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官家世
蔡氏家族，源远流长。
蔡以忱郡望与全国蔡氏一脉相承，且以清廉著称。
早在1921年，时为北京大学校长的著名教育家蔡元培，曾为黄陂《蔡氏宗谱》泼墨挥毫：“黄陂蔡氏于明洪武间，自江西迁来数百年。于兹其间，理学名儒辈出，迄今秀出班行之士，亦济济于黉序之中……”①
移民黄陂
湖北黄陂蔡氏一族并非当地土著，而是明代洪武二年（1369年），由江西饶州府乐平县迁来的。
为什么明清以来的谱牒大都记载，大批黄陂人均是从江西“筷子巷”移民而来的呢？
原来当时偌大一个黄陂县，人烟稀少，土地荒芜，有移民需求。而且刚刚建立大明王朝的朱元璋，推行强制移民的政策，使移民黄陂变为现实。
当今的黄陂人也许不明白：黄陂在历史上，不是一度号称拥有“曹操人马”的人口大县吗？如今分布在全球的黄陂人多达四五百万，在当时怎么会人烟稀少呢？
有关移民史料显示，黄陂在历史上的确几度出现过人口荒。究其原因，这与黄陂所处的地理位置及其天灾人祸息息相关。
据史志记载，黄陂旧称西陵，北部隶属于豫州，南部则由荆州管辖，地处长江文明与黄河文明交汇地带。境内的古代黄金水道府河、滠水、漂水，可穿越大别山、桐柏山的隘口，往北可直达商朝王都郑州；又可出长江，入汉水、涢水，淌过随枣走廊，跨越南阳盆地，通往关中地区；往西亦可通过长江、汉江抵达巴蜀；往南则直达江汉，并借洞庭湖、鄱阳湖及其干流通往江南诸省；东乘长江一泻千里，又可沟通吴会，通江达海。
同时，黄陂又是被称为“青分豫楚、襟扼三江”的陆路关隘武胜关（中国九大名关之一）的必经陆路要冲，故自秦汉以来，黄陂屡遭兵燹，当地人在历次战乱中不是被乱兵杀掳，就是被迫无奈背井离乡颠沛流离。
司马迁在《史记》中也曾经指出，在公元前279年（楚顷襄王二十年）的战国时期，秦国大将白起曾在黄陂激战，并一举攻占古邑西陵②。
到了后汉末，刘表则以黄陂作为江汉之口，为防止吴国侵轶，特派黄祖于此筑城镇守，因名黄城镇。城南的武湖，时为与长江相连的天然湖泊，浩浩荡荡，因黄祖在此习战阅武而得名。（黄陂）成为三国时屯兵练兵与鏖战之地。
唐末天复年间，唐朝帝国名存实亡，各方节度使形成拥兵自重的局面。天复三年，江淮节度使、吴王杨行密，遣将李神福陈兵于鄂州城下，州帅杜洪求救于割据势力强悍的宣武节度使、梁王朱全忠，朱全忠立即遣兵屯于黄陂南乡滠口，对吴军构成威胁。
在宋末，北方的蒙古军从黄陂陆路（武胜关沿线）与水路（滠水、府河、武湖）南侵，并在境内与宋军兵戎相见。清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说：“宋末，忽必烈南寇，取道于此。”黄陂居民又遭兵燹，不是家破人亡，就是流离失所。P3－5
元朝末年，湖北是红巾军与元朝军队，以及朱元璋所率部队厮杀拉锯的主要战场，社会动荡使黄陂以及江汉平原田园荒芜；百姓不是被强行征兵，就是四处亡散，庐舍为墟，许多地方渺无人烟。黄陂位于兵家交战的旋涡，首当其冲，县民逃亡殆尽。有元代诗人郝经游历于此赋诗《宿黄陂县南》为证：
茅屋欹斜竹径荒，
稻畦残水入方塘。
营屯未定夕阳下，
雁点秋烟不著行。③
再说此时的江西，经过宋、元时期的发展，成为中国第一人口大省。而毗邻的湖北、湖南虽人烟稀少，但面积却是江西的2．5倍。所以，明太祖朱元璋在统一长江流域之后，遂决定组织人多地少的江西人迁往湖南、湖北。此即“江西填湖广”的强制移民政策。
这里的“湖广”是指明代的省一级政区名称，时辖今湖南、湖北两省。而在元代则包括今湖南、湖北、广西、广东、海南全省，以及贵州的一部分。清代将湖广分为湖南、湖北两省后，“湖广”的名称仍在使用，把两省的总督叫作湖广总督，只是不再是一级行政区的名称。民谚中所说的湖广，其范围就是指明清时期的辖区。
“江西填湖广”的移民政策实施后，以江西为主的长江中下游移民，或溯江而上，一艘艘民船逐队西行；或从陆路拖家带口，络绎不绝。率先抵达湖北境内的移民，选择毗邻的鄂东定居，故东部江西移民最多。后续移民者分三路向湖北中部、北部、西部扩散：一路继续沿江西进，一路进人汉水逆流而上，一路则走随枣走廊的陆路通道。
由于故土难离，大多数人不愿背井离乡。于是，官府就将移民用绳索捆绑，推上船、押上路，进行强制移民。两湖地区把上厕所称为“解手”即缘于此。那是因为移民们被捆绑着用船押运时，途中要大小便，须先呼请押送官兵解开手上的绳索，于是“解手”便成了上厕所的代名词。它与“洪武开坎”的传说，一直沿袭至今。P4－6
一
一个人物，一串故事；一道命题，一种人生。
说来令人汗颜，作为湖北黄陂同乡，笔者原来对蔡以忱这位国共两党要员竟一无所知。直到20世纪末，笔者创作《胡秋原全传》期间，方从传主提供的台湾资料中发现：早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蔡以忱就与董必武、钱亦石、胡秋原等一道，编辑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机关报《武汉评论》。而且传主还是笔者同门师弟蔡亚生的祖父。笔者更觉得钩沉其行状，义不容辞。
笔者认为，如果只是把已经远去的人与事，重新从沉寂的时光深处机械地照搬过来，无论使用多么华丽的词汇，都只可能是苍白而没有生机的罗列。真实的人生远比空灵的文字更精彩、更复杂，也更有纵深感。所以，要想将传记写得有血有肉，重在细节描写，运用生动有趣的故事揭示其成长史与心灵史。
与此同时，这些故事必须要有各种文献档案作支撑，尽可能接近历史真相，让读者当信史来读。缘于此，首先必须腿勤。通过深入调查、采访，从传主或知情者那里挖掘、抢救“活材料”；其次眼要勤。通过广闻博览，“打捞”任何有价值的“死材料”；再次是脑勤与耳勤。千方百计，倾听各方面意见，吸纳新意见、新成果。
由于蔡以忱早在1928年就英年早逝，而同时代的相关人物均已作古，尽管笔者查阅了一批相关史料汇编、文集、论著、回忆录、纪念感怀文字、私人日记、报刊等，但发现有价值的史料十分有限，不过千字文。连烈士的肖像照片也没有找到一张。不过，笔者坚信，只要脑勤、腿勤、眼勤与耳勤，当下官方与民间各类资讯、数据库如‘“汗牛充栋”，不愁找不到“原料”。
于是，笔者乐当有心人，利用外出参加笔会等机会，在海峡两岸图书馆、博物馆、党史馆（办）、纪念馆、方志办，以及民间广为搜罗，拜访知情人士，终于发现了一些新线索、新史料。
当笔者将搜集到的资料进行整理、分类发现，各地关于传主的出生年月、入党时间、牺牲地点等其说不一。笔者经过考辨与厘定，在此不揣浅陋，赘述如后。 二
黄陂蔡氏是陂邑望族，中华民族素有纂修宗谱的传统，尽管在战乱与历次政治运动中，族谱屡遭劫难，大都散失。但笔者通过编纂《裴氏家乘全书》后深知，宗谱作为记录家族世系的史书，是研究人口学、方志学、民族史等方面的重要资料。只要在民间耐心查访，定能找到收藏宗谱的有心人。为此，笔者着重从蔡以忱鲜为人知的家世背景入手，考察其行状。
在拜访知名教育家蔡培华与艺术家蔡迪安时，他们均说：小时候曾见过黄陂蔡氏宗谱，还有蔡襄忱、蔡以忱昆仲，以及著名教育巨匠蔡元培先生撰写的序文。只可惜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黄陂蔡家榨镇一带的宗谱大都化为灰烬。
本来，按照族规民约，一个家族在30年左右就应续修族谱一次。因老谱一直未现身，再加上“文化大革命”等政治因素，造成黄陂蔡氏宗谱已经80年没有续修。到了1999年，已是耄耋之年的蔡培华先生，觉得时不我待了。于是，他迅速与族人商量：决定续修黄陂《蔡氏宗谱》，以动员族人寻找老谱。
此消息不胫而走，蔡老早年的弟子蔡大武来函说：他发现了民国版黄陂蔡氏宗谱的下落。我们在蔡老的小儿子蔡俊生的陪同下，驱车赶往湖北孝感杨店镇，寻访与鉴别宗谱。
杨店蔡氏族人是早年从黄陂蔡家榨蔡官田村迁去的，而蔡老是蔡官田土生土长的名士。所以，杨店族人听说老家来人，立即设宴热情款待宗亲。一位族人介绍说，“文化大革命”初期，一位本族的王氏夫人担心族谱被红卫兵收缴，特将宗谱装人一个陶器坛内，埋入地下秘藏。
到了1974年，王氏夫人的四个儿子蔡崇贞、崇富、崇友、崇胜（柏青）改建房屋，他们趁夜静更深之时，秘密将宗谱从地下取出砌入墙中。就这样，全套民国十年版黄陂《蔡氏宗谱》22册，就完整地保存下来。里面记录了自明代万历四十八年（1621年）创修，清康熙、乾隆、同治年间三次续修的各种版本原始资料。改革开放后，蔡柏青才从墙壁中取出，珍藏在楼上的一个箱子中。
杨店族人简述了藏谱经历之后，便立即上楼从箱子中取出用红绸包裹的宗谱，继而按照历代相传的族规，在举行虔诚的敬香仪式之后，才正式打开包裹查阅，使尘封80年的蔡氏家乘重见天日。
不日，湖北竹溪县，以及黄陂泡桐蔡家藕塘的族人蔡光钺、卫东、光玉、崇凯，旅汉的族人蔡曙初等，也相继报告了他们珍藏的清同治年间与民国十年宗谱。经对照，三处发现的不同版本族谱，内容完全一致。
我们打开《蔡氏宗谱》卷首，“清廉堂”三个篆书大字闪入眼帘。原序上面清楚记载，蔡氏创修宗谱始于明万历四十八年（1621年），创修序言就是黄陂蔡氏九世祖，著名理学家、甘露书院的主讲蔡石麓（字善图）撰写。民国十年版是第4次续修。
该谱《原序》与《源流考》载：明洪武二年（1369年），江西饶州府乐平县筷子巷瓦屑墩，一个叫蔡绍一的青年偕妻梅氏，迁往湖北黄陂东乡古傅家港（今黄陂蔡家榨街道梅蔡河）东之大屋畈定居。五世以后，科名鼎盛，俨然黄陂望族。到了第八世祖蔡完（字人备，号春湖），于明嘉靖甲午年（1534年）中举，丙辰（1556年）进士及第，任浙江兰溪知县不到两年，便被擢升为全国十三道之一的陕西道监察御史。
明代十三道监察御史由中央都察院管理，但在履行职能时又不受都察院控制，直接对皇帝负责。《明史》卷七十三《职官二》载：“十三道监察御史，主察纠内外百司之官邪，或漏章面劾，或封章奏劾。在内两京刷卷，巡视京营……在外巡按，清军，提督……而巡按则代天子巡狩……”（清·张廷玉撰，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790页）
嘉靖帝主政以后，将巡抚的职能由监察官员转变为节制三司、总领一方的地方大员。朝廷为了加强对封疆大吏的监督，就通过巡按御史对巡抚进行牵制。并明令界定二者的职权：“其文科武举，处决重辟，审录冤刑，参驳吏典，纪验功赏，系御史独专者，巡抚亦不得干预。”（白寿彝：《中国通史·第九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蔡完任监察御史不久，朝廷在十三道监察御史中选拔大同巡按御史，蔡被都察院列为两名候选人之一，呈报给嘉靖皇帝钦点一名。结果他以良好的口碑出任大同宣抚巡按。因巡按御史职责是代天子出巡，故其巡视地方，又叫“巡方御史”，俗称“八府巡按”。由于蔡完在任期间，依法“大事奏裁，小事立断”，对五品以上违法失职的地方官员进行参劾，由朝廷裁决；六品以下官员“就便拿问”，而且勤于教化。因此蔡完逝世后’，明世宗即嘉靖帝朱厚熄特追赐“清官第一”称号。自此，黄陂蔡氏宗祠便以“清廉堂”为堂号，并收入宗谱世代相传。蔡以忱是蔡完第十世族孙，蔡绍一是第十八世孙。
随着人丁繁衍，黄陂蔡氏宗亲逐步分布在大屋畈周围多个村子，以及迁徙到相邻省、市、县、乡镇。其中首义元勋蔡济民一支迁居蔡家榨附近的蔡官田，蔡以忱一支则迁居毗邻的自家嘴。蔡以忱的长兄蔡极忱、族兄蔡以贞（良村）同为辛亥首义志士。
三
人物传记的第一要素是求真。为此，笔者以原始资料为依据，对传主的行状进行了认真考订，以避免谬种流传。
关于蔡以忱的出生年月，官方权威资料上的蔡氏简介与小传，均称他是1896年生人。如《湖北省志·人物志稿》（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黄陂县志·蔡以忱》（武汉出版社1992年版，第512页）、《武汉市志人物志·蔡以忱》（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2页）等。此前，笔者所写的短篇传记《秋收起义的黄陂人》（《民族大家庭》2004年第6期）、《蔡以忱：中共中央首任监察委员》（《名流百年·蔡以忱》，长江出版社2009年版，第60页）、《中共中央首任监察委员蔡以忱的前世今生》（《世纪行》杂志2011年7月号）、《蔡以忱：铸剑人的清官身世》（《书屋》杂志2011年10月号）等，也是以讹传讹。
可是，经查阅民国十年版与2000年版黄陂《蔡氏宗谱》，上面均清楚地记载：蔡以忱排行老三，生于光绪戊戌年腊月十八日。这就是说，蔡以忱生于一八九八年农历十二月十八日，即公历1899年1月29日。
族谱上还载有蔡以忱兄弟姊妹的生卒年月。其中，排行老二的蔡襄忱生于光绪丙申年八月初七日，即一八九六年农历八月初七日，公历1896年9月13日。排行老四的蔡丹忱生于光绪庚子年冬月初八日，即一九○○年农历十一月初八日，公历1900年12月29日（《蔡氏宗谱》卷二，2000年版，第873页）。由此可知，他们三兄弟出生时间有规律可循：均相差两岁左右。
那么有人不禁要问，蔡以忱与蔡襄忱有可能是孪生兄弟呀？回答是否定的。假若他们是孪生兄弟的话，那么出生时间应该在一天之内，不可能相隔四个月。即蔡襄忱生于一八九六年农历八月初七日，蔡以忱生于同年十二月十八日。故排行老三的蔡以忱不可能出生于1896年，而生于一八九八年农历腊月，或公历1899年元月。
拙作脱稿后，笔者又先后赶往安源纪念馆与孝感杨店，查到了两份有力证据。孝感杨店蔡柏清珍藏的民国十年版《蔡氏宗谱》上面清楚记载：蔡以忱与蔡襄忱为《蔡氏宗谱》各写了一篇序言，蔡以忱（滨）与蔡伟卿（国璋）还是编纂宗谱的两名责任编辑。这说明宗谱上包括他自己的出生年月在内的内容，经其审定认可。作为中华大学教授，蔡以忱还在序言中强调该宗谱有“备国史采择”的价值。可见，他是将宗谱当信史来编的。
另一有力证明是蔡以忱长子蔡惠安于1977年12月19日的亲笔信，上面明确写道：“我父蔡以忱（一尘，号滨），1899年生于黄陂县蔡家榨自家咀（嘴）乡间。”与宗谱记载完全吻合，蔡以忱出生于1899年确实无误。
一言以蔽之，官方及方志资料将蔡以忱“虚报”了三岁。
四
1961年7月28日，董必武曾在北戴河对身边工作人员沈德纯、田海燕说，他曾介绍陈潭秋、蔡以忱与陈卫东入党（安源纪念馆藏档案第2341号《董必武同志谈蔡以忱同志情况》，1979年7月3日）。至于入党时间，董未作具体说明，以致于目前有两种说法：一说蔡于1921年入党（《黄陂县志》，1992年版，第512页）；一说他于1923—1924年间入党（《武汉市志·人物志》，1999年版，第53页）。
笔者会同党史专家李婉霞女士查阅相关档案，湖北省1921—1922年间的中共党员名单上没有蔡以忱。1923年初，湖北地区的党员不下50名（《董必武传记》，1985年版，第50页），亦无蔡氏。后经查阅当地政府1950年12月16日颁发给蔡以忱长子蔡惠安的烈士亲属供应证，上面清楚写道：蔡以忱1921年参加革命。再经采访当年参与编纂《黄陂县志》的专家，原来他们是将“参加革命”与“入党”两个时间混为一谈。
那么《武汉市志人物志》所说的1923—1924年间，是不是指一九二三年农历腊月，即公历1924年元月呢？笔者咨询过党史专家，似难确认。
《黄陂县志》载，1923—1925年间，蔡以忱多次回到黄陂创建中共基层组织（1992年版，第512页）。《湖北省志·人物志稿·蔡以忱》亦云：1923年夏，受中共湖北区委指派回黄陂，协助唐际盛组建中共黄陂县第一个党小组。又据《中共黄陂县组织史资料1925—1987》载，1920年秋，黄陂三合店人唐际盛在家乡创建“乡村改进社”，宗旨是从改进农村面貌人手改造社会。1923年“二·七”惨案发生后，作为中共党员的唐际盛返乡，又在“乡村改进社”中发展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与中共党员王电生、吴光荣、吴光海、吴光漠。于1924．年冬，建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三合店特别支部。1925年春，在共青团支部的基础上成立中共三合店支部（武汉出版社1994年版，第2页）。
由此可以认定，蔡以忱是于1923年“二·七”惨案后的春夏之交，由董必武介绍加入中共，方返乡协助唐际盛工作。这与彭劲秀在《党史纵览》2010年第5期上发表的《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创设、取消与重建始末》一文中的“蔡以忱于1923年入党”，大体吻合。
无巧不成书。中共党员实行候补（预备）期，正好是在此间的中共“三大”开始的。即1923年6月10日一1925年1月。中共“三大”议决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第2条规定：本党候补（预备）党员的候补（预备）期：劳动者3个月，非劳动者6个月，但地方委员会得酌量情形伸缩之。候补党员只能参加小组会议，只有发言权与选举权，但其义务与正式党员同（《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决议案及宣言》，1923年7月印行）。
当时的“劳动者”与现在涵盖的范围不同，主要是指工人、农民、手工业者、店员、士兵等阶层人士；而“非劳动者”则是指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等非体力劳动者。同时，此间对入党时间的界定，即为上级党委批准为预备党员之日算起，党龄则从转正之日算起。亦即转正之日等于入党时间加预备期（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当代贵州》2007年第6期）。
这就是说，作为知识分子的蔡以忱，如果在中共实行预备期的1923年6月10日前入党，就没有预备期；他就是以正式党员身份于当年冬返乡筹组党团组织，他的入党时间在春夏之交，较为可靠。如果他在6月10日后人党，他的预备（候补）期应为6个月。他只能以候补（预备）党员的身份返乡发展党团员。分析其身份，这种可能性不大。
当然，如果蔡以忱是1923年下半年加入中共候补（预备）党员，那么他是1924年才转为中共正式党员。即与蔡以忱的好友钱亦石，校友吴德峰的入党时间类似，时间在1924年春。综上所述，这也是小概率事件。故蔡以忱1923年春夏之交入党合情合理。
五
有关蔡以忱的牺牲地点，相关资料歧见纷呈。笔者通过到湖南长沙、常德、石门、安源、澧县等地查访，综合各地资料，大抵有长沙说、常德说、澧县说三种说法。
在三说中距离最远的是长沙，与常德相距480公里。在湘西特委与地方机关纷纷遭破坏，不断出现变节分子的险恶环境下，蔡以忱若向长沙方向撤退，无疑是一步险棋。如果说长期在湖南工作的长沙人、湘西特委书记舒玉林，从此处撤退尚说得过去的话；那么舒与特委常委蔡以忱分途避走长沙、澧县，避免一锅端，则在情理之中。
至于常德说，承蒙著名史学家严昌洪教授牵线，笔者利用在常德参加宋教仁研讨会期间，会同传主嫡孙蔡小兵、同人魏端，在常德史志专家应国斌的导引下，跋山涉水，专程采访了多名党史专家与知情人士。其中《中共常德地方史》作者陈大雅先生，矢口否认此说。据他反复查证，那时在湘西工作的湖北籍同志，大都是从澧县撤退的。经应兄提供线索，我们又在澧县找到依据：蔡以忱于1928年10月25日在澧县被捕牺牲（《中共澧县地方史1921—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67页）。而不是原来的1928年7月中旬。
究其原因，澧县与湖北松滋、公安县毗邻，而湘西特委当时有意与湖北省委联手对敌。蔡以忱长期在湖北工作，他在此处做联络工作应该是可信的。且最近发现的一首蔡以忱的绝笔诗也是例证之一，诗中的人名申鸣与用典均与澧县息息相关。诗韵也是当年通用的平水韵（因南宋学者山西平水人刘渊而得名）。诗云：
申鸣大义臣，仗剑扫烟尘；
横刀眉梢笑，忠贞掩昆仑。
六
关于蔡以忱与丰俊英的革命伴侣关系。在1921年版《蔡氏宗谱》上，没有丰俊英的名字，只记载了蔡以忱的发妻吴金梅。可是，党史专家访问蔡、丰当时的同事李硕勋及夫人赵君陶（时任湖北妇女协会宣传部长），以及丰俊英的中共两湖党校同学赵君陶。与刘英（时任中共湖南省委妇女部部长，张闻天夫人）时，她们一致确认：蔡、丰是夫妻。蔡以忱在鄂、湘的同事罗章龙也回忆说：“蔡以忱去湖南是有决心的，所以家眷都带去了。他的妻子姓丰，是党员，也同我熟悉。”（《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2页）
据考订，1926年10月，中共武昌部委员会改组为中共武昌地方执行委员会。因当时中共湖北区委机关设在武昌，武昌地委遂由湖北区委兼任，但另设工作机构，地委机关始设武昌中和里，后迁武昌三道街。区委执行委员蔡以忱兼地委书记（1926．10—1926．12），地委委员还有马峻山（即马俊三，组织部长）、李硕勋（又名李陶，宣传部长）、任开国（即任造新，秘书）（《武汉市志·政党志》，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而丰俊英与赵君陶均在湖北妇女协会工作。1927年中共“五大”后，蔡以忱先后任中共湖北省委农民部长、安源市委书记、湖南省委秘书长，罗章龙分别为中共汉口市委书记、湖南省委秘书长。蔡与李、赵、罗的同事关系昭著。
与此同时，丰俊英嫡侄丰志民、丰晓菲父女，提供了丰俊英胞弟丰龙凌回忆蔡以忱给丰氏家书的第一手图文资料，进一步增强了说服力。
蔡以忱与丰俊英的相识与相知，是丰俊英在“妇女读书会”，以及蔡以忱主持崇实中学“读书会”期间萌发，在省立第一女师学潮与鄂湘大革命与土地革命中肩并肩战斗，结成亦师亦友的革命情谊。那时追求婚姻自由的一批女师进步青年，不少成为中共高干夫人。从当年见证人郑超麟、黄慕兰的回忆录看，当时的中共高干与“女师”学生的婚恋观，丝毫不亚于今天的时尚青年。
缘于此，《武汉市志》、《中共常德地方史》、《石门文史》等两湖地区的党史资料，均明确记载“蔡以忱之妻丰俊英”，倒没有提及吴金梅。至于《蔡氏宗谱》没有丰俊英名字，是因为1921年蔡、丰没有确认伴侣关系。而且他们的伴侣关系，尚未得到发妻的承认而不宜公开。所以，通常人们只知道，他们以夫妻的名义，便于掩护身份。
七
传记文学大家朱东润曾说：“传记文学是史，同时也是文学。因为是史，所以必须注意到史料的运用；因为是文学，所以也必须注意人物形象的塑造。”著名学者胡适更是将其真实性与文学性，高度概括为“给史家作材料，为文学开生路”。所以，笔者在本传中运用艺术手法的多样性和语言表述的通俗性，力图表现传主生命的鲜活性与再现历史的生动性。诸如根据有关民间传说，叙介蔡以忱的清官身世；通过传主的心理活动，表现其“忠”与“忱”的品格；还有传主与次要人物的局部细节等，均借助了想象、联想等艺术手法，但这里的艺术加工并非随心所欲，而是遵循事物发展的规律，围绕人物的性格特征进行。或者说，这里的文学性与小说的文学性根本不同。“它的虚构是一种‘死象之骨’式的还原”（赵白生语）。亦即“据实虚构”。有人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如果说传记文学的真实性是脚底下的一湖多变的秋水，那么文学性就是头顶上的一方浪漫的天空；如果说真实性是天空中一只飞翔的孤鹭，那么文学性就是在天边相衬托的彩霞。
为了让本传适合青年读者的胃口，此次特地邀请湖北大学中文系毕业的“80后”美女作家朱芬（笔名沐仁）合作。从搜寻史料、编写年谱与大纲，到行文风格、用字遣词，她几乎参与了全过程。这也算是传记文学的一种尝试吧。至于是否达到预期，那就有待读者检验了。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耄耋之年的著名史学家皮明庥先生，亲自拨冗为拙作作序激励。著名中共党史专家李婉霞女士，将自己多年搜集的史料无私奉献出来。李老还与老诗人雷永学先生，分别对书稿逐字逐句地进行审定，纠正了多处硬伤。著名书法家黄德琳则泼墨挥毫题写书名。武汉市纪委前副书记、中国监察学会反腐倡廉历史研究会王守宪副会长兼秘书长，亲临蔡家榨瞻仰烈士故居，召开书稿座谈会。市纪委常委邵志祥与梁奇秘书长、市委宣传部陈元生副部长、市书协张炳绍副主席等，冯天瑜、严昌洪、刘庆平、周斌、田子渝、赵洪愿等方家给予不同形式的帮助。任振华、简安然、杨柳、姚薇等作家参与了校对。中共“五大”会馆、湖北省博物馆、武汉档案馆与图书馆，常德宋教仁研究会与史志办、阳新档案馆、安源纪念馆、蔡家榨街道．以及孝感杨店蔡大武等蔡氏族人，均提供了方便。郭沂纹女士等出版社同仁，不遗余力。在此谨表深深的谢忱！
由于主客观的原因，本书难免出现疏漏与错误，敬请广大读者惠正。
这是第一部描写蔡以忱有情人生的传记，也是一部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在大革命的热潮中勇立潮头，探寻救国之道的悲壮信史。
说到第一次国共合作，蔡以忱是中国国民党“二大”代表及青年运动审查委员会委员、农民运动领袖；追溯创建中共纪检监察制度，他作为中共“五大”代表与中央首任监察委员，是理论的构建者和实践的先行者；叙介秋收起义，他身为安源市委书记，襄助毛泽东成功打响“第一枪”。他还与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邓演达、瞿秋白、张太雷、罗章龙、胡秋原等合作共事。也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忠诚与背叛》的人物原型之一。
穿越百年的时空隧道，传主踏着历史的烟云，从湖北黄陂偏僻的乡村走来，从武汉大都会的象牙塔里脱颖而出——
他是明代御赐清官后裔，理学世家，辛亥烈属。著名教育家蔡元培曾在《蔡氏宗谱》的序言中写道：“黄陂蔡氏……于兹其间，理学名儒辈出。迄今秀出班行之士，亦济济于黉序之中。”
他自幼在老家接受“存天理，去人欲”的理学熏陶，稍长进入省城武昌，在著名阳明派教育家刘凤章的言传身教下，“朴诚勇敢，勤苦耐劳”，先后在湖北省立第一师范与中华大学传道、授业、解惑，治学严谨，教学相长。还参与编辑教育刊物《江汉评论》，鼓吹阳明教育思想。
国势凋零、社会腐败、民不聊生的现实告诉蔡以忱：单凭“一心专读圣贤书”，是无法改变国运的。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他不禁怦然心动：该是继承长兄的未竞事业的时候了。
“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在其最绚烂的年龄，做最激情燃烧的事业，这位年仅20岁的年轻人，毅然走出书斋，破旧立新，为民请命——
他，走上街头，开启民智，参与策动江城的“五·四”学运、“女师”学潮，吹响了反对帝、官、封的号角；他，潜心编辑《武汉星期评论》、《武汉评论》等进步报刊，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字字澎湃，句句雄壮，催人奋进；他，走进工厂夜校，用文人纤手，高擎知识明灯，点燃了产业工人学文化、信马列，求生存、求自由的星星之火；他，走向农村，创建国、共两党基层组织，成立农民协会，镇压“阳新惨案”元凶，唤醒农民千百万……包惠僧如是说：“大革命中，蔡以忱在湖北教育界成为一名最活跃、最有作用的人物。”
回望“红都”武汉，国、共两党的心脏同在这里跳动，大革命风潮在江南汹涌澎湃。作为国民党湖北省党部资深执行委员，中共湖北区（省）委宣传部主任（部长）、农民部长，以及武昌地委书记，他以自己的见识、才能与机智，满腔热情地为红色政权的理论构建、组织建设与制度建设呕心沥血，并率先践行。
面对“四·一二”、“五·一五”、“七·一五”腥风血雨袭来，这位“红都”要员、中央监察委员与农委委员，以浩然正气，在惊涛骇浪里劈风斩浪，力挽狂澜——
他临危受命，及时组织农民武装，捍卫农运果实；他毅然前往安源，襄助毛泽东点燃了秋收起义的燎原烽火；他深入白色恐怖的湘西，用生命诠释了什么叫做青春！
当你开卷浏览“蔡传”，犹如轻轻叩开了一扇国民革命先行者的历史大门，见到了一位久违了的光明俊伟的故人——
他带着深情的沉默，沉默中蕴含着激情、忧思与愤懑，壮志未酬心未泯，欲语还休；
他带着深邃的目光，关注着人生与机缘、意志与时态、无为与责任、命运与境遇的思考。
他甘做革命的“苦行僧”，仗剑高歌，舍生取义，“留取丹心照汗青”；他继往开来，发潜德之幽光，净化着人们的灵魂，益智启德励志；他“待人以忱”的英名，永远铭刻于共和国的青史上。
“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他是向导，以其社会角色的丰富性与生命的鲜活性，让我们领悟其人生的真谛；他是精灵，用一腔热血铸就了一座匡扶正义的丰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