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梅、吴素梅编著的《拆迁报告：从北下街和谐拆迁说开去》是从湖南省岳阳市华容县北下街旧城改造征地和谐拆迁的故事而引发的关于中国城市征地拆迁问题的纪实文学。作品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探讨了如何从当今拆迁乱象中寻求一条和谐拆迁的道路，反映了中国走向和谐拆迁的崭新变化。

《拆迁报告：从北下街和谐拆迁说开去》是一部直面征地拆迁问题的报告文学作品，全面、系统、深入揭秘拆迁的百变内幕。

在旧的法律体制还远远跟不上中国社会发展步伐的进程中，拆迁作为新时期的“天下第一难事”，伴随着一路完善与不断健全的法制，它的过程已形成民众之痛、政府之痛、时代之痛。2009年以来，网络上与拆迁相关的信息达到了数十万条。网议拆迁成为最热点话题。面对一次次无限延期的拆迁工地，开发商怎么办？面对即将远离的家园，拆迁户怎么办？面对因拆迁而被“彩绘”的当权者形象，政府怎么办？

让我们的述说，从我们所居住的湖南省岳阳市华容县一个叫“北下街”的地方说起，共同寻找解决这“天下第一难事”的契机。

中国式拆迁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一景，《拆迁报告：从北下街和谐拆迁说开去》作者阮梅、吴素梅围绕拆迁这一话题，描写了地方政府、开发商和拆迁户各自的算计和表现，在矛盾纠结中写出了利益博弈的冲突和人心物化的杂色。

自序

引子

第一章 不能不说的北下街

第二章 网络聚焦中国拆迁

第三章 政府谁是刀尖上的舞者

第四章 开发商你的名字叫血拆？

第五章 拆迁户拆迁富？

第六章 道一声依法强拆好沉重

第七章 拆迁中的人性扭曲

第八章 对簿公堂背后的悲与喜

第九章 当个政府官员有多难

第十章 谁在成就城市中国

第十一章 迈向和谐的必由之路

第十二章 跨世纪拆迁留下的思考

谁的生存谁作主

居住在北下街的，大多是这样两类人。

好不容易跳出农门，工厂却垮了；好不容易有一个单位，单位却改制了。

突然间一下子没有单位要了。可又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没有单位了：身边的企业还存在，那些行政事业单位还存在。就因为还有单位存在着，特别是政府还存在着，他们认为，政府就不能不管下岗工人的吃饭问题。

计划经济时代养育了人们的安全感，归宿感，觉得生是单位的人，死是单位的鬼，一旦单位忽然间不存在，生存的恐慌便如噩梦一样潜来。前天还在以厂为家，能拿月工资，拿劳保，拿公家的电费水费补贴，现在一下子连工资都全没了，脑子便转不过弯来。

于是，有人勤耙苦做，有人借酒浇愁。

有人以不变的愤懑，来遮蔽心头无所适从的恐慌。

特别是看着那些神气活现的还在往单位跑着的人，茶馆进，酒馆出。心里更加不平衡。

他们进得酒馆下得茶馆，未必我们就进不得？愤懑着的下岗工人便将口袋里的安置受偿款当作几个碎银子使。可去了几次茶楼酒馆，太贵。怎么办？自己开！

北下街的茶馆，就这样如雨后春笋般应运而生。

自己可以玩，又赚得几个闲钱可吃些粗茶淡饭。于是。一块巴掌大的地方，不到一年时间，就开了十多家茶馆。只是出入茶馆的人，十有八九是北下街的居民。

还有的人，在这个自己感觉无法把握了的时代，我的日子我作主，今朝有酒今日醉。

梦想离他们总是很遥远，几乎所有的梦想，都难以实现。于是，有的人看透了生活赐予他们暂时的冷酷无情，在生存面前，他们再也不觉得面子有多重要，道德有多重要。有的人开始将自尊贱卖，有的人将法律抛到九霄云外，有的人甚至踏人了犯罪泥沼还乐此不疲。偷摸，扒窃，诈骗，卖淫，不一而足，像寄生在全国各地城市的这些毒瘤一样，也开始在此寄生。

这不是一个容城所独有的疼痛。这是随着贫富悬殊加剧，人们精神被物化后，每座城市甚至延伸到了部分农村的平民伤痛。

这是过去的三十年已经付出的代价。

不能不说，群体过大的下岗失业工人，是我们刚刚经历过的改革时代最大的民生之痛。

中国企业改革的阵痛，我从青春年少时便开始感知。一次次步履艰难地进入一家企业，又一次次满心悲凉地走出，至目前，我曾辗转工作过的十多家企业，无一例外地成为历史的话剧，已经谢幕。

30年的改革开放，华容和中国任何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县城一样，乘坐在历史这艘船上，无法不经历中国大兴企业、大办企业的热潮，企业潮涨潮落，无一例外，他们同样留下了一些不能被岁月风化的贝壳。那些倒闭企业谢幕之后，工人们仍然得存活下来，而存活得不光鲜、不爽快的他们，他们的愤懑，就成了这段历史理所当然的化石。

有一首流传的打油诗这样写道：“青春献给党，老了无人养，回头找儿子，儿子下了岗。”仅1998—2000年间，华容破产改制企业156个，下岗职工达到25600多人。2000年改制实行安置受偿时，有的人拿了一万、二万，有的三千、五千，还有的因企业名存实亡，没拿到一分钱的受偿金。

被单位甩了的委屈，虽然事情已经过去10年、20年，但它还在，这些沉潜于心的委屈一旦找到倾泄口，所爆发出来的冲击力，依然不减当年。

这在后面所叙述的拆迁户与政府的博弈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他们是中国最后的穷人。

那些面对黄土背朝天的农民，经过三十年的努力与挣扎，已经等来中央政策最明媚的曙光，日子开始步入从来没有过的丰足。连续七年，中央一号文聚焦农村、农业、农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以其实实在在的躬身作为，为生存在最底层的中国农民铺就了一幅幅从来没有过的画卷，也兑现了许许多多看得见的实惠。

而这些在农村已经看得见的实惠，城里下岗工人却无福同享。

2010年大年前夜。农村的家嫂曾与我算过城乡对比账，她感慨现在农村生活条件要比城里做工的人强多了。在城市，没有钱万万不能。走路要钱，喝水要钱，吃菜吃饭都要钱，想建房，连合法搭个容身的棚屋都要花上不菲的钱。而在农村，金钱不是万能。只要人勤劳，就能自给自足，吃水、吃粮、吃菜、吃油、建房地基都可以不要钱或出少量的钱。

家嫂的小算盘算出的是一笔中国农村的改革大账。谷贱伤农。19年前，大量农民将养不活自己的田土抛荒不种，外出谋生。就在农村打工热潮一浪高过一浪，村里人一拨又一拨将名下田土扔给乡邻往外跑的时候，家嫂做了个有心人。她任两个儿子在外闯荡，自己卖了旧砖房，和丈夫来到渔业组。在自己开挖的鱼池边筑棚居住。鱼池岸边种了蔬菜瓜果，住处前后种了花草树木，栏里还养了生猪鸡鸭。一年四季，守着这10亩鱼池。变着法子生钱。

2006年，夫妇俩又开挖了一个鱼池，同样是10亩。往后，农村政策一年比一年好。20亩鱼池归她家养殖，不用再交国家一分钱。凭了渔业收人，他们收了两个儿媳妇，添了两个孙女，还清了儿子在外开商店做生意时欠下的9万元外债。

时至今日，“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李昌平于10多年前曾上书总理的这句话。放到时下的农村来说，已经成为远去的历史。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曾为之痛心的农民凄凉情景在中国农村大部分地区已不复存在。作为“皇粮国税”的“人头税”、“田亩费”取消了，通村公路有乡镇修，大的沟渠硬化有国家给补。特别是免除农业税以后，国家还对粮、棉、生猪等种养业有了补贴。

当然，政策给予农民、农村、农业的，还不仅仅这些。全国农村各地发展也还存在不平衡现象，农产品流通难、农资价格过高等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但各种惠农政策还在大踏步完善。  不争的事实是，历史走到今天，有田有土的农民命运已经得到根本性改观。而那一批承受改革阵痛的企业下岗工人，那丢弃了田地奔往企业打工后，又被迫失业的失地农民，他们中除极少数的以技术特长掘得的第一桶金作为资本在城市里立稳了足根，置下了房产，成为了可以和城里人生存质量比肩的那部分人外，还有一部分人，却成为了中国城乡最后的贫民。

P8-11

阮梅

在决定写这本书时，我正处于《世纪之痛——中国农村留守儿童调查》《汶川记忆——中国少年儿童生命成长启示录》等两部纪实作品连续创作后的疲惫期。吃顿饭，要几次弯腰拾捡掉落的筷子；想说话，张不开嘴；站在十字路口，望着沸腾的人流，却不敢迈出步子。躺在床上，足足一周不想动弹。这段时间的我，只有一个心愿，停下长篇纪实文学题材的写作，只工作，少写作，好好休整几年来已是十分疲惫的身心。

而我所在的小城经历的一场拆迁，让我这一心愿暂时难了。我居住在城乡结合部，建设规划图里的拆迁，刚好拆到我家旁边为止。由此，我得以亲眼目睹拆迁到来之后，一些传统美德的瞬息变脸，世道人心的千变万化；看到了我们所处的这一时代，在经济飞速发展的背后，社会问题已是积弊重重；看到了网络作为新生媒体几乎无孔不人，无所不能的令人震惊的力量；也看到了地方政府在整个中国超常大发展的背景下的发展焦虑与殚精竭虑。

可当我真正定下心来准备写这本书时，却害怕了。在此之前，我关注过农村留守儿童亲情缺失、未成年人心理危机等社会热点问题，但全属与未成年人相关的话题。作为“拆迁”这一重大社会热点题材，我又如何能够把握得了它？就因这个题材带来的沉重压力，因外出采访必将承受的孤独与风险，还因身心疲惫期对写作的厌倦，一段时间，噩梦连连，辗转难眠。我还是害怕承担这样一个创作的难题。那么，我不去希图有何建树，只希求透过目前中国拆迁纷繁复杂的现象，与拆迁舆论一边倒的形势，不哗众取宠，不人云亦云，又如何呢？

吴素梅，这位一直默默从事小说创作的作家，放下写小说的笔，走近了我，和我结成两人的团队。整整三年，我们利用工作之余的时间，一起走访，一起研究，一起目睹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也共享采访途中的种种艰辛。我们从岳阳、长沙出发，一路前行，到过中国的武汉、重庆、成都、上海、北京等重要城市，在不同城市同样的繁华背面，探访和寻找不同、但同样令人血脉贲张的拆迁故事，感受拆迁人与被拆迁人的喜、怒、哀、乐，以一颗疼痛的心，记下他们的焦虑或思考。

为了征地，一些开发商不惜“一凶二狠三胡来”野蛮拆迁；为了得到高额拆迁补偿，儿子竟然逼老子以死相搏；为了城市发展的“大跃进”，人民政府一次次坐上舆论被告席。野蛮拆迁对拆迁户造成的巨大伤害和痛苦：在拆迁补偿的利益诱惑面前，拆迁户暴露出的人性弱点，以及上演的各式各样的人间闹剧：政府在开发商与拆迁户之间两头都难的尴尬处境令人咋舌。历时三年多的征地拆迁调查，观其房屋征收拆迁过程中所反映出的人事关系之复杂，人性之贪婪与善变，部分拆迁户家庭条件较之区域外贫穷落后程度，历史遗留问题的体现之充分，真是难以令人置信。中国城市征地拆迁所面临的困难，如今已远远超过当年的计划生育，成为“天下第一难”。

调查显示，近年中国从野蛮拆迁一路走向和谐拆迁的过程中，由政府主导拆迁的新条例最大限度地避免了野蛮拆迁，但新的问题又显现出来。征地拆迁成了老百姓所有利益诉求的一个筐，什么问题都往里装。政府面对的便不再是一栋房子，而是这栋房子本身所承载不了的各种利益诉求，是社会暂时还无法消除的贫富矛盾，是几十年改革开放过程中这些城市弱势群体的所有积怨。换言之。面对的是一个个家庭需要解决的居住、求学、工作、医疗、养老等实际生存之需。而政府不是万能的，更不能违规操作，因拆迁而引起的小老百姓与大政府的对峙便在所难免。

如何从当今拆迁乱象中寻求一条和谐拆迁之路，如何以道德、理性和精神的力量来制衡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唯利是图，如何从解决累积的社会矛盾人手，在法与情中寻求一种平衡，如何以自身的力量减轻自身给社会造成的负担，坦然面对变革时代的社会转型？我们希望通过本书的出版，提出问题，引起社会各个阶层的理性思考。在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道德体系远未健全、法律体制还在不断完善过程中的当代中国，我们以这样一部陈情书，意在剖析中国城市发展之痛，也剖析民生之痛，剖析三十年改革开放后滞留的发展硬伤之痛。

在此题材的创作过程中，我们得到了很多方面的关注与支持。在这部书稿付梓之际，我们要感谢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何建明、中国作协创研部理论处处长李朝全、著名评论家丁晓原给予了这个题材创作的全程关注与鼓励；感谢《北京文学》月刊社社长杨晓升、《芳草·潮》主编刘益善，以及《楚天都市报》 《天津日报》等媒体编辑老师在此长篇题材创作过程中给予中篇文字的发表、选载与连载的机会：感谢湖南省作协将这个题材列为湖南省重点扶持项目：感谢岳阳市委领导韩建国、徐新启对此题材的高度重视，感谢石彦红、李末、熊怡文、吴立平等寓外乡友，以及华容县政府给我们的采访提供了诸多方便；感谢县文联、县作协的文友们为书稿的修改与校对付出的艰辛努力。

还须说明的是。考虑到拆迁题材的敏感，我们将文中部分人名改用了化名。对于这点，还请读者诸君理解与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