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的中国道路》是贺雪峰教授在对地权和乡土中国多年研究和调研的基础上，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在解读中国过去三十年城市化道路的成功经验（未出现贫民窟和社会动荡），提出中国的城镇化道路以及目前一些错误的实践。本书观点和目前学界周其仁、吴敬琏等学者的主流观点大相径庭，但却引起自中央到地方政府以及学界越老越多的关注。

城市化俨然已成为中国改革与发展中的关键词，它一头连着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另一头连着经济转型和就业。因此，中国城市化道路的选择，是事关国家发展道路的战略问题。遗憾的是，由于概念、意识形态以及少数人利益的遮蔽，中国城市化正走向激进。贺雪峰编著的《城市化的中国道路》试图在尊重历史与国情的基础上，从另一个视角观察、解读中国城市化的真实现场及其背后的制度安排，提出一条保护农民返乡权利，避免中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稳健的城市化道路。

自、序 中国城市化应告别激进

第一部分 城市化道路与中等收入陷阱

 第一章 国际视野的中国城市化

一、欧美日与亚非拉：两种类型的城市化

二、城市化的第三种类型：中国的城市化

三、激进还是稳健，中国城市化道路的选择

 第二章 从现代化视角看中国城市化

一、中国现代化的中等收入陷阱

二、当前中国城市化和现代化的主要误区

三、中国城市化与现代化的战略选择

第二部分 稳健的中国城市化道路

 第三章 中国城市化奇迹的经验和奥秘

一、中国因何成为全球化的赢家

二、中国为什么没有大规模城市贫民窟

三、中国因何能做到既发展，又稳定

四、中国城市为什么可以建设得像欧洲

 第四章 警惕中国城市化的误区与陷阱

一、鼓励农民进城的政策，加大了城市化风险

二、逆城市化的城中村改造

三、赶农民上楼的政策笑话

四、本末倒置的“保增长、保就业”

 第五章 城市化的中国道路

一、体制性城乡二元结构：由剥削到保护

二、中国式小农经济：结构与功能

三、中国土地制度的宪法秩序

四、三轮驱动的中国道路

第三部 分激进的实践与微弱的反对音

 第六章 城市化激流中的微弱声音

一、反对积极城市化战略

二、农民工返乡的逻辑

三、中国城市化之忧

四、土地制度与城镇化

 第七章慎重稳妥推进农村改革：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涉农条款解读

一、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要给农民留退路

二、“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不能想当然

三、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土地食利者的温床

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不应泛泛而论

后记

在欧美日以外的广大亚非拉地区的城市化则呈现了截然不同的面貌。其中最突出的一点是，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城市都有大规模贫民窟，且城市贫民窟人口占比极大，甚至占到全部人口的l／3左右。与城市贫民窟相联系的是，进城人员很难获得正规就业，就业不稳定，收人低，缺乏社会保障，无法做到安居乐业。从城市外观上看，除了大规模贫民窟以外，城市基础设施一般都比较差，治安不良，卫生条件不好。按温铁军教授的说法，不仅所有发展中大国都有大规模贫民窟，贫民窟往往被黑社会所控制，黄赌毒泛滥，而且这些国家往往还有反抗现行体制的武装游击队存在，使得社会动荡不安，如印度、墨西哥等。

从城市化率来看，亚非拉国家城市化率差别极大，其中巴西早在20世纪80年代城市化率就已达到80％，而印度目前才30％多一点，非洲很多国家只有百分之十几。

这样，我们大体上可以区分出两种相当不同的城市化类型，一种是欧美日国家的城市化，又好又快，有质有量；一种是欧美日以外的广大亚非拉国家的城市化，无论城市化率高或不高，城市化品质都不好，不仅城市基础设施不好，有大规模难以治理的贫民窟，而且进城人口大多在城市非正规部门就业，收入不稳定，生活不体面，生活质量差。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两种类型城市化的差别?如何像欧美日那样做到又好又快、有质有量的城市化，而避免亚非拉国家贫民窟式的城市化?只要到世界各地走一走，都可以从外观上感受到的两种类型城市化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制度和政策原因还是其他?

其实，欧美日与亚非拉的区分，已经划分出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界限。欧美日是当今世界的发达国家，是世界体系的中心国家，这些国家早在19世纪就已经步人发达国家的行列，成为一百多年来的世界强国，这些国家经济发达，人均GDP很高，且是国际规则的制定者，是高科技的掌握者，是居于全球价值链顶端的国家。欧美日以外的亚非拉国家绝大多数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经济不发达，人均GDP比较低，且不掌握国际规则的制定权，缺乏高新技术的发展，产业大都集中在全球价值链低端，是世界体系的边缘国家。

这样一来，前述城市化的两种类型就变成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异，变成了世界体系中的中心国家与边缘国家的差异。之所以欧美日城市化又好又快、有质有量，是因为欧美日是发达国家；亚非拉国家城市化既无秩序又不体面，是因为这些国家仍然处在发展阶段。良好的城市化与一个国家的制度几乎无关，而只与这个国家的现代化程度、经济发展水平及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所处位置有关。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城市化与制度没有关系，而只与经济发展阶段有关系的结果?若如此，是否说明制度不重要呢?我们先来讨论前一个问题。  全球化的国际分工体系中无疑存在着不平等的结构，这一不平等结构的核心是不同国家所掌握核心技术的差异。无论是从产业上讲，从产品上讲，还是从核心技术上讲，虽然全球化让世界趋于平等了，但发达国家仍然垄断高新技术，保留了高附加值产业和产品环节，而将进入壁垒比较低，容易标准化的产品和加工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进入壁垒低导致过度进入，从而必然是低附加值。发展中国家最方便进入的就是这种门槛低、附加值低且容易进入的产品及生产环节。这方面有两个典型的案例，一是中国前商务部部长所讲的空客与裤子的贸易，二是芭比娃娃的产销。

发达国家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极强的科技开发和技术垄断能力，从而可以垄断高附加值产品，这些产品具有极高的进入壁垒，形成了寡头式的垄断经营格局，比如大型客机，目前系统集成者只有美国波音和欧洲空中客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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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化应告别激进

一

城市化，简单地说就是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并融入城市，农村人口减少而城市人口增加的过程。城市化是现代化的必然结果，也是现代化的主要内容。从欧洲开始的现代化带来了全世界范围内高度的城市化。目前全球人口中，有超过一半生活在城市，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更是高达80%左右。

从城市化的效果来看，欧美日国家的城市化，可谓又好又快，即不仅有很高的城市化率，而且进城人口可以在城市体面安居，即使失业也有国家提供保障。欧美日以外的广大亚非拉国家，无论城市化率高或低，都有很大比例进城人口无法在城市体面安居，国家也无能力为他们提供充分的保障，表现出来的就是触目惊心的城市贫民窟。

欧美日与亚非拉国家的城市化效果之所以会形成如此整齐鲜明的对比，根本原因不是制度安排，而是经济发展阶段及其在国际经济格局中所处的位置。欧美日是老牌的发达国家，人均GDP远高于亚非拉国家，产业也集中在高附加值部分，因此，欧美日国家能为进城人口提供大量高收入、有保障的就业机会，少数进城失败者，国家也有能力进行救济。而亚非拉国家，产业附加值低，城市只有有限的高收入就业机会，大量进城人口无法获得在城市体面安居下来的就业与收入条件。因此，在广大的亚非拉国家，进城却无法获得稳定就业与较高收入的人口就无法在城市体面安居，甚至出现了触目惊心的贫民窟。

这样一种只与经济发展水平、发展阶段有关，而与制度和政策选择无关的城市化效果，几乎是一条铁律。

二

中国的情况有所不同。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主要产业集中在低附加值的加工制造业，人均GDP也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但中国却在城市外观上与一般发展中国家差异极大，而与发达国家很接近，即所谓中国“城市像欧洲”，且中国城市中并无发展中国家都有的大规模贫民窟。可以说，中国的城市化走出了一条与一般国家极为不同的道路，即城市化的中国道路。

城市化的中国道路的秘密恰在于中国独特的政策与制度安排，其中尤其重要的有三个基本制度：一是小农经济，二是土地制度，三是城乡二元结构。当前以家庭联产承包为基础的小农经济制度安排，保证了进城失败农民仍然可以选择返乡；土地制度安排保证了建设用地“涨价归公”；而城乡二元结构也已由过去的剥削性结构变成了保护性结构。理解这三个基本制度，就可以理解中国城市化与一般国家城市化相当不同的原因。

至少从目前来看，中国式城市化道路具有极大的优越性，因为中国城市化为进城失败农民留下了返乡的权利。当农民进城失败而不得不落入贫民窟时，他们可以选择返乡。相对于贫民窟中毫无希望的生活，农村家乡不仅足以解决温饱，有吃有住，而且有熟人社会的支持网络。或者说，相对于贫民窟生活，返乡是不错的选择。正是农民可以返乡，中国城市没有出现一般发展中国家都有的大规模贫民窟。

媒体乃至学界习惯于将中国城市化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相比，其实，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比较的对象应是亚非拉国家，尤其是人口规模与中国接近的印度。在城市化方面，中国要比印度成功得多，甚至比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都成功，其原因恰是上面三条广受批评的独特制度安排。主流经济学界普遍的观点是，中国要向欧美日学习，与欧美日不同的制度就不是好制度。具体可归纳为，用资本下乡来消灭小农经济，用土地私有化来结束家庭联产承包的集体所有制；废除户籍制度以消灭城乡二元结构。

但是，我们也许可以反过来看，中国在城市化方面取得的成就远好于一般发展中国家，其中原因可能正是受惠于中国独特的制度安排，这些制度安排并非中国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负担与累赘，而是制度红利。正是这些被广泛诟病的制度安排为中国提供了现代化的稳定器，为利益调整提供了弹性空间，为国家政策提供了优选可能。若我们可以真正进入中国国情，真正做深入的国际比较，应当不难得出这个制度红利的结论来。

与一般认识不同，我认为，中国未来30年城市化和现代化战略，必须充分考虑国情，充分利用制度红利，应当同时驱动传统农业、加工制造业和现代科技的三个轮子来推进中国现代化，也即本书所说“三轮驱动的中国现代化道路”。

当前关于中国城市化道路的选择，不仅媒体和学界存在误读，政策部门的认识也存在误区。当前政府似乎将中国城市化和现代化中的成功经验弃之不顾，正将已经产生中国奇迹的制度红利弃之不顾，而盲目学习欧美日的经验，这种学习缺少时空限定，越来越被概念甚至意识形态话语所遮蔽。我们开始忘记了城市化的中国道路是中国成功的基础及发展的条件。

三

城市化的中国道路其实也是现代化的中国道路，这是一个发展经济学的命题。发展经济学研究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的问题。问题是，20世纪以来的一百多年，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真正实现了现代化的，除冷战背景下的亚洲“四小龙”的成功崛起以外，鲜有成功的先例。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一直在努力进行现代化的建设，进入21世纪，中国越来越接近实现现代化的梦想了。这个时候来总结中国城市化和现代化的经验教训，来思考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就不只是可以丰富发展经济学、丰富现代化理论，而且可以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指明方向。

本书拟讨论中国的城市化问题，以提出中国式城市化与现代化道路及其建议。第一章与第二章会一般性地讨论中国城市化的模式、基础和可以选择的道路，第三章力图回答关于中国式城市化的若干“为什么”，第四章重点分析了中国城市化需要警惕的一些激进观点和政策，第五章试图提出认识中国城市化和现代化模式的中层理论，第六章是我近些年来发表的自以为还不过时的调查评论文章，第七章则是对十八届三中全会涉农条款的解读。希望本书有助于学界与政策部门在发展战略上更加深入地讨论中国城市化与现代化道路。没有发展战略的清醒，没有道路上的清晰，中国城市化和现代化就容易误入歧途。

让人忧虑的是，目前中国城市化道路似乎正被误导，正在误入歧途中。

还是在刚上大学第二年的1988年，因为读了费孝通先生的著作，而写“中国现代化的小城镇途径”一文，以为通过发展小城镇，就可以获得现代化所需的规模经济，同时保留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田园牧歌生活。在这种认识中，城乡关系是一体的。

此后对城市化的认识要比读大学时深入。田园牧歌式的城市化看来不可能成为中国现代化的选择。那么，城乡之间是什么关系呢?2002年在写《新乡土中国》一书结语时，我提出了乡村建设的三重意义定位，其中第一重是：“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在从传统走向现代社会的过程中，农村能否充当劳动力的蓄水池和社会的稳定器，对现代化建设的成败将具有决定性意义”，“如何才能让农村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和蓄水池?乡村治理研究和乡村建设运动的第一重意义即在于此”。这种认识中，城乡关系是互补的。

2003年，我系统阐发“农村是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的观点，写了6万字的长文“中国农村发展的中长期前景及目前的对策”，写的是农村，关注的是城市。

此后直至今天，我一直从事农村调查，讨论的问题也大都是农村的，但是，一直以来的关注点却是城市，却是现代化。一方面，不理解城市化，不理解工业化和现代化，就无法理解农村、农业和农民；另一方面，农民进城、资本下乡，城乡之间联系越来越密切了，研究农村的同时也会更加深入和深刻地认识城市、认识中国特殊国情，包括中国独特的制度安排。

正是长期从事农村调研，形成了我对中国城市化与现代化的与主流认识差异颇大的观点。从城乡互补的角度看城市化道路，当前政策中强调的“四化同步”就实在值得商榷。在我看来，未来30年，中国现代化应当是三轮驱动的，即同时调动三方面积极性，在三方面下功夫，这三个方面即传统农业、加工制造业和科技进步，这三者之间不是相互替代的关系，而是相互补充的关系。

深人对中国广大农村的理解中，真正进入中国国情脉络，有了城乡互补的认识，再来看中国城市化道路，就不会情绪化，就会比较自信。基于这样的认识，最近几年，我尤其在土地制度方面下了点功夫，写了一些文章，出了两本书。

截至2013年，感觉自己对中国城市化与现代化道路有了一个比较系统的认识，遂决定写一本专门的书，以求教于学界和政策部门，而在2013年9月草成本书。

这本关于中国城市化道路的书，虽然是讨论城市化与现代化的战略，其底蕴却仍然是农村研究。王绍光教授说“不了解中国的农村与农民，就没有资格谈中国的城市化”，信哉斯言。

本书的写作和出版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

本书出版有一定偶然性。2013年7月，有出版社拟将我所写与城市化有关文章结集出版。之前写过城市化的一些论文和调查报告，有一些想法，但很不系统。因此决定写一个比较系统的来表述一直以来在中国城市化和现代化问题上的思考，因此有了本书前五章内容。第六章是之前所写部分相关文字。第七章则是学习十八届三中全会涉农条款的体会，正好通过解读十八届三中全会，可以系统地表述我对农村的认识，又正是这样一种对农村的认识，使我有了对中国城市化的独特理解。

书稿写成后，东方出版社的李治华先生希望能由东方出版社来出。2013年治华编辑出版拙著《地权的逻辑II：地权变革的真相与谬误》……

深入实地调研才能接地气，才能避免想当然和简单的逻辑推演，才能依据实情形成自己的独立见解。

——陈锡文

城市化的实质是加快资本向城市的集中和风险在城市的同步累积。前者的收益一般被资本集团占有，而后者的代价则势必向全社会转嫁。很多城市化率超过70%的发展中国家摔进了发展陷阱而难以自拔，主要原因是在没有形成产业竞争力之前，就毁掉了能够承载危机代价、使国家实现软着陆的乡土社会。由此看，本书作者是在寻找一条防止中国跌入发展陷阱的道路。

——温铁军，中国人民大学二级教授、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

不了解中国的农村与农民，就没有资格谈中国的城市化问题。贺雪峰的新著《城市化的中国道路》是在他多年调研，深入了解中国农村和农民的基础上，发出的一种不同于主流学者，但却充满真知灼见的声音。

——王绍光，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讲座教授、主任

贺雪峰是中国乡村研究的杰出代表人物之一。通过长期调查、深入研究和综合分析，他和他所带领的团队产生了一系列关于中国乡村变迁和城市化道路的重要成果，为探索和理解全球化条件下的中国道路做出了独特贡献。贺雪峰关于小农经济、土地制度和城乡关系的论述，是对有关当代中国改革道路的激烈争论的积极介入。他的声音理应获得每一个关心中国现实和前途的人的认真倾听和思考。

——汪晖，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帕西奥利奖” 首位获奖的中国学者

“城市化”俨然已经成为中国改革与发展中的关键词。的确，在中国从目前的中等收入社会提升到高收入社会过程中，城市化可以扮演一个关键的角色。世界各国的经验都证明了这一点。但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什么样的城市化？好的城市化可以提升一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但坏的城市化也可以促成一个国家早日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所以，中国的城市化要进行，但必须想清楚。贺雪峰的《城市化的中国道路》一书并不大，但它承载了多年来他在这方面的实地观察、思考和理论总结。我的感觉是，贺教授在书中传达出一个明确的信息，那就是中国的城市化必须放弃新自由主义和GDP主义，而要找到一条中国的城市化道路。对关切中国城市化和社会转型的人们来书，这是一本不可不读的精品。

——郑永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