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1月，作者梁漱溟参加政治协商会议（重庆）后，又为推动会议的五项协议之切实执行、参与和谈、阻止内战而努力。这段时间，梁漱溟奔走于重庆、北平、延安、昆明、南京及上海；而此时夫人则暂留于北平，于是有了收录于此的这本《梁漱溟致夫人的四十九封家书（精）》。

《梁漱溟致夫人的四十九封家书（精）》由梁漱溟先生写给第二任夫人陈淑芬的50封家书组成。这些书信从未发表过，对于梁漱溟研究者来说，意义非凡。特请梁漱溟的儿子来做相关注释。

《梁漱溟致夫人的四十九封家书（精）》是失而复得的梁漱溟家书首次公布，特别收录梁漱溟先生的珍贵手迹。

“浮出水面”的“文革”中抄没的家书

第一封(1945年11月20日)

第二封(1945年11月22日)

第三封(1946年4月6日)

第四封(1946年4月19日)

第五封(1946年4月26日)

第六封(1946年5月5日)

第七封(1946年5月9日)

第八封(1946年5月13日)

第九封(1946年5月27日)

第十封(1946年6月)

第十一封(1946年6月12日)

第十二封(1946年6月16日)

第十三封(1946年6月24日)

第十四封(1946年7月ll日)

第十五封(1946年7月22日)

第十六封(1946年7月28曰)

第十七封(1946年8月17日)

第十八封(1946年8月28日)

第十九封(1946年9月4日)

第二十封(1946年9月7日)

第二十一封(1946年lO月18日)

第二十二封(1946年11月1日)

第二十三封(1946年11月23日)

第二十四封(1946年12月4日)

第二十五封(1946年12月9日)

第二十六封(1946年12月11日)

第二十七封(1946年12月21日)

第二十八封(1946年12月22日)

第二十九封(1946年12月24日)

第三十封(1947年1月2日)

第三十一封(1947年1月14日)

第三十二封(1947年1月14日)

第三十三封(1947年1月31日)

第三十四封(1947年2月2日)

第三十五封(1947年2月13日)

第三十六封(1947年2月14)

第三十七封(1947年2月l5日)

第三十八封(1947年2月20日)

第三十九封(1947年3月9日)

第四十封(1947年3月9日)

第四十一封(1947年3月13曰)

第四十二封(1947年3月14日)

第四十三封(1947年3月19日)

第四十四封(1947年3月28日)

第四十五封(1947年3月30日)

第四十六封(1947年4月5日)

第四十七封(1947年4月6日)

第四十八封(1947年5月28日)

第四十九封(1947年5月28日)

背景介绍

1944年末，日军入侵广西。先父偕夫人及次子往昭平避难。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抗战胜利。先父即去广州，再飞重庆，而夫人仍滞留于广州。此是先父到重庆后寄夫人的第一封信。

当时的全国政治中心重庆，正酝酿各党派通过协商，实现国家团结统一，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这一大事。国家在民主的基础上实现真正的团结统一，是先父多年的追求。因此，他到重庆后，即忙于此事的酝酿工作；当确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后，他又投入民盟参加此会的准备工作。当时他忙碌的情况，可想而知。故信中说：“我则回碚看一次，没有多住”，即因此。而在北碚，有许多久别五年的学生和朋友在先父创办的勉仁中学工作。

在广州，先父受到张发奎将军（国民党第四战区司令长宫，驻广州）的热情接待。张宝刚与姚厅长（省府）均为将军部下受命负责接待事务者。

黄巽，为先父早年北京大学学生黄艮庸之侄，当时也负责若干接待事务。

树棻吾妻如晤：

十四日信收到，但三日、六日两信则未见到。这是因为你前一信系托人带来，而后两信系交邮的原故。现在邮局和航空公司之间，对渝粤一线未经定约，所以渝粤的航空信件就靠不住。而信件要经陆地邮送，则由粤到渝，便不定多少天了。我于一日抵渝后，马上托人兑十万元给孙宝刚君。款系三日由广东省银行兑出，可惜他忘记用电汇，而用了航空汇。及我知悉后，再三交涉改电汇，已作不到。只有电告孙宝刚等候收款。此电连发三通，系分三处拍发的，不知孙先生告诉你否。北方大局情形不好，你恐难去北平，还是来渝为妥。我已分电姚厅长和麦秘书长两处，请他们代你订购飞机票位。订好即分由黄巽、孙宝刚二位通知你。你亦可托黄、孙两位分向姚、麦两方面接头。至于路费，则兑去之十万元，除还孙君五万外，其馀五万和你手中所存，当可敷用。我在此一切安好，唯事情稍忙。恕儿住北碚校内，同他哥哥一起。我则回碚看一次，没有多住。现在住重庆特园69号鲜宅内。你飞机若有定期，即托麦秘书长发电告我，以便接你。不过电信不灵通，接得到，接不到，殊无把握。这是一件难事。你不必太着急，不久总见面的。

漱白十一月廿日

背景介绍

此信是先父由广州飞到重庆后所写第二封信。树棻夫人此时仍滞留在广州，准备飞北平。但又一度有改来重庆的打算，最后仍去了北平，未到重庆。

张铁生为民盟西南支部新盟员。先父自桂林避日寇于广西八步时，张也在八步。

罗子为是山东乡建工作同人，民盟盟员，在民盟总部工作多年。先父1942—1944年去桂林，罗也在桂林。建国后曾任民盟副秘书长。  阿瓒即黄瓒，为先父学生黄艮庸先生之侄，先父在香港创办民盟机关刊物《光明报》时，黄瓒曾在报社工作。

树棻吾妻如晤：

昨日发一信，有所未尽，今补陈如下：

一、关于你来渝觅飞机票位事，我想还是托孙宝刚及左洪涛，我已飞函孙宝刚。你再去访他一次，若有机位，你最好移居孙家，他有汽车，可以送你上机场。

二、我们上次所带行李恰合规定重量，实在再多一点还可以，但要零件，不要大件。此次不能带来东西，只好寄存黄家或伍太太处。

三、我及罗子为均借住上清寺特园69号鲜公馆内，电话系2262，你下飞机若不见我们来接，即在机场打电话问我们可也。

四、来时可通知张铁生他们，他们或有信件带来也。

五、有些事可以由阿瓒电左洪涛，托其办理。我一切都好，你可放心，不尽不尽。

漱溟十一月廿一日P2－8

“浮出水面”的“文革”中抄没的家书

1946年1月，先父梁漱溟参加政治协商会议（重庆）后，又为推动会议的五项协议之切实执行、参与和谈、阻止内战而努力。这段时间，先父奔走于重庆、北平、延安、昆明、南京及上海；而此时夫人则暂留于北平，于是有了收录于此的四十九封家书。

家书自然以商议家庭事务为多，这批书信也不例外。应注意的是，写寄这些信件之时，先父正忙于参与1946年初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先父是民盟九人代表之一，还是实际上的民盟首席代表。他之积极参与协商，自不待言。

抗战八年中，先父始终为国内团结这件大事而奔走。经他起草和发表的《民盟十大纲领》（1941年）中，即提出：“实现宪政之前，成立国事协议机关。”五年后，即1946年年初，有此会议的召开。在会议胜利闭幕之后，他感慨地说：“今天的政治协商会议恰不外是当年我们这口号之实现。”八年努力终于有了结果，先父颇有一种“夙愿得偿”之感。

先父早年曾参加辛亥革命；革命成功后不久，国家即陷于军阀混战之中，四分五裂达数十年之久，至抗战时犹是如此。有鉴于此，谋求国人团结和国家的统一，成为先父一生的志业；因为只有全国的团结统一，对外才能抵抗强敌，对内方可走上民主宪政之路。而这次各党派协商的结果之五项协议，其主要内容是：组成各党派参加的联合政府；由联合政府组织召开“国民大会”，由大会制定宪法；建立民主宪政政治制度。若能顺利实现，则国民党一党专政、蒋介石个人独裁将从此退出历史舞台。

有此结果，他认为，“全国性的团结有了端倪”，“民主的新中国从此出现了曙光”，“中国有步入坦途之望”。

不料，会议结束仅三四个月，国民党蒋介石即开始破坏国共两党的《停战协定》，暴露出撕毁政协协议的图谋。此时，先父又与民盟同人投入阻止内战、争取和平的工作，参与两党和谈。至1946年10月末，两党和谈彻底破裂，先父见事无可为，即辞去民盟秘书长职，去四川从事讲学与著述了。

以上所述事实，在这些书信中虽略有蛛丝马迹可寻，但如不作说明，仍难为人们所了解。因此，有作些解说的必要。中华书局方面也认为，由我们家属写出有关事实及背景解说是不可少的。

书局首次出示这些家书时，我们先是十分诧异，后又感到疑惑不解。这些属于私人的信件，为何竟流失于社会？经多次议论，再三回忆，终于“悟”出了结果：“文革”！就是“文革”！

“文革”中抄家之祸降临，除人受凌辱外，所有财物分两类被处理，一类由“红卫兵”小将负责，当场毁坏（肢解家具，焚烧书画）；另一类由政协造反派若干人装车运走（衣被、书籍、文稿、书信、日记等）。这些被劫掠的财物，其最后命运也可分两类：一、全部被“没收”，不见后来归还，如衣被、书籍等。二、部分“下落不明”，部分于后来发还，如银行存折，如先父文稿、日记（计有六年）、书信（寄我们兄弟二人书信若干件等）。先父寄夫人这批书信本属于“下落不明”者，可是现在突然“浮出水面”，我们猜测它们可能先由造反派中某—二位“有心人”所染指，再经多次倒手，如今出现在我们面前。

最后说明两点：

这批家书，原是月月都有，无论多少，唯独1945年12月和1946年1月、2月、3月，连续一百廿天，一封也不见。这种集体“失踪”，令人生疑。而这四个月的书信里，可能有重要的信息，因为这四个月正是政协开会及其前后，先父的再访延安之行也在此期间。

“背景介绍”由我们兄弟二人，以文字资料为主，以回忆为辅，加以综合，然后由我执笔编写而成。如有不妥或差错，望读者指正。

梁培宽

2013年9月25日于北大宿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