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泼,在逆民心”。因此,能处理好“民”的若干大问题,就是政治中最可宝贵的。如果说孟子和管子的安民、治民思想只是停留在理念上的话,那么,张养浩的从政忠告就是从其实践中来的。
《治民忠告》共两卷十纲。上卷包括拜命、上任、听讼、御下和宣化,下卷则有慎狱、救荒、事长、受代和闲居。从修身养性、事上惠下、察奸决疑、恤民治赋等方面进行论述。
本书中我们除了撷取张养浩关于“治民忠告”的精辟论述外,还对其理论进行了阐述,并精选了一些典型史料,进行提炼、总结、加工、润色,力图将理论与史实相结合,熔知识与思想于一炉,让读者能够更直观、更全面地理解治民思想。
如果说孟子和管子的安民、治民思想只是停留在理论上的话,那么本书的作者张养浩的爱民思想就是从其实践中来的。
本书中我们除了撷取张养浩关于“从政忠告”的精辟论述外,还对其理论进行了阐述,并精选了一些典型史料,进行提炼、总结、加工、润色,力求理论与史实相结合,熔知识与思想于一炉,让读者能够更直观、更全面地理解治民思想。
【原文】
命下之日,则拊心自省:有何勋阀行能,庸兹异数?苟要其廪禄,假其威权,惟济己私,靡思报国,天监伊迩,将不汝容。
【解译】
自受命那一天起,自己就应该扪心自问:有什么特殊的功绩,或者是有什么超乎常人的品行和才能,承受这种特殊的礼遇?如果只是设法取得俸禄,借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不思报效朝廷,上天也会监视你,也不会宽容你。
【事典】田文镜不敢一事苟且
田文镜(1662-1732),字抑光,汉军正蓝旗人,雍正五年(1727)因功选入正黄旗。祖先原居广宁(今辽宁北镇)。康熙二十二年(1683),二十二岁的田文镜以监生任福建长乐县县丞,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自从步入仕途,一直到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过六旬的田文镜历官四十载,不过当到内阁侍读学士,而且政绩平平,史书上只留下了他凭着资历而缓慢升迁的记录,却未记载下一点可以扬名的政绩。直到雍正帝登基后,田文镜才开始显露出他的才干,并很快成为地方督抚之楷模。这当然与他多年在官场磨炼出的精明才干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他遇到了能够识别、提拔他的英明君主。雍正元年(1723),田文镜受命告祭西岳华山,途经山西时,他得知山西官员匿灾不报,以致百姓遭殃,便如实向雍正帝汇报,雍正帝极为赞赏,嘉其直言无隐,命速往山西赈灾。当田文镜圆满完成救灾任务后,即被任命署理山西布政使,他“清厘积牍,剔除宿弊,吏治为之一新”,因而使雍正帝对他更加器重,遂于雍正二年(1724)正月调任河南布政使,后又升为河南巡抚。从此,田文镜得以一展宏图。
田文镜受“知遇”之恩,报效心切,用他自己的话说,“即鞠躬尽瘁,亦难报效,惟有矢此血诚,不敢一毫怠惰,一事苟且。”因此,尽管他到河南上任时已六十三岁,而且身体多病,但他全然不顾,一上任便大刀阔斧地对官场长久以来的陋规、科派,以及州县逃赋、隐匿土地等问题进行了整顿。他还特别注意认真执行雍正帝的各项改革措施,使之在河南得以落实。整顿吏治,清查亏空,是雍正帝登基后进行的第一件大事。田文镜在河南亦以此为先务,他一到任,“即查核豫省亏空”,而且“不遗余力,檄委各府州互相觉察,总期彻底澄清,不容纤毫短少”,对那些有贪污行为者,俱“令其涤虑洗肠,痛改前非”,否则“立即揭参”,毫不留情。由于措施严厉,河南清查亏空事进展较快。此外,田文镜严肃吏治,对属员要求极严,对贪赃枉法,以及玩忽职守者同样严惩不贷。赴豫仅二年,他就劾罢属员达二十三名之多。田文镜锐意兴革,必然受到保守势力的攻击,特别是他惩治贪官卜分严厉,必然触及某些人的利益,因而保守势力对田文镜恨之入骨,经常向雍正帝密奏田文镜之“刻薄”。雍正帝对田文镜的干劲十分赞赏,但为了使他不致陷入孤军奋战,曾下谕劝他讲究斗争策略及方式:“豫抚之任,汝优为之。但天下、事,过犹不及,适中为贵,朕不虑汝不及,反恐报效心切,或失之少过耳。”田文镜十分感激雍正帝的善意提醒,对各种诽谤及攻击毫不介意,仍旧对河南政务不停地进行整顿。他不怕挨骂、不怕孤立、认准的事就要一干到底。在贯彻雍正帝关于“士、民一体当差”政策的过程中,田文镜狠狠打击了保守势力的进攻,迅速解决了一起旨在反对改革的“罢考”事件。
田文镜抵豫之前,河南连年遭灾,人民苦不堪言。上任之后,他通过深入了解情况,发现与河堤工程长年失修有关,以致无雨干旱,遇有大雨又酿洪灾,于是决定由政府拨款兴工修筑,并提出人夫应由各少州县分遣,“按照百姓地亩,或半顷或二顷出夫一名”,“绅衿里民,一体当差”。这本是个利国利民的政策,但却触犯了地主阶级的利益,因为有田半顷或二顷者自然是地主,他们一向与绅衿等享有特权,官府也不敢轻易触犯,没想到新上任的布政使却毫不留情面。于是在一些人的挑唆下,开封府封邱县绅衿、武生等赴巡抚衙门控告;反对一体当差。要求维护儒户、官户的特权,最后发起罢考,一时声势浩大。田文镜受“知遇”之恩,报效心切,用他自己的话说,“即鞠躬尽瘁,亦难报效,惟有矢此血诚,不敢一毫怠惰,一事苟且。”因此,尽管他到河南上任时已六十三岁,而且身体多病,但他全然不顾,一上任便大刀阔斧地对官场长久以来的陋规、科派,以及州县逃赋、隐匿土地等问题进行了整顿。他还特别注意认真执行雍正帝的各项改革措施,使之在河南得以落实。
整顿吏治,清查亏空,是雍正帝登基后进行的第一件大事。田文镜在河南亦以此为先务,他一到任,“即查核豫省亏空”,而且“不遗余力,檄委各府州互相觉察,总期彻底澄清,不容纤毫短少”,对那些有贪污行为者,俱“令其涤虑洗肠,痛改前非”,否则“立即揭参”,毫不留情。由于措施严厉,河南清查亏空事进展较快。此外,田文镜严肃吏治,对属员要求极严,对贪赃枉法,以及玩忽职守者同样严惩不贷。赴豫仅二年,他就劾罢属员达二十三名之多。
田文镜锐意兴革,必然受到保守势力的攻击,特别是他惩治贪官十分严厉,必然触及某些人的利益,因而保守势力对田文镜恨之入骨,经常向雍正帝密奏田文镜之“刻薄”。雍正帝对田文镜的干劲十分赞赏,但为了使他不致陷入孤军奋战,曾下谕劝他讲究斗争策略及方式:“豫抚之任,汝优为之。但天下事,过犹不及,适中为贵,朕不虑汝不及,反恐报效心切,或失之少过耳。”田文镜十分感激雍正帝的善意提醒,对各种诽谤及攻击毫不介意,仍旧对河南政务不停地进行整顿。他不怕挨骂、不怕孤立、认准的事就要一干到底。在贯彻雍正帝关于“士、民一体当差”政策的过程中,田文镜狠狠打击了保守势力的进攻,迅速解决了一起旨在反对改革的“罢考”事件。
田文镜抵豫之前,河南连年遭灾,人民苦不堪言。上任之后,他通过深入了解情况,发现与河堤工程长年失修有关,以致无雨干旱,遇有大雨又酿洪灾,于是决定由政府拨款兴工修筑,并提出人夫应由各州县分遣,“按照百姓地亩,或半顷或二顷出夫一名”,“绅衿里民,一体当差”。这本是个利国利民的政策,但却触犯了地主阶级的利益,因为有田半顷或二顷者自然是地主,他们一向与绅衿等享有特权,官府也不敢轻易触犯,没想到新上任的布政使却毫不留情面。于是在一些人的挑唆下,开封府封邱县绅衿、武生等赴巡抚衙门控告;反对一体当差。要求维护儒户、官户的特权,最后发起罢考,一时声势浩大。当时,河南的学臣对此竟“无一言严饬”,而负责司法、监察的按察使更“将罢考一事置若罔闻”,声称:“我只管人命盗案,余事非我职掌。”形势对田文镜极为不利,他也感到“势甚孤危”。但是,为了把一体当差这项改革措施进行到底,田文镜敢犯众怒,就在河南一些大员袖手旁观的情况下,他“捐弃身家,不避嫌恕”,对地主、绅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迅速将为首者捉拿严办,杀一儆百,终于使考试照常进行,地方很快恢复了平静,而各处堤工也按原计划兴办,无一例外。在这个问题上,雍正帝态度鲜明:“果能任怨任过,真实为国家竭力报效,何危之有?”实际上是全力支持了田文镜。
有雍正帝的支持,田文镜更加勤奋。他曾多次表示,为了把河南工作搞好,他要“益加敬谨,夙夜匪懈,竭尽驽骀,以仰报我皇上知遇之隆恩”。在严厉打击保守势力的同时,田文镜对地方各项工作也是兢兢业业。他忠于职守,且精勤于钱粮、治河、刑名、防盗诸务。雍正帝曾下令在全国实行“摊丁入亩”的赋役改革,田文镜积极贯彻,他在调查了河南各州县的情况后,于雍正四年(1726)奏请自五年(1727)始,河南全面推行摊丁入亩,“各邑丁粮均派地粮内,绅衿富户不分等则,一例轮将”,获得批准。使河南成为在全国比较早实行这项改革的省份之。 治河,兴修水利,历来是封建政府的大事,对河南来说,尤其突出。田文镜对此更是努力之至。他在雍正二年修筑堤工的基础上,从雍正三年(1725)正月起,又对原来负责河工的堡夫,以及由江南调来协助防护的河兵进行训练和约束,并对管河官员重其职守,力图训练一支干练的护河队伍,以保证豫省河堤的坚固。同年夏季,遇有大雨,黄河“净长水四五尺间至七八尺不等,势亦汹涌”,且多有“出槽漫滩”之处。田文镜“晓夜查催,不遗余力”,并严格要求各处官员必须“率领兵夫昼夜住宿堤上,多备料物,人夫协力,加紧修防”,终于使这次洪水未能成患,而“禾黍畅茂”。雍正帝闻讯,高度赞扬说:“如此在地方上忧勤不懈,何事弗克办集耶?”事后,田文镜又安排各地务必在“今冬明春,乘农务闲暇之时”加固堤岸,“庶堤岸巩固,安如磐石”。
在田文镜的努力下,河南的治河工作取得了明显效果。
【释评】
田文镜正是以自己的辛勤汗水换来了地方政务的百废俱兴,并成为全国督抚之楷模。田文镜在被授予担任河南巡抚时,即表下心志,“即鞠躬尽瘁,亦难报效,惟有矢此血诚,不敢一毫怠惰,一事苟且”。
雍正帝曾对田文镜励精图治、锐意改革的精神给予充分肯定,盛赞道:“及为巡抚后,三年以来,整饬河工,堤岸坚固,河汛安澜,年岁丰稔,绅衿畏法,正己率属,地方宁谧,而每事秉公洁己,谢绝私交,实为巡抚中之第一。”从此,田文镜成了朝野闻名的能臣,而且是雍正帝最为称许的三大臣(鄂尔泰、李卫、田文镜)之一。
只要认真研究一下田文镜的经历及其对工作的态度,就不难发现,他在河南取得的成就,正是他励精图治、锐意兴革的结果,为后世的为官者树立了“在其位,谋其政”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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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认为,在整个社会政治中,“民”是最主要的。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村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在民、社稷和君主二者中间,后二者都无法与“民”的地位相比:因为一个诸侯国的政权是否稳固,国君是否有威信,其关键问题是他是否得民心。只有得到了百姓的支持才可以做诸侯王和天子。
为什么人民这么重要?孟子认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所以“得其民,斯得天下矣”。他用历史事实证明说,尧舜能得天下,是冈为能得其民;桀纣之所以失天下,是因为失其民。
那么,怎么才能“得其民”呢?孟子很明确。他说:“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其实,得民心不外乎两点:帮助人民去实现他们的愿望,不要去办他们所厌恶的事情,不过如此而已。统治者这样办了,人民就会主动地去归附他,“犹水之就下”:谁倒行逆施,谁就会“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得天下的愿望是实现小了的。
史称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都是“管仲之谋”。而“治民”则是管仲之谋的一个重要内容。管仲对“民”与“国”的关系有充分的认识。他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冈此,能处理好“民”的若干大问题,就是政治中最宅贵的。“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能佚乐之,则民为之忧劳;能富贵之,则民为之贫贱;能存安之,则民为之危坠;能生育之,则民为之灭绝。故刑罚不足以畏其意,杀戮不足以服其心,故刑罚繁而竟不恐,则令和行矣,杀戮众而心不服,则上位危矣。故以其四欲,则远者自亲;行其四恶,则近者叛之。故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管子所说的“顺民心”,就是要顺其“四欲”;“逆民心”就是统治者“行其四恶”。要做到“四顺”,不行“四恶”,统治者必须首先懂得顺于民就是为了取之于民的道理。如果不懂得这个道理,统治者肆其所欲,用刑罚和杀戮来压制人民,结果只能是“刑罚不足以畏其意”,“杀戮不足以服其心”,国家的政令就无法施行,统治者的地位就危险了。
合理的赋税,清明的政治,才能使人民生活安定,调动他们的生产积极性,使国家强盛起来,这里强调的是政治对于老百姓从事正常生产劳动的保障。在管子看来,“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能够保证人民的“衣食足”,才能建立起和谐的社会秩序:如果物质生活问题得不到较好的解决,就无法对其进行道德的规范,而专恃刑罚又是不能实行全面有效的控制的,所以管子视“务在四时,守在仓廪”为统治者的根本任务,它能使民“不移”、“不偷”、“不苟”、“不憾”而使其“富”。
其实,人民中间的不安定因素都是施政不当所造成的。“不务天时,则财不生;不务地利,则仓廪不盈;上无量,则民乃妄;不明鬼神,则陋民不悟;不恭祖旧,则孝悌不备”。只有统治者大力发展生产力,使国家富足,并为进一步扩大生产创造了条件,人民才会乐于“留处”。
毋庸讳言,无论是孟子的“仁政”还是管仲的“安民”,其目的最终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其安民思想从基本认识到具体措施都包含着很多理想的成分。但是从中所表达的“民贵君轻”、“得民心者得天下”等思想,却不能说没有古代民主思想的精髓。纵观整个中国的历史,把人民中的不安定冈素归罪于统治者绝非偶然。由此可见,摆正民众的地位对统治者来说何其重要!
如果说孟子和管子的安民、治民思想只是停留在理论上的话,那么本书的作者张养浩的“治民忠告”就是从其实践中来的。张养浩(1270?-1329),字孟希,元朝时济南历城人,是当时有名的勤政爱民的官员。幼时就饱读诗书,到年长时才被举荐为官,初荐为东平学政,御史台掾,堂邑县尹。在官十年,颇有政绩,百姓曾为他立碑颂德。在张养浩担任监察御史时,奏时政万言,大忤当时宰相,并因此而被免职。延祜初,以礼部侍郎知贡举,又升任为礼部尚书。至治初,参议中书省事。“治民忠告”是其《三事忠告》之一,系作者任县令时所著。
张养浩在守令则有守令之式,君台宪则有台宪之箴,为宰相则有宰相之谟。所著《治民忠告》,人称淳厚明粹,而又切实近理,不涉迂阔,一经面世,则广为传阅,并被奉为统治者抚民求治的圭臬。到明洪武时,广西按察司佥事黄士弘将《治民忠告》、《风宪忠告》、《庙堂忠告》合为一编,总题为《为政忠告》,宣德时,河南李骥重刻,改名为《三事忠告》,及至清乾隆时,将其收录入《四库全书》作永久性的珍藏。
《治民忠告》共两卷十纲。上卷包括拜命、上任、听讼、御下和宣化,下卷则有慎狱、救荒、事长、受代和闲居。从修身养性、事上惠下、察奸决疑、恤民治赋等方面进行论述,凡是可以成为郡县楷模的举措,无不曲尽其宜。
“以古为鉴,可以知兴衰;以史为镜,可以明事理。”我国古代的政治家早就懂得了借鉴古人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的重要性。鉴成败,明得失,历史不可不读。
应该说明的是,本书中我们除了撷取张养浩关于“治民忠告”的精辟论述外,还对其理论进行了阐述,并精选了一些典型史料,进行提炼、总结、加工、润色,力图将理论与史实相结合,熔知识与思想于一炉,让读者能够更直观、更全面地理解治民思想。为了通俗易懂,我们将本书的书名定为《从政忠告》,本书出版的目的是希望广大治民的官员能够通过本书,以史为鉴,对照自己的工作实际和思想实际,多做利国利民的好事,促进我国的长治久安,为构建和谐社会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