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直中(1917—2011),浙江海宁人,雷达与信息处理技术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1994年)。1940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电机系,1945一1947年,赴英国学习雷达和超高频技术。曾任第四机械工业部第十四研究所总工程师。著有《雷达信号的选择与处理》、《合成孔径、逆合成孔径和成像雷达》、《微波成像术》和《机载和星载合成孔径雷达导论》。曾获电子工业部科技进步一等奖(1992年)、第二届中国工程科技奖(1998年)、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1999年)。
樊洪业主编的《雷达人生——张直中口述自传》是他本人一生经历的全面回顾。全书分为十章,以时间为顺序,介绍其家庭影响、师承关系、心路历程、学术成就和社会活动。本书的附录,收录了两篇张先生的同行好友对他雷达人生的评价以及与张先生所带的博士生和女儿的访谈录,旨在以不同的视角,走近这位德高望重的雷达专家。
《雷达人生——张直中口述自传》由樊洪业主编。
《雷达人生——张直中口述自传》简介:
在中国,雷达技术研究开始于1940年代,发展于1950年代,经历了从小到大,从维修、仿制到自行研制的发展历程,走出了一条“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勇攀高峰,开拓创业”的发展道路,张直中先生是整个中国雷达事业发展历程的开拓者和见证人。
他主持研制成功我国第一部对空警戒雷达,并投入批量生产;
他参与制定十二年远景规划,分工负责编写雷达科技发展规划;
他研究动目标显示技术,成果被应用于多种雷达;
他年过八十时还参与863逆合成孔径成像雷达研究。
魂萦梦绕,荣辱与共,无怨无悔,心满意足,
是为其雷达人生!
宜山遇险
1938年10月,学校迁至广西宜山。师生痛恨日军侵略,校内抗日气氛浓重,到各地向群众宣讲抗日,义卖物品集资给抗日战士,组织歌咏队宣传抗日,等等。我也积极参与,将自己随身携带的衣物义卖过好几次。为此,日军痛恨浙大,一直想伺机报复。1939年2月5日,日军派出18架飞机轰炸浙江大学。当时我正在茅草棚教室内温习功课,忽然听见飞机声,知道日本轰炸机来了。因为我在上海时目睹过日机的狂轰滥炸,有了经验,便立刻跑出教室仰卧在操场上,看着飞机在我头顶上盘旋,耳听得炸弹排空而下的“嘘嘘”声,刹那间离我右边约40米处一排地面的泥土冲天而起,我当时紧紧趴在地上,泥土都扑到身上。那时我心想,要么被炸死,千万不要被炸残,缺个胳膊少个腿的,成为累赘。结果万幸,我还是活下来了。我与同学们一起清理校舍,清点统计出日机投下的一百多枚炸弹。看着学校仅有的两座宿舍楼被炸毁了一座,我心里非常愤怒,更增强了为抗日而发愤读书的决心。
宜山旧称“蛮烟瘴雨”之乡,属于亚热带气候,这里温暖多雨。多雨的环境极易滋生蚊子,而蚊子则是传播疟疾的祸首,真是宜山宜水不宜人啊。由于抗战,宜山的人口增加了许多,疟疾就迅速传播开来。浙大师生有近200人患病,其中不少是恶性的,还有同学病逝了。那时治疗恶性疟疾的特效药只有进口的Atabrine,中文翻译为阿坦布雷,或为疟疾平,奎宁只能治疗一般的疟疾。浙大离开杭州时所带的药物早已用完,离宜山最近的柳州和桂林却买不到这些药物。这让师生们惶恐不安。我也不幸染上了,而且是恶性的,每天高烧39摄氏度多不退。父亲得知后,快速从上海寄来阿坦布雷,使我又逃过了一劫。
遵义半年
在浙大西迁辗转跋涉的求学途中,遭遇了日本侵略者肆意轰炸,更激发了我以知识做武器“转移国运”,赶走日本侵略者的斗志。我们电机系有电力和电信两个专业,两个专业的学生一至三年级读的是相同课程,四年级的课程才分开,我选择了电信专业。电信专业比电力专业学的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要多得多。之所以选定电信,是我决定将国防事业作为己任,准备用自己所学的科学知识,投身无线电行业,为国效力。
除了钻研电信专业课程外,我的课余时间还是用来读书,每晚都在油灯下度过。就在那时候,我把父亲邮寄来的一部《三国演义》读得烂熟。有时我也参与时事讨论。记得在遵义时,学生会在校本部何家巷办了《生活壁报》。这个壁报名义上作为同学之间生活中调剂余缺的平台,实为同学们讨论时事、校务的民主论坛。壁报形式十分特别,编辑员由同学担任,不需要抄写,每一位同学都可以是作者和读者。只要同学觉得有一事要说,无论小至个人生活,大至天下大事,都可写稿投进稿箱,另用纸条著上作者的年级、姓名、住址,加盖私章后,便可以笔名发表。我经常去看,也投过稿。记得我写过一篇批评苏联侵占芬兰的时事评论文章。当时,苏联抢占了芬兰的一些地方,我认为它的行为是侵略。文章张贴以后,引来了众多议论,很多人认为苏联是对的。我们正、反两方有了几个“回合”,互不相让,争论没有结果。最后只能以学生会主席孙翁孺出面调解,说每个人都能有自己的意见,不要再争论,就完事了。
我与学生会主席孙翁孺后来是一直保持联系的。记得1990年初,翁孺与我和钱汝泰联名发起为纪念1940、1941两届校友毕业50周年的返校欢聚活动。1990年10月17日,全国各地校友41人赶到杭州,连同在杭州的两届校友一共78人。大家推举翁孺为总指挥。在杭州,他还有当年学生会主席的风采,我们的欢聚活动在他的领导下非常成功。经过友好协商,他还成功地与母校达成协议,开了浙大毕业的每届校友50周年依次返校庆祝联欢的先河,为校史增添了新的一页。
孙翁孺生病后,我去马鞍山看望他三次,第一次是我和老伴、钱汝泰和老伴,一共四人结伴去医院看望他,当时他已做过二次化疗,但精神很好。第二次是台湾的校友虞德麟来南京,我陪他去马鞍山翁孺家里。虞德麟每年回大陆一两次,春天要到无锡扫父母墓。2002年春天,他又来南京。我又一次陪他去马鞍山看翁孺。那时翁孺原已因化疗掉光了头发,又长出不少。约在当年5月,我又打过一次电话问候他,他说很好。后来因我老伴生病的缘故,再未通信。第二年,翁孺去世了。
P24-28
雷达的基本概念形成于1920年代初期,但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由于作战需要,雷达技术才得到迅速发展,与火箭和原子弹同为现代科学研究之结晶。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法国沦陷,英国在英法海峡沿岸筑起了雷达链,由此赢得了英伦空战的胜利,粉碎了德国占领英国的战略企图。美国参战后,立即集合了上千名数学家、电子学家、物理学家,大力开发应用于陆、海、空军的作战雷达,将雷达正式定名为无线电检测和测距(RADAR,Radio Detection And Ranging)。
在中国,雷达技术研究开始于1940年代,发展于1950年代,经历了从小到大,从维修、仿制到自行研制的发展历程,走出了一条“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勇攀高峰,开拓创业”的发展道路,张直中先生就是整个中国雷达发展历程的参与者和见证人。
张直中先生,1940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电机系电信专业,1945—1947年,作为公派访问学者去英国学习雷达和超高频技术,成为我国最早接触雷达技术的技术人员之一。回国后,他潜心从事雷达技术研究与开发,成为我国雷达技术的开拓者之一,在他手中诞生了诸多中国雷达的第一。1950年代初期,张先生试制成功中程警戒雷达,开创了中国自行设计和生产雷达的历史;1957年主持论证低空警戒雷达方案,研制成功我国第一部微波动目标显示雷达;1961年提出单脉冲跟踪体制的研究,并于1964年领导研制出我国在雷达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首台单脉冲试验雷达。
张先生于1960年代初率先开展脉冲压缩技术的研究,取得了体声波和表面波色散延迟线以及配套电路的研制成果。1964年提出用相控阵体制解决导弹预警,领导相控阵雷达总体研究和多种关键技术研究。由他提出的脉冲压缩与编码技术及相控阵体制研究为我国1lO超远程精密跟踪雷达和7010相控阵预警雷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该两部雷达分别于1979年和1983年准确地跟踪到正在坠落的美国“天空实验室”卫星和苏联1402号核动力卫星,为我国精确预报上述两颗失控卫星坠落的时间和地点提供了数据,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1980年代和1990年代,张直中从事多普勒波束锐化、合成孔径雷达和逆合成孔径雷达的技术研究,取得多项重大成果。
张先生从事的工作与国防军工有关,所以,社会公众对他的道德文章不甚了解,加上他为人低调,迄今还没有长篇传记问世,只有少量有关他的传略出版。《雷达人生——张直中口述自传》是他本人一生经历的全面回顾。全书分为十章,以时间为顺序,介绍其家庭影响、师承关系、心路历程、学术成就和社会活动。本书的附录,收录了两篇张先生的同行好友对他雷达人生的评价以及与张先生所带的博士生和女儿的访谈录,旨在以不同的视角,走近这位德高望重的雷达专家。
由于张直中先生年事已高,加之他长期从事保密职业,不记日记,不留笔记,采访中,他对一些历史人物姓名和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记忆模糊。我虽然尽力做了一些调研工作,以唤起他的回忆,略有所补,但由于个人水平有限,总觉得力不从心,切盼读者及专家批评指正。
钱永红
2012年7月于南京东箭道寓所
早在30年前就知道张直中先生,但未曾谋面。家里珍藏了一张江苏各地浙大校友在南京原黄埔军校同学会旧址“励志社”(现钟山宾馆)的合影。家父钱克仁生前说,照片是1980年代初,他和张直中、朱传钧等浙大同学聚会南京,商讨组建浙江大学江苏校友会时拍摄的,家父还告诉我,站在中央的张直中是研制国产雷达的著名专家。
2002年5月,我编辑了家父纪念册《名师严父》一书,寄送张直中先生。张先生很快回信,讲述了他与祖父钱宝琮的师生缘,与父亲钱克仁的同学情,最后道出“海内知己,零落殆尽”的感叹。
2010年3月6日,终于有了拜见张先生的机会,我与表哥洪一新来到张家。虽为初次见面,但我们一见如故,没有代沟,交流轻松愉快。他兴奋地回忆了自己不少浙大求学的往事。当问及浙大西迁等历史细节,他告诉我他已将自存的档案资料、照片和物品捐赠给浙江大学档案馆。我向张先生索要传记,他女婿跟我说,还没有人写呢。我顿感惊讶,先生虽低调做人,但功成名就,誉满全国,为何没有一本传记出版?一股为他树碑立传之热情油然而生,我来写出他的雷达人生,讲出那些珍贵资料、照片中的精彩故事。
2010年3月下旬,我应邀去北京参加中国科学院等单位举行的竺可桢先生诞辰120周年学术纪念会,见到了《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丛书主编樊洪业老师。在聆听了樊老师介绍后,我毛遂自荐,提出访谈张直中先生,整理编写《张直中口述自传》一书。樊老师当即表示同意,还给了我已出版的几本,并嘱咐将其中一本送给张先生本人。
从2010年4月起,我着手准备张直中口述访谈工作。已是耄耋之年的老科学家,身体、精神状况是千变万化的,我只能以只争朝夕的态度,在老人精神、情绪良好的情况下,见缝插针,抓紧工作。经过与张先生的近二十次面对面交流,我获得了大量生动的原始口述史料,先生博大深厚的学术修养和儒雅谦和的处事风格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访谈中,我了解到少年张直中在上海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并在东吴大学附中和光华大学附中小有名气,但缺少具体事例。为此,我一遍遍地查阅当时上海的各种报纸杂志。功夫不负有心人,我最终在上海图书馆查到先生在1933年到1935年期间,为当时颇有影响的《科学世界》杂志和《光华附中》校刊撰写的五篇科普论文,充分显示出“科学救国”的种子早已植入少年张直中的心中。我非常兴奋地将自己的“发现”告诉先生,他渐渐地回忆起自己参与光华附中科学会的往事。
访谈中,张先生多次提及1960年代自己在北京做的雷达技术演讲,说听众有600余人。他因未留底稿,连题目都记不清了,一直为此耿耿于怀。我便四处寻觅,最终在国家图书馆找到。1964年6月,应中国电子学会邀请,张先生在北京科学会堂做了一次无线电电子学科学技术长篇报告,标题为《雷达技术的现状及发展趋势》。报告确实是一篇重量级的综述性论文,详细介绍了国际雷达界前十年新体制、新技术的应用以及他本人对后十年发展趋势的预测。我将报告复印本奉上,满足了先生的心愿。
2011年春节过后,张先生身体和精力大不如前,基本是卧床休息。4月1日是他94岁生日,我打电话前去问候,保姆告之当天先生精神状态比较好,我立刻带着影像设备,赶到他家,为寿星祝寿,并请家人帮他换上外套,留下了先生最新的录像、照片资料。
2011年9月15日上午,是我们爷俩最后一次见面的日子,也是张先生谢世的前一天。弥留之际的先生早已谢绝了所有的来客,唯独同意我一人探望。我来到先生床边,他吸着氧气,努力睁开眼睛,吃力地打起精神,嘴里咕哝起来,似乎要表达自己的临终心愿。我和他女儿都无法听懂先生的话语。我立刻侧下身子,握住他的手,关切地问道:“张伯伯,您是否在关心书稿的事,如果是,您点头。”先生点了一下头。我马上说:“感谢您一年来对我工作的鼎力支持。书稿一定会按照您的要求写好,您就放心吧!”极度虚弱的先生会心地点头,微笑着闭上了双眼。第二天,张先生安详地走完了自己的人生。
在之后的几个月时间里,我未敢懈怠,一边写作,一边继续四处收集资料。我去各地(包括张先生家乡浙江海宁)的图书馆、档案馆收集有关张先生的论文、讲稿及报道,并根据先生口述时提及的线索,大量翻阅相关史料,核实历史事件的人物、时间、地点。这些工作虽然辛苦、枯燥,但成果不菲。我将收集到的相关史料以“背景资料”和脚注的方式收录书中,便于读者更好地阅读张先生的忆述。
今天,《雷达人生——张直中口述自传》书稿终于完成了!此刻,我这颗悬着的心终于可以放松了。我要欣慰地告诉张先生:我没有辜负您的心愿!同时,还想对先生说:我衷心敬佩您、怀念您!
此外,我想在此感谢张直中先生的女儿张佩珍和张幼珍女士及女婿顾永盛先生。没有他们的支持与协助,我是无法在张先生年老体衰的情况下,完成近二十次的访谈工作和书稿整理。虽然其女儿、女婿没有直接参与传记的写作,但他们认真核对书稿的文字、数字、时间顺序,还提出了不少修改意见。同时,要感谢我的家人对我工作的全力支持与鼓励。还需要感谢赵玉洁、柯有安、朱爱红、肖健华、汪学刚和洪一新等先生给予我的帮助。蒙侯艺兵先生慨允,在本书封面采用了他拍摄的珍贵照片。借此机会,谨向诸位先生致以由衷的谢意!
钱永红
2012年7月15日于南京东箭道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