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一个民族，首先要了解它的历史，要了解日本，不能忽略幕府时代。

矢作川的《幕府大将军》以幕府大将军川家康的一生为线索，展现了英雄辈出的日本战国时代，再现了16世纪日本战国后期从乱世到治世这一政治进程。本书对同时代的今川义元、织田信长、武田信玄、上杉謙信、丰臣秀吉等日本著名政治人物亦有深度刻画，以及对关原大战、大阪之战等数十场日本战国时代著名战役的场景都有细致入微的描写。

解一个民族，首先要了解它的历史，要了解日本，不能忽略幕府时代。

德川家康、织田信长、武田信玄……这些如雷贯耳的姓名背后是日本政治沿袭与民族精神的集中历练；权力与武力、武士精神与诸侯权谋在这个时代集中绽放。《幕府大将军》全景呈现精彩纷呈的日本战国史，生动再现群雄逐鹿快意恩仇的英雄传奇。

《幕府大将军》的作者是矢作川。

第一编 乱世

第二编 人质竹千代

第三编 清洲结盟

第四编 信长的野望

第五编 毁灭与新生

第六编 与魔王共舞

第七编 武田氏的覆没

第八编 本能寺之变

第九编 秀吉的飞跃

第十编 两雄相对

第十一编 迈向江户

第十二编 杀生关白事件

第十三编 失败的朝鲜攻击

第十四编 两女人之争

第十五编 三成的奋起

第十六编 决战关原

第十七编 幕府大将军

第十八编 淀君的抗争

第十九编 元和偃武

第二十编 三代将军

附录一 完全战国年表

附录二 德川家康年表

附录三 江户幕府历代将军

附录四 日本古今地名对照图

幕府，日本武士的最高领导机构。天皇，则是全日本名义上的君主，代表着日本最高贵的血统。但由于武士控制着地方政权，幕府将军就成了日本的实际统治者。用现代政治学的眼光来看，幕府其实是一个军政府。军人执政的合法性来自所谓的“尊王”，即尊重皇室至高无上的地位。但尊王也是有限度的，皇室也深知这一点，所以天皇总是谨慎地维持着这种平衡。皇室和幕府能共存近七百年，谁都不越雷池半步，这就是妥协的力量。翻尽中国的历史，很难发现这种智慧。

这些都蕴含着日本政治的两大悬案。其一，在战国乱世当中，人人自危，甚至许多强大的诸侯转眼间都灰飞烟灭，而脆弱的日本皇室何以能万世一系？其二，同一个主权疆域内拥有朝廷和幕府这两个政府系统，这种共存与共治如何成为可能？

公元646年的大化改新，是日本天皇为建立中央集权所做的一次努力。当时的孝德天皇模仿中国的大唐帝国建立起以文官为主导的官僚体系。废除氏姓世袭制度，收回地方官吏任命权，建立起三省六部的中央集权，也实行班田制和租庸调制，甚至连京都的城市布局也是模仿唐帝国的长安城建造起来的。

然而日本毕竟不是唐帝国。大化改新的时候，日本的贵族势力仍然很强大。所谓的贵族，就是传承着高贵的血统和赫赫武功的一个群体。这种与生俱来的骄傲与光荣，甚至在皇权面前也能光芒四射。在贵族统治的封建时代，这个群体是国家的集体股东，天皇只是世袭的贵族领袖，远未达到中国皇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程度。

建立唐帝国那样的官僚体系，并使之能够有效地运转，皇帝必须有足够的决心来削弱贵族的力量，废除等级制度。显然天皇在这方面做得并不彻底。例如，日本大化改革中的科举制度，参加考试的只能是贵族和官员的后代，而且即使通过考试也未必能做官，出身与门第仍是政府选拔官吏最重要的标准。

自汉代以来，中国的皇帝都在不断打击贵族的力量，到唐朝的时候，传统贵族的势力已经大大衰落，等级制度也在瓦解中。此时文官政治已有条件全面代替贵族政治，皇帝也开始通过科举制度来选拔帝国的官吏，使得平民有可能参与国家政治。中国的历史，实际上是皇权不断扩张的历史，也是贵族不断被消解的历史，最终真正建立起以皇权为唯一权威的统治秩序。严格地说，中国的封建王朝并非真正的封建制，贵族被边缘化，等级与门阀的观念只在世俗生活中而不对政治产生影响，普天下之下全是皇帝的子民。皇帝是这个国家的唯一股东，这个国家的所有成员都是皇帝的私人财产。帝国的子民都需要皇帝的恩赐才能获得荣耀，而理论上对于每个成员来说这样的机会是均等的。也可以认为“皇权面前人人平等”，这就是集权政治。

贵族政治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对皇权形成了一定的约束，让皇帝如芒刺在背；同时又使处于等级社会中金字塔最顶端的皇权充满了浪漫与神秘的色彩。中国的皇帝选择了追求无限的权力，于是要削弱贵族的力量，消解等级秩序，却使权力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而成为众矢之的。对皇权唯一的约束是儒家的传统，但皇帝乐于接受这种传统，仅仅是形式上的约束，因为儒家传统同时也约束着帝国臣民的思想和行为，为皇权形成一道屏障。但这种屏障是脆弱的，根本挡不住底层反抗力量“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呐喊，要维持这种无限的权威，就像一张拉满的弓，总会有因疲劳而崩溃的时候，任何曾经灿烂辉煌的皇权最后都难逃王朝更替的命运。皇帝喜欢子民称其为万岁，然而集权政治之下，却鲜有万世一系的皇权。

日本虽然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但政治上却和欧洲人一样，选择了贵族共治的体制。等级社会是贵族政治的必然结果。一个严格的等级秩序具有双向的吸纳作用，一方面它消解了皇权肆无忌惮的扩张，一方面也能吸纳底层反抗的力量。这种体制决定了日本社会很难形成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同时也很难发生皇权法统的更替。大化改新中模仿唐朝建立起来的官僚制度无法帮助天皇建立起真正的中央集权。尽管日本也实行过班田制等土地国有政策，但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土地兼并和庄园的兴起仍不可避免。于是在一些大庄园中形成一套完整的庄园组织和行政模式，并发展出私人武装。这并非是不可想像的，即使在发明班田制的鼻祖中国，土地兼并似乎也是每个王朝无法避免的一个趋势。但往往还来不及威胁到皇权，王朝却因为其他原因而土崩瓦解了。新的王朝开始时，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土地国有的进程，周而复始，始终无法形成强大的土地贵族和依附于土地的军事集团。而在日本，这样的进程在九百多年来是从来没有被逆转过的，一直到形成公元1560年前后的日本分裂格局。不仅如此，还在此政治格局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套武士道的价值体系来，这自然是后话了。

天皇曾在公元1069年试图取缔过庄园，但未获成功。这些私人武装经过长时间的整合，逐渐发展成为地方的武家集团。公元10—11世纪的几次全国大动乱，天皇需要借助地方武力平息叛乱，这就为某些较大地方武家集团中的军事领袖提供了崛起的机会，从而成为武家集团的代表。武家集团的势力越来越强大，天皇与朝廷开始失去在京城控制事态的有效能力。从公元12世纪开始，日本出现了平氏与源氏两支军事贵族争霸的局面，史称源平争霸。源氏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战争胜利后，源氏的领袖源赖朝谢绝了去京都接受官职，他在关东地带巩固了政权，建立了完整的“御家人”(家臣)队伍。公元1192年源赖朝接受将军称号，使权力合法化。同年建立日本历史上的第一个武家政权——镰仓幕府。

也就在这个时候，幕府派出亲信武士“御家人”(家臣)在各国担任守护一职，以武装维护地方秩序。这时的朝廷被称为公家，幕府被称为武家，日本的封建贵族政治进一步得到巩固。

从帝国到军政府，政治中心转移到远离京都的镰仓。从此皇室彻底被权力边缘化，这也不知是皇室之幸还是不幸。也许正因为皇室远离政治的中心，反而使得诸侯对取而代之的兴趣不大。而日本森严的等级制度，即使皇权也无法逾越血统与门阀肆无忌惮地扩张，同时也使拥有实权的幕府不敢逾越血统以取皇室而代之。日本特殊的贵族政治与等级社会，是朝廷与幕府能够长期共存的重要原因。

之后，天皇也曾一度短暂恢复过权力。

第一次倒幕运动发生在公元1333年，京都的失落贵族与地方诸侯的联合，以恢复天皇的权力为名推翻了镰仓幕府，北条高时被逼自杀。

但仅仅两年，倒幕的大领主中以足利尊氏为首领，公元1335年宣布自己为将军，因遭到后醍醐天皇的拒绝而另立一位皇子为新皇(光明天皇)。后醍醐天皇率群臣逃到南方，在吉野建都，史称南朝。而足利拥立的光明天皇政权称为北朝。P4-6

1989年，中国人还在热情地学习日本的经济奇迹时，一位名叫比尔·艾默特的英国驻日记者写了本《太阳会沉下山》的书，预言日本经济将会走向崩溃；2003年，中国人都在为自己的经济奇迹欣喜不已并认为日本早已过气时，又是这位艾默特预言日本经济将东山再起，他写了篇《At Imst，Japan is Flying Again》的文章，接下来又写了本《The Sun Also Rises》(《太阳还会升起》)，再次准确预言了日本经济将重振的走势。不过，此时的艾默特早已由《经济学家》的记者变成总编了。

艾默特不为中国人熟悉并不奇怪，毕竟，日本经济在小泉时代已走出困境亦少为人知。中国人通过媒体所知的，往往仅是小泉上台以来的对外强硬态度。恰恰因为对小泉执政以来日本国内的巨大变化所知无多，所以国内媒体一些人对小泉获得极高支持率百思不得其解。如果想了解日本金融危机的根源和如何进行的改革，英国《金融时报》记者吉莲·泰特的《拯救日本——泡沫崩溃后的银行危机与华尔街行动》一书，是这方面最权威的作品。

作为一个较长时期关注日本的新闻人，我很在意中国同行对日本的报道和介绍，而且经常对比中国新闻界与其他国家对日本报道介绍的差距，不能不遗憾地说，中国新闻人对日本的报道介绍，不但肤浅而且非常片面。以今天中国新闻界对日本的认识水平，中国记者中永远诞生不了艾默特和吉莲·泰特这样的人。日本经济衰退已过去十多年，但今天，中国对日本经济衰退的总结，几乎还一边倒地认为，是日本当年接受了“广场协议”上了美国人的当，但笔者接触到的日本记者或官员却无一认同这种阴谋论。

新闻如此，有关日本的学术与通俗书籍也是如此。令人遗憾的是，今天中国认识了解日本最权威和代表性的著作，恐怕仍当首推戴季陶的《日本论》和王芸生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就是这两部作品，不但不是专业的学术作品，而且都是六十多年前的东西，世易时移，。它们对认识了解今天的日本，作用恐怕非常之有限。尽管近年中日关系渐趋微妙，有关日本题材，不但总是媒体热点，而且相关的书不断出版，但中国人了解的日本与真实的日本，其间的距离不但没有被缩小，事实上相反，很多时候，阅读日本只是在强化固有的想象。

而在日本，与中国相关的书籍，题材之广泛远远超过一般中国人的想象，凡举今天中国热点的三农问题、贫富分化问题、贫困生失学、房地产泡沫乃至环境污染问题，统统可在日本书店找得到相关书籍。更不要说多如牛毛的中国历史类书籍，光《三国演义》里的英雄们就差不多和日本战国群雄打了个平手，至于中国古代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的更是应有尽有。应该说，这类书只证明中国对日本的文化影响以及日本对邻居当下发展的关心。当然，日本书店永远少不了为侵略辩护的声音，同样，与“警惕日本”相对的是，各种名目警惕中国的书也林林总总。

这绝不意味着日本国民上下都在丧心病狂地打中国的主意，虽然我们经常会被人告之日本人就是这样的，其实这是比无知更可怕的愚昧和蛮横逻辑。因为它反过来还可以说，因为日本人对中国暗怀非分之想，所以要研究中国。但事实上，就我所知，日本人远不如中国人这样喜好关心本国政治，更无中国这种人人皆想成为国际战略家的热情。

不错，中国是距日本最近的国家之一，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向日本派出了更多的留学人员，投入了最大的研究力量，但中国对日本的研究和介绍水平，离那些对日本并不太关心的发达国家还有着天壤之别。最近，一位著名学者为刚出版的一本关于日本的通俗作品作序，序言中写道：“为什么中国人对日本的了解那么肤浅，充满了误区和盲点？”但是，那本书的内容和序言中多少就充斥着肤浅的认识和误区，甚至不妨说，那本书本身就无意中强化了对日的肤浅认识，算是对序言中问题的最好注解。

我们这么关心日本，但为什么对日本的了解却始终流于肤浅并充满误区？一方面，这是国家整体研究教育水平的体现，中国学界和大众传媒在方法论和研究工具的落后，不但体现在对日本的研究了解水平上，同样体现在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研究上。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日本之于中国在历史和现实政治上的特殊性地位，我们不可避免地会把特殊的情感带到对日本的介绍和研究中去。也许，我们认识和了解的日本，仅仅是我们想象中的世界，而日本国民，仅仅是一个仇恨想象中的特殊族群。

尽管中国书店里有关日本的书总是长盛不衰的热门，但与日本相关的书很大部分题材都集中于60年前的战争上，即使谈到今天‘日本，也多半是一种对前者的延伸阅读，纯粹研究介绍今日日本的书，不能说没有，但大都躺在冷僻的角落，面向大众的畅销书，永远热闹的是60年前的历史和今天日本的威胁。这种独特的景观当然不能认为这是因为中国是个特别重视历史的民族——你很难看到关于古代日本的中文书籍。如果书店的书是面镜子，那么，在今天的中国，日本几乎还是特定历史时代的那个日本，至于当下的日本如何，若不能理解为我们实际上并不关心今天的日本，只能说明，多数人认为今天的日本就是昨天的日本。

不过，中国正不可阻挡地成为一个日渐多元和开放的社会，由于两国民间交往的日益加深，对日本的了解和认识，除了新闻媒体和学界外，民间个体的观察和认识正逐渐成为一个重要渠道和途径，而且，对日本这个国家，越来越多的关心者超越仇恨，不是因为“日本威胁”的紧迫，只是出于朴素的对知识的探求和对世界认识了解的好奇。也许这才是中国人能平和真实地了解日本的开始。

黄章晋

大仲马在他出神入化的巨著《基督山恩仇记》中，最后一句话，就是：“等待！”这是一个奥秘，卑屈的懦夫用它遮羞，坚强的巨人把它作为跳板。日本战国时代，英雄豪杰辈出，包括丰臣秀吉在内，也只有德川家康深深领悟到这个奥秘。

——台湾作家：柏杨

阅读《幕府大将军》，不但可以提纲挈领地掌握日本战国时代重要的史实和战役，亦可了解德川家康奋斗的过程和成功之道，并且将其重要的原则运用在企业的经营管理和商战上。读一本能有如此多方面的收获，无论如何都是值得的。

——台湾作家：张永城

对日本这个民族，无论爱还是恨，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首先我们必须了解它。把日本人自己最津津乐道的时代推荐给中国读者，《幕府大将军》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南方周末》时评家：笑蜀

一个奇怪的现象是：在日本早就把中国研究得底掉时，中国人对日本的了解却是却是一片鸡毛蒜皮。幸运的是，在这个十三亿人口的国家中，毕竟开始有人认真做这件事儿了。为此，我对这本《幕府大将军》充满期待。

——《帝国政界往事》作者：李亚平

《幕府大将军》演绎的历史堪比我国的三国时代，它让我们看到了日本最壮丽的历史画卷，那里有诗、有杀戮、有谋略、有人的精神气魄，我们不仅可以领略到以小搏大、以弱胜强的自由意志，而且可以体会到个人主体在历史洪流中的抗争及宿命。

——《非常道》作者：余世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