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牛书申》编著者朱小梅。

牛书申同志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前辈之一。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出生于陕西黄陵县一个中农家庭。一九三四年八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后，任红一方面军司令部侦察科科长、陕甘宁省红二团政委。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任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一旅兼关中军分区副政委、黄龙军分区司令员兼警四旅政委，驻守陕甘宁边区南大门达八年之久，参与了宜川战役、黄龙山麓战役、澄邰战役、荔北战役和冬季战役。一九四九年五月后，任陕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代司令员，陕西省军区副政委、政委。一九六三年七月后，任二机部副部长兼政治部主任、二机部三线指挥部政委、部党委副书记兼基建工程兵二机部指挥部政委、党委第一书记等职。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是第四、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共十二大代表。

《我的父亲牛书申》编著者朱小梅。

《我的父亲牛书申》主要内容包括：走进故土、儿时的父亲是一个关心天下大事的人、高小求学时的父亲是一个热血青年、投奔红军开始了戎马生涯、领导中宜游击队、在中宜独立营和中宜鄜洛游击队指挥部、迎来中央红军、调入红一方面军等。

一、走进故土

二、儿时的父亲是一个关心天下大事的人

三、高小求学时的父亲是一个热血青年

四、投奔红军开始了戎马生涯

五、领导中宜游击队

六、在中宜独立营和中宜鄜洛游击队指挥部

七、迎来中央红军

八、调入红一方面军

九、在陕甘宁省红二团艰苦斗争

十、从警备第七团到庆环军分区保安大队

十一、调入关中军分区

十二、马栏时期的关中部队

十三、解放战争初期参加保卫关中分区的战斗

十四、在黄龙军分区

十五、我是战争年代的幸运儿

十六、在陕北军区

十七、在陕西军区

十八、在陕西省军区

十九、我第一批进入八一子弟小学

二十、授衔、授勋前后

二十一、大跃进年代

二十二、父母教导我如何做人

二十三、父亲调往北京

二十四、第一件事是摸清情况

二十五、虚心学习应对一切

二十六、工作重点放在基层

二十七、淡定自若面对内耗漩涡

二十八、“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二十九、在逆境中

三十、赴二机部三线指挥部

三十一、应对困难

三十二、特殊时期的领导班子

三十三、接受新任务

三十四、发生在孩子们身边的几件事

三十五、拳拳之心

三十六、革命者的本色

三十七、仍然期望有活力

三十八、最后的寄托

参考书目

后记

老姑家住隆坊城东北角，老姑父当时是享誉中部县、郡县(今富县)、洛川县、宜君县的著名中医，曾应邀去西安给陕西省主席杨虎城的母亲治过重病。他是那种悬壶济世、疏财仗义的人，贫苦农民看病，他常常不收医药钱。老姑父的这种品德对念私塾时经常在他家吃饭的父亲影响极大。

父亲在私塾学习将近10年。我曾问过父亲怎么上了这么长的时间的小学?父亲笑答道：“小的时候心思不在学习上。”说着话锋一转，就给我讲起了那时黄陵县发生的农民“交农具”、“红枪会”、“刘含初”等故事。

原来是父亲对先生在课堂上摇头晃脑念着的“之乎者也”不太感兴趣，他喜欢听大人们讲外面正在发生的事情，他的眼睛、他的心总是跑到课堂外边的世界，那些不平的人间世事让他常常牵肠挂肚。

也难怪，父亲的幼年时代，正是辛亥革命爆发后的中华民国初期。1912年3月，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写了一篇富于民族自豪感．的祭文，委派了一个15人的代表团来到中部县桥山致祭黄帝陵，祭文为：“中华开国五千年，神州轩辕自古传，创造指南车，平定蚩尤乱，世界文明惟有我先。”祭文虽气壮山河，但不久后国内就陷入军阀混战的动荡局势中。中部县地处陕北黄土高原的南部，是榆林、延安通往省会西安的南大门和要冲，更是土匪猖獗、经济凋敝、民不聊生的地方。辛亥革命不仅没有给中部县广大农村带来什么好处，反而由于北洋军阀当局和国民党当局放任官吏勾结土豪，酷征苛捐杂税，使农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1925年，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上海爆发了五卅惨案，国民革命运动开始兴起。中部县却在这一年遭逢大旱，12岁的父亲目睹了旱灾造成的惨状：百姓早已断粮，靠吃野菜、树叶、树皮熬日子，讨吃要饭的饥民遍及城乡，有的人甚至卖儿卖女。土豪劣绅利用饥荒放借高利贷粮，农民以土地作抵押，夏季借粮一斗，秋季要还一斗半，还不起的，土豪劣绅们就要强买农民的土地。

官府更是可恶，不但不肯赈济灾民，征收的苛捐杂税也不稍减。陕北农民种地除向官府纳粮，向地主交租外，还要按亩呈交所谓的“白地捐”。这“白地捐”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陕北的土质适宜于罂粟生长，罂粟制成鸦片后可以卖大价钱，军阀井岳秀把罂粟当做生财之道，强迫农民种植，谁不肯种，就要交“白地捐”。意思是你这块地什么也没种，荒了，是“白地”，因此要惩罚。善良淳朴的陕北农民大多不愿伤天害理种罂粟，只愿意种粮食、棉花，井岳秀的“白地捐”由此成了固定的税种。还有“炭税捐”和“道儿钱”。老百姓买一驮煤炭，除炭价4角钱外，还要出2角钱作为炭税捐，在主要路口交一角钱的道儿钱。官府还常常玩“预征钱粮”的把戏，1925年明明是民国十四年，官府征收的钱粮却已“预支”到了民国十七年即1928年。官府委派的催粮催款的官吏被百姓称作“衙役”，他们一进村就挨户逼要钱财，交不出就鞭打绳拧，强行搜查，稍微值点儿钱的东西就被他们抢走，他们还侮辱糟蹋妇女。百姓闻风躲藏，躲藏不及往往家破人亡，真是到了走投无路的绝境。

除此以外，中部县的农民还不时地遭受兵祸。中部县属于陕北二十三县之一，是井岳秀的势力范围，井岳秀的部队在此驻扎，定期到农村派粮草，若不能按期缴纳，他们就强抢；而盘踞在中部县以南的刘镇华镇嵩军也常来要钱要粮，打骂百姓、抢东西成了家常便饭。父亲目睹这些情景，小小年纪便对黑暗的军阀统治愤愤不平。

我在陕西省档案馆看到1925年10月24日出版的、现己发黄的《西安评论》第11期，其中有这样的一篇报道：

中部人民罢农

中部县函云：中部以蕞尔小区，驻扎兵士、团练到数营之众，各项负担极为繁重，民力凋敝已达极点!城内驻军杨某人数不及两连，而勒索供给，则在数营以上。人民按地纳秣粮款，甚至营中之扫地、做饭均由县城人民分日支应。该军除平时放赌坑民之外无他事，若土匪在乡间拉票放枪，人民请捕打时，该军派出排长不但不打，竟与土匪在一处过瘾。悍吏崔棣棠，唯知逢迎。警差至乡间，绳拴鞭打，更使民不聊生啊!遂激起人民公愤，于本月二十八日，全县人民竟各执铁锄、木权等农具，往县城内“交农具”，声言“非减去各项负担，誓不罢休……”

这则史料生动记载了1925年在中部县发生的“交农具”事件。当时距离官庄村10多里鲁村的张廷相为了拯救百姓，联合太贤乡北村的杨效楷、隆坊镇兰寨子村的张西元、隆坊镇马塔村的王世仁，与当地知名人士密谋围城交农具计划。张廷相，字虎臣，他的曾祖父张东曾在山东菏泽当过知州，为官清正廉洁。张廷相在良好的家庭教育熏陶下，从小苦读诗书、勤练武艺，曾考取为武生员，并长期养成了忧国忧民、疾恶如仇、急公好义、敦视睦邻、惜孤怜贫的性格。为坚定信念，在张廷相的带领下，王世仁、杨效楷、张西元特来到父亲上学的隆坊，在关帝庙中磕头盟誓。张廷相时年已有80多岁，他颤悠悠地拂着银白色的胡须一字一句铿锵有力地说：“我乃赳赳武夫，年愈八旬，救民于水火，捐身何惜，愿以身家性命作保，誓为民众先锋，把交农具运动推行始终。”其他3人也异口同声地发誓说：“我等随同张公，为民请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生则同生，死则同死，坚持到底，矢志不渝，若怀异志，天人共诛。”P8-P10

应牛书申将军之女小梅同志的恳请，我很高兴、很乐意为本书作序。我认为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书申同志比我年长13岁，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陕西较早参加西北革命的老前辈之一。他1913年11月出生于陕西省黄陵县(原中部县)隆坊镇官庄村一个中农家庭。在中部高小上学期间，他多次组织同学闹学潮，宣传爱国抗日，反对国民党当局，被中部县长以“越权干政”的罪名关押了一个月零5天，并给予“夺去公权”处罚。1934年5月初，他决然放弃隆坊小学教师一职，偷奔陕甘边苏区南区革委会参加革命，同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秘书、科长、中宜游击队指导员、中宜独立营政委和中宜□洛四县游击队指挥部政委、中宜军分区政委。1935年12月，调入红一方面军，先后任政治部动员科科员、司令部侦察科科长，参加了东征和西征。1936年6月，调陕甘宁省红二团任政委。1937年10月，调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七团任政治处主任，后调庆环军分区保安大队任政委。1939年7月，调关中军分区保安司令部任政治部主任，后历任关中警备区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警备第一旅兼关中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副政委，驻守陕甘宁边区南大门8年之久。1948年1月，调黄龙军分区任司令员兼警四旅政委，协助西北野战军参与了宜川战役、黄龙山麓战役、澄邰战役、荔北战役和冬季战役。1949年5月，调陕北军区任第一副司令员、代司令员。新中国成立前后，任西北军区独二师政委，改造整训原国民党第二十二军起义部队，并担任了伊克昭盟、榆林地区剿匪联防指挥部总指挥，开展榆林、三边、伊盟及宁夏毗邻地区的剿匪工作；1950年3月，调任第十九兵团兼陕西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后历任陕西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副政委、政委。1963年7月，从部队调到二机部工作，任二机部副部长兼政治部主任。1966年后历任二机部副部长、部党委核心小组副组长、部党委副书记兼基建工程兵二机部指挥部政委、党委第一书记等职。

牛书申同志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带领所在部队浴血奋战，荣获二级八一奖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1937年5月出席陕甘宁苏区党代会，1939年出席陕甘宁边区的第一次党代会。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他是第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共十二大代表。在陕西十分受人敬重。

我与书申同志接触不多。因为我一直在地方工作，而他的绝大部分生涯是在军队系统工作。我最初知道书申同志是在我三边专署工作期间，那时他曾率军来三边分区多次剿匪。我最初认识书申同志已经是20世纪50年代我调到西安工作的事了，1955年从《陕西日报》中得知，书申同志是陕西省军区授予少将军衔仅有的两位同志之一；1956年9月中共陕西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我有幸与同时出席会议的书申同志认识了。1984年我当选为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时，书申同志已经从二机部领导岗位退下来了，他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随团来陕西视察，我们又见了面。……

从2008年开始撰写这本书，到正式出版历经四年多时光。回望这些年来自己采访过的人、走过的革命旧址、参考的回忆录、查阅和整理的庞杂的历史档案，以及最终获得批准出版这本书的过程，总让我心怀忐忑的诚敬和感恩之情，，督促我一定要补上这本书正文中写不到的一些人和事。

这本书最初是从收集父亲在核工业部工作的点滴事情开始的。一个原因是我对这段历史的背景比较熟悉，其中也有我与父亲经历的一些事情。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北京还有许多熟悉父亲、和父亲一起经历过那段不平凡岁月的战友、同事和秘书，他们不仅鼓励我去写，而且自己认真地回顾、整理了许多跟随父亲鲜为人知的往事，提供给我，铺垫了那段被封存保密的人生经历。我受到极大的鼓舞，感受到许多和父亲一样的工农干部和军队干部都是在革命精神的感召下，义无反顾地同科技人员一起艰苦奋斗，在国防建设尖端战线上有所作为。让我更多地体会到伟大工程下凝聚着数不清的来自各个方面的辛勤血汗和智慧。紧接着，我在安徽省工作时曾共事的原安徽省社科院副院长徐则浩听到消息主动帮助我，找到了《赖传珠日记》并复印了有关我父亲的大事记寄给我。有了这一段历史的资料，我增强了信心，决定沿着父亲生前留下一万多字回忆录提供的线索回陕西寻根究底。

当我第一次踏入故乡黄陵县时，我没有想到，由于《黄陵文典》丛书人物卷中已经介绍了我的父亲，在黄陵县文典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刘勇同志的热忱接待下，我得到县委、县政府的鼎力支持，县委、县政府帮助我与周边各县联系，刘勇陪同我前往各处收集资料。此后，刘勇同志调任黄陵县文联主席，县政府又提供经费，明确批准刘勇组织人力，沿着我父亲革命的历程开展了广泛深入的采集原始资料工作。在长达两年多的时间里，跨越了两区(内蒙古自治区的鄂尔多斯市，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吴忠市)三省(山西省临汾市，甘肃省庆阳县、正宁县、宁县，以及陕西省内的许多县)共计40多个县市的党史办和陕西省军史办，还到了陕西日报社、陕西省档案馆、兰州军区档案馆、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收集到大量的陕甘边、陕北革命史档案文集和名人回忆录，大海捞针似的点点滴滴汇集了父亲革命历史的翔实资料。于是，父亲的一生渐渐地清晰起来。我在整理这些文稿的过程中，不仅深入了解到父亲是怎么成长起来的，而且清楚地看到陕甘边、陕北根据地对中国革命的历史性贡献，看到了陕甘边、陕北红军史也是中国现代革命史上重要的一页，看到了陕甘边、陕北老区人民对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创建新中国做出的重要贡献。这些都进一步帮助我理清了父亲的成长史，也使我在深深感受到革命老区人情、乡情的温馨中去熟悉西北革命战争的大背景。

然而，要把《我的父亲牛书申》这本书真正写成值得人们一看的书稿，仅靠几十万字的历史资料，对我这个学习理工科的人来说，还是难以做到的。庆幸的是，我得到陕西省赵正永省长的热忱支持，他嘱托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辛拴民及其几位处长抓紧时间，从宏观历史的角度上把关审稿，提出中肯的修改意见；并同意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完成出版事宜，支持我聘请了军委总参谋部的王晓建同志帮助修改文稿，润色文字。所以，最终出版的由我署名的《我的父亲牛书申》这本书实际上凝聚着诸多组织、诸多同志的心血。

当这本书撰写完之后，我又得到陕西省委原书记白纪年叔叔热情为书作序，真是荣幸之至。

这一切都是我在完成书稿过程中最值得珍惜的东西。特地写入后记以表达我心中难以忘怀的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