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德国著名思想家本雅明晚期的作品,是20世纪最优美的散文创作之一。由六十三篇加有标题的“经验和思想片断”组成。整个文本不具备一般回忆录和叙事文本在时间、事件和人物上的连续性,时间和空间的错乱和叠合构成了文本的风格。本书由于其中儿童经验的普遍性而在我们心中唤起“同感”。那些孩子所特有的、原始的、在感官和下意识层面上的细微而敏感的经验,孩子对色彩、气味、声音和光线等的感知:肥皂泡的色彩,煤气灯的咝咝声,农贸市场的腥臭味,圣诞夜穷人家的灯光,还有孩子口中喃喃念着的儿歌,孩子对妈妈和祖母的依恋,等待礼物时的焦灼,雨天中的想象,对天使的企望和对灾难的预感,获得战利品时的骄傲,捕捉蝴蝶和捉迷藏时的险象环生,在看小人书的时候让远方的国度进入自己的心中,最初的性的萌动以及唯恐天下不乱的心情,等等,我们都似曾相识。
本书是德国著名思想家本雅明用碎片方式审视童年时代柏林生活中的人与事的散文作品。作者去世前把文稿藏在巴黎国家图书馆里,四十年后重现人世——重返作者1900年前后所经验过的柏林都市生活的景象:柏林的内阳台、胜利纪念碑、蹄尔苑林、电话机、动物园、西洋景、捉迷藏、儿童读物、圣诞天使、幽灵等等,经过他的思想过滤和钻探,无不以一种信息和感受极其密集、深入的方式呈现出来。作者极富魅力的个人风格和洞悉事物的新奇视角,在此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西方评论家将它誉为“我们时代最优美的散文创作之一”。
姆姆类仁
有一首古老的儿歌曾提到过类仁姑母(Muhme Rehlen),由于我当时不知道姆姆(Muhme)是什么意思,所以这个人物对我来说便幻化为一位精灵:姆姆类仁(Mummerehlen)。这样的误解使我看不清世界的面貌,但却富有积极意义,它让我踏上了通向其内里的路途。就事物的内里而言,任何外在的变动都是合理的。有一次,我偶然旁听到人们谈论铜版画(Kupferstich)。第二天我便将头放到凳子底下,以为那便是一幅铜版画(Kopf-ver-stich)。如果说我由此将自己本身和词语的意思改变了,那么,我只是做了必须做的事,以使自己能在生活中立足。我抓住时机学着把自己裹人(mummen)到那些本似云雾般的模糊词汇之中,这种发现相似东西的天赋其实不外乎是过去那种强制行为的微弱残余:变得相像并控制自己的行为。这种强制由语汇向我施加,那些语汇不是把我变成有教养的典范,而是使我与居所、家具和服装相像,唯独从不与我自己相像,因此,每当有人要我放松地展现自己的自然形态时,我会非常不知所措。那是有一次在拍照时碰到的情形。当时我的目光仿佛被亚麻布景、座垫、灯座夺走一般,这些东西就像阴间的影子渴望得到献祭动物的血脉一样意欲将我的成像拉人自身。最终,人们给了我一张上面简单画着阿尔卑斯山的图片,并将我必须举着羚羊胡小帽的右手放在云彩上方,将横贯的雪峰置于阴影之上。然而,较之于从室内棕榈树阴影中我那小孩脸上展现出的阴沉沉目光,这个阿尔卑斯山小孩嘴角刻意展露的微笑还没有那么郁郁不振。那些室内棕榈树见诸摄影师工作室,这样的工作室由于里面有小板凳和三脚架、织花壁毯和画架而有些像密室和刑讯室。我站在那里,没有戴帽子。左手以熟练的优雅动作托着一顶巨大的墨西哥宽边草帽,右手拿着一根拐杖,正面可以看到拐杖向后倾斜的球形捏手,捏手后端是一束在花园工作台上被安上去的鸵鸟毛。妈妈身着束腰紧身服,紧张地站在画面外的门卫身旁。她像一个裁缝师那样打量着我到处配有饰带的整个外套,那身外套好像是从一本时装杂志上模仿来的。而我本人却由于要和四周一切相应而变了样。我在家里就像贝壳里的一个软体动物栖身于十九世纪一样,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空洞得就像一只空空的贝壳。我把它放到耳边,听到了什么?听到的不是战场上轰轰的炮声,不是奥芬巴赫的舞剧音乐,也不是工厂主的嚎啕声或中午股市大厅里传出的叫喊声,甚至也不是石子路面上的马蹄声或卫兵仪仗队的进行曲。不,我听到的是被从铅皮桶放人铁炉中的灰炭燃烧时发出的短促的咝咝声,是煤气灯被点燃时发出的闷闷轰响,是街上车辆经过时灯罩碰撞铜箍发出的叮当声。此外我还听到一些其他的声音,比如钥匙圈的叮当声和前后楼梯的门铃声。最后,我还听到了那首短短的儿歌。“我想跟你讲述一些东西,一些有关姆姆类仁的故事。”诗歌的词句虽然走样了,但是它能体现我童年被扭曲了的整个世界。我第一次听到那些歌词时,以前在里面的那位类仁姑母已经不明去向了,而姆姆类仁则更难找到。偶尔我猜想她栖身在盘子上的猴子图案里,那图案游弋在大麦粥或西米粥的热汽中,我喝下那些粥只是为了能看见盘底的猴子图案。也许她居住在姆姆湖里,那静静的湖水就像一副灰色的披肩将她裹住。对于她我不知道人们向我讲了——或只是想讲——什么。她是无声地吸引着人的小碎片,就像小玻璃球里的雪片一样飘居在事物的内里,有时我自己也被带入其中,那是每当我用水彩描画时发生的情形。我调出的色彩将我也带入其中,在我准备用这样的色彩描画之前,它已经将我裹入其内。当这些湿润的色彩在调色板上交互渗透开来的时候,我小心翼翼地将它们沾到毛笔上,仿佛它们是一些正散走的云层。可是,我画的所有东西中最爱画的是中国瓷器。那些花瓶、瓦罐、瓷盘和瓷桶无疑只是一些廉价的东方出口物,但它们都有五彩缤纷的外观。这些东西如此地吸引着我,仿佛我那时已深明那故事的要义。这么多年后的今天,这故事又一次引领我去开启姆姆类仁之谜。该故事源自中国,讲述的是一位向友人展示他新作的老画家。画面上画着一个花园,池塘边一条狭窄的小径穿过下垂的树枝通向一扇小门,门后是一问小屋。当朋友们四处寻找这位画家时,他不见了,他在画中,慢悠悠地沿着那条狭窄小路走向那扇门,静静地在门前停住脚步,侧过身,微笑着消失在门缝里。我用毛笔描画碗盆时也曾有一次像这样进入到画中,随着一片色彩我进入到了那瓷盆中,觉得自己与那瓷盆无异。
P3-6
《单行道》在德国出版后的第三年,本雅明应当时《文学世界》杂志之约,在“柏林纪事”题下写一些该城市值得关注的事件。可是,到了第二年,“即1932年2月快要到交稿时,他才动手写”。结果到1938年完稿时出现的并不是系列文章,而是一部书稿,题目也不再是《柏林纪事》而是《1900年前后的柏林童年》。由此,关于柏林这个他度过了整个童年时光的城市,他按照自己的方式写出了想要写的。在三十年代德国没有出版商愿接受该书稿的情况下,他就将其中的部分章节交由当时的报纸和杂志发表,但对整部书稿的样式与内容他则矢志不移地始终坚持着,不管能不能出版。最终这部书稿的问世首先还是归功于对本雅明思想的精彩具有深刻洞察和领悟的阿多诺。在阿多诺于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间整理出版本雅明遗稿的过程中,对他生前如此矢志不移但又未能最终如愿出版的书稿尤其投入了关注,最终在1950年还没有获得这部著作的完整文稿时便迫不及待地根据散见在本雅明遗稿里的该书部分篇章,以及三十年代已经由报纸和杂志发表的部分,整理成了一部书稿,在德国出版。六十年代,随着该书稿又有其他一些章节被发现,不仅该书立刻“成为本雅明最受欢迎的著作之一”,而且评论界马上出现了将之称为“本世纪最美妙随想集之一”的评说。随着八十年代以来出自本雅明本人之手的该书第一稿和最后稿的被发现,它的美妙和精彩才整个地昭然于世,作者在这部书稿上的心血和迷醉才展现出了它完整的面貌。
一
从标题来看,该书的美应该属于美妙的回忆录之列。是的,那是作者对柏林儿时年华的追忆,里面记述的事件和体验都是儿时的亲身经历。当年本雅明写作该书时正逢他出于对当时德国政治和经济形势失望准备离开柏林前往巴黎流亡的时刻。离开故乡前的留恋使他的《柏林童年》带有着鲜明的少年回忆性质,里面叙说的经历和故事确实也无不展示着对童年时光的回忆。在写作该书的三十年代,作者也正从心理意义层面对回忆投入了明显的关注。基于这样的视点,德国著名本雅明研究者徐特尔点中要处地指出:《柏林童年》里的文章基本“按照古代记忆激活法(die Mnemotechnik)展开”。所谓“记忆激活法”源自古代欧洲的演讲活动。“依此方法,某个讲演的具体内容被预先与特定的图景联在一起,以使在讲演时见到怎样的图景就立马会想起要讲述的内容。这个图景可以是一幢建筑,一座城市或一个景观。”“这种方法虽然自文艺复兴时代以来越来越不受重视,但是在艺术中却始终未失去意义。”在文学表现中更是如此,尤其在现代派文学中。熟知现代文学手法的“本雅明在其《柏林童年》中就依循了这一方法,其中激活记忆的图景就是他孩提时熟悉的某城市地区或家中的某个角落,有些篇章的标题就直接宣明了这样的图景所在,如‘动物花园’,‘花园街12号’。这样的图景有时又是特定的物品,它们时而见诸标题如‘识字盒’、‘电话机’、‘胜利纪念碑’等,时而会在行文中具体提到,如‘学校里的钟’、‘盒子’、‘餐柜’等”。当然,《柏林童年》的少年回忆性质并不仅仅见诸这个表明记忆活动在起作用的记忆帮助法,而且还见诸整个叙说。书中的每个叙说、每段文字无不在追忆着当年柏林童年时的经历和感受。
……
——截选自《译者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