谱主王明在中共党史上是极具争议性的人物。

作者研究王明多年，可谓最全面掌握王明生平珍贵一手资料，包括延安时期以及晚年在苏联的经历。

《王明年谱》由郭德宏编著，在原著基础上，20年收集整理积累，推出修订补充版。

首次独家公开王明夫人孟庆树整理的王明晚年的回忆录，《陈绍禹——王明传记与回忆》。

细节中披露了党史上一些重要事件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

王明在党的历史上曾经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一度是党的历史上“左倾”错误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也是党的历史上极具争议的人物。《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于王明及其代表的“左倾”路线虽然有了定论，但是王明所涉及的许多历史问题特别是一些具体历史问题特别是与共产国际的关系问题并没有因此被弄清楚，有些问题反而被长期掩盖下来。

作者研究王明多年，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包括各种难得的档案资料），并访问了许多王明的后人与友人。其中最为珍贵的资料当数王明的儿子提供的由王明夫人孟庆树整理的王明晚年的回忆录《陈绍禹——王明传记与回忆》（以下简称《传记与回忆》），该资料从未公开发表过，属于极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作者在运用的过程中注意取舍，利用了其中大量有价值的资料，对于澄清许多历史问题具有一定作用。

《王明年谱》由郭德宏编著，《王明年谱》根据王明主要活动的特点以时间先后为序分为7部分，分别对王明童年、青年时期，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回国及上台，在共产国际，回国参加抗日战争，在解放战争和建国初期，第三次到苏联等进行了记述。

一 童年、青年时期

1904年5月1岁/1

1909年5岁/6

1912年8岁/7

1913年9岁/7

1914年10岁/8

1915年11岁/8

1916年12岁/9

1917年13岁/10

1918年14岁/10

1919年15岁/10

1920年16岁/12

1921年17岁/13

1922年18岁/14

1924年20岁/14

1925年1~11月21岁/19

二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

1925年12月21岁/32

1926年22岁/34

1927年23岁/41

1928年24岁/60

三 回国及上台

1929年25岁/97

1930年26岁/129

1931年1~10月27岁/176

四 在共产国际

1931年10月27岁/216

1932年28岁/220

1933年29岁/243

1934年30岁/259

1935年31岁/280

1936年32岁/308

1937年1~11月33岁/332

五 回国参加抗日战争

1937年11月33岁/346

1938年34岁/369

1939年35岁/439

1940年36岁/456

1941年37岁/472

1942年38岁/506

1943年39岁/517

1944年40岁/563

1945年1~8月41岁/574

六 在解放战争和建国初期

1945年8月41岁/594

1946年42岁/596

1947年43岁/598

1948年44岁/606

1949年45岁/614

1950年46岁/630

1951年47岁/644

1952年48岁/646

1953年49岁/646

1954年50岁/651

1955年51岁/653

1956年1月52岁/656

七 第三次到苏联

1956年1月52岁/657

1957年53岁/666

1958年54岁/668

1959年55岁/677

1960年56岁/681

1961年57岁/682

1962年58岁/684

1963年59岁/685

1964年60岁/687

1965年61岁/690

1966年62岁/692

1967年63岁/695

1968年64岁/697

1969年65岁/699

1970年66岁/704

1971年67岁/707

1972年68岁/712

1973年69岁/714

1974年70岁/717

谱后722

附录一 王明著作目录/730

二 王明研究论著目录/772

三 征引文献/791

周恩来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报告中说：“六大后，中山大学里以王明为首的宗派，集中力量反对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在中山大学内，宗派斗争很厉害。六大后，中山大学的宗派斗争继续发展。王明宗派反对中国代表团，实质是反对党中央，认为中国党的中央不行了．要换人。”

杨尚昆回忆说：向忠发到中山大学作报告以后，“中大的江浙籍学员人人自危，他们向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代表团提出申诉，要求重新调查。代表团指定瞿秋白等处理这件事。这样，王明控制的支部局同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展开了一场调查和抵制调查的斗争，这就是后来延安整风时博古所说的王明宗派‘反对中国党的第一战…。他还说：当时，“瞿秋白派中共代表团成员邓中夏、余飞来中大查对事实，支部局拒绝合作。代表团经共产国际同意到‘格别乌’机关查阅‘江浙同乡会’的调查材料，他们又以种种借口予以拒绝。出于无奈，代表团只好通过在中大学习的亲属，像瞿秋白的爱人杨之华、弟弟瞿景白，陆定一的爱人唐义贞和张国焘的爱人杨子烈等找人个别交谈。支部局又说他们是拉帮结伙，想夺学校的领导权；他们和谁来往，讲了什么，都有单子记着，甚至用窃听等极不正派的手段。最后，瞿秋白向中共中央写了报告，依据事实指出：被指控为同乡会负责人的周达文是贵州人，‘重要成员’的左权、朱务善是湖南人；而张闻天、沈泽民和博古等虽然是江浙人，却和‘同乡会’的人观点不同，可见不存在‘江浙同乡会’的组织；至于这些学员在一些问题上，确实对支部局有意见，但并不是派别活动。代表团要求王明等提供新的证据，王明等置之不理。国际监察委员会、联共中央和中共代表团为此组成审查委员会。这时党的六大已经闭幕，留在莫斯科处理未了事情的周恩来同志参加审查委员会，召集中大支部局负责人和被指控的董亦湘、孙冶方等进行对质，结论是：指控不实，不存在-江浙同乡会’。周恩来在中大全体师生大会上宣布了这个正确结论。米夫和王明反中共代表团的‘第一战’输了。为了报这‘一箭之仇’，1929年暑假前，在10天的总结工作大会上，又发生了一场斗争”。

陈修良回忆说：“王明一伙自称为‘理论家’，他们把中共代表团看作机会主义者；他们看到不少同学经常去代表团谈话，因而又对代表团的负责人言论非常注意，不惜到处搜集代表团成员们的文字与口头言论，断章取义。进行攻击；而且对中国同学的言论也一起搜集，他们认为有‘右倾’的无不想同中共代表团挂起钩来，目的就是为了打倒中共代表团的领导人，其中特别是瞿秋白和邓中夏同志。”“王明一伙最恨的是瞿秋白同志，因为他在共产国际和中共内部威信较高，不用说是他们夺权的主要对象，必欲打倒之而后快。，，…中大’内部经常有人散布流言蜚语攻击代表团同志，甚至在墙报上公开画漫画丑化他们的形象，进行人身攻击。”她还说：“我在莫斯科期间，王明这个野心家一心想夺权，把秋白看成阻碍他掌权的最大的敌人，千方百计地攻击、造谣、谩骂，无所不用其极……连我们这些经常去看秋白的人也被骂成是‘代表团的走狗’。他们这样骂，妄图迫使‘中大’的学生不敢去接近秋白。我根本不理他们这一套，照常去看秋白和杨之华。当时，‘中大’的墙报被王明派夺过去了，由他们的人任编辑，几乎每一期墙报都不负责任地攻击丑化秋白。秋白那时常抽板烟，他们就画了个抽板烟的猴子。而我们的驳斥、辩论文章，他就是不登。”

吴福海回忆说：“由于两派的对立和斗争，有的同学到中共代表团去反映情况。中共代表团负责人瞿秋白、张国焘为此到劳动大学来讲过话，他们表示支持多数派的意见，要求大家听中共代表团的话，反对无原则的斗争等等。我们还找过当时在莫斯科的邓中夏，他是工人运动的领袖，和我们工人学生比较接近，他对我们比较支持。但是支部局王明等人，以米夫为靠山，根本不把中共代表团放在眼里，对代表团的意见也不加理睬。我们一些工人学生看到王明等人对待中共代表团的轻蔑态度非常反感。有一次，我和博古在会议散了之后，继续进行争论，他强词夺理，我激动起来，失手打了他一拳。我动手打人是不应该的，但他却由此对我怀恨在心。”

陈一诚回忆说：“王明等人在劳动大学搞宗派活动，他们所攻击的主要对象是瞿秋白。瞿秋白在党的‘六大’以后是我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团长，他常到劳动大学来了解情况，同大家交谈。他支持同学们的合理意见，对王明等人的错误言行进行了批评斗争。王明等人因此对瞿秋白恨之切骨。”

袁溥之回忆说：“一九二八年冬，瞿秋白同志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听取了许多同志的申诉后勇敢地为所谓‘江浙同乡会案件，翻案．给一些同志恢复名誉。这样，瞿秋白又成了米夫、王明等人的打击对象。他们以中共驻莫斯科支部局为阵地，在米夫及共产国际某些人支持下，攻击瞿秋白同志。”

王凡西在《双山回忆录》中说，王明曾企图对周恩来做工作。他说：“陈绍禹在各方面和周恩来相比，都只好算是一个侏儒，但他有一点强于周恩来，就是他有夺取第一把交椅的野心和韧性；为达此目的，他甚至不惜应用任何手段的(包括非革命的和最卑劣的在内)。因为归根结蒂说，陈绍禹不是革命家，而是一个富有冒险精神，工于心计，能玩无耻手段的政客。”“那时候，以陈绍禹在党内的地位(即一无地位)说，离争取·第一，的路程还非常之远，但凭他和斯大林直系的结托之亲且密，他却有充分理由来从事准备。以向忠发代替瞿秋白，陈绍禹的时间表上不过是将来取而自代的一个步骤。拉拢周恩来，只是一出先期演出的隆中求贤罢了。”

P82-84

这部《王明年谱》，是在周国全同志和我一起编写、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王明年谱》的基础上，增补、改写而成的。

之所以要增补和改写，是因为原来出版的那本《王明年谱》只有16万字，写得非常简单，很多重要的内容没有能够编写进去。这20年来，国内外又出版了一些关于王明的书籍，发表了很多关于王明的文章，我也进一步搜集了大量的材料。这些材料，包括在这之前我们搜集的很多材料，是不少学者没有看到过的，例如中共中央组织部和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有关王明的档案，俄罗斯当代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保存的有关王明的档案，俄罗斯远东研究所汉学图书馆保存的有关王明的书刊，王明之子王丹之先生送给我的由其母亲根据王明谈话整理的《陈绍禹——王明传记与回忆》书稿，以及一些单篇的回忆录，俄罗斯远东研究所送给我的俄文版《王明全集》（前三卷，第四卷因经费紧张未能出版）等，大部分学者没有看到，有的可能永远看不到。如果这些材料不能向广大学者提供出来，关于王明的研究就不能深入地开展。正是为了给广大的学者提供研究的方便，我不顾年老多病，决心在原有的基础上，重新编写一本详细的《王明年谱》。

与原来出版的那本《王明年谱》相比，这本年谱有以下不同之处。

第一，尽量详尽地采用已掌握的各种材料，特别是关于王明的各种档案材料，以及由孟庆树根据王明谈话整理的回忆录。所收录的材料更为详尽和全面。

第二，尽量广泛地采用已出版、发表的关于王明的各种论著中提供的材料，以及对王明做出的有关分析和评论。这些分析和评论虽然不是王明本人的言行，而是学者自己对有关王明问题的认识和看法，但对进一步研究王明有一定的甚至很大的参考价值。当然，这些分析和评论，都只是一家之言。

第三，因为历时久远，不同的人对同一事件的回忆，有不同的表述；因为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对同一问题的认识也有很大的差别，甚至完全相反，可谓众说纷纭。为了客观地反映王明的一生，编者尽量详尽地把各种说法都吸收进《年谱》中，并对有关事实做出必要的考证和说明。至于如何评价，一般不做判定，以便让大家在比较中弄清事实，辨明是非。

第四，王明发表的很多文章、演说、信件和他注明同一时间写的诗歌，以及王明晚年写的《中共半世纪与叛徒毛泽东》一书，其中内容或有很大的矛盾，有些说法甚至完全相反。他的很多文章、演说、信件，是尊崇毛泽东的，而他的很多诗歌和晚年写的那本书则是谩骂、诬蔑毛泽东的。所以，我们认为王明的很多诗歌是晚年写的，并不是当时写的。但为了客观、全面地反映王明的思想，《年谱》中仍按照王明自己注明的时间，如实地将这些内容都收录进去，是真是假由读者自己判断。  第五，为了便于读者查阅原始的材料，编者尽可能地对每一条材料注明出处和来源。遗憾的是，由于20多年前编写年谱的时候没有注明出处，很多材料已经丢失，以致现在无法查阅，因此一部分材料未能将出处注明。另外，有些不便于注明出处，也是要请读者原谅的。

第六，为了使王明一生的脉络更加清楚，我们改变了完全按年编写年谱的方式，将王明的一生分成了几个时期。这样，有的年份就被分到了不同的时期。

第七，为了使读者对王明的言行有更清楚的认识和了解，本年谱简要地增写了一些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以便让读者能够将王明的言行和客观历史环境联系起来，有所参照。

第八，（）内容为原注（本编者注一般置页下），□为缺字或不清文字，校订错字，置于［］内；疑误用［？］表示；增补脱字，置于〈〉内；疑有脱字，用〈？〉表示；衍文加〔〕。

第九，人名、地名以及机构译名仍旧，不作注，以免讹误。

最后特别要说明的是，原来出版的那本年谱是周国全同志和我一起编写的。这次增补、改写的工作虽然主要是我做的，但周国全同志仔细、认真地审阅了全部书稿，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我又根据他的意见做了修改。所以，这部书稿包含了他的大量心血。但是，周国全先生说由于他这次没有做多少工作，不同意署他的名字。这样，就只好署了我一个人的名字。在此，特作说明，并向他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诚挚的感谢！

还需要说明的是，中共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殷永波副教授帮助翻译了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1984年出版的《王明全集》1～3卷的目录、孟庆树整理的《陈绍禹——王明传记与回忆》（未刊稿）附录王明著作目录中的俄文部分以及日本田中仁编著《王明著作目录》中的俄文部分，特在此向她表示衷心的感谢！

郭德宏

2011年7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