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两位旷世物理学家，玻恩与爱因斯坦的书信集包含了极大量会给人带来启发的思想财富。爱因斯坦是一座极具开发价值的富矿，这也说明了为什么科学史界对他的研究会投入如此大的力量。本书呈现的是最原始的资料，极具史料价值。这些书信展示了一种动人的亲密友谊、机智、博学和人性。它们揭示了两颗伟大心灵在一个深刻的文化和政治剧变时期，面对学术和公众生活中前所未有的挑战时，如何对待革命性的思想。这些书信是他们那个时代，也是所有时代的鲜活记忆。

本书为马克斯·玻恩和海德维希·玻恩同爱因斯坦在1916—1955年间来往书信集的新版，由伊雷妮·玻恩译成英文，海森伯作序，罗素撰写前言，古斯塔夫·玻恩、布赫瓦尔德和索恩提供了新的资料。

爱因斯坦和玻恩都是物理学的伟人，也是真挚的朋友。他们的通信时间跨度达40年，历经两次世界大战。在书信中，他们就量子论进行争论，赞赏贝多芬的超凡的小提琴和钢琴二重奏（当他们相聚时一起演奏），也谈他们的家庭琐事。同样重要的是,这两位伟人都同情欧洲犹太人的悲惨命运，并讨论了他们在当代动乱的政治中应该起什么样的作用。

《玻恩—爱因斯坦书信集》在1971年首次由麦克米伦出版社出版，它具有历史的魅力。在世界庆祝相对论诞生100年之际，它仍然是热门话题：科学家继续在为量子物理学而奋斗，他们在战时的作用，以及公众的误解。照罗素的话来说：“他们两人都很卓越和谦虚，而且无所畏惧地说出他们认为该说的话。在一个平庸和道德沦丧的时代，他们的生命闪现出一种强烈的美。这些已多少从他们的书信中反映出来，世界将因为这本书信集的出版而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对本书的评价

内容提要

作者简介

新版说明

新版序言

前言

序

原初的致谢

玻恩—爱因斯坦书信集

参考书目

索引

译后记

亲爱的爱因斯坦：

在听取了哈拉尔·玻尔（Harald Bohr，他这学期在格丁根）的意见之后，我要写信给你谈一件事情，此事严格说来，与我无关，然而它却使我在许多场合感到惊慌和不安。我指的是希尔伯特和布劳威尔的事。迄今为止，我仅仅是远距离地关注此事，只是近来通过玻尔和库朗我才获知全部细节。由此我才了解到，关于希尔伯特给布劳威尔的信一事，你仍然保持中立，理由是一个人应该允许人们像他们希望的那样愚蠢。我发现这当然十分合理，但你似乎在某些要点上还不太清楚，所以我想简要地写封信告诉你这件事。或许很快就要在施普林格出版社就此事开一次会，玻尔告诉我，他认为这次会议对于编辑部内部形成一个联合的阵线十分重要。因此我请求你保持现在的中立态度，不要对希尔伯特和他的朋友采取任何行动。如果你能就这件事写几个字给我就好了，这将有助于我，也有助于玻尔和其他许多人恢复内心的平静。

我想简要地告诉你为什么我会对此事感兴趣。此事之所以与我有关，只是因为我关心希尔伯特，为他担心。希尔伯特病得很重，或许不能活多长时间了。任何激动对他都很危险，这意味着他会失去留给他生活和工作的不多的小时时间中的一部分。可是，他仍有很坚强的生存意志，并认为自己有责任竭尽所能来完成他的新数学基础。他的头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清楚，布劳威尔散布谣言，说希尔伯特已经不行了，这是极为冷酷的行为。库朗和希尔伯特的其他朋友时常说，病人应该受到保护，免受任何刺激，而布劳威尔将这曲解为人们不应该再认真对待希尔伯特的行动和意见。希尔伯特对他所提出的针对布劳威尔的行动是十分认真的。他在几周前和我谈到这件事，但只是用十分一般的措词，也没有涉及任何细节。他的意见是，布劳威尔是一个偏执的、精神失调的人，他不希望委托布劳威尔来管理《数学年鉴》。我认为，鉴于布劳威尔最近的行为，希尔伯特对布劳威尔的评价已证明是正确的。根据我的经验，在人事方面，希尔伯特的判断几乎总是明确和中肯的。

我追溯了整个事件的以往历史，包括关于参加博洛尼亚代表大会的争执，但是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过我确知，参加这个大会对希尔伯特是一个沉重的负担。由于他的疾病，这类事情对他来说意味着要耗费巨大的精力。在政治上，希尔伯特不是很左的，与此相反，按照我的体会，甚至更按照你的体会，他是颇为保守的。但当问题涉及不同国家的科学家之间的交往时，他有很敏锐的眼光来辨别什么是对整个科学事业最有利的。和我们大家一样，希尔伯特认为，布劳威尔在这类事务中的行为（他甚至比德国人自己更为民族主义）是极为愚蠢的。

但最糟糕的是柏林的数学家完全听信了布劳威尔的胡说。我想补充一点，博洛尼亚的事情并非决定性因素——只是希尔伯特决定免去布劳威尔职务的时机。在施密特的例子中我能够理解这一点，因为由于他的基本情感，他在政治上总是右倾的。可是对于米泽斯（Mises）和比伯巴赫，这是颇为可叹的征兆。8月间在我们赴俄国的旅途中，我同米泽斯谈到这件事，他在我们讨论之初就说，格丁根的人都盲目追随希尔伯特，而他或许快不行了。

因此甚至早在那时，关于希尔伯特智力衰退的说法就已经流传开了。于是我立刻中断了与米泽斯的讨论，因为我认为他不能对希尔伯特作出独立的判断。我也附上施普林格（Ferdinand Springer）寄给玻尔和库朗的一篇文章。此文表明布劳威尔和比伯巴赫已经威胁说要指责施普林格缺乏民族感情，如果他仍忠于希尔伯特，他们就要对他不客气。我不需要告诉你我对这种行为是什么想法。原谅我用这么长一封信来打扰你。我唯一的愿望是看到希尔伯特的真诚的意图能够落实，而不会引起他任何不必要的激动。我不反对你把这封信或这封信的一部分给施密特看，如果你认为这是合适的话。作为施密特的老朋友，我相信有可能与他成功地进行协商，即使他有不同意见。我希望你自己现在身体已经好多了。我不时从玛戈给我妻子的信中获知你的消息。她们俩确实是很亲密的朋友，彼此很相投。我自己正忙于完成一本关于量子力学的书，去年我一直在写它。遗憾的是为了做这件事我的精力有点透支，或许不得不在1月份休假一段时间。要在所有讲课和其他专业职责之外，找出时间和精力来做这类工作可着实不容易。

与我妻子一道向你们全家致以最友好的问候。

你的

马克斯·玻恩

P112-114

古斯塔夫·玻恩（Gustav Born）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对科学和世界历史的巨大影响是众所周知的。他个人对那些认识他的人的影响也是很大的。这从爱因斯坦同我父母马克斯·玻恩（Max Born）和海蒂·玻恩（Hedi Born）的书信中可见一斑。这些书信也是他们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柏林时期到爱因斯坦于1955年去世时的亲密友谊的生动见证。

现存的最早一封书信定下了基调，这是爱因斯坦在1916年发表广义相对论之后写的一张明信片。作为对马克斯写的一篇赞美文章的回应，爱因斯坦写到自己因为得到“我最好的同行之一”的充分理解而感到的愉悦。爱因斯坦对海蒂·玻恩早先的一封信也有同样的感受，这可能促使他保存了我父母此后写给他的书信。而他们会保存爱因斯坦的书信，则一点儿也不令人感到意外。

我还记得自我幼年时候起，爱因斯坦就时常到我家聊天。当纳粹在1933年掌权时，父亲在格丁根的大学教授职务被撤除，那时爱因斯坦已在国外，他敦促我父母立即离开德国，从而拯救了我们一家。爱因斯坦去了美国，在那里度过余生。我父亲把家迁到英国。他们再也没有见面，但一直保持着亲密的友谊。

他们在对战后德国的态度上发生了冲突，但友谊依旧。我父母在1953年回到德国，以促进德国的民主复兴。父亲荣获1954年诺贝尔奖极大地有助于他们从事这项事业。包括爱因斯坦在内的其他德国难民谴责我父母回到德国，这是可以理解的。事后最终证明我父母的这个困难的决定是完全正当的。他们教育所有阶层的人们——从邮递员到政府部长——了解科学对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影响，取得了成功,并产生了持久的效果。他们的工作给我深刻的印象，我试图在平凡的工作中继承他们的事业，尤其是尽力扩大两所规模巨大、声誉卓著的玻恩国立中学学生的眼界，这两所学校分别位于慕尼黑市内和斯图加特附近。

爱因斯坦和玻恩在基本科学信条上的明显分歧也未能削弱他们之间的相互尊重和深厚感情。正如罗素（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所评述的,他们谦虚而又英明，所以不同的信念并没有使他们低估对方。我父母在德文书《良心的享乐》（The Luxury of A Conscience）中，写了他们与爱因斯坦的相互关系，父亲主要写他们之间的科学讨论，母亲则写与爱因斯坦的私人交往。马克斯的文章结束语是：“我知道作为他的朋友意味着什么。”而海蒂的结束语是：“现在他那生动的声音沉寂了，但那些聆听过他讲话的人将一直听到他的声音，直到他们生命的最后一刻。”

这里的书信和评述由我挚爱的姐姐伊雷妮（Irene）漂亮地从德文译成了英文，这是他们之间友好关系的优美动人的记录。与新一代人共享这一记录显然十分重要。

这部书信集收录了爱因斯坦和玻恩夫妇40年内一百多封通信，这40年历经了从一次大战后期的德国到希特勒上台（1916—1933）、从希特勒执政到二次大战结束（1933—1945）、从冷战开始到爱因斯坦逝世（1945—1955）三个时期。玻恩在1965年编辑了这本书信集，并在绝大部分书信的后面写了评述，介绍该信的历史背景和有关细节。此书德文版在1969年出版，上有罗素（1872—1970）写的前言和海森伯（1901—1976）写的序。玻恩的女儿伊雷妮翻译的英文版在1971年出版。本次出版的中译本是根据2005年出版的英译本翻译的，前面增加了玻恩的儿子古斯塔夫写的“新版说明”和物理学史家布赫瓦尔德（现任《爱因斯坦全集》的主编）和物理学家索恩合作撰写的序言。我翻译时也参照了1991年出版的德文版。

今年（2010年）是爱因斯坦（1879—1955）逝世55周年，马克斯·玻恩（1882—1970）逝世40周年。在今年出版《玻恩一爱因斯坦书信集（1916—955）——动荡时代的友谊、政治和物理学》中译本是很有意义的。

爱因斯坦是20世纪物理学革命的旗手，他在1916年前，已经创建了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也为推进量子论作出了重大贡献。玻恩也是20世纪伟大的物理学家，是量子力学的奠基人之一，对固体物理、光学都有巨大贡献。他们在40年的通信中，涉及相对论、量子论、原子物理、分子物理、晶体、液体、超导、宇宙线、宇宙学、统一场论等等十多个物理学分支。

玻恩早在1913年就为狭义相对论作辩护，并把它推广应用到电子运动。对广义相对论的两个经验检验（光线的引力红移和引力偏转），玻恩曾根据弗罗因德利希的观测结果有所怀疑，但爱因斯坦仍很自信（信99）。但后来，随着观测技术的进展：都确认了爱因斯坦的预测。在量子论方面，爱因斯坦最早把量子论推广到辐射和固体领域，1912年以后，玻恩把量子论推广到晶体领域、原子和原子发出的辐射领域。爱因斯坦起初对海森伯、破恩等创建的量子力学十分赞叹（信50），可是后来在量子力学诠释方面与玻恩产生了分歧。直到1953-_1954年，爱因斯坦、玻恩和泡利（1900—1958）还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信105—6，108，110，112，115—6）。他们有关这些问题的通信、探讨，是20世纪物理学思想史的经典文献，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布赫瓦尔德和索恩在2004年为本书写的新版序言论述了本书出版后近40年来相对论和量子论的进展，也有很大的参考价值。他们在序言中提到了探讨量子引力的弦论，遗憾的是没有提到21世纪初发展起来的圈论。

这本书信集不仅对20世纪物理学思想史有巨大意义，对科学社会史也有巨大价值。一次大战后到希特勒上台前，德国处于极端困难的时期。巨额的战争赔款、20世纪20年代末的经济危机：使德国的大学不得不通过减薪、裁员来维持局面。可是就在这个时期，玻恩在格丁根大学却培养出了海森伯、泡利这样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约尔旦（1902—1980）、海特勒（1904—1981）、洪德（1896—1997）、韦斯科普夫（1908—2002）等等这样一批杰出的物理学家。大数学家冯’诺伊曼（1903—1957）、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1904—1967）、氢弹之父特勒（1908—2003）都曾在那里学习。在格丁根大学，还有希尔伯特（1862—1943）、外尔（1885—1955）这样的权威数学家和物理数学家，有弗兰克（1882—1964）这样杰出的实验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玻恩这个团队，创建了量子力学（矩阵力学），提出了不确定原理、不相容原理、对波函数的概率解释，把量子力学推广应用到原子、分子、固体、化学、辐射等等领域，大大推进了物理学的发展。他们为什么能取得这样惊人的成就？魏玛共和国的民主制度，德国大学的学术自由的传统，数学和物理、理论和实验的紧密结合，与柏林、哥本哈根、慕尼黑等地的权威物理学家的密切交流，玻恩夫妇与助教、学生亲如一家的师生关系，政府和企业家的支持，等等，其中原因，值得科学社会学家作深入的研究。1933年以后，爱因斯坦流芒到了美国的普林斯顿，玻恩流亡到了英国剑桥，后来到了爱丁堡。从那以后，玻恩和爱因斯坦虽仍保持通信，但再也没有见过面。

玻恩和爱因斯坦在通信中不仅谈科学，也讨论了动荡时代的政治。例如，他们在1944年的通信（信81）中回忆了1918年德国爆发革命的时候，城市里建立了工人士兵委员会，大学里建立了学生委员会，罢免并拘留了校长和若干学校里的高级行政人员，爱因斯坦和玻恩一起去找了学生委员会。爱因斯坦对学生说，德国大学最有价值的制度是学术自由，因此决不要告诉教师该教什么，学生也能够选择听什么课。后来他们找了新总统艾伯特，解决了问题。他们当时很乐观，以为德国的民主胜利了。

对于俄国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爱因斯坦是比较同情的，他认为这是军国主义、官僚压迫和富豪统治等罪恶的后果，他希望共产党人能对情况有所改进。“那些家伙有天才的政治家担任最高领导”，“协约国用来摧毁德国军队的武器在俄国就像冰雪一样被春天的太阳融化了”（信13）。由此可见，他对当时俄国革命的领导者还是颇为钦佩的。

对于协约国要求德国付出巨额的赔款，玻恩感到十分忧虑，他担心这会激起德国人的愤怒、仇恨和报复情绪，从而产生新的战争狂人、导致大灾难（信30）。历史的发展证明了他的忧虑。

1933年春，希特勒上台，爱因斯坦不能再回到德国，最后流亡到美国。玻恩从意大利转到了英国。他们都对德国法西斯的野蛮和怯弱感到吃惊。爱因斯坦和玻恩都谴责德国法西斯的暴行。爱因斯坦认为德国是“大众杀人犯的国家”，他再也没有回到德国。而玻恩在1953年退休后，就回到德国定居。他说在德国还有足够多的相当好的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在希特勒时期也都遭受了极大的苦难，不能要求他们对纳粹的罪恶负责。玻恩回到德国后不久，即于1954年荣获诺贝尔奖。他利用自己的声望，努力唤醒德国同行的良心，拒绝制造核武器。他感到有责任向大众启蒙核战争和其他技术发展的危险并为反对战争和军国主义而战斗。他通过演讲、广播讲话、电视讨论、著书立说来做这件事，取得了巨大的成效。

玻恩也反对英美对德国德累斯顿地毯式的轰炸和对日本广岛、长崎扔原子弹，因为受害的都是非作战的、无防卫能力的老人、妇女和儿童。玻恩起初不知道是爱因斯坦建议罗斯福总统研制原子弹。不过，爱因斯坦是在反对德国法西斯的特定情况下，提出这个建议的。在他逝世前不久签署的“罗索—爱因斯坦宣言”中明确主张“销毁热核武器”，要求各国政府“寻求和平办法来解决它们之间的一切争端”。玻恩在1957年签署了德国核物理学家的格丁根宣言，主张联邦德国放弃拥有核武器，签名者决不“以任何方式参加原子武器的生产、实验和应用”。

1954年，爱因斯坦曾对记者说，如果我重新是个青年人，我宁愿做一个管子工或小贩。玻恩以为爱因斯坦指的是由于科学的误用，科学被用来研制原子弹，给世界带来祸害，所以不愿再当科学家，他并表示自己也有类似想法。而实际上爱因斯坦指的是美国麦卡锡主义带来的人权危机。

玻恩和爱因斯坦通信中的一大主题是帮助困境中的物理学家。在德国的时期，是帮助那些比德国更困难的俄国和东欧的物理学家，如鲁默尔（1901—1985）。鲁默尔回到苏联后，在斯大林时期被送到北冰洋附近的集中营，几乎丧命。斯大林死后，他被任命为新西伯利亚的物理研究所所长（信59）。在1933年以后到二次大战期间，玻恩和爱因斯坦一直在尽力帮助受到纳粹威胁的犹太物理学家。例如波兰的英费尔德（1893—1968），他先到爱丁堡随玻恩工作；后来到普林斯顿随爱因斯坦工作，取得了杰出成果。二战结束后，英费尔德回到波兰，成了波兰科学院院长。在爱丁堡，玻恩先后有4位中国的研究生和合作者（见黄昆为《中国大百科全书》（物理学卷）所写关于玻恩的条目），彭桓武院士（1915—2007）曾和他合作研究量子场论（信80，83）、黄昆院士曾和他合写《晶格动力学理论》一书（信96，98）。在中国学者要绕道美国回国时，玻恩还写信请爱因斯坦帮忙（信84）。玻恩在书信集中没有提及名字的两位中国物理学家是程开甲院士（1918—）和杨立铭院士（1919—2003）。彭桓武和程开甲是研制、实验两弹的元勋，黄昆是我国半导体物理的先驱，杨立铭曾任我国核物理学会理事长。在爱丁堡，玻恩还有一位合作者是从德国流亡到英国的物理学家富克斯（1911—988），他后来在英国、美国参加了原子弹、氢弹的研制（信80）。1950年因泄漏机密给苏联而在英国被判间谍罪，囚禁了9年。1959年释放后到东德定居。据网上介绍，那年我国两弹元勋钱三强院士（1913—992）还去访问过他，但查无实据。

在书信集中，玻恩还记述了美国高盛银行创始人戈德曼的儿子亨利·戈德曼同玻恩和爱因斯坦的交往，他的德国情结以及对玻恩在格丁根的物理研究所的资助（信45）。书中也谈到了德国企业家卡尔’施蒂尔夫妇与子女对格丁根大学的科学家与普朗克的关照和友谊（信30）。玻恩还谈到了他同曾任英国国防大臣和副首相的霍尔丹勋爵的交往，谈到了在一次大战前霍尔丹曾代表英国到柏林同德国讨论停止海军军备竞赛失败的往事（信45）。爱因斯坦和玻恩也曾两次谈到西班牙裔的共产（第三）国际的早期领导人拉狄克（1885—1939），一次是说他的小册子写得不错（信13），一次是谈斯大林对他的审判（信72）。拉狄克曾任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1926年，他在校内讲授中国革命史。他和托洛斯基有关中国革命的观点在共产国际内引起了争论，也影响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思想界（参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145页，193—195页）。所以，这本书信集对丰富我们的历史知识也很有价值。

爱因斯坦和玻恩在书信集中也谈到了与著名科学哲学家石里克和科学史家波拉尼（在他们成名之前）的交往（信12、33、35、36）。

玻恩夫人是剧作家、诗人和虔诚的教友会信徒。她同爱因斯坦在通信中讨论宗教、人生、文学。这些信件展示了她和爱因斯坦之间的真挚友情。

总之，我在译完这本书信集后，深深感到，此书内容之丰富，远远超过我的预期。

2009年5月，我和方在庆博士约好，共同翻译此书。后因他忙于别的工作，只好由我独立完成。但方博士提供了信61—72，74，78—79共15封信的初步译稿，这15封信，我是在他译的初稿的基础上定稿的。又，有关量子力学的11封信和1封有关康德哲学的信，我参照了许良英教授在《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中的译文，特再次致谢。本书的责任编辑殷晓岚为本书做了认真仔细的编辑加工，也在此表示我的谢意。

范岱年

2010年6月8日于北京中关村

20世纪物理学两位伟大而又微妙的人物之间这本引人人胜的书信集，为历史上一个独特时期的精神特质，也为这些非凡个人的思想，提供了一种绝妙的洞见。

——罗杰·彭罗斯爵士（Sir Roger Penrose），教授，英国皇家学会会员

每个偶像的光环下都隐身了一个真实的“人”。这本与马克斯·玻恩的书信集，展现出一个作为真实的“人”的爱因斯坦——思想丰富、勤奋和睿智，描绘了当他与20世纪早期的科学动荡和社会动荡搏斗时命运的起起落落。这本书对历史学家来说是无价之宝，对各个学科的学者来说也都会是引人人胜的读本。

——保罗·戴维斯（Paul Davies）教授，《如何建造时间机器》作者

这些书信展示了一种动人的亲密友谊、机智、博学和人性。它们揭示了两颗伟大心灵在一个深刻的文化和政治剧变时期，面对学术和公众生活中前所未有的挑战时，如何对待革命性的思想。这些书信是他们那个时代，也是所有时代的鲜活记忆。

——菲利普·坎贝尔（Philip Campbell）博士，英国《自然》杂志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