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担负着拯救数百万犹太人的信息！他是第一个将纳粹屠杀犹太人的确证传递给整个世界的人，被誉为可与辛德勒相媲美的人物，揭露西方世界不愿意拯救犹太人的伪善面目！

《信使》向我们展示了扬·科尔斯基生命的另一面——正如他所执行的紧急任务——这让我们倍感宽慰。作者雅尼克·埃内尔向我们传递这样一个信息：一个情操高尚的人，即使已经逝去，依然值得尊敬。

扬·科尔斯基，前波兰外交官，骑兵队军官。1939年波兰沦陷后，他加入了波兰地下抵抗组织。作为组织的信使，他负责在波兰沦陷区与流亡政府领导人之间传递信息。

在执行任务期间，科尔斯基不幸遭到盖世太保逮捕。在经历了非人折磨之后，他终于被抵抗组织成功营救。接着，他接受了一个改变了他命运的新任务：将纳粹屠杀犹太人的消息告诉全世界。

为了能获得第一手资料，他冒险潜入华沙的犹太人聚居区以及贝乌热茨的集中营。他亲眼目睹的景象如同噩梦一般缠绕他终生，但当他把这些消息传递到西方世界时，政客们的冷漠使得犹太人没有能等到救援。

尽管如此，扬·科尔斯基依然一遍又一遍地讲述着他亲眼见证的事情，争取到了大量的同情者。他是第一个将纳粹屠犹的消息传递到西方并积极行动起来去为犹太人争取援助的人。

与辛德勒一样，他被以色列政府授予了“民族义人”称号。《信使》向我们展示了扬·科尔斯基生命的另一面。

《信使》作者雅尼克·埃内尔向我们传递这样一个信息：一个情操高尚的人，即使已经逝去，依然值得尊敬。

PART 1

PART 2

PART 3

编后记

扬·科尔斯基继续说了下去，依然是肃穆的口吻，也许他觉得这样能离那段回忆更远一点：“然后他们给了我这些信息。”他的波兰腔英语并不标准，然而他还是一个字一个字的雕琢着他的话。“然后他们给了我这些信息。”(Then they gave me messages)在法文的字幕里，这句话变成了：“因此他们把这些信息交给了我。”(So they delivered their message to me)这就像是古代诗文里的片段，天使降临，告诉获选者他所必须聆听的，后者在很久之后才一点点理解那些话语的真谛。在这句话被传达后，扬·科尔斯基便接受了信使的任务。“然后他们给了我这些信息。”可以清楚地听出来，这是个复数名词——所以它们是不同的信息：“告诉盟军政府”，“去转告波兰共和国政府”，“这是给波兰总统的”，“给国际上的犹太领导人”，“然后通知独立党派首领，知识分子领袖……”接触的人越多越好，他们对扬·科尔斯基说，务必尽你所能。

他这会儿不再使用转述的口吻，而是直接回答起来了，过去时态被丢在了一遍，就好像当年的两人正在和他对话。扬揭开了这些消息尘封的印记，并且把它们转述给了克劳德·朗兹曼。随着讲述的进行，他看起来比之前有了些活力。他抬起右手，眯缝眼睛，甚至阖上它们，集中注意力以唤起过往。毫无疑问，他已经背诵这些信息无数次了，在过去的三十五年岁月中，作为见证者，这些被扬反复了甚至上干次的话这会儿又一次涌上了他的心头。就好像回到了1942年三人会面的那天，连时态也自然地转化成了现在时。这根本是由那两人在亲述，而扬·科尔斯基则已消失不见。  严格来说，扬·科尔斯基确实不见了。因为镜头暂时切换到了别处。就在他开始转述这条讯息的同时，影片的画面换成了自由女神像。“纽约”两个粗体大字被投射到了银幕上。扬的声音从画外飘来：“讯息是：我们不能坐视希特勒的种族灭绝行径不管，每一天惨剧都在上演。盟军所凭依的不能是单纯的武力与战术，如果一直保持这种姿态，也许能够赢得战争，但在战争结束后，我们已然被灭绝了！”

这话听起来也就仿若两个犹太领导人在嘱托观众一般，也许《浩劫》的导演也希望观众在接受这条讯息时能尽量还原当时的情境。扬·科尔斯基把这消息给了克劳德·朗兹曼，然后又通过纪录片传到了全世界这一方式，与他在1942年把这讯息散布到了世界上，为盟国所熟知一样，扬·科尔斯基只是做了一个信使所应该做的。换言之，在转述的过程中，他尽量抹去了个人的身份，只用了最初的话语，用了最原本的现代时态，复刻出了两个犹太领导者的原话。

也因此，无论是在华沙的犹太人聚居区咀嚼着那两个来访者的嘱托时，还是三十五年之后又一次轮到他来重复这段消息时，扬·科尔斯基疲倦的神情都一扫而光，恢复了正常的情绪。从扬传达急切消息时的紧张局势，再到他重复消息的当今岁月，克劳德·朗兹曼决定在银幕上展示出时事的变迁，随着扬演讲的继续，镜头变换成了自由世界的抽象化标志，那正是自由女神像。朗兹曼是否在采用这种方式向扬·科尔斯基致敬？还是说，通过声音和画面的强烈反差，表现出扬试图逃离的战时欧陆与这“自由照亮世界”所笼罩的土地之间悲剧性的区别？又或者是把欧洲犹太人苦难中的挣扎与美国政府当时的作为用扬·科尔斯基的声音联系在了一起？我们无从得知，不过随着扬的演讲继续，镜头逐渐拉远，自由女神像不断缩小，这个在卡夫卡的《美国》里挥剑胜于擎火炬的标志，终于成了一个看不清的小塑像，消失于碧海蓝天之间，这甚至让我感到一丝惊异。

扬·科尔斯基的声音依然在耳边回响：“我们致力于人权……我们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件，而现在，我们的人民正在遭受灭顶之灾……”在这条应该对世界产生深远影响的消息中，他也加上了犹太领导人对他的请求：“世人道德的底线是否会受到震撼？我知道我们没有生活的故土，我知道我们没有统一的政府，我知道我们在盟国中没有发言的地位。所以，我们只能依靠平民，那些和你一样的百姓。你会站出来吗？你能尽你的义务吗？”扬·科尔斯基重复着这句话，直至嗓音沙哑。“你明白了么？你理解了么？”不知道这两句话是当年两个来访者对扬说的，还是扬在一遍遍问克劳德·朗兹曼，这同样的问题，三十五年前被扬一次次呼喊的句子，正呈现在《浩劫》的银幕上。“你会站出来么？”

扬的声音来自遥远的过去，似乎已经迷失在了时间的洪流之中，成了无助的哀嚎。“世人道德的底线”是否真如他所言，已经受到震撼了？1942年两位犹太领导人对扬说这席话的时候，这信息已经成了他们最后的希望，不过这惨剧是否真的能够震撼到“世人道德的底线”？而这世界，是否依然保有一个良善之心？不，应该说，是否真的有过这么一颗良心？在电影的这个时刻，听着扬·科尔斯基的声音，我们知道答案是：没有。在欧洲从死亡集中营的恐怖中被释放六十年后，我们知道世界的道德底线依然没有改变，而且也没什么能够将它改变，因为这概念本来就不曾真实存在，这个世界无所谓道德与否，甚至在今天，“世界”这个概念本身也面临瓦解。P5-8

我从事过许多与大屠杀纪念有关的工作，尤其是在美国大屠杀纪念博物馆工作期间，有幸遇到了许多超凡脱俗之辈。他们中有艺术家、作家、诗人、哲学家、诺贝尔奖和普利策奖的得主、工业巨头、知名科学家、著名影星、导演、制片人、各国总统、不同政府部门的部长、拉比、牧师、外交公使、大屠杀幸存者、援助者、抵抗者——还有许许多多正直和道德高尚之人。但可以称其为贵族的人，我只见到过唯一一个，他就是扬·科尔斯基。

他个子很高，在这个其他的老人大多已经是伛偻弯腰的年纪，站得依然笔挺。同时也非常削瘦，似乎吃下的那些食物无法化成脂肪堆积在体内。至于他的话语，总是经过斟酌一般精确而直白，给人威严和高贵的感觉。在我们初次对话时，他也是反复思量着自己的用词，最后把话题引向了将他彻底改变的时代，就是那段时光重塑了他今日的灵魂。从扬身上，人们可以感受出他曾经承受过怎么样的苦痛，背负过什么样的重担。他简直是信使的抽象化符号。

大屠杀研究的权威历史学家鲁尔·希尔伯格，出过一本叫做《加害者，受害者，旁观者》的书，这标题就是对大屠杀经历者的简单分类。无独有偶，以色列历史学家耶胡达·鲍尔在大屠杀时代给出了世人三条准则也非常类似：

汝等绝不应加害于人；

汝等亦不应遭人屠戮；

然当务之急，汝等不应站在一边漠视旁观。

鲍尔是个睿智的人，他用这感情炽烈的文字告诫着人们不应做什么。我们可以从第三句话中解读出特殊的意味。它意味着人们应该去当大屠杀的拯救者与抵抗者——或者说站出来的人——而不是站在一边的人，这两个词常被拿来做反比，就因为他们的行为截然相反。这段话话糙理不糙，能感觉到说这话的人对大屠杀痛心疾首，希望人们能伸手援助。

这些大屠杀救助者理应获得荣誉——实际上，以色列的司法机关也的确授予了他们“民族义人”的称号。不过如果有谁留心过这些人的证言，就会注意到在发言时，他们很少能维持住自己的常态，尤其是在发现这个早已遍布罪恶的世界里，人们对大屠杀毫不关心，或者干脆就无动于衷的时候。

我们教育后代时应当说，为了抵抗大屠杀，这些人做出了不懈的努力。瑞士史学家维尔纳·瑞恩斯把纳粹统治区国家的抵抗运动划分为四类：象征性的抵抗，消极抵抗，积极抵抗，武装抵抗。越是早期的抵抗，越是需要勇气和纪律，这只有最果敢和谨慎的人才能胜任。而他们的敌人所采取的对策则是尽量让被占领区人民失去希望，毁掉个人的意志，还有操纵公众的舆论导向。人性的沦丧是其中重要的一步，放弃抵抗，对生命绝望的人总是比求生意志强烈的人好对付得多。

扬·科尔斯基就是这么一个生命意志强烈的人。他是一个信使，书名这么取非常合适。这个波兰地下组织成员把发生在他祖国大地上的事汇成消息，带到了流亡政府那里。这个不折不扣的波兰英雄，不但为他的祖国战斗，也成了遭遇最艰难时期的犹太人的喉舌。对一个单纯的消息传递人而言，也许承受这一切就已经非常困难了，但是扬·科尔斯基不属于这一类。就像你会在他的书中读到的，在犹太人请求他向世界传达大屠杀的消息后，为了让自己的话更有说服力，为了获得第一手资料，他毅然决定要冒着生命危险去犹太人聚居区作亲眼见证。

扬·科尔斯基的原名叫做德·盖赫。他哥哥是华沙安全部的官员，后来则成为了波兰地下组织高层的一员，通过他哥哥，扬接受了培训，接纳成地下组织的外交公使后，才开始使用这个化名。凭借其出色的记忆力，波兰的地下党利用他来为各种不同的人士传达特定的消息。也因此扬对整个环境了解甚多，虽然沉默寡言，但从他口中说出来的话语每每都非常重要。在被逮捕期间，扬也承受住了拷打，甚至决定割脉以保证自己不会泄露机密。所幸他被拯救了，而那之后，他也继续着波兰地下组织的工作。

扬后来接受了把消息带出国界的任务，而就在任务的前夜，他收到请求，华沙犹太人组织希望他带一些消息到伦敦。在和两个犹太领袖的会面中，扬发现对方的两人天差地别：其中一个是犹太政治社团的领导，他相信在未来波兰将成为独立的民主国家，犹太人则会作为其中一支不受人偏见的少数民族而存在，另一个则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他相信终有一天这些流民会回到巴勒斯坦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国度。但在当时的情况下看，这两个政治派别差异极大的人看起来并没什么不同，都是铤而走险、孤注一掷的神情。他们希望扬能把他们的诉求告知世界。他们想让盟国政府采取措施终止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这消息与其说是请求，倒不如说是逼迫：

Ⅰ.把阻止犹太人大屠杀写入盟国的军事策略之中并加以正式宣布。

Ⅱ.公开所有已知的犹太人聚居区和集中营地点、与大屠杀有牵连的德国官员姓名、已证实的死亡事例、相关统计数据，还有屠杀所采用手段，比如瓦斯房，等等。

Ⅲ.呼吁德国民众对自己的政府施压以停止大屠杀。

Ⅳ.如果种族清洗继续而德国民众也没有要求政府终止此事，那么他们会被视为对大屠杀负有集体罪责。

Ⅵ.在其他大屠杀阻止策略亦失效后，盟军就会对德国实施两项报复性行为：轰炸指定的德国文化象征标志物，以及，对盟军逮捕的那些知悉希特勒的罪行却依然对其效忠的德国人进行处决。

扬对他们说：“这样的要求违背了国际法。我了解英国人，他们不会接受的。做出这种要求只会带来反效果，这毫无意义。”

复国主义领袖回复道：“就这么说。不管这到底能不能生效，我们就要死在这里了。”

扬最终答应了他们的请求，但是为了增加其发言的可信性，他两度进入了华沙犹太人聚居区。这里曾是40万犹太人的家园，现在却已经快成了荒城。自1942年7月23日始，在过去的七周之内，已经有30万人被送往了位于特雷布林卡的集中营。扬看到聚居区里污秽遍地，疫病散布，一片绝望。他回忆了当时的情景：“那里根本就不是我所知的世界。毫无人性。街道满了，满了。他们全在街上过活……叫卖……彼此祈求。哭泣和饥饿。”

他还去了位于贝乌热茨附近的死亡集中营。伪装成乌克兰籍看守的扬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目击到了恐怖的一幕，然后他不得不逃走，否则反胃呕吐会把他假看守的身份戳穿。

此后他便为执行外交任务而穿行于欧陆。他自然是在为他的祖国服务，为流亡政府传递各种情报，目的是战后建立起独立的波兰，但最终这任务也演变成为正在死去的犹太人呐喊。

成功逃离德占区抵达西方后，扬传递了波兰方面的消息。在伦敦他面见了犹太和盟国领导人，其中包括英国外相安东尼·艾登。接下来的行程里，他则跨越大西洋和美国领导人见了面。为了与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进行细致的交流，扬先和波兰驻美大使以及三个美国犹太事务官员进行了会面，他们是：本杰明·科亨，罗斯福的顾问；奥斯卡·考克斯，总统副律师；还有最重要的，菲利克斯·弗兰克福特，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官，在罗斯福新政中他也是一名功臣。在扬位于波兰使馆的住所中，四人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会谈结束后有两人离去时表示深受震撼，而弗兰克福特法官则依然逗留。

这个法官说：“像你我这样的人说话都是开门见山的，所以我必须表示，我无法相信你说的。”

波兰大使切哈努夫斯基几乎是怒吼而出：“菲利克斯，你不是认真的吧？你怎么敢当着他的面说他是个骗子？整个波兰政府都站在他背后。你知道他是谁。”

“大使先生，我并不是说他骗人。我是说我无法相信他说的内容。这是有区别的。”

我们怎么看待弗兰克福特对这条关于波兰的消息的不信任？齐伯尼·布热津斯基，吉米·卡特①的国家安全顾问，在扬·科尔斯基拜访其父(时任波兰驻加拿大外交官)时只有十二岁大。他是这么回忆的：

那时候我还是个小孩，家都还在加拿大，一天晚饭的时候我听到了扬·科尔斯基在对我父母说起发生在波兰的犹太种族灭绝事件。我记得他们都吓了一跳，因为如果扬说的的确属实，那么这事比历史上任何我们已知的屠杀都要更加凶残。换句话说，我们不相信他，是因为完全无法理解当时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

布热津斯基把这件事和他生命中发生的另外一件事做了个对比。在成为国家安全顾问时，有人做了关于核战末日的简介。他回忆说那时候他就像听到扬·科尔斯基的言谈时类似，无法理解到底对方在说什么。初次有这感觉的时候他还是孩子，后来那次时他则已是举足轻重的大人物，但是两回的感觉异常相似。

扬最终见到了美国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但罗斯福对战后的波兰独立计划表现得毫无兴趣，他甚至也不大在意犹太人的死活。这两者和对抗希特勒的全球战争比起来无足轻重。扬离开白宫后就明白了他的急切呼吁必然会石沉大海、不了了之了。

在美国的抛头露面让扬再不能回到欧洲，于是他开始利用这段时光写书和演讲。他的回忆录《在一个隐秘的国度中》，被美国月读书友会相中并且热卖。他本人也登上了纽约《时代周刊》、《美国信使》、《时尚芭莎》等报纸杂志。从罗德岛到佛罗里达，他做了许多次面对两百人以上的公开演讲。“每次演讲的主题都是犹太惨剧。”扬说道，“而每一次的演说也都会登上地方报刊……上天让我在战争期间不断地去说，去写——我感觉这样可以挽救那些犹太人。但最终还是什么也没能帮上。”他继续说道：

而且，直到战争结束，各国政府、领袖、学者、作家都还不清楚到底在犹太人身上发生了一些什么。他们都被吓坏了。有整整六百万平民被秘密地杀害。

从那时起，我就成了个犹太人。就像我妻子的家庭成员一样……所有惨遭杀戮的犹太人都成了我的亲人。

但我是个犹太天主教徒，信仰着上帝基督。尽管不是原教旨主义者，但我的信仰还是告诉我，这就是第二桩原罪，即人性本身：人类的作为或者不作为，故作不知还有冷漠无情、伪善以及为自私自利找借口都是它的表现形式。

人类会背负着这罪孽直到终点。

我也承担着而且愿意承担这分罪业。

还有份特殊的关系把我和扬·科尔斯基联系在一起。当他经过了多年的沉寂在华盛顿的犹太教堂里终于重新开始讲述过往历史的时候，我就在场。三年后，还是在华盛顿，刚建立的美国大屠杀纪念协会召开了关于大屠杀拯救者的国际会议。彼时扬在美国国会议事厅里陈述他的所见，场上鸦雀无声。大多数人并不了解扬在战争期间的工作，但是他的证言震惊了满堂的听众。通过他讲述的内容，我们都被带回到了那段历史之中。  在为美国大屠杀纪念协会工作同时，我也在乔治敦大学任教了十五年。每一年在讲到大屠杀的时候，都会让学生们看看《浩劫》里面扬的证言。当然，这些学生总是难免会和扬在校园里碰上，有次一个学生甚至冲扬说：“你还活着！我在电影里见过你，还以为你已经去世了呢！”

第二天扬把这事告诉了我。“贝伦鲍姆教授，”他带着浓重的波兰腔说道，“告诉你的学生，扬·科尔斯基还活的好好的呢，想要我死还得再等上很长一阵子。”然后我们一起笑了出来。

那次吉斯凯·诺瓦科斯基，我，还有扬·科尔斯基三人一道去参加两个已故波兰犹太人的授勋典礼。作为向米歇尔·克莱普菲兹的致敬，我们把他的勇者十字章也加入到了博物馆的陈列中，那是波兰政府所颁发的最高军事奖章。克莱普菲兹是阵亡的犹太人聚居区起义军中唯一一个获得此殊荣的。另一个获得授勋的人是什穆埃尔·泽格波姆，国家议会中的犹太公会代表。他自杀时留下的遗书让我们肃然起敬。当时华沙起义刚刚失败，他从扬·科尔斯基那里得知了波兰犹太民族的命运——泽格波姆的家人也在其中——也获悉了根本无人出手相助的事实。遗书中，他这么写道：

我以死抗争这个冷漠无情的世界，这个人们可以眼睁睁地看着犹太民族被屠杀，却无动于衷的世界。希望我的死能够唤醒部分人，虽然犹太人已经遭受了灭顶之灾，但总有一些还没被送上屠场的人在等着他们去拯救。

泽格波姆的死和之前告诉他的消息有关，扬对此总是有股负罪感。而在读了E.托马斯·伍德的《单枪匹马的大屠杀阻止者》后，他更加内疚了，因为书中记录了一些把他从纳粹手上拯救出来的人在其后被捕和处决的消息。  无辜者心怀歉疚，刽子手却义正词严，多荒唐的景象。

克劳德·朗兹曼的《浩劫》让扬出了名。这个法国著名存在主义大师用他自己的方法让扬又一次回到了已逝的岁月之中——那正是他本人一直压抑在心灵深处的。影片没有特别强调扬与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会面，或者和英国外相安东尼·艾登的交流，而是把重点放在了犹太人聚居区，还有犹太人正不可避免地走向的毁灭。影像中扬忍受着痛苦，极其艰难地吐出破碎的只言片语，甚至因为恐惧而逃走。但朗兹曼耐心地坚持着，所以扬终于还是回到了镜头前。

我和扬·科尔斯基当然是铁哥们的关系——不过还有人比我更熟悉他，那就是我们共同的朋友吉斯凯-诺瓦科斯基。他们都是波兰籍美国人，能用母语交流，彼此之间甚至不用说话就能了解对方的想法。

吉斯凯跟我说起过他和扬一起的时候发生的一些事。有一次扬去吉斯凯家中吃晚饭，当天他被诊断出了一些疾病。但那天吉斯凯一点也没看出朋友有什么异样，后来才知道对扬而言，与其痛苦地挣扎着活下去，倒不如死了比较轻松。所以他干脆拒绝了治疗，那些病症直到他死都没有被解决。扬对尘世满腔愤慨，只有从上帝那里才能获得宁静，他甚至想早一步也赶到他妻子那里去——扬的妻子几年前就去世了。

还有一事就是扬的死。让人感到欣慰的是，他不是孤零零地死去的，朋友们都在这里；还有一个波兰大使馆成员，来自自由、独立、民主的波兰，那是扬年轻时的梦想，他终于活着看到了这天。

我很赞同扬对自己的称呼：犹太天主教徒。尽管这个称谓理论上不能成立，但扬就是这么个人，抵抗体制，反对族群划分。扬死的时候，波兰的犹太组织赠予了一颗代表犹太人的六芒星，这个徽章被放置进了他的棺材中。知道自己能得到这样的荣誉，扬应该会很高兴，犹太人把他归为了自己的荣誉成员——而扬也的确是他们之中的一员。

葬礼结束后，我背诵了《珈底什》，那是犹太教徒为死者祈祷时唱的赞美诗，里面没有提到一个死字，而全是颂扬和礼敬上帝的词句，这正是扬·科尔斯基终其一生始终在做的。

《信使》向我们展示了扬·科尔斯基生命的另一面——正如他所执行的紧急任务——这让我们倍感宽慰。一个情操高尚的人，即使已经逝去，依然值得尊敬。

该书展现了在极端残酷与困难的环境下人性的存留。主角在忍受二十世纪最深的罪孽的同时，依然保持了高贵的勇气和节操，在苦难的滋扰中张扬人性。

——阿诺德·扎布勒

故事性强而睿智，能引起读者的极大共鸣。这本书才华横溢。

——琼·伦敦

让人印象深刻，哈奈尔使读者直面一个恐怖的可能性，即我们的道德缺失。

——《每日邮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