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议的魅力》是作者周泽雄近年来创作的作品合辑，该书以新颖独特的视角阐幽发微，内容涉及财政、政治、文化、教育、慈善、学术、环保、娱乐等社会中多方面的话题，引人深思。

随笔和杂感类图书一直是市场的常见卖点，曾出现过许多深受读者好评的图书。书名《异议的魅力》直接体现了争议性这一内涵，有争议就有卖点。《异议的魅力》作者周泽雄以新颖独特的视角阐幽发微，内容涉及财政、政治、文化、教育、慈善、学术、环保、娱乐等社会中多方面的话题，引人深思。

属下的职责/1

最后的告密者/5

我们的安全感与彼辈的安全感/9

剽窃：三个核心认知/13

高危的艺术批评/18

正义与当事人主义/22

刑讯逼供的认知困境/26

言论自由不是诟骂者的黑翼天使/30

民主：巨人间的战争/34

异议的魅力/38

作为技艺的公正——读《审判的历史》/42

下有底线，上无禁区——也说言论自由的边界/47

公共批评无须借助个性化身段/51

审查制度下的艺术惊魂/54

银幕内外的黑暗与光明/62

辩黑术/66

反智：传统和现实/70

慈善桌布下的东西慈善观/80

有毒的风景/84

悲凉的教育竞争/88

事关大学，我们不该说些大话吗？/92

见证良知的勇敢/96

没有佳话的时代/100

没有局外人的灾难/104

狗是狗非面前，请淡定/108

动物保护：伪善即是大善/112

文化振兴，不劳政府插手/116

蠢行，以文化的名义——“中华文化标志城”质疑/123

曹操墓，挖它干吗？/133

风骨派，一种迷思/137

我们身边的悲情劳动者/141

上海的“经济领情结”/144

酒桶专政/148

西式客厅里的上海Lady/151

人是狗的宠物/154

名誉腐败/157

人性化不是歌词/160

消费者的职责/163

民间化学家/166

不够级别的损害/169

客厅里的沙漠风暴/172

陈佩斯的悲喜剧/181

红学的明天会如何？/185

世相札记（37则）/189

有个流传甚广的故事：东西德国统一后，一名曾经守护柏林墙并向翻墙民众开枪的前东德士兵接受审判。他在法庭上辩解道：士兵的天职是服从，我只是执行上级命令。法官睿智地答道：服从命令没错，但你可以把枪口抬高一点。

近读长平先生文章《把枪抬高一点》，作者不久前去了德国，曾当面向当年“负责此类刑事审判的前柏林市总检察长Christoph Schanefgen和前高级检察官Bernhard Jahntz核实这个故事”，两位当事人“略作思考之后，断然否定：没有这样一个案子，法官也不会这样回答”。

长平先生是具有信誉度的时评家，他既然亲自核实了，我只能以他的考证为准。长平先生随后作了些分析，并将这个故事的成因，归之于一种无关法理的东方式策略或“民间智慧”。对此我稍有异议。

事之所无与理之所缺，不可混为一谈。好比说，两千年前的韩非给我们讲述的“守株待兔”，多半也是虚构，后人从中获得的启示，则堪称实打实。如果将“枪口抬高一点”视为一则现代寓言（正如“守株待兔”是一则古典寓言），我们或能打捞出同样多的启示。仅从“策略”和“民间智慧”的角度安顿它，恐有怠慢。

作为一则现代寓言，这个故事的核心是一种责任伦理，它对应于人们在职场生涯中或多或少会遭逢的处境，它指向一种困境，提供一道对策，同时揭示一项原则。困境是：身为公民或职业人，偶尔会遇到来自上峰的荒唐命令，遵守该命令有可能使自己承受犯罪、丧失职业操守或泯灭良知的代价；对策是：不管怎么做，你都不应触犯良知、违背法律；原则是：上级命令不能成为个人责任的托词，是否遵守法律、捍卫良知，是一道更高的内在指令，它外在且独立于上级的命令。

这里有另一个故事，二战结束后的纽伦堡审判，头号战犯、第三帝国空军司令赫尔曼·戈林面对种种性质严重但意义空疏的指控，如“战争罪”、“反人类罪”，毫无触动，将其贬为战胜者随意捏造的司法把戏。他的意思是：战胜者的法律不是法律，只要战场上的胜败颠倒，他此际受到的所有指控都能原封不动地用来审判坐在审判席上的那一伙人。后来，老练的英国法官马克斯韦尔·法伊夫接替美国人杰克逊法官，他改变起诉策略，放弃宏大不实之词，一上手就把目标聚焦在1944年春天德军杀害55名英国皇家空军战俘的事情上。这项指控的法律依据在于，该屠杀违反了传统的公正原则，即“应该预期并允许战俘有逃跑的企图，尽管是希特勒下令杀了他们，但戈林未能阻止他”。此时，这位“自以为继承了条顿骑士精神的前 红色爵士 空军指挥官”的手心开始出汗了，戈林元帅最终放弃了抵抗，承认“这是整场战争中最严重的意外事件”。令我们稍感诧异的是，戈林的做法若严格参照纳粹军队的军事法典，也要遭受处罚。纳粹军事法典规定：“上级的命令不得成为被告人针对犯罪指控的抗辩理由。” 当然，法律写得漂亮，从来不等于法律执行得漂亮。

这个故事的负面性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故事的主角 戈林和希特勒 属于那种我们原本不以正常人类看待的超级恶棍，所以，我们受到的启示只会更加震撼。即使在戈林眼里，他也不把“军人的天职是服从”视为抗辩理由，如果他曾经把“枪口抬高一点”，对来自希特勒的屠杀令做些变通，在那一刻，他的手心至少不会出汗。

法律的价值，在于指导并规范人类的行为；脱离了规范职能，法律没有神圣可言；法律的严肃性与法律的实用性、指导性须臾不可或离。我们知道，职场中人（假设一位拆迁队员）难免接到有违法律或人伦的上司命令，倘若法律所能提供的对策只是要求属下坚持原则，即使面临撤职丢饭碗或牢狱之灾，也寸步不移，则法律必将因其乖违人情而遭到抛弃。毕竟，甘冒巨大风险而与领导对着干的拆迁队员，百不有一。当此之时，法律若能对属下“枪口抬高一点”的变通行为给予肯定，它也就增进了促人向善的社会功能，我们没有理由将这种虽不完备但足以最大限度地规避犯罪的行为轻描淡写为“民间智慧”。在捍卫原则的同时，法律必须兼顾并尊重人的现实性，包括承认并善待那些情有可原的恐惧和懦弱，唯其如此，法律的调适、迁善功能才有望体现。现代寓言“枪口抬高一点”的价值正在于此：它不苛求属下对上级的积极抗争，只要该行为得以让人远离犯罪，它愿意尊重消极抗争的价值。既然我们不应指望职场中人一夜间变得气宇轩昂、正气凛然，那么，避免让他们一夜间成为屠夫和罪犯，就功不在小了。

说到中国的民间智慧，侧重“枪口抬高一点”中的职业伦理的，委实不多，常见的倒是些“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的世故混账之谈。放纵此类言谈，只会使职场中人愈加远离法律，愈加心安理得于“酱缸文化”所致的“势不由人”或“形势比人强”；其中堕落尤深者，则会与助纣为虐之举达成某种恐怖的物我两忘。三国时，文士陈琳替袁绍写讨伐曹操的檄文，骂尽了曹操的祖宗八代。袁绍兵败后，陈琳被军士绑缚至曹操前，曹操问道：“你受命替袁本初写文章，骂我两句倒也罢了，缘何还要累及我的先祖？”陈琳答道：“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耳。” 曹操这句提问，倒包含些“你为何不把枪口抬高一点”的意思，而陈琳的答复，与至今还被人挂在嘴边的“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毫无两样。可见，那才是我们顶顶要不得的“民间智慧”。

2012年1月5日

P1-4

书名“异议的魅力”，和我过去多本集子一样，也是取自一篇文章，但其切题性，却超出以往，简直像是量身定制。

以往，我更偏爱随笔和文学批评写作，这类文字不仅允许、而且鼓励作者展示自我，你可以尽情尽兴地表达一家之言。“正确”不是衡量文学的最高标准，也许连次高标准也谈不上，作者不妨把自己的精力和才华全力贯注于自身的笔墨风格，“个性化”才是唯一值得追求的目标。保罗·瓦莱里说过，“作家最根本的野心必然在于与众不同”。但辑入本书中的文字有所不同，它在文体上更接近于公共批评，后者要求一种全新的笔墨态度和文字立场，这种立场甚至是反文学的。

从事公共批评的作者，其首要美德就是最大限度地运用公共理性。约翰·罗尔斯在《政治自由主义》一书中发明并深入阐述了这个概念。我没必要在一篇小序里对此详加介绍，但他有过一个生动比喻，深具会心的读者，也许单凭这个比喻就能瞬间把握“公共理性”的核心，即在发表意见时，假定自己是一位法官。当你这么假定时，你自然知道，你不应坚守那些具有一己之见的观点；你最好一开始就排除自身的情感、价值、道德和宗教倾向；你不必把那些过于新潮、前沿的观点作为立论前提，即使你自以为它更加正确、更加深刻；你同样不必假定自己是某个阶层的代言人，假如你的观点只会取悦某个特定阶层，你就写砸了；除了人类共通的理性和公正，你不应依赖其他特殊背景，除非你确信，引入该背景只是便于观点的阐述，而不会挪转观点的方向；但凡具有道德蛊惑和情感煽动效果的文字技法，你不仅应该视它为邪道妖法，还必须以最大的克制予以摒弃，哪怕阁下的文字因此损失若干生动性，也在所不惜。如果你在写作时突然周身洋溢起一股慷慨无比的正义激情，那么，你最好去洗把冷水脸，再做定夺。我经常这么做。

如此一来，会否使文章变得乏味呢？难说。各人有各人的写法，在我，就牵涉到“异议的魅力”了。虽然我要求自己尽量用公共理性来发表异议，但这并不妨碍我同时恪守一个信念：“世间道理有限，笔下说法无穷。”避免观点的偏颇与争取说法的生动，并无内在矛盾，何况，我毕竟早已过了用笔墨来逞能的青春期。

收入本书的文字，部分体现了我的努力，现在我怀着忐忑之心，等待读者的检验和批评。我的电子邮件是：zhouzexiong@gmail.com。

周泽雄

2012年3月5日，上海梅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