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石孙是著名的数学教育家、北京大学数学系教授，晚年出任民盟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他的身份主要有三重，数学教师、北大校长和晚年作为民盟领导人的社会活动家。这一访谈录，对丁先生在这三个时段的经历与思想等，都有充分的阐述。樊洪业主编的这本《有话可说--丁石孙访谈录》不仅是作为重要历史人物的丁先生个人经历的很好记叙，在中国当代高等教育史、数学史、民主党派政治史上也颇具史料价值。作为访谈录，本书的访问者查阅了大量的资料，与丁先生有较好的互动，这也是较为难能可贵的。本书涉及了一些重大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实事求是，真实可信，不失为一本名家访谈录的佳作。

丁石孙，一位自20世纪40年代步入中国数学界，后成为北大校长，投身政界的传奇数学家。

他说：我这一辈子不曾有过一个长远的奋斗目标，因而对自己的评价是胸无大志，但追求一定要把今天的事情做得最好。

他曾热衷学生运动，被国民党特务抓进监狱。转学到清华后，恶补数学，后因成绩出众，留校任教。

1957年后，他饱受政治运动冲击，几次被迫中止刚开始的研究工作。对此他痛心地说：“我这一生中很多事情都开了个头，但不等到有结果就不得不放弃。”

“文革”后，他走上北大数学系领导岗位，积极恢复教学和科研秩序。年过半百，他赴美进修，学习新知识，希望回国后推动中国数学的进步。

在校长任上，他从抓食堂的改革入手，推动成立管理科学中心和北大方正，经历了北大学生的4次学潮。季羡林称他和蔡元培是北犬历史上值得记住的两位校长。1993年正式步入政界后，由于常讲套话，他曾自嘲：“我到民盟后学坏了。”

……

凡此种种，《有话可说--丁石孙访谈录》都娓娓道来。它是一位传奇数学家的全景式传记，反映了知识分子在政治运动和社会变迁中的成长、悲喜、沉浮和无奈。

《有话可说--丁石孙访谈录》由樊洪业主编。

丁石孙序

引言

第1章 家世与早年教育

 祖父与长孙

 “进洋学堂会学坏”

 国难与家难

 从南洋中学到乐群中学

第2章 在大同大学

 从电机系转入数学系

 组织T-Pany与接触佛学

 关心政治之始

 乌托邦读书会

 被捕与失学

第3章 转入清华大学

 报到与入学

 补课与教师印象

 选学文科课程

 清华园解放前后

 从留校到要求入党

 招收“工农兵学员”

第4章 在北大的前期经历

 院系调整，进入北大

 学习苏联：教研室、教学与习题课

 1953级和1954级学生

 顺利的前五年

 从“肃反”到“反右”

 下放劳动锻炼

 从教育革命到“四清”

第5章 “文革”浩劫

 “丁石孙是牛鬼蛇神”

 从“文明抄家”到连襟自杀

 黑帮大院

 下放干校

 应用数学组，密码短训班

 从赴新疆招生到“批林批孔”

 化学分析仪器厂

 “文革”结束前夕

第6章 出任系领导，赴美进修

 揭批“四人帮”，拨乱反正

 恢复教学和科研秩序

 破格提职，升任系主任

 首次参加国际学术会议

 赴美进修

第7章 北大校长五年

 “上下左右前后都要战斗”

 从学校食堂开始的改革

 管理科学中心和北大方正

 难忘的外事活动

 没有闹大的学生事件

 在政协会上“闯祸”

 “六四”风波前后

第8章 重返数学界，步入政坛

 不当校长后的学术及社会活动

 步入政坛前的“预备”与踌躇

 从调入民盟中央到出任人大副委员长

 附 关于辞去民盟中央主席职务的请求

 附录

 丁石孙年表

 丁石孙主要著述目录

 丁石孙文章、讲话选编

 勾起的回忆

 哭曾肯成

 怀念程民德先生

 怀念曹锡华同志

 在吴光磊先生诞辰八十周年纪念座谈会上的发言

 数学思想的发展

 要知科技人员的心

 高教工作面临新挑战——我们今天怎样做教师

 北大的精神

 丁石孙遗嘱

 人名索引

后记

丁：就代数和几何两门。我是抄别人的作业，不是考试，抄作业在当时并不认为是作弊。光华大学附中考试很严格，很少有学生作弊。当时除我之外，班里还有几位同学抄别人作业。

访：光华大学附中考试很严格。那考试时，您的平面几何是怎么过关的?

丁：我一直没过关，总是考四十几分。到上高一的时候，我的几何也不好，凡作业中不会做的题，就抄同学的。

访：您最后却成了数学家，而被抄的人没有成为数学家。您讲过因为休学，没有念完初三，1941年直接考了高一。

丁：1940年因为母亲刚去世，我情绪不好，就休学了。1941年，我直接考上了光华大学附中高一年级。高一还继续念平面几何，程度比初三念的更深；还有三角课，它已从代数里分出来。另外也学物理、化学。因为太平洋战争的影响，我在这个学校待的时间也不长。1941年12月8日早上，我照常去上学，还没走到学校，就看到日本兵已经进了租界，在很多马路口架起了轻机枪。我一下子就紧张起来。这天，我实际没上课，上午就和就读于光华大学附中初一的妹妹丁永宁一起跑到南京路（当时也叫大马路）祖父开的店——天福南货店，打电话叫家里把我们接回去。之后，因担心我和妹妹在上学路上出事，家里就让我们到离家比较近的学校读书。

访：那您转到了什么学校?

丁：不去光华附中后，家里请了个大学生给我们当家庭教师。这位教师又推荐我转到乐群中学。丁永宁转到了大同大学附中。我是1942年上半年到乐群中学的。乐群中学的名字取自古语“敬业乐群”。它的资历比较老，原来叫敬业中学。抗战爆发后，这个学校被毁掉了，搬到租界地造了房子，就改名叫乐群中学。乐群中学与光华大学附中差不多，在上海不算好学校。

我在乐群中学从高一下学期一直念到1944年高中毕业。乐群中学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个老师，一个是教数学的，一个是教英语的。教数学的老师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毕业生。他是乐群中学校长的叔叔，老家在绍兴。这个老师长得很难看，家不在上海，一人住在校园里。我们有问题就可以到他的房间去找他。他经常出点难题让我们做。从这位老师那里，我确实受到一些训练。我想这对我后来搞数学是有影响的。

我记得当时上代数课，用的教材是《范氏大代数》。范氏是Fine的音译。Fine是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的创始人。《范氏大代数》影响非常大，培养了几代数学家。后来我到普林斯顿时，看到数学系的楼就叫Fine Hall。那位数学老师出的难题选自一本由霍尔（Hall）和奈特（Knight）合著的《高等代数》（Higher Algebra）。我有兴趣做这些难题。

访：看来您日后从事数学工作与这位老师有关。您提到的这本书当时应该很流行。徐利治先生在中学时期就用过它。

丁：《高等代数》这本书是做参考书，里面的题都比较难。我虽然不是学数学的特殊天才，但做这些难题还可以。如果遇到做不出来的，就去问老师。

访：当时您的数学成绩在班里处于什么水平?

丁：一般。

访：在乐群中学期间，还有令您印象深刻的教师或事情吗?

丁：高二时学校请来一位英语老师，姓谢，叫谢大任。他非常重视发音，给我们上第一堂课时就教发音，而且教查字典。当时已经有些字典注国际音标。从那时开始我养成了一个习惯，碰到不认识的字，就查字典，看怎么读音。这一点对我有很大的好处。我的英文发音比较准，就是受谢老师的影响。我记得谢老师自己编了一本英语成语小册子，让我们每人买一本，用心背诵。

我在乐群中学时，日本人已经进了租界，学生必须学日文。学校请了一个教日文的老师。这位老师是中国人。因为憎恨日本，我们对学日文很反感，老师也知道大家不愿学，考试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以，日文课考试，我全部是靠作弊，两年下来我几乎没学任何东西。现在想来很可惜，学一门外语毕竟是有用的，当时因为出于爱国热情拒绝学习。我在高三的最后一个学期，学校专门开了一门课，叫簿记，就是记账。这种课后来就没有了。

当时学校条件大都很差，乐群中学连操场也没有，只有一个乒乓球桌。我上了六年学，没上过体育课，也没上过音乐课。这就使我的成长不完全，直到现在我连简谱都不认识。

P10-12

袁向东、郭金海是我的朋友。他们认为我年纪比较大，经历的事比较多，对我这一生是怎么过来的值得写一写。于是，两年多来，他们对我做了系统的访谈，结果就形成这本《有话可说——丁石孙访谈录》。我没有记日记的习惯，在访谈中只能凭记忆。因为时间长了，很多事情已经记不清楚了，有些可能记得不准确，所谓“如实”，只是一种理想。但我在口述过程中，力图避免个人好恶，尽量做到客观。我想这本访谈录对我而言是对往事的回忆，也可以使有兴趣的人对我的一生有个大致的了解。

我们和丁石孙先生的访谈开始于2009年11月29日。那时，他已年逾82岁。由于他腿脚不便，完全要靠坐轮椅行动，访谈就选在他家里进行。丁先生是一位温文尔雅、平易近人的长者。他虽然在官场行走多年，但身上没有任何官气和架子。无形之中，这拉近了我们和他的距离，也使我们在访谈中没有感到拘束。丁先生的精力较好，每次和我们访谈约一个半小时并不觉得疲惫。

2006年，丁先生把他发表过或未发表但留有底稿的一些文章和讲话整理编印成书，书名《有话可说》，本书附录中的“丁石孙文章、讲话选编”和“丁石孙遗嘱”就选自此书；2007年，即丁先生80岁那年，又编印过一本《丁石孙自述年谱》，对他“这一生是怎么过来的”做了较为全面的记录。丁先生编的这两本未公开发行的书，为我们的访谈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和参考。这本《有话可说——丁石孙访谈录》中的大部分内容，就是我们通过访谈，充实和细化这两本书，尤其是《丁石孙自述年谱》的相关内容的结果。当然，我们没有完全局限于这两本书：我们根据所收集的其他文献资料询问了丁先生的其他经历；在访谈过程中丁先生有时会讲到一些新线索，我们会紧追不舍，由此扩展了不少访谈内容。

丁先生希望这本访谈录能够如实地记述他的学术人生和从政之路。由于时隔长久，又没有记日记的习惯，他自知单凭记忆对有些事情可能记不准确，所谓“如实”只是一种理想。但在访谈中，他力图避免夹杂个人好恶，尽量做到客观。作为科学史工作者，我们怀有同样的理想和目标，毕竟求真是史学著作的第一要义。我们也坚信，尊重历史真实的著作才有其持久的价值和生命力。因此在整理访谈的过程中，我们遵循如下原则：首先，我们述说史实时，均言必有据；其次，对口述内容尽可能找旁证材料予以证实，同时对所发现的不确切之处均以脚注说明；第三，不把我们的观点植入丁先生的口述内容，仅在不改变原意的前提下对其口述内容做必要的文字整理和编辑。

丁先生对我们很有耐心，也很信任。我们从开始访谈到最终完成访谈稿，前后用了大约两年半时间。其间，丁先生没有催促一次；他知道我们手头还有其他工作要做。丁先生视力不好，不能亲自阅读访谈稿。为了让他确认访谈稿，2012年3月我们到他家里把整理好的一章读给他听。他听后很满意，说：“我看以后不用逐章读了，你们整理得很客观，符合实际情况。”但为了慎重起见，后来我们又挑了几章读给他听。他听得十分仔细和认真，并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根据这些意见，我们进一步完善了访谈稿。

通过访谈，我们获得了关于清华数学系和北大数学系的大量有价值的口述史料；了解到丁先生颇具传奇式的成长历程。以及他当北大校长和从政背后的艰辛、磨砺、无奈以及愉快。在整理访谈内容时，我们得到了徐利治、林建祥、叶其孝、吴庆宝等先生的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袁向东 郭金海

2012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