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巴黎，先学学规矩
巴黎，大码头。
有多大呢，市中心人口将近230万人，再广一点，整个法兰西岛人口达1200万人。这样的城市规模，在欧洲算是一个超大的城市了。
塞纳河穿城而过，把城市分为浪漫的左岸和华丽的右岸。从晨曦到日落，无尽的人流、车流，在城市的大街小巷穿行不息。这里有一个欧洲大都会所拥有的一切繁华：时装周、车展、逛不完的博物馆、看不完的展会……当然，这里也有一个大码头该有的种种规矩。像我这样之前在欧洲其他国家生活了快五年的人，到了巴黎，也要乖乖去适应。
比如开车这件事，欧洲人普遍是非常规矩的，车速虽然快，但是很少出事故，而且开车人会心平气和。我在比利时、荷兰、德国开车，都是这样的待遇。没想到一到巴黎，完全不是这回事儿。急躁的巴黎人抢道、按喇叭以及行人闯红灯的现象，比比皆是。特别是在每天上下班高峰时段，不规矩的汽车、摩托车交织在一起，堵上添堵。如果你太规矩、太心软，还很难从车海中挣脱出来呢。
再比如家里电视机的机顶盒出故障了，你只能拨打一个全国服务热线。这个经常占线的电话，好容易打通，就碰到接线员A，不出三句话，他就把你转给另一个业务员B，业务员B一定会告诉你，这个问题还要找A解决。如果你够机灵，记住了A的名字叫Pierre，那业务员B会问你，我们全国热线的接线员有数十个人叫Pierre，你找的是哪个？
这都是我和巴黎这座城市相遇的开始。巴黎厚重的文化、庞大而繁杂的人口，构成了一个独特的大码头。在这个码头上，我不得不去摸索对策，在摸索过程中，遇到了一个个令人爱恨交加的法国人。他们让我一点点明白，巴黎这座城市，远比看上去的更加生动、更加有层次，绝非浪漫那么简单。
敲开卢浮宫的大门
巴黎，仿佛一朵玫瑰花。中心是西岱岛，岛上有著名的巴黎圣母院，然后向四周发散开：卢浮宫、奥塞美术馆、荣军院、巴黎歌剧院、埃菲尔铁塔……
如果你在夜幕降临时，登上巴黎第一高楼蒙巴纳斯大厦的顶层，向下眺望，你就会明白我的描述：每一个精美恢弘的建筑在灯火的照耀下，变成一个个金色的花瓣，层层绽放，夺目耀眼，它们赋予了整个城市梦幻般的色彩。
面对这样的景色，作为一个游客，你可以用相机轻松地拍照。但是作为一名电视记者，我却碰到了棘手的问题：出于对本国文化遗产的保护，法国政府要求摄像记者必须在拍摄前向建筑业主申请一份“拍摄许可证”，否则私自在巴黎街头使用专业摄像机进行拍摄，会有巡逻警察上前阻止。摄影、摄像，一字之差，待遇天壤之别。这也是大码头给我立下的第一条规矩。
“拍摄许可”和法国一些部门的经济利益挂钩，所以申请过程变得非常复杂。
卢浮宫，巴黎的三大博物馆之首，精美的建筑和丰富的收藏令多少游客流连忘返。对电视记者来说，这是最佳的采访拍摄地点，但也是申请拍摄许可难度系数最高的一个地方。
2009年，我的一个大型拍摄计划《走进卢浮宫》，就因此“卡了壳”。我的拍摄申请被转到法国历史古迹管理局。古迹管理局的负责人很明确地告诉我说，卢浮宫的馆藏作品由上百个基金会管理，各个基金会按照拍摄每分钟300欧元至1000欧元的不同标准收费。也就是说，如果用摄像机在卢浮宫里扫一个全景，画面里可能拍到的数十个作品必须分别缴费，将是一个天价！面对这样苛刻的要求，我只能选择放弃。
两年后，也就是2011年，卢浮宫居然主动邀请我进行拍摄，不再有所谓的基金会的收费要求，我可以自由地在卢浮宫拍摄，时任卢浮宫馆长亨利·卢瓦雷特还主动提出接受我的专访。
之所以受到这样的厚待，是因为中国故宫准备在卢浮宫举办一场重要展览：“重扉轻启——明清宫廷生活文物展”。作为当年中法两国规格最高的一个文化交流活动，卢浮宫将中国代表团奉为上宾，对中国的媒体自然格外重视。
为了防止拥挤的参观人群影响我的团队的拍摄，卢浮宫专门选在周二闭馆时请我们入馆拍摄。我终于得以在空无一人的卢浮宫大厅里，静静地欣赏这些人类巨匠的作品。除了拍摄大名鼎鼎的镇馆三宝（胜利女神像、断臂维纳斯像、油画《蒙娜丽莎的微笑》）外，我特别在绘画馆多作停留，细细端详欧仁·德拉克罗瓦的《自由领导人民》、杰里科的《梅杜莎之筏》、路易·达维德的《拿破仑一世加冕大典》等作品。这些巨幅画作让法国历史上最恢宏浪漫的历史重现，我仿佛看见：拿破仑骑着马在香榭丽舍大道上疾驰，他急着去见谁？莫奈站起身，收起画板，最后望了一眼巴黎，他要赶往伺方？奥斯曼男爵在塞纳河边陷入沉思，第二帝国宏伟的巴黎城市改造从这里开始，但他还在苦苦地等一个人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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