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汉代统称西羌，唐时叫做吐蕃，明朝又称为乌斯藏。素来信奉佛教。开始的时候最推崇的是红教，喜欢研究符咒以及吞刀吐火那些装神弄鬼的伎俩。后来有位叫宗喀巴的尊者，进入大雪山苦修数年，修成以后下山，矫正戒律，排除了以前红教中的那些幻术成分，由此而创立黄教，也就是喇嘛教。喇嘛教一经创立，立即风行整个藏区，原先的红教便慢慢衰落下去……”这是来自陈渠珍的《艽野尘梦(白话插图本)》的节选部分。

《艽野尘梦(白话插图本)》是贺龙元帅指定十八军首长的入藏参考指南。

读懂西藏，从读陈渠珍的《艽野尘梦(白话插图本)》开始：

鬼斧神工的险峻天堑，匪夷所思的藏地风俗，一代人杰的高原绝恋；处处惊心、字字泣血，“湘西王”私人记叙一百一十五人徒步穿越无人区，千里逃亡路上，人性光辉与丑陋的真实再现。

总序

第一章 成都至察木多

第二章 腊左探险

第三章 昌都至江达

第四章 收复工布

第五章 进击波密

第六章 退兵鲁朗及反攻

第七章 波密兵变退江达

第八章 入青海 

第九章 过通天河

第十章 遇蒙古喇嘛

第十一章 至柴达木

第十二章 丹噶尔厅至兰州 

后记

总叙

第一章 成都至察木多

第二章 腊左探险

第三章 昌都至江达

第四章 收复工布

第五章 进击波密

第六章 退兵鲁朗及反攻

第七章 波密兵变退江达

第八章 入青海．

第九章 过通天河

第十章 遇蒙古喇嘛  

第十一章 至柴达木

第十二章 丹噶尔厅至兰州

第三章 昌都至江达

赵尔丰得知藏兵已经抵达恩达，于是亲自率领五营边军从更庆来到昌都。到达当日，我们援藏官兵齐集在四川桥东岸迎接大驾。

边军虽是旧式军队，但因进入川边的时间较长，跟随赵尔丰转战四方，以骁勇善战著称。这支军队，官兵的体魄也甚是强健，在康藏这种高原山地，每日行军百二十里，习以为常。

这一天，我随部队出来迎接。等了很久，才见到大队人马从河对岸的高山上疾驰而下。有以前曾在边军服役的老兵，指着那最后一位骑跨着骏马，身穿得胜褂、系着紫战裙的威风凛凛的老者，说这就是赵尔丰。

等到边军通过四川桥，进藏清兵全体敬礼。赵尔丰从军前飞驰而过，目不斜视。我仔细看他，发现他此时的状态和相貌，与以前在成都时已迥然不同。

赵尔丰在任四川总督期间，头发胡须还只是间杂着白发，看起来仅只五十多岁年纪。而今，却已经霜雪满头，须发尽白了。

进藏官兵因守候的时间较长，在凛冽的朔风中，一个个浑身战栗，支持不住。赵尔丰的年龄已经七十多岁了，身着戎装，端坐马上，寒风吹衣而起，浑身肌肉毕现，见不到一丝畏瑟状态。真正是老当益壮、矍铄无比！

当天，钟颖率领标统、管带等级别的军官去钦帅行辕参谒拜见赵尔丰，直到半夜才回来。有个叫张子青的护兵班长，当时跟随林修梅一同前去，先跑回来告诉我说：“钦帅责怪您冒险进入腊左，只知贪图功劳，却因此丧失战机，论罪当斩！这下该怎么办呢？”

我问：“林修梅管带当时是怎样应对的？”

张子青说：“管带只是沉默不语。”

我对林修梅当时为何持这种态度，感到甚是奇怪。等到他回来，又试着问他此次谒见的情况，可他只是说钦帅明天早晨会传见我，却丝毫不谈及其他事情。到这时，我才知道林修梅是何用心了。

但当时还是往好处想，我本来只是奉命而往，为完成使命，不顾万死，受尽干辛万苦，难道还有谁可以歪曲这些事实不成？  待到第二天早晨，我正准备去见赵尔丰，刚一出门，就见到赵尔丰身边的武官拿着大帅令前来传我。见此，我极为惊讶，只好随他而去。到了那里一看，见钟颖和军粮府的刘绍卿都一起站在行辕外面。

武官带着我进帐。只见赵尔丰站立在大帐中央，暴怒不已。叱责我贪图功劳，甘愿以身犯险，结果被俘，长了敌人志气，灭了自家威风，有损威辱师之罪，要对我军法从事。

听见赵尔丰大怒，钟颖和刘绍卿急忙从帐外进来，极力缓和气氛。但赵尔丰的狂怒依旧停不下来。

到了这个地步，我知道再也不能顾忌到林修梅了。于是慷慨应答道：“我当然知罪。但此行却是奉命而去。虽然遭到俘虏，但藏人最终还是以礼送回。并且我在藏人那里，宣示了朝廷和大帅的威德，使藏兵望风撤退。是功是罪，自己不敢说，只希望钦帅能够明察。”

钟颖在一旁又极力为我解释，赵尔丰这才慢慢转回心意。开始详细盘问我如何奉命而去的前前后后，又问林管带是否果真知道你此行前去腊左这件事情？我都一一按实回答。并说军粮府还有林修梅管带留下的咨文可以佐证。

赵尔丰一一查问清楚，又派人去军粮府取来管带咨文检验完毕，于是反问林修梅。事实确凿，林修梅赧赧无以应对。

赵尔丰大怒，当即解去林修梅的顶戴佩刀，并立刻在书案上写下朱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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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汉代统称西羌，唐时叫做吐蕃，明朝又称为乌斯藏。素来信奉佛教。开始的时候最推崇的是红教，喜欢研究符咒以及吞刀吐火那些装神弄鬼的伎俩。后来有位叫宗喀巴的尊者，进入大雪山苦修数年，修成以后下山，矫正戒律，排除了以前红教中的那些幻术成分，由此而创立黄教，也就是喇嘛教。喇嘛教一经创立，立即风行整个藏区，原先的红教便慢慢衰落下去。

西藏黄教有两位政教合一的领袖。第一称做达赖，也就是当时的藏王。达赖驻在拉萨，握政教权力于一体，统治着整个西藏，同罗马教皇差不多。第二称做班禅，驻在后藏，但权力、威望就比达赖逊色多了，仅仅只有一个教皇的名号而已。

虽然在清朝初期，朝廷就设立了驻藏大臣来督办西藏事务。但真正开始掌握西藏政权，是在乾隆皇帝平定廓尔喀（尼泊尔）之后。

后来印度沦为英国殖民地，大英帝国的军队也直抵喜马拉雅山麓。这时，俄国的势力也已经越过帕米尔高原，预谋侵夺中国领土。英、俄两国对中国势力范围的争夺加剧。于是，英人想要得到西藏，进而窥伺西康和四川，以完成其在长江流域的势力范围。而俄国人也同样想得到西藏，再将印度变为附庸，然后越过葱岭，夺得新疆，最后席卷整个蒙古高原。

英国人自从失去北美殖民地之后，则更加依赖印度这块宝地，唯恐俄国捷足先登，因此先发制人，以利诱惑达赖，支持承认西藏为独立国家，并与西藏唐古特政府直接签订了英藏新约。当时的驻藏大臣有泰也被迫在条约中署名。自此以后，大清朝廷自救不暇，更没有能力和精力顾及天高地远的西藏事务了。

达赖既被英人所掌控，驻藏大臣，又都是昏庸老朽之辈，加上清朝当时皇帝孱弱，太后专权，不知列强有得寸进尺之心，应该首先固守藩篱。

达赖后来也渐渐察觉了英人想要并吞西藏的阴谋。他的属下，藏王边觉夺吉却对沙俄心存幻想，见到英国人对西藏领土虎视眈眈，便想得到俄国的支持来抵制英国。因此借祝贺俄国沙皇加冕为名，游说俄国牵制英国。

英国人听说这个消息后，大为恼怒，当即派遣了数干精兵，越过喜马拉雅山入侵中国领土。

达赖从来以活佛自居，到这个时候还通过建亭寺护法跳神问卜，幻想通过神示来决定是战还是和。

护法的占卜显示：佛祖能保佑我西藏，我们能够打败敌军并且可以缴获他们的枪械，请决战。

达赖竟然相信了这样的无稽之谈，于是调动藏兵数干在庆喜关外抗击英军。由于英军骄傲大意，以为不会遭遇抵抗，冒险深入，以致遭遇藏军伏击，仓促应战，在死亡百余人后，稍稍退却。

西藏上下，拍手相庆，都认为是神言灵验，英军果真不堪一击。＿而这时，英军经过整顿之后，继续攻击西藏。而藏兵又都是些临时召集的农牧民，缺乏训练，终于导致大败，战死一千多人。自此，在英军的进攻面前，藏军望风披靡。

达赖知道大势已去，于是逮捕了误判惑众的建亭寺护法处以磔刑。并将其母亲囚禁在工布的头波沟，而自己则携带珠宝珍物数百驮，率千余人逃往哈喇乌苏。因驮运队伍过于庞大，行动甚为缓慢，担心被英军追上，只得将宝物封存在喇嘛寺中，派兵留守。达赖自己则率百余人企图奔入俄国求援。

清廷在得知这件事以后，多方拦阻达赖赴俄，前后时间长达一年之久。达赖见去俄国无望，只好被迫进京求援。在达赖离藏之后，清廷先后派遣张荫棠、联豫等大员入藏办理善后事务，直接掌管西藏政权。面对西藏当时的复杂局面，联豫奏请从四川调兵入藏驻防，以起到震慑反侧的作用。

我当时任四川陆军六十五标队官，也就是在此时进入西藏的。

我从长沙军校毕业之后，担任湖南新军第一标队官（相当于现在的连长）。

湖南的新军，是由当时的湖南巡抚端方创办起来的。以原来老式的巡防军改编为一、二两标，但老式军队的缺点是：士兵的思想都幼稚顽固、很不开化，将官们也多是从行伍中拔擢起来的，保留了许多旧军队的习气。

只有我所统领的这队士兵，刚刚从我的家乡湘西招募而来，都是一些思想先进的青年学子，相当一部分还是成绩优秀的公费生。

当时，革命思潮已经在内地开始萌芽，湖南的革命风气在全国各省之中最为激昂。但是襁褓中的革命，是那样的脆弱不堪。因为缺乏经验，那些革命的先行者们不断遭到失败。在一次又一次的教训中，革命者们明白，中国的革命必将采取暴力手段，不联络军队不足以颠覆满清政府。于是，在革命领导者黄兴的家乡——长沙，设立了同盟会支部。

我也看清了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上下失心，外夷列强们对中国不断侵凌蚕食，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所以当时也特别醉心于政治改良革命。

我的部下都是些青年才俊，是当时真正意义上的新军。平时除军事训练外，还教授国文、史地、测算等科目。

可新式的学法也容易让人接触新的思想。事情的发展往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一年之后，整支部队的思想为之一变，其中的大部分人都加入了同盟会。他们在天心阁城楼上秘密集会，抨击朝廷，慷慨激昂。对积弱国家前途的担心，以及对满清朝廷无能的愤慨，这些情绪在日益增长。

这种结果，无疑与在他们身上花了无数气力、寄托了无限希望的朝廷统治者们背道而驰，越来越远。大清这驾无法羁驶、即将行向末路的马车，注定了即将退出历史舞台的命运。

我从小读的是圣人之书，本来希望借助革命思想来使民众们能够积极进取，从而使国家得到复兴，而不是以暴力手段进行惨烈的改朝换代。可是，在列强压迫、政府无能的现状下，国人们早巳对腐朽的朝廷失去了信心，山雨欲来，一场天翻地覆的大改变在所难免。

事情的发展与初衷越来越远。遥想着即将来临的天下大乱，我在极度失望之际，作出了辞职回家的决定。

我在家乡凤凰赋闲了一年时间。到了第二年，有同学约我一起去湖北拜谒当时的湖北巡抚赵尔巽，以寻找发展的机会。

赵尔巽在当朝的那些封疆大吏中，算是最为明白通达的一个。当初在湖南巡抚任上，就曾将所有的老式学院改办为新式学堂，并且锐意操练新军。我们当时就读长沙军校时，曾受过他的培育教训，也可以算是他的学生。

我们到达武汉，得知赵尔巽的弟弟四川总督赵尔丰，正在受命处理川滇康边务，一旦落实，将会有川边之行。正是亟需人才的时候，出于对我等的赏识，当然更多是出于对西藏局势的担忧，赵尔巽愿意资助我们入川，希望我们能在川边有所作为，为垂暮的大清王朝尽上一份力量。

哪知到了成都之后，因为湖南革命风气最为浓烈，保守的赵尔丰对湘人成见很深，他怀疑湖南人个个都是革命党，生怕因此引发四川的革命风潮，并没有立即擢用我们。

我在入川时，带了新婚不久的妻子，还有一些亲戚子弟，一时依靠无着，只好暂时租住在成都，等待机会。

幸好过了不久，赵尔丰被正式任命为川边大臣，由赵尔巽移接四川总督。我也因此被任命为川军六十五标队官，隶属于协统钟颖。紧接着被派遣防守百丈驿。

百丈驿属四川名山县，是连通西藏的重要途径，出川入藏的商贾宦旅往来频繁。我在这之前就听说英国人正急于图谋西藏，所以利用军中的闲暇时间，向那些去过藏区的部下了解西藏的山川形胜以及风俗习惯。并参照一些与之相关的地图、书籍，加以修正和理解，也算是对西藏隋况有所了解。

正好这时，统领钟颖奉旨组织军队进藏。作为军人，见到有打仗立功的机会，自然心中激奋，于是，我向钟颖递上一份西征计划书。因为平时细心搜集，书中对于如何进军西藏规划得颇为详尽。钟颖正急需了解藏情的人才，看过以后，大加赞赏。马上召我回到成都，一番长谈之后，委任我为进藏清兵一标三营督队官。

可是，有了这样的机会，我却犹豫起来。此去西藏，气候恶劣，前途，未卜，自然不能携带家眷。而妻子在成都又没有固定的住所，留下来没有依靠，送回去无人陪同。弱质娇妻，山高路远，一旦出塞，征妇怨曲，又将重写，怎么叫人放心得下。想到这些，我只得极力推辞这份难得的机会。

三营的管带林修梅也是湖南临澧人，又与我一同入川，他连着几天苦劝督促，希望我能同他一起入藏。钟颖在了解到我的情况后，又送来很多钱财，作为我亲属在成都的生活和安置费用，并且许诺月俸从优。

既然如此，我也很感谢他们的盛情和殷切。钱财固然是身外之物，但是知遇难求。于是下定决心入藏。

当时，革命思潮遍布于中国的南部省份。四川虽然相对偏僻，但是从我来四川的一年之中，捕拿革命党、破获革命机关的事情也经常听闻。那些有理想的青年志士，也慢慢感染了革命思潮，纷纷发起排满运动。

我虽然下定了入藏的决心，但在快要动身的时候，准备随行而去的侄儿却生起了大病。妻子又年少，将他们两个留在成都，显得格外凄凉。他们听说我即将远征西藏，不禁都牵着我的衣角痛哭。

见到这种情景，我也禁不住一时儿女情长、英雄气短。但想到钟颖待我仁厚，不好辜负他的期望，又觉得汹汹而来的革命潮流，大势所趋，革故鼎新终究在所难免。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茫茫中华大地，到底哪里才是和平安乐的避风港湾。

我在军中，谨慎操持，除了军务之外，根本就远离那些是是非非，但四川当局还是将我当做革命党来看待。况且长时间地滞留异乡，得不到发展，终究也不是长久之计。西藏地方偏远，民俗质朴，即便有什么变故，一时也难以波及。在这山雨欲来之时，不如借这次出征塞外的机会，当做一次躲避祸乱的行程，也算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了。

于是只好千方百计地安慰妻子侄儿，将家中事情一一整理妥当，于万般缱绻不舍中挥泪而行。

出发时间是宣统元年（1909年）的秋天，阴历七月十六日。

“但觉其人奇、事奇、文奇、既奇且实，实而复娓娓动人，一切为康藏诸游记最。

——著名 藏学家任乃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