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宋真宗朝的五位宰相为对象进行个案研究，目的是揭示士大夫政治下的君臣关系——以君臣权力互动为主要表现。宋真宗朝的这五位宰相，囊括了中国历史上宰相的基本类型。通过他们的政治活动，这五种类型的宰相呈现出不同的面貌。皇权与君臣关系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课题，通过不同类型的宰相的政治活动，这一课题被置于更为具体的历史场景中，在视觉上愈发清晰起来。

本书试图将历史叙述凝缩在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时段内，通过典型人物的活动个案，以管中窥豹、滴水映日的方式，使历史上君臣之间的合作与角力可以有一个清晰而细密的具象，而个案考察的集合，便构成了一幅完整的画面，对考察中国历史上皇权的走向，可以给出一个具体的剖面。

写在书前的后记——感言与寄语

第一章 定位皇权，肇始宰辅专政：“圣相”李沆

 一 何以选择李沆

 二 真宗及其时代

 三 “首蒙大用”

 四 太子之师帝王友

 五 “总文武大政”

 六 “最得大臣体”，

 七 时人的评价与李沆的意义

第二章 寻常作为，塑造皇权：“平世之良相”王旦

 一 平淡无奇的平世循吏

 二 一朝宰相

 三 三槐成荫

 四 “朕心所属”

 五 “堪任大事”

 六 “务行故事”

 七 “有谤不校”

 八 “进贤退不肖”

 九 “事无大小，非旦言不决”

 十 宰辅专政：君臣协作的合力

第三章 左右天子为大忠：“使气之寇准”

 一 政界的另类

 二 君臣际会

 三 左右天子

 四 政界沉浮

 五 重掌相印

 六 从政争到政变

 七 “面折廷争，素有风采”

第四章 佞臣如何左右皇权：“瘿相”王钦若

 一 被忽视的“恶的历史”

 二 以才干结主知

 三 以鬼蜮中伤人

 四 以阴柔顺主意

 五 以昏佞愚主智

 六 以智术保善终

 七 阴柔如水：王钦若模式

第五章 宋代权相第一人：“罔上弄权”的丁谓

 一 士大夫政治的另一面

 二 才子与能吏

 三 “大计有余”与东封西祀

 四 权臣独裁的秘密

 五 宋代权相第一人

第六章 代王言者：真宗朝的翰林学士

 一 高级“刀笔吏”

 二 翰林学士制度与真宗朝的若干数据

 三 士大夫阶层的翘楚

 四 翰林学士与皇帝、宰执之关系

 五 派系政治下的翰林学士

 六 介于皇权、相权之间

第七章 从具体到集约

 一 集约的理由

 二 皇帝在位三阶段：俯瞰真宗朝

 三 宰相类型：真宗五友

 四 真宗朝的意义

延伸阅读 写在书后的前言——皇权论综述

 一 皇权研究的历史回顾：我与学界

 二 基本概念的说明

 三 思想史视野下的考察

 四 政治史视野下的考察

 五 走向象征化的皇权

参考文献

一 何以选择李沆

对于李沆，恕我寡闻，迄今为止尚未看到专门论述的文章。大概是由于在众多的宋代士大夫中，李沆实在不太引人注目的缘故吧。他仕于宋初太宗、真宗两朝，官至参知政事和宰相。虽居高位，决策主政，但在他的任期内，既没有发生什么惊心动魄的事件，也缺少有声有色的作为，仅仅是承平时期的正常作为。因此，在后世，曾经被称为“圣相”的李沆，便成了一个为人遗忘的“大人物”。而引起我注意的，首先是李沆所处的时代。

作为政治家，李沆主要活动于太宗末、真宗初。这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时代。在这个时代，王朝的草创期业已结束，各种制度初具规模，一代创业的君臣也渐渐凋零。而在和平环境下成长的士大夫群，则随科举规模的扩大迅速崛起。他们以不同于以往的观念和方式，影响乃至主导着整个朝廷的政治运作，而李沆则是他们当中的出类拔萃之辈。从君主的角度看，随着“亚开国皇帝”太宗的逝去、第一位正常继统的皇帝真宗的登场，宋代历史开启了新的一页。

在传统的权力构架中，君臣关系往往决定着政治走向。新君即位，君臣关系如何定位，又决定着皇权如何定位。环境塑造着人，士大夫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环境也改变并塑造着君主。而对第一位正常继统的真宗的塑造，则对此后漫长的宋代历史、甚至是后世的历史中皇权的走向产生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李沆作为太宗指定的太子师傅和真宗亲擢的宰相，在真宗即位前后，对真宗影响甚大。因此，考察李沆的作为，对于了解宋代中央政治，特别是皇权的演变，我想绝非毫无意义。

二 真宗及其时代

至道三年(997)三月，患病月余的宋太宗驾崩，皇太子奉遗制即皇帝位于柩前，是为宋真宗。这一年，宋真宗刚好三十岁，正可谓是“三十而立”。在宋代历史上，宋真宗是第一位正常继统的皇帝。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即位，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然而，即皇帝位对于宋真宗来说，也许并不能使他踌躇满志，感受到坐江山的愉悦，倒可以说是一份过重的负担。

首先是皇位继承的问题。自从宋太宗在“烛影斧声”之夜打乱了皇位继统的正常程序之后，皇位继承就成了一个变数。无论是皇叔皇弟，还是皇子皇孙，谁都可能成为、也可能不成为下一任的皇帝。宋朝的皇帝，把皇位这把交椅看得格外重，并不轻易树接班人，往往到了在位的晚期，病人沉疴之后，才在大臣们的劝说下，确定皇太子。被确定的皇太子，也未必是长子。这又是一个变数。皇太子的确立，乃至新皇帝的即位，也并不是在位皇帝一个人所能决定得了的事，一定要与主要大臣相商，获得赞同之后才能决定。因此，其幕后往往隐伏着朝廷中的派系之争。

我们来看一下宋真宗即位的背景。他是宋太宗的第三子，在宋太宗去世的一年多前，才被立为皇太子。在此之前，凡是向宋太宗建议立皇太子的人，都被其以盛怒拒之，“时太宗在位久，冯拯等上疏乞立储贰，帝怒，斥之岭南，中外无敢言者”。我一向称宋太宗为“亚开国皇帝”。这不仅是因为宋太宗参与导演了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政变剧，更因为他是在“烛影斧声”之后，不明不白即的位。以这样一位向来被认为拥有强权的君主，在确定继承人的问题上，也不得不同大臣相商。也许他知道，他可以在活着的时候拒绝别人立储的建议，但却管不了身后之事，而他的大臣们却还要与新君共事，因此后继新君必须要获得他们的支持。

《宋史》寇准本传载：

准初自青州召还，入见，帝足创甚，自褰衣以示准，且曰：“卿来何缓耶？”准对曰：“臣非召不得至京师。”帝曰：“朕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准曰：“陛下为天下择君，谋及妇人、中官，不可也；谋及近臣，不可也；唯陛下择所以副天下望者。”帝俯首久之，屏左右曰：“襄王可乎？”准曰：“知子莫若父，圣虑既以为可，愿即决定。”帝遂以襄王为开封尹，改封寿王，于是立为皇太子。

寇准回答宋太宗的话，说得极为委婉，但宋太宗听得出来，我们也看得出来，寇准实际上是赞同宋太宗的提案的。这就使宋太宗做出了从诸子之中选择真宗的决定。而据《五朝名臣言行录》卷4的记载，宋真宗被立为皇太子则是由于寇准的直接提名。总之，这些都是宋真宗被立为皇太子的幕后操作。

然而，靠非正常方式登基的宋太宗，心胸狭隘多疑，他虽然因为自己的病情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立了真宗为皇太子，但总有些不情愿。接着上面引述的《寇准传》的记载，就有如下的叙述：“(皇太子)庙见还，京师之人拥道喜跃，日：‘少年天子也。’帝闻之不怿，召准谓日：‘人心遽属太子，欲置我何地？’”如果宋太宗只是偶尔心情不快，也还算是人之常情。但宋太宗在对待皇位问题上，已经不是第一次这样表现了。在他登基后的第三年，太祖实际上的长子燕王德昭与其一起征伐幽州，“军中尝夜惊，不知上所在，有谋立德昭者，上(太宗)闻不悦”。以至当德昭向太宗建议行军赏时，太宗竟勃然大怒，说出了“待汝自为之，赏未晚也”的话来，逼得德昭自刎而死。德昭为太祖之子，对他的皇位存在威胁，情理之中。然而皇太子是自己亲生，自己选立，还显得如此醋意，就有些过分了。在这样的父皇手下做皇太子，真宗的精神压力可想而知。

为了巩固自己的皇太子地位，真宗谨小慎微，生怕使太宗不快。但无论他怎么做，都难以避免心胸狭隘的太宗猜忌。他在判开封府期间，遇到旱灾，免除了十七个县的租税，被攻击他的人说成是收买人心。太宗听了也感到不悦。他只好倍加勤勉职事，“留心狱讼，裁决轻重，靡不称惬，故京狱屡空”，因而得到了“太宗屡诏嘉美”。

另一方面，真宗对大臣也是毕恭毕敬。他被立为皇太子刚刚一个多月，就向太宗提出不要让大臣对他自称臣下。他这样做，一方面是让太宗减少一国二主的不快，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自己的将来而笼络大臣。《宋史》卷6《真宗纪》载：“故事，殿庐幄次在宰相上，宫僚称臣，皆推让弗受。见宾客李至、李沆，必先拜，迎送降阶及门。”

这样做的结果，固然使他顺利地登上了皇位，但也在内心无形中埋下了庸懦的种子。乃至在他即位之后，也没有改变这种性格特征。

即位前后的真宗，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他还面临着来自自己手足兄弟的潜在威胁。“烛影斧声”的事件，虽然被宋朝的史家们记载得隐隐约约，扑朔迷离，但处于宫禁之中，作为当事者太宗的儿子，想必是比谁都知晓内幕。在真宗即位时，其上尚有其兄太宗长子楚王元佐。依照惯例，长子继承皇位毕竟是名正言顺。但元佐因为反对太宗在篡位后迫害秦王廷美，被太宗废为庶人。

太宗驾崩之际，围绕着新君即位问题，虽说是没有“烛影斧声”那般惊险，却也有几分惊心动魄。

P3-7

大凡称作“后记”，毫无例外，都是放在书后。我将后记置于书前，似乎有悖常规。将这样的文字置于书前，自有我的理由。首先，这不是一篇正规的导言或者绪论，叙述的大多是我的学术经历和思想历程。我觉得这样可以很快地贴近读者，使读者成为愿意听我絮叨学术心曲的朋友。此外，从叙述本书的写作经纬、写作方式和大致内容开始，也可以使读者尽快地进入“角色”。

我希望读者做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读历史论著，我希望读者通过历史的“时光隧道”，进入到彼时彼地的具体情境之中，回到历史现场，做个“在场者”，具体地感受历史，触摸历史，唤起一些被长久遗忘的记忆。至少是做一个历史演习场外的观察员。这样，读者既可以与所阅读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息息相关，又可以登临绝顶，一览众山。不仅是文学作品，历史学论著也同样有读者填充想象的空间。叙述的完成有待于读者的阅读、想象与品评。因此，以我的阅读经验，便想站在读者的角度，先告诉读者这本书写的是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写。

我把考察的时空范围凝缩在了短短的北宋真宗朝二十六年间，分六章考察了贯穿于其问的五个宰相的活动和一群作为宰相预备队的翰林学士，所以称作宰相故事。这六章依次为：第一章“定位皇权，肇始宰辅专政：‘圣相’李沆”；第二章“寻常作为，塑造皇权：‘平世之良相’王旦”；第三章“左右天子为大忠：‘使气之寇准’”；第四章“佞臣如何左右皇权：‘瘿相’王钦若”；第五章“宋代权相第一人：‘罔上弄权，的丁谓”；第六章“代王言者：真宗朝的翰林学士”。

为什么我要采用这样的方式来阐述我的皇权论呢？将考察的视点聚焦，窥一斑以见全豹，使我可以有足够的能力涸泽而渔，深入挖掘这二十六年的全部史料。不过，这种看似易于操作的方式，却无异于自课难题。因为无论对自己有利还是不利的事实，我必须面对，做出合理的解释。从这个角度说，采用这种方式难度更大，因为一般仅仅采用对自己的观点有利的事实进行佐证的泛泛而论，是不会遇到这样的难题的。然而，如果能够跨越这道难关，则会使我的论述更具说服力。因为我的结论，读者无论赞同与否，都无法回避和否认我所列举的事实。

当然，内容决定形式。让我决定采用这种方式的，还是我所要考察的时代。这就是下面我要回答的另一个相关的问题。

论述皇权问题，即使是立足于宋代，两宋有十八位皇帝、三百多年的历史，为什么要选择在北宋真宗朝呢？因为真宗朝在宋代历史上是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时代。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历数中国历史上具有雄才大略、丰功伟业的皇帝，似乎怎么也轮不到宋真宗。因为在今人看来，宋真宗实在过于平庸。那么，这一时代的典型意义又在哪里呢？

这是因为继宋朝开国皇帝太祖和亚开国皇帝太宗之后，真宗是宋代历史上第一个以正常方式即位的君主。宋朝的各种制度整备完成在这一时期，皇权的定位也在这一时期。进入到真宗朝，具有宋代特色的新型士大夫政治开始真正展开。这就是这个时代的基本特色。我以为平庸才是皇帝的常态，平常也是历史的常态。不过，尽管在今人眼里看真宗平庸，但在宋代，说到比较狭义的所谓“祖宗法”，也还是把真宗朝的行事加入在内的。其实，这正反映了宋代士大夫的认识，反映了宋代士大夫对士大夫政治开始于真宗朝的肯定。真宗，是这个时代的代名词。

在太祖、太宗朝，从中央到地方，政务几乎都是由后周以及江南诸国入宋的旧臣所把持。太宗朝开始扩大科举取士规模，每科都有数百人甚至上千人的及第进士、诸科以及特奏名走上仕途。加上以其他途径采用的官僚，十几年下来，宋王朝自己培养的士大夫逐渐取代了前朝旧臣，成为政治舞台的主角。比如本书所考察的对象宰相李沆、王旦、寇准，都是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进士，而王钦若、丁谓则同是太宗淳化三年(992)进士。士大夫阶层的空前崛起，拉开了中国历史上新的官僚政治——士大夫政治的序幕。根据我对宋代历史的观察，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时期，正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士大夫政治，影响了此后宋代乃至中国数百年历史。关于这一时期具体的时代特征，还是请读者透过正文的叙述来体察。

真宗在位不过二十余年，以上五个宰相几乎主宰了真宗朝的主要政治运作。这五个宰相的政治活动，从君臣关系的视点看，几乎囊括了传统中国社会宰相的基本类型，提示了左右皇权的基本方式。这便使我的叙述更具典型意义。将皇权这样一个重大的课题，放到较为具体的历史场景里来加以讨论，在视觉上会显得更加清晰。这种认识也是我执意要用五个宰相将北宋真宗朝政治史贯穿起来的一个因素。这种贯穿不是人为的硬性操作，而是一种符合时序的现成存在。不过，本书并不是一部全方位的真宗朝政治史，舞台的聚光灯只是打在以皇帝和宰相为主的一群人身上，来透视君臣关系与皇权消长。所以，在聚光灯之外，我要省略许多场景。

叫作“故事”，其实并不是讲故事，也不是五个宰相的传记合集。我试图将历史叙述凝缩在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时段内，通过典型人物的活动个案，以管中窥豹、滴水映日的方式，使历史上君臣之间的合作与角力可以有一个清晰而细密的具象，而个案考察的集合，便构成了一幅完整的画面。对考察中国历史上皇权的走向，可以给出一个具体的剖面，从而为我所主张的皇权论建立一个坚实的根基。就是说，从个性化的诠释出发，以期达成普遍总体阐释的目的。

因此，我的考察不是通常那种望远镜式的，不是气势宏大的高屋建瓴，而是显微镜式的，将往往会被研究者忽略的细部尽可能地放大，纤微毕现。用地图来比喻，我画的不是比例尺百万分之一的地形图，而是万分之一的街区图。就是说，我的研究不是登高望远，指点江山，而像是田野考古，不过是爬梳于文献史实之间。

……

书中所叙述的宰相故事，实际上都是在十多年前写成的单篇文章。日文版已见于我在2001年出版于东京汲古书院的《宋代的皇权与士大夫政治》，中文版多数也在国内的杂志书刊中发表过。由于是在一个主题下写出的系列文章，所以可以将这几篇抽出，单独作为宰相故事，奉献给读者。只选这几篇文章，是因为这几篇讲的都是可触摸、可感受的具体的人与事，并且还稍具可读性。不过也要请读者原谅，本书各篇所述，大多是在短时期这些人物所共同经历的事件，所以在史料使用上不免有重复之处。由于是独自成章，读者既可以依序阅读，亦可跳跃浏览。透过轻松的阅读，自可体会著者论述之大旨。

将旧作数篇汇集成书并非难事，但如何定名则让我颇费踌躇。前前后后想了不少，最后成为现在的书名——《宰相故事：士大夫政治下的权力场》。叫“故事”，一是用其本义，指为旧事。此外还有讲述之意，因为故事总是要讲的。写人物，便具有一定的故事性。而以讲故事自课，也是要让自己的表达不要过于枯燥。副题的“士大夫政治”一语，是有特定的旨归。这是从宋代真宗时期发轫的政治形态，寓含有时代印记。我很喜欢物理学中“场”(field)的概念，既无形又可感知。不仅仅限于自然科学，在社会领域内，又何尝不存在有一个个的“场”。我的书主要论述皇权，但却叫作“权力场”，不直言皇权。这也有我的考量。固然，在历史上，皇权是一种主要的政治权力，但并不是唯一的一种。在权力场中，纽结有各种各样的权力，皇权不过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种。以“权力场，，为题，把皇权纳入整个权力场的大视野下进行考察，要比就皇权论皇权具有一定的广度与深度。并且，在叙述皇权的同时，可以呈现各种权力的纠合与角力，透视各种关系的和谐与紧张，全方位地展示一个时代的政治态势。

在此，我要感谢鼓励我汇集成书的中华书局编辑部的诸位先生，还有不少读过我部分文章的历史学界圈内与圈外的朋友。“通鉴”不仅仅在于“资治”。读历史书，读历史学研究论著，既可以用于研究，亦可以从中获取智慧，感悟人生。在历史学家那里，时间变得可逆，电影被得知结果后倒放。不过，并不索然无味，事后诸葛亮后验的历史认识，一定会带给走向未来的人们以先验的启迪。对读者，我有一个最低限的企望，那便是对本书还能够读下去。

当我们久久地仰望苍穹，俯观瀚海，那广阔，那雄大，会让人产生一种无力感。这种无力感，在长久地面对浩瀚如烟海的历史时，我也常常生出。尽管无力，我依然还乐于瀚海弄扁舟。从中，也时时能体味到海明威在《老人与海》中所描述的那种搏击的乐趣。曾经看到过一个比喻，说历史就像一块块碎布，历史家就是裁缝。接着这个比喻，我想说，没有人会做得天衣无缝。因此，我对读者的另一个期待，那就是：批评。

王瑞来

戊子中秋记于东京，己丑初春再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