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词的搏斗》辑录作者(凌越)与多多、柏桦、骆以军、黄灿然、肖开愚、史书美、迈克·帕尔玛、谷川俊太郎、图森、丝妮德·莫里塞、托玛斯·萨拉蒙等诗人、小说家和学者的访谈，话题涉及作家创作经历、学术伦理和社会责任等，展现他们的人文关怀和思考，亦可视为一份独特的作家精神素描。

《与词的搏斗》为专栏作家、诗人凌越先生近年访谈文字的结集。《与词的搏斗》辑录作者与多多、柏桦、骆以军、黄灿然、肖开愚、史书美、迈克·帕尔玛、谷川俊太郎、图森、丝妮德?莫里塞、萨拉蒙等诗人、小说家和学者的访谈，话题涉及作家创作经历、学术伦理和社会责任等，展现他们的人文关怀和思考，亦可视为一份独特的作家精神素描。

序

让菲利普·图森：他非常平静、坦然

柏桦：小诗中自有乾坤

黄灿然：香港的风物开始进入我的诗歌

丝妮德·莫里塞：诗歌需要的是独裁

肖开愚：诗在弱的一面

骆以军：暴力是我核心的驱动力

史书美：理解半殖民地的现代主义

谷川俊太郎：爱是世界存在的原理

多多：我的大学就是田野

多多：变迁是我的故乡

多多：与词的搏斗

多多：被动者得其词

迈克·帕尔玛：我们的审查来自市场

托马斯·萨拉蒙：诗歌就像立在时光中的魔柱

凌越：最近你的诗集《往事》就要出版了，能否谈谈这方面的一些情况？

柏桦：这是我在国内出的第二本诗集。有一天晚上韩东打电话给我，说是要出一套诗集，十个人每人一本，问我是否有兴趣参加，我说我在台湾出了一本，他说在大陆可以再出一次，于是就加了一些新作——应该是我最全的一本诗集。

凌越：对于自己作品的结集出版，你在诗集自序中流露出某种矛盾的心情，难道你不希望自己的诗被更多的人看到吗？

柏桦：这种矛盾在我身上一直都有，一方面渴望出名，一方面想做隐士。这可能是性格使然，也可能是家庭的遗传。

凌越：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写诗的？还记得你的第一首诗吗？

柏桦：我最早写的一首新诗是在高中的时候。当时高中同学里有几个人写新诗，是贺敬之式的——当时很流行贺敬之的《放歌集》，但我学习的对象不是贺敬之，而是莱蒙托夫，大约写了五六首，在那之前写过古诗，至少上百首。我正式写诗，全心去当诗人是在一九七九年底，当时是因为看了波德莱尔的诗。在那之前看的所有的诗都没有给我带来任何心灵的启动，真正刺激我的是波德莱尔，而且我看的是程抱一的翻译。波德莱尔告诉我，诗可以写隐私的东西。我为什么写《表达》这首诗？我一直都有抒发自己的渴望，但一直苦于找不到途径，波德莱尔教会我怎么去抒发。当时我看到北岛的诗，就是在《诗刊》上看到的——《回答》，我非常喜欢。

我写诗也和我的交往有关，我有一个朋友彭逸林，我们一直在一起玩。我写了一些诗但准备放弃——当时也受到别人的打击、讽刺。他说，你写得好，你一定能写出来，只有他鼓励我，当时也有人说我写得不好。

凌越：大约什么时候，你开始获得成为一名诗人最初的自信心？

柏桦：一九八一年写出《表达》开始有了一些信心，因为彭逸林说很好，让我寄给《今天》——当时《今天》还在，但已接近尾声了——一定可以发出来。第二年毕业也可以去北京，但是彭逸林让我回四川，一块搞文学，就回重庆了，很简单的。当时彭逸林在川师有一个诗人圈子，有翟永明，有欧阳江河，有骆耕野，很热闹——广州不热闹，所以很羡慕他们。后来在成都认识了欧阳江河，认识欧阳江河非常重要，他非常聪明，理解力惊人，我觉得他是真正懂得我的人。但当时有一个担心就是他的诗写得不好，一九八三年欧阳江河写出《悬棺》，我当时的感觉是一块石头落了地。我对他说，我以前一直为你担心，现在成了。我们从一九八三年开始了疯狂的交往，文字的疯狂，更亲密的交往，所以一直到一九八三年，当欧阳江河、张枣、我形成一个小团体的时候，我的自信心最终确立起来了。

凌越：你被普遍认为是后朦胧诗的代表诗人，我们都知道，后朦胧诗是在“告别北岛”的口号下登上诗坛的，能否谈谈你对朦胧诗人的看法？

柏桦：我当时觉得他们的诗写得很好，而且现在也觉得不错。为什么好？我在《左边》一书中已有叙述，这本书国内也快出版了。严格地讲，我真正喜欢的就是北岛和多多，一直都很喜欢。他们早期的诗我都很喜欢，后来的诗看得比较少，你在《书城》(当时采访者在《书城》任文学编辑，发表了北岛的新作《旧地》)上刊发的《旧地》我也很喜欢，它是那个时代的东西。以前我翻译过一篇艾略特写的《论叶芝》，他在文中说诗风是十年一变。这是没有办法的，不能苛求一个诗人。

凌越：多多有一句诗：我害怕我的心，因为欢乐而变得无用。而你的短诗《自由》中有一句诗：我们的心因为欢乐而颓丧。这两句诗的差别是否意味着你和朦胧诗人的差别？

柏桦：这一句是我偷多多的，多多的那句诗我一直很喜欢，就一直想找个机会用在自己的诗中，写《自由》时我就觉得可以用上了。多多刚刚出国写的那些诗我也非常喜欢——《阿姆斯特丹的河流》以及在英国写的一些诗。朦胧诗整体上俄罗斯的感觉很重。P15-17

本书收录我过去十年做的所有访谈。我的第一个访谈是二○○一年十一月在北京给法国作家图森做的，当时我刚去复刊的《书城》做兼职编辑，杂志社没有记者，我算是救急去做了这个采访。原本打算在图森下榻的崇文门饭店大堂做采访，但是那天大堂太吵，临时改在图森入住的房间进行。采访时邀请图森来中国的艺术家兼出版人陈侗也在场，陈侗还请来《世界文学》主编余中先做翻译，当时在场的还有诗友廖伟棠和歌手杨一，小小的房间挤满了人，不像是采访，倒像是朋友间的聚会。这也奠定了我日后做访谈的基调：朋友式的氛围，就文学本身展开的愉悦交流。

以后我又换过两家媒体，这本书里的大多数采访都是媒体行为，我在媒体都是做兼职编辑，采访主要由记者去做，但是偶尔碰到我感兴趣的采访对象(多半是诗人)，或者我可以借机去外地转转，那我也会客串做一下。采访之前，我都尽可能广泛地阅读受访者的作品并列出十几个问题作为提纲，但是真到采访时我一般不会按照列好的提纲刻板地提问，只是在有可能遇到冷场的时候，才会翻出提纲作为参考。多数情况下，当我问出第一个问题，采访就按照自己的逻辑发展下去了，当然我也有意去发挥采访即兴的一面，就是根据被访者的回答，即刻提出新的问题，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就某个问题深入下去。而事先拟定的问题，你根本没办法预料受访者会给予怎样的回答，有时候一个苦心想出的问题，被访者也许一句话就带过了，然后眼睛直直地望着你。这时候，你只能被迫进入另一个话题。

采访的中国诗人，黄灿然、肖开愚是老朋友，多多和柏桦虽然采访时才第一次见面，但他们的作品我都很喜欢，因此见面时毫无陌生之感，采访之后和他们也都成了朋友。采访外国诗人，由于语言障碍(通过翻译)和采访时间的限制，不像采访中国诗人那么充分，好在之前做的准备工作发挥了作用，在一种融洽的气氛下，采访过程也都很愉悦，虽然其中的观点多少显得有点中规中矩。当然，这并不能说明他们水平有限，主要是因为采访的方式限制了他们的发挥。有几个访谈是多年前做的，这些年受访者又有新作问世，但书中他们的简历仍然保持刊物发表时的状态，以吻合当时访谈的内容和气氛。

在此，我要感谢几位翻译——图森的翻译余中先、莫里塞的翻译朱渊、谷川俊太郎的翻译田原、萨拉蒙的翻译肖笛，没有他们的帮助，我的采访不可能顺利进行。感谢安徽教育出版社的何客先生，在去年出版了我的第一本评论集《寂寞者的观察》之后，紧接着又推出这本访谈集，并不断催促我完成此书。

凌越，二○一二年七月八日于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