转型。这就怪不得，在欧洲，一直有很多才高名显的现代权威，不惜放下身段来做“经典新写”的事情。
说了以上三个优点，这套书还给了我一种特别的“暗喜”。那就是，目前中国大陆传媒间掀起了一种低层次的“民国文化”崇拜，把兵荒马乱中某种初步的西学引进和临时的文教努力，当作了至高无上的楷模，在国际学术界闹了大笑话。好了，这套书的编写者，恰恰是几十年前台湾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多数是从大陆过去的，应该说是“民国文化”的直接继承者，应该最有资格评判“民国文化”了。但是，就连他们自己也承认：“民国以来，也有过整理国故的呼吁、读经运动的倡行”，“遗憾的是，时代的变动太大，现实的条件也差，少数提倡者的陈义过高，拙于宣导”，“使得历代经典的再生，和它的大众化，离了题，触了礁。”
那么，这套书也可以提醒大陆的读者，不要把民国以来的“文化触礁”，继续夸张为“波澜壮阔的文化碰撞”。不，触礁就是触礁，那种“波澜壮阔”并不一定是一件好事。新的航程，需要重新谋划，重新开启。
除了承认“触礁”的诚恳外，这套书的编写者还表现出了另一种诚恳，那就是肯定“这套书必然仍有不少缺点，不少无可避免的偏差或遗误”。为什么“必然”和“无可避免”？因为工程太大，经典太多，时间太远，而当代文化思维的变化又实在太快。为了写这篇序言，我认真翻阅了这套书中的部分内容，发觉其中的主要缺点，并不是“偏差或遗误”，而是功力。什么功力？那就是横跨古代文化和现代文化的思维功力和表达功力。以我看，这套书的编写者们对古典的讲解能力不错，但在古典和现代之间的共通内涵挖掘上还缺少足够的深度，而现代文字的表达也没有达到更高的水准。这就需要新一代的学人和作家来继续做这件事，因为这套书毕竟编写于三十多年前，已立草创之功，已开风气之先。
在这个问题上，我对大陆学人抱有更大的希望。大陆由于政治运动，曾经中断过对古典文化的亲近，但毕竟那是很早以前的事了。大陆在文化体量上的宏大气势，在风雨岁月中的深刻体验，在历史转型中的国际认知，有可能产生对中华文化更透彻的感悟。而且，由于人才的绝对数量十分惊人，那种能够融汇古今的文字杰作也容易期待。
那么，这套书，又成了一种殷切的期待和呼唤。
是为推荐。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七日
孟子其人是儒家的圣贤典型，其书是古今士子必读的经典。因为是圣贤典型，所以在历史长流中，往往被塑造成孤高形象，望之俨然，难以亲近，《孟子(儒者的良心)》即针对上述问题而发，先将孟子还原到历史上，着力于刻划孟子的人道主义与道德理想主义，从而清晰地凸显出孟子的道德勇气与抗议精神，同时试图以当今的时代问题与切近的生命问题，引导读者在这次的思想旅程上，驻足而思，而有所感应。《孟子(儒者的良心)》由林镇国编著。
林镇国编著《孟子》是继《论语》之后又一部语录体儒家经典著作，记载了孟子言行和一些生平事迹。孟子思想十分丰富，涉及到政治、哲学、教育和文艺思想等各个方面，其中有不少的思想闪烁着时代的光辉。孟子提出了一个富有民主精神的著名命题：“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一思想，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