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余姚作家方国平历时5年创作的长篇报告文学《村官》。全书共计20余万字，以原余姚宋岙村党支部书记方家良的人生历程为主线，用朴实、真挚的笔调向我们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山村变迁史。《村官》不仅是一部村官的传奇和家族的历史，更是一部通过一个小山村的变迁来反映新中国农村发展历程的史诗，因此被称为“中国现当代农村的历史画卷”。

这是一个儿子对父亲的怀念。

作者以报告文学的手法，用朴素的语言，真挚的情感，生动描述了父亲方家良——宋岙村党支部书记带领村民艰苦奋斗，改变贫穷小山村面貌的事迹。

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反映了中国现当代农村的历史发展轨迹。

引言

第一章 风雨岁月

 祖辈的家园

 父亲的童年

 殷实之家

 国辱家难

 磨难少年

 烽火日子里

 奶奶走了

第二章 当家作主

 翻身得解放

 农业合作社

 临危受命

 西干求粮

 居安思危

 当好兄长

 父爱的力量

第三章 “文革"运动

 批斗

 荒诞岁月

 受尽欺辱

 一坛盐炒肉

 无限上纲

 绝处逢生

 远方的亲人

第四章 众望所归

 第二次“当家”

 烈火无情

 金光大道

 以和为贵

 创办工业

 勤廉好干部

 尊师重教

第五章 春光明媚

 敢为人先

 无官一身“轻”

 充实的生活

 享天伦之乐

第六章 夕阳无限

 自费旅游

 多彩人生

 一生的负疚

 奉献余热

后记

在河姆渡遗址西南岸20公里的四明群山中，坐落着由三个自然小村串成的一个古老而美丽的村落——宋岙村，这里东距“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宁波城40公里，北临素有“浙东名邑，文献名邦”之称的余姚县城35公里。

这村落似乎有那么一点名不符实，因为如今村上没有一户姓宋的人氏居住着。

整个村落在山岙中不成直线，形似半个弧度状。三个自然小村，镶嵌在西南高东北低的一条不算太宽的山岙中，大小分布自下而上，呈宝塔状。村落首尾相距约千余米，起伏不平的山间小路傍着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的数百来块良田。依山而建的民房掩映在周围的竹木树丛之间，错落有致。那充满了诗意与禅意的秀竹给山村涂抹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令人有误入桃源之感。

整个村庄不算大，在上个世纪新中国成立之初有一百多户人家，三四百人口，它在四明山上星罗棋布的村庄当中属中等村落。山岙里现有村民的姓氏主要有方、张二姓氏。他们族群相聚，泾渭分明，数百年来都是如此，即便到了21世纪的今天也还是保持着这样一种状态。

方、张二姓氏各占宋岙村人口半数，据传张姓在三百多年前，从余姚县的长河市(现为慈溪)迁来；而方氏来自不同的两地。岙底的方氏是山南边石笋方氏的分支，源自河南，始祖方雷氏，东汉时，其一支后裔迁徙到了长江以南歙地(今安徽歙县)定居，唐时又迁徙于福建莆田。北宋该支后裔方轸在靖康元年(1126)即69岁那年出任鄞县令。

方轸一生为官清廉，卸任后贫困交加，无力举家返回福建莆田故里，遂隐居于鄞西通远乡，其孙次子之子“万五讳铭允祥长子以贤才举士擢兵部员外诰授奉政大夫，见慈溪县石台乡十六甲(现河姆渡镇)山水秀丽、地势广厚遂隐居于此而开基业”。到了第六世“亨八讳季亥元英第三子以贤才举仕，隐居于慈溪石台乡十七甲之源(现洪山)”。大约在320年前即康熙廿五年(1686)又从山坡南边三里地的石笋迁到了山坡北边这个宝塔顶的小自然村宋岙岙底里，继承迁徙的舅父陆氏家(族)业。中村与张家的方氏据传约三百年前来自镇海(现为慈溪县)的方家河头村，一次进山伐竹时，见山岙内森林茂密、静谧深幽，然后就在此定居繁衍。经考证方家河头村同为方轸后裔，方轸第五子“融”于宋宣和年间徒步迁居慈溪县邑北凤浦岙，后其子孙又迁居方家河头定居。这样宋岙村的另一方姓虽不来自一地，却为同根同宗。

据传，在方、张两姓氏来宋岙村定居前，这个山岙里已先后定居有宋氏、施氏与陆氏先民。“宋岙”以及岙内“施家大潭”“陆家大爿”是“宋家”“施家”“陆家”当年生活时遗留下的地名。宋氏、施氏与陆氏才是先于方、张在此定居的人们，遗憾的是不知他们在这里各生活了多少年代，至今都没有留下可供后人考证的详情史据。

宋岙之村名可追溯到靖康元年(1126)方氏始祖隐居石台乡十七甲之前，在众多方氏宗谱中，有一套是如此记载着：六世“季亥卒嘉定癸未(1223)年七月，葬慈溪宋岙山”。经考证，从现今保存最久远的慈溪县清雍正志至光绪志近两百余年的全部县志中查阅，记载宋岙之地名的只有一处，即现今的陆埠镇宋岙自然村。

岁月再往前溯，在施、陆二姓定居这里之前就已有几户“宋姓”人氏。相传，他们在中国历史上某次人口大迁徙时便风尘仆仆地带着家眷从遥远的中原来到江南，一路上他们察风观水选择柄息地，而没有一处被他们看中。当他们进入了四明深山的东部，见在一座小山(褚山)西南山岙中有一条潺潺清溪，两旁高山挺拔，绿树成荫，于是认定山岙内必有一风水宝地在恭候他们，便顺着小溪继续徒步，行至约三里处的峡谷中就已听得哗哗的水声回音，峰回路转，抬头即见眼前一条飞瀑坠下高岩，一头扎进溪潭里，似蛟龙入水，白浪翻滚。左边是“万刃绝壁，禽兽难行”，右边是一座高约五十米形似鼓状的石山挡住去路。这天宋姓人见天色已不早，只好就地安营扎寨。一宿醒来已是第二天艳阳高照，他们惊奇地发现鼓石山西旁出现了一条能让行人攀登的小道，他们艰难爬坡上岩，定神再一看鼓石山，这分明是由东南西北四个方位还不够用的五条山(龙)脉聚首的石鼓平台，这又被寓意为五龙戏珠之地。石鼓平台北前方一山峰高矗入云，山腰问有一石柱兀立形似石人，旧县志赫然记载着此山，“石人山”因此而得名。

宋姓人进了山岙，山岙内果然豁然开朗，土地肥沃，阳光充沛，人口处有五龙把守，不远处的北山上有石人管家，真是一处藏龙卧虎的好地方，是他们千里追寻的理想定居地。从此，宋姓人便在这里过起了俭朴而悠闲的生活。

山岙也因宋氏居住而得名——宋岙。若干年后，“陆、施”二姓氏也先后来此，他们像宋氏一样被这块“风水宝地”吸引，不管已有先人居住而选择了这里。他们也开始在这里繁衍生息。岁月辗转，各姓氏间难免会出现相争生存空间的矛盾，“宋姓”人氏具高瞻远瞩之眼光，又有大海般的气度，认定今后在这个美丽但不大的山岙内，自然资源很难容纳多个姓氏长久共存，他们做出了一个不被“陆、施”二姓氏察觉的痛苦决定，选择了在一个漆黑的深夜，悄无声息地“失踪”“蒸发”了。有人说他们迁居到了早先已经看上的另一安居地——宋家村去了。从此，宋氏就消失在了本属他们最早发现和栖息的一方山岙中。以后淳朴的陆、施二姓氏为永久怀念宋氏恩德义举，也没有将宋岙改成陆岙或施岙。再后来，方、张二姓氏也先后来此定居，这样山岙先后定居过五个姓氏，人们也自喻为“五龙，，栖息之地。方、张“两龙”延续至今，宋岙之古村名千百年来也一直沿用至今。

当历史发展至大清王朝衰落之际，村人经常遭受洪水带来的痛苦。去陆埠的村口溪涧，一经雨天好端端的溪涧巨石块都会被大水冲得无影无踪，多次危及人命，人们只得无奈地被关在这个隘口之内受罪。为使出行方便，村人募款在此建起一座桥，取名为“永宁桥”。从此这里“果然”就十分太平安宁，据说这在当时影响颇大，后来连大清光绪年(1888)修撰的慈溪县志都将这座桥名收录其内，而且是现在洪山境内数十个村庄中唯一记载着的两座桥名之一，可想“永宁桥”早在一百二十多年前的重要地位与知名度了。随着岁月的变迁，“永宁桥”已无往日的光彩，但至今仍横卧在宋岙境内的一条清溪上，风雨不侵地讲述着逝去的古老传说，后人在心目中已将它列为宋岙村的重要历史文物了。

这个村庄最亮眼的当属那条终年流淌不息的清澈山溪，它在龙潭之内全程约二公里，时而肃静，时而欢快跳跃，时而急喘不息，时而缓缓穿越村庄，流经姚江，归人东海。千百年来，它养育了这个村庄，因此能称得上是一条劳苦功高的“母亲溪”了。

宋岙村的民风向来淳朴，“方、张”二姓村民世代和睦相处，素有“夜不闭户、鸡犬相闻、路不拾遗”的美誉。到了民国时期，村庄人口陡然猛增。然而，老天爷恩赐给这个村的自然资源显得贫乏，人多地少，全村山林面积一千三百余亩(是1980年重新核准的数字，其中毛竹山三百余亩)，粮田二百余亩，人均山林不足三亩。村庄周围鳞次栉比的优质梯田多为外村外族人所拥有，本村人人均粮田不足四分，即便是丰年，人们的年自给粮(根据1953年11月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按平均计算不足八个月，而这些田地也多被少数几家大户所占有，村庄成了远近闻名的贫瘠村庄，但同时也造就了这个村拥有田地村民的勤劳与俭朴，不论在什么季节里人们总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没有田地的村民除打长工做短工求生外，出外求生者多为“五匠”(石匠、泥水匠、竹匠、木匠、锯板匠)，他们终年远走异地他乡。还有一些有城里亲缘关系的人家，想方设法送自己的儿孙抛家舍业去学做生意，去寻找可改写命运的另一种人生道路。

据史记载，方姓氏至今已有4000多年悠久历史，风、高、龚、姜、姬、方六姓为中华民族姓氏开辟之基。在中国现有四千多姓氏中方姓氏按人口排名为第六十二位，是一个“望名大姓”，名人辈出，历史上登榜进士168名，光在两宋时就出了132名，为诸姓之冠。宋景定壬戌年(1262)本族第七世(利行)山京高中状元，是余姚历史上的第一位状元(慈溪第二位)，令族人扬眉吐气，令方氏光耀天下。

在宋代，方姓为名扬天下一大户，十二世同居。这事引起了封建朝廷的高度关注，皇帝宋徽宗为旌表方氏十二世同居赋“义门诗”一首。

嘉熙四年正月当朝左宰相郑清之为方氏宗谱作序，可想当时方氏之深远影响。

先祖为子孙万代安居昌盛，又可寻根追源，从此，将宋徽宗旌表的“义门诗”作为子孙后人在方氏内融通的暗语，即：“甘田美宅九华东、班白熙熙庭巷通，仓廪甚虚无异爨、衣冠虽变有淳风，儿孙绕几称堂寿、羔酒堆盘乐岁丰，应降紫书旌孝悌、为君敦欢里闾中。”

这样，方氏后人无论转南闯北，只要找到散居在天南地北同出一门的方氏族聚居地，凡能用上暗语“义门诗”的，对方的方姓氏便会为你免费提供一宿二餐，遇有困难的还会帮你解决一路膳宿和车马盘费银两，这样的规矩在中国现有四千余个姓氏中是少有的，在我国这样一个长达几千年的灿烂文明国度里属于比较耀眼的氏族文明和氏族文化，也是方姓氏的一大荣耀和创举。

方氏族自来石台乡十七甲后，为不使族内后人乱伦，做到鞭策后代，有规矩可依，重设有一组“行次歌”，即排行：“元亨利贞、□□□□、国智成安、光明正大、世家昌仁、祥和永启、文学必先、遵守科全。”加之定居石台乡十七甲之前的四辈“百千万亿”共计三十六辈。

族规还设定，每相隔25年就要修宗谱，绵延不绝。从“贞”辈始又立支流宗庙、祠堂(“崇德堂”)。

族内至今已繁衍到了“祥”辈。方氏族早在千年前的封建时代就已设立很多清规戒律，其中有一条便是，方姓氏族内不得通婚。

宋岙村边的“陆家大爿”就是当年“陆家”家业，已成为地名的“里屋基、外屋基”是陆家当年的居住用房地，代代相传的祖屋，究竟是陆家的原有家业，还是先祖承继后新建造的，以及先祖承继的确切年份，本来是有据可考的，但在“文革”中被“四清”工作组与村上的一批红卫兵将几套方氏宗谱全当作“四旧”一把火焚毁了……

祖屋始建前，祖先们是做过郑重选址的，难怪凡到过这里又对风水深有研究的人都说，这房子坐落、朝向都很不错。这座房子也是这个小自然村至今保存得最古老、最完好的二层木结构楼房，背靠西北大山，面朝东南宽广茂密的竹林间，屋前还有一条涓涓长流的小溪。在民间，建筑面水依山还寓意财源滚滚，沉稳有靠。竹林问长有一棵连四位成人都难以合抱的千年树龄的古枫，其中有一根粗大的枝干一直伸延至小村的右前方，世人称这山村即使天塌下来也会有大树顶着。也有人称之为迎客树枝。一对喜鹊以古树为栖息地，整天叽叽喳喳热闹非凡，天长日久地与村人相依相伴。

旧时建房很讲究定式，或“五柱”落地“三柱”上楼，或“七柱”落地“五柱”上楼，祖屋是“七柱”落地“五柱”上楼的大楼房。这一排虽有这样的楼房共九间，按房子的风格中间四间才是最古老的，四问楼房中，最右边一间为堂屋，接着便是祖屋。从幸存的半部宗谱中获悉，上溯到十二世(安臣太公乾隆十一年)1746年时，我家与邻居同为十二世太公的长子与次子，这也说明在十二世时，至少这田地已是我们这一房的了，经考证这楼房的确切建造年代在道光早年，这样算来，这四问老屋(包括堂屋)的建造年代应有一百三十年左右历史，老屋的左两间以及堂屋右边三间属于以后不同年代陆续建成的。

又据传祖屋在建造之前这里原是一排七问平房，其中左右各一个边屋均为“八尺”间。十二世太公有兄弟两人，我祖上十二世是长房，兄弟俩各拥有两问大一间小的房子，到了道光年问，十五世太公(方家山正信太公)有条件要将三间半平房改建成现在的楼房，堂屋的后半间楼上至今仍留有始建时的一个门户与祖屋楼上相通，归我家(房)所有。堂弟因条件所限没有与堂兄一起将平房改建成楼房，多年后，堂弟在修缮期间又临时改变决定，将平房也翻建成了楼房。关于七间房子不是一次统一规划，不是同一木匠师傅一手建造，2005年11月的一次大修缮证实传说完全真实。我发现堂屋与青龙首的祖屋选用木质全为坚硬的栗树，规范讲究，现留存的三个栋梁柱顶端上都雕刻有十分美观且大方分明的蝴蝶刻花线条，所有横梁上都贴有一式的“椽花”。还有一点可以证明，村的西南方有一爿稻田称为瓦窑田，瓦窑田原是先祖当年为营造房子的烧瓦窑地。相传祖上建屋时除了铁钉子必须定制外，其余物资因环境条件之故，全是自给的，连瓦片也不例外。不过所烧制的瓦片因山上的泥土含沙量大，所以特别厚重松脆，这种瓦片在老屋中还有所保留。

P1-7

方家良经历过战争年代、政治运动，困难时期的风风雨雨、曲曲折折、坎坎坷坷的人生行程，仍有胆识、有勇气，领头发起一场山林“革命”——1981年10月《浙江日报》头版头条报道和评论员文章所记录的。而他的创举则是在1980年初春，这位宋岙村的党支部书记没有研习过《政治经济学》，却用农民的方式理顺了农村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关系；他没有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却凭着农民的智慧干了一件此后引起轰动的山林承包大事。这个壮举怎么会发生在一个偏僻的山村？怎么会由一个中国农村最基层党支书带头发起？那是另一个话题了。

时下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可推为“发展”、“创新”了，而方家良在当时浙江一个山村搞山林承包，创造性地给这两个词注入了历史的内涵。因为，现在隐含着过去，未来萌生在现在。其子方国平托我就此书“说上几句话”的时候，我看到了方家良“村官”生涯中的这个制高点。

不过，我看重的是“村官”方家良这个形象。我从文学角度对这个形象发生了兴趣。他出自一个儿子的回忆——一部有意的回忆性质的报告文学，却无意之中“报告”了一个时代，特别是60年的历史。

方国平这部报告文学的初稿有四十余万字。他五易其稿，修剪枝叉，忍痛割爱，现在定稿为二十余万字。他占有大量的素材，如果把这部书比作一片沃土的话，那么，它的土质则是真诚、真实和真情，是一个儿子对父亲的深切缅怀。其父逝于2004年5月28日午时，之前的百余天，方国平陪护着父亲。那些日子，方国平和妹妹，每天晚饭后，陪父亲去医院内的公园散步，坐在公园的长椅上，并没有谁提起，其父开始追溯漫长的“逝水年华”。讲得疲惫了，方国平会劝其中止，这样，父亲每天追述，儿子夜间整理。从童年到老年，口述中，其父犹如一棵树苗，年复一年，长成了一棵参天大树。父亲去世后，方国平就有了动笔的冲动，他想用文字留住父亲的形象，可没想要来个长篇，他写着写着，渐渐察觉，故事在成长、壮大，它是一棵大树。他亲手种植了一棵文学之树，其间，他还学会了电脑打字。一晃五年，终于脱稿。村里人为纪念死去的父辈，往往做个气派的坟墓；方国平的心愿则是献给父亲一部书，那部书里，父亲活着，或说，父亲在这部书里。

文学意义的形象，要打动读者的心扉，得用精彩的情节和细节来支撑。方国平顺手拈来，那都是父亲亲历过的事情。我想，作家的想象力在鲜活的生活面前往往会失色。不妨举例，《西干求粮》可以说是相对独立的精彩故事。那是发生在三年困难时期的“求粮”，它的感人之处是，作为宋岙村支部书记的方家良，大食堂、大锅饭的热闹之后，突然转入大粮荒、大饥饿，缺粮断顿，这种背景里，他去西干村支部书记干炎康那儿借粮——一连六次，他明明是去借粮，却五次拒粮。为何？这重复之中显出了方家良的形象。干炎康给方家良一家用粮，方家良拒借；再借给他亲戚在内的粮食，他又拒借；再借给他所在的生产队的用粮，他仍拒借。这样，一次次借，一次次拒，重复地借和拒之中，范围、人数逐渐扩大。他一家五口人，生产队70余人，宋岙村500多人(当时是大队)。第六次，干书记被感动了，应承了他全村500多人的粮食，他罢休了。他说：村里的人都要饿死了，我一家活着还有什么用？！这类发生在方家良身上的执著故事，读者可以走进这部书里去踏看。每个人可以凭自己的经历、兴趣找到属于自己的故事。每个人都会有难忘的童年故事。其父铭记着60多年前的一顿米饭。方家良的母亲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感动了雇主，雇主煮了米饭答谢，方家良的母亲却借口离开，让儿子替她吃了那顿米饭，母亲的博大滋养了lO岁的方家良，一顿米饭已被视为方家良漫漫人生的精神源头，它与20年后的“借粮”有着可贵的行为逻辑关联。方家良在弥留之际回忆遥远的那一顿米饭，流露出了对母亲的愧疚。整部作品，写出了方家良心灵成长、成熟的轨迹，恰似一棵根植山岭的树，生长、壮大。

拥有了大量素材，怎么去组织？怎么去表达？阅读中，我能隐约感到方国平在语言表达上的“困惑”(其实，作家面对瞬息万变的世界，怎么发现存在的本质，何尝没有发现和表达的“困惑”？)。他面对现成的父亲的故事，时常觉得词语的匮乏。确实，面对回忆中的活生生的形象，怎么用语言表达出来？他时常为找不到、用不准一个词而不安，仿佛寻找一个急着要用的物件却找不到。而自以为得意的词，安放不到句子里，他觉得对不起那个词。待到发现一个苦苦寻觅的词，他会喜上心头，在许多段落，可以看出一些词汇有了安居之所。因为脾胃有疾，不能熬夜，他每晚坚持写500字，绝不懈怠。写出了，用朗读来检验句子，不顺口，就修改，再读，再改，把病句读得暴露出来。可谓艰辛。报告文学要经得住真实的考验，他走亲戚、访前辈，查史料，核细节，尽最大可能恢复历史的真实。这种严谨、认真的创作态度委实可贵。正因为有了这种创作态度，这部作品里，人物像大山一样结实，叙事像竹林一样扎实，细节像庄稼一样真实。

方国平的父亲，在生命的最后一百天，仅仅是回忆一生的经历，竞没有留下遗嘱。不过，方国平记忆中保留着父亲叮嘱他的两句话，第一句是：你有能力就要帮助村里做些事情；第二句是：踏踏实实做人，比提心吊胆过日子要安泰。其父还有个口头禅：说了算，定了干。如果这是遗嘱的话，其父已在日常生活过程中不知不觉地留下了。方国平创作此书的原始动因，是一个儿子对一位父亲的怀念。其实，他已不仅仅是写出一位父亲，一个农村最基层的党员干部的形象“立”起来了。他把父亲所处的时代背景——不是放进，而本身就在其中，父亲是60年历史的亲历者、实践者、见证者，于是，作者实际上记录了一段漫长的历史，一个人的历史引出的一个时代的历史——父亲是个穿越者、承当者。正如奶奶影响了他父亲一生，父亲也影响了他的一生(第一章是精神基础：童年决定了一个人的一生)，这种民间文化的传承和熏陶，一代一代延续下来，薪火相传。我想，这也是此书的意义所在吧。相信，方国平继续写家族其他成员的时候，再做些文学方面的功课，那样，表达起来，注入文学的语言，文学的手法，文学的元素，会写得更加细微，更加丰沛，更加生动，那么，文学之树就会枝繁叶茂。

是为序。

谢志强

2009年7月9日

历经数个严寒酷暑，我先后从余姚市档案馆、图书馆、宁波天一阁、浙江农业展览馆、浙江档案馆、慈溪文史馆、宁波市江北区(慈城)查找资料，走访祖辈与父辈当年的最知情人员座谈，甚至我还上云南赴温州找亲人回忆。总之，我恳求所有走访到的对象能给我提供真实的史料，哪怕是一点一滴。这些都是促成我写好《村官》的重要源泉。

在整理资料和创作过程中，我感到一些史料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尤其是自上个世纪60年代一直上溯至世纪之初的那一段历史，因岁月久远，古稀老人们只能回想起一些零星片段，有的只能说些大意梗概，更无法记清具体年份与细节。正当我处在十分茫然之际，2005年2月9日(即农历正月初一)，我在这一天的清晨，做出了一个别样的决定，要去离县城有六十多里远的那间已走过了近一个半世纪，见证了家族中六代人的老屋。在已尘封了十几年的老屋中，尽是一些被遗弃的东西。我在一个角落里发现一只布满蛛丝和厚厚一层灰尘的破纸箱，我伸手打开纸箱盖，呈现在眼前的全是书报之类东西，我一本本翻阅，竞有很多是难以求得的重要史料，其中有1951年族中的几本分书；令我最兴奋的不是那几本分书，而是一本在封面上印有“1964年余姚·丈亭社会主义教育试点工作队”字样的笔记本。这时的我，很想了解父亲在里边所记录的试点工作的内容，可是笔记本却是详实地记载着1966年四清工作队进村后村上发生的一件件重要事件。这为我写好“文革”这一章节提供了重要的证据。清理时我还发现了父亲童年上私塾的一本常识课本和早年使用过的一本字典。

在这一次的史料发现中，我也了解到父亲与村民们风雨同舟、生死与共，共度上个世纪60年代初一场席卷全中国的大粮荒的经过。

仅存的几本笔记本中，只有一本是70年代的，是父亲专门为记录建造宋岙公路而使用的，它详细地记录着物资匮乏的70年代，父亲带领村民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改造自然环境的全过程。我想，在这些重大事件需要有印证材料的时候，突然间真的拥有了它，可能这也是冥冥之中早就安排好的，因为老屋不仅已受冷落多年，其间也曾多次有人清理过，然而这批“宝贝”还是完整地被保留下来了。

2007年4月7日，我又在老屋的一个旧橱柜夹缝中发现了几张泛黄的报纸，里面夹有两份材料，一份是父亲在1966年10月7日晚上的检讨稿件，另一份也是检讨稿件，却少了第一页和没有标明具体的时间。

在我陪伴父亲生命最后的100天里，他每天的回忆，都被我一一记录下来。大量的回忆中，有很多事是我第一次听到的，也有过去看到过而现在已被淡忘了的。比如，关于《浙江日报》、《浙江画报》等媒体报道宋岙大队山林改革的大事，是父亲在这100天里提到，我花了几天时间从余姚图书馆中，翻看一年又一年、一月又一月的旧报纸，一页又一页地查找到的。书中关于父亲第二次担任宋岙大队支书的史料，是2005年春节走访时，由陆埠供销社原书记翁金友同志提供的，当时他作为洪山公社驻宋岙大队党建工作组成员之一，是那段历史的唯一见证人；书中有关父亲在各个年代出现的详细时间，来源于父亲在1986年前填写过的一份简历底稿；与原三五支队后勤部长奚德祥同志的一段交往历史，除父亲叙述外，也有我在80年代中期受父亲的嘱咐去杭州朝晖新村拜见奚老伯伯和张慎妈妈时得到的；兑现“文革”时期“掠取”的“不义之财”，是改革开放后的1986年由洪山公社党委做出批复的；还有不少资料来源于《余姚市志》、《慈溪县志》、《宁波市志》、《鄞县志》等。

提供材料内容的还有妹妹方亚娟和其他亲人，有在洪山工作过较长时间的吕同志等，有父亲当年的老同事磨石坑村原书记徐阿龙同志、石笋村原书记方世忠同志，以及村人张传祥、张周华二位老人。此外，还有张信堂、张传明、方大局、方家能、方大根、方大伏等人。有关母亲的史料，是我通过与村上母亲的同代人一起座谈和个别走访取得的。提供母亲史料的还有老干部方大妈(方调娣)等人。书稿在撰写过程中还得到了我的表弟方成明、外甥郑超杰、女儿方颖、侄女方超的一些建议。

此外，有两件事曾困扰过我很长一段时间，花费我很多精力，今天在这里还得提一下。第一件，关于奶奶，奶奶一生无论于公于私都功劳卓著，可惜她没有留下一张照片和画像，我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在这本书中少了奶奶的尊容，所以我一定要给奶奶画上一帧像，以弥补历史留下的遗憾。我先找村上与奶奶较熟悉的老人们，要他们提供奶奶生平中的主要特征，然后又将奶奶四个儿女的照片凑齐，在余姚城内找民间画像师傅绘制，几个画像师辛劳了很长一段时间，结果未能如愿。我不甘心，又转向余姚城内几家较大的照相馆，用现代电脑手段合成，结果还是没有成功。第三次我把目标瞄向了余姚的几所名校，恳求学校里的美术教师，希望仍然落空。这时我想起浙江省不是有一所著名的中国美院吗？那里还会有解决不了的事？我顶着火辣辣的日头去了美院，由于时间选择不当，当时师生们正紧张地忙于期末工作，而这时离我的书稿编排时间很近了。最后经杭州好同学徐翊洪相助，来到了一位热心的从事职业绘画的徐科长办公室，他要我描述我奶奶的特征，而他自己则一边听我讲，一边动手绘制，我描述完了，他的绘制也结束了，一幅素描画展现在我的眼前。我除了惊喜，也很感激。我带回老家后，经一些老人辨认，以后我又几次去杭州找徐科长修正，画像虽不能完全复原奶奶的原型，但村上的老人们觉得还有几分像奶奶。

第二件，为求得一套自己家族的宗谱，我曾寄希望于享有盛名的天下第一藏书楼“天一阁”，结果无果。我又找民问宗谱收藏爱好者，最后我查遍了省内外三十多个县市的78套方氏宗谱，考证了宁波市内方氏聚居地的主要村庄，数度寻访“文革”时焚毁宗谱的当事人，以及当时的宗谱保管者，为此我整整花去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可惜再也没能发现本家族留存在世的宗谱和能与之相衔接的异地方氏宗谱。

由于我的执着寻找，2006年底，我终于欣慰地得到了方氏宗谱，遗憾的是此卷为卷二，只有“亨辈”至“世辈”的世系图，没有留下重要文字。为写好这部书的第一章节，我重新多次细细查阅众多方氏宗谱，最后终于如愿以偿地发现了其中一部，里面记载：“季亥(亨辈)元英三子以贤才举仕隐於慈溪石台乡十七甲(北宋1046～1118年时名称，即后来的洪山乡)之原，生绍兴丙寅四月初六辰时，卒嘉定癸未七月初二，娶宋氏，合葬慈溪宋岙山，生子维。”由此，与那一套方氏宗谱得以相衔，找到了本族传承繁衍的脉络。我还惊喜地发现在众多的方氏宗谱中，记载有“义门诗”的也只有三地的宗谱，证明他们同为方轸后裔。由此，我终于弄清了宋岙村名远在宋朝时已经存在，至今已有千余年的古老历史。

这几年中我怀着使命，从开始搜集史料到这一稿的写成，整整花了三四年的业余时间。我白天上班工作，所有的业余时间全沉浸在书稿的构思与创作之中。2006年底书稿竟然有四十来万字，然而我感到初稿写得很稚嫩，尚有很多不足之处，为完善书稿，我又经过了一年多时间的修改和补充，甚至将多个章节推倒重写。2007年底我找到了作家黄港洲老师，恳求他帮我对书稿提些意见，当时他正在创作一部电视连续剧，正要赶赴北京，他在上京城的途中仍在审看我的书稿，得到他的肯定，随后他将书稿推荐给了诗人李全平老师，李老师看完书稿，很快给我提出了修改意见和建议。2008年初，在我的这一稿打印出来的第一天，被一位爱好文学的企业家康雪芬女士碰上，她执拗地要先睹为快，我只得接受她的要求请她提批评意见，并要她在lo天内返还书稿。意想不到的是她在第四天上午就打来电话说，她几乎是一口气看完了书稿的，我说真的有这么值得一看吗？书稿有26万多字呢！她说，她被书中一些情节所深深吸引，她还说，未征求我的意见已将书稿推荐给了宁波的著名作家章倩如先生。其实我求之不得呢，为完善《村官》又遇上了一个极好机会！  我再次拜见章倩如老师是在他拿到书稿后十来天的一个下午，他说自己前几天连去象山出差都带书稿在身，他还说这书以后可以出版，现在写这种题材的人不多。此后，他还多次给我提出修改意见，特别是要我忍痛割爱删去一些章节。

今天，我为怀念以父亲为代表的一个时代，亲手写下这本沉甸甸的书而感到自豪……现在我终于可长长地舒口气了，因为我如愿地完成了这部书稿。

本书即将付梓，我愿与所有的读者、朋友和亲人分享它。同时，在此我要感谢对书稿提出修改意见和建议的所有人，特别是章倩如老师、李全平老师、黄港洲老师。同时我还要感谢宁波作家协会副主席谢志强老师为《村官》作序。我还要感谢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副社长王进先生，是他促成《村官》的如期出版。最后我还要恳求所有的读者对书中存在的不足多多包涵。

2009年共和国迎来第60个华诞，我们古老的根——宋岙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变化，不变的是我们心中的暖流，不变的是对明天的美好祝福！

2009年7月于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