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们78级研究生来说，除了张岱年先生以外，最重要的老师就是朱先生。入学那时，除了张先生这样年纪的老先生我们称先生外，五十几岁以下的先生多称老师，所以我有好多年都称朱老师，后来才改称朱先生。在改口的开始几年，我自己心里还是觉得叫朱老师亲切些，但慢慢也就习惯了。初入学时，我们曾在张岱年先生课上问他，朱先生是不是他的学生，张先生说：“他解放前在清华上我的课，我两年都给他100分！”张先生还说“他现在已自成一家”。
朱先生给我们开的通史资料课，长达一年有余，每周两次，每次四个小时，上了两个学期，还没讲到王船山，所以第三个学期又继续讲，上得大家往往头晕脑胀，而朱先生兴致勃勃，欲罢不能。这门课不是本科的中国哲学史课，而是专门给研究生上的中国哲学史通史资料课，本来的设计是主要读资料，但讲着讲着，就不讲资料了，讲成朱先生的中国哲学史通史。这个课讲得比本科的中国哲学史课要深得多细得多。朱先生的这个课对我们非常重要，不仅在一个较高层次上把整个中国哲学史深入地重新走了一遍，而且把其中理论问题和学术争论都全面揭示出来了。同时，这对我们也是一次以“北大学派”（这是后来朱先生多次跟我谈的问题）治学方法的重要洗礼，朱先生这一次中国哲学史通史讲课，其体系之深入与广博，我相信是前无古人，而后来者也不会再有的，因为现在的研究生没有中国哲学史通史课，而本科的通史教学都走向简短，以各门断代专题课作为补充。我在研究生时代写的郭象、张载的论文，都与朱先生的这门课对我的启发有关。
朱先生不仅上课，还找大家到家里去谈，第一学期结束，大家交了对《管子》《内业》、《心术》篇的注释作业，假期中朱先生找我们十个人分别去谈，这种教学认真负责的态度，今天很少有人做到，我自己也从来没做到过。1981年春夏，每个人的研究生毕业论文初稿都拿给朱先生去看，这大概不是教研室的规定，而是大家对朱先生的一种依赖，反正麻烦朱先生也没关系，他肯定会给我们的论文把关。我记得朱先生找我去谈我论文的时候，点头予以肯定，说我的论文“有点新东西”，得到朱先生的鼓励，我当时很高兴。
在上朱先生通史资料课时，讲到魏晋哲学和北宋哲学时，朱先生都提到本体论和宇宙论的分别，指出在欧洲哲学史上沃尔夫最先提出这个分别，汤用彤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以此分析汉代哲学和魏晋玄学哲学形态的差异。本体论和宇宙论的分别，在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已很少有人再用，当时的学者多认为本体论是旧哲学名词，不宜作今天哲学史分析的方法。但朱先生在课上还是强调这一点，这是对教条主义方法论的拨乱反正，这对我也有一定的影响。我的博士论文对朱熹理气观演变的分析，除了利用冯先生逻辑在先的分析外，也利用了这个框架，论述了朱熹哲学从本体论到宇宙论的变化，这个分析就是受到朱先生讲课影响得来的。P406-4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