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讨论中国旧时商人社会角色的书。

潘洪钢所著的《官商两道——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商人与官场》总结历代不同类型商人成功或失败的经验教训。

弃官经商、由官入商、亦官亦商、受官场庇护、为政府不容……

揭示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商人与官场、政界之间“既离不开也靠不住”额错综复杂关系。

他们本是大贵的官员，却弃官不做，投身商海。百尺竿头退一步的背后，隐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秘密？在士农工商官本位为主导的封建社会，放弃仕的身份而甘愿成为社会的边缘人，个中原因何在？是否暗藏玄机？让我们跟随潘洪钢所著的《官商两道——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商人与官场》，在这徐徐展开的历史书卷上，去找寻属于他们的人生传奇。

他们本是商人，拥有的财富在当时的社会中少有人可比，生活无忧，却偏偏混迹官场，周旋于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党同伐异之中，有的从此春风得意，顺风顺水，有的则落下千古罪名，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且看鱼跃龙门后的世间万象，任人评说的功过是非。

《官商两道——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商人与官场》试图通过历朝历代不同类型商人的事例，对中国商人的历史作一个全景式的浏览，藉此达到了解中国传统社会与商人关系，并进而更深入地了解中国传统社会的目的。

序

一 百尺竿头退一步——弃官经商的商人

 儒商第一人子贡

 变色龙范蠡

 不与草木同腐的张謇

 金融寡头陈光甫

 北洋富商周学熙

二 鱼跃龙门未可知——由商人官的商人

 大秦政商吕不韦

 专家型政商卜式

 南阳大商孔仅

 出仕茶商马季良

 红顶商人胡雪岩

三 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亦官亦商的商人

 “竹林”官商王戎

 斗富阔佬石崇

 官场巨商和砷

 官商巨子盛宣怀

 一代财阀孔祥熙

四 背靠大树好乘凉——受官场庇护的商人

 投饵官场的药商朱冲

 传奇海商蒲寿庚

 短命官商阿合马

 晋商老总阎维藩

五 成也在商败也在商——为政府不容的巨商

 江南财神沈万三

 海盗商雄汪五峰

 红顶海商郑芝龙

 近代中国的世界首富伍秉鉴

六 野百合也有春天——民间的近代商人

 晋商之冠乔贵发

 “义商钱王”王炽

 洋务派商人唐廷枢

 维新商人郑观应

 制碱大王范旭东

 乱世精英卢作孚

后记

儒商第一人子贡

子贡(前520—前456年)，复姓端木，名赐，出生在具有重商传统的卫国。他家境并不富裕，隐居于闭塞不通的小巷子，因还读点书，算是一个穷书生。拜在孔门后，到卫国做官，后弃官从商，在莒国和鲁国之间买卖货物，因有超前的经商头脑，善于应对所在经商地方诸国家的高级官员，最终取得中国历史“福布斯富豪榜”的头名。他的经商智慧不仅得到孔子的称赞，连“史学之父”司马迁也极力肯定他的成绩。他到底深藏着什么法宝，他如何经商，如何从容地与官员交流，让我们一起来揭开这个历史的谜团吧。

在我国古代，如果有人自称从事的是“陶朱事业，端木生涯”，那么毫无疑问，此人必定是个商人，或者说是经商者。这里的“陶朱”指的是春秋时帮助越王勾践灭掉吴国的范蠡(见本书《变色龙范蠡》篇)，而“端木”则是与其同时代的孔门弟子子贡。子贡巧于辞令，办事通达，是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外交家和商业家，是孔子的杰出弟子，为“孔门十哲”之一。

有源之水

据端木氏宗谱介绍，子贡原名端木子，姓端木，名赐，字子贡，春秋卫国黎(今河南省浚县)人，生于周景王二十五年(前520年)，卒于周贞定王十三年(前456年)。其天性至孝，资禀颖异，精通儒家理论，乃孔子弟子中之佼佼者。

于贡生活的时代，介于春秋战国之间。这个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社会转型期最深刻，社会变化最剧烈的时代。这个时期，铁制农具开始广泛应用，农田大量开垦，耕作技术大大提高，各国由于增强国力的需要，开始大兴水利。这一切使得井田制逐渐开始瓦解，土地私有制逐渐开始确立，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工业、冶铁业、制盐业也大大发展起来。随之而来的是剩余产品的增多，商品交换开始活跃。于是，越来越多的商人驾马驱车，奔走于列国的通都大邑之间，进行着人类最早的“国际”贸易。社会上涌现出了许多富比王侯的商贾，子贡正是这类人中最典型的代表。

子贡年轻时就一直从事商贾活动。其父端木巨也是一位商人，子贡很小的时候就耳濡目染，谙熟经营之道。但事情并不如此简单，懂得一些简单的经营方法并不能确保一个人善于货殖，他还必须具有非凡的经营才能和可以用来经营的资本。经商是需要资本的，二十几岁的子贡，不可能有什么积蓄，定要靠家庭的资助。也正因为如此，这两方面皆具的子贡才会从古代众多商人中脱颖而出，成为当今世人称赞的儒商第一人。

风华正茂  子贡师从孔子后也没有停止过经商。孔子曾将他和颜回相比较：“回也其庶干，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说颜回的学问倒差不多了，可常常穷得没有办法。子贡不安本分囤积投机，猜测行情，竟每每成功。

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的《仲尼弟子列传》和《货殖列传》中两次写了子贡的经商事迹。《仲尼弟子列传》只是略写：“子贡好废举，与时转货赀。”“家累千金，卒终于齐。”《货殖列传》则是详写：子贡从孔子那里学成归来，就到卫国做官，后来又在曹、鲁两国之间经商。在孔子著名的七十多个弟子中，子贡最富有。而孔子另一个弟子原宪，连糟糠都吃不饱，隐居在穷地方。子贡一出门，就驾着四匹马拉的大车子，带上精美的布帛去诸侯国聘问献纳。凡他到的地方，国君无不与他对面行礼，这些行为使孔子名声传播到天下各国。这就是所谓得到权势与财力，会使人声誉更加响亮的道理吧。由于子贡在经商上大获成功和对孔子名声的极力传扬，所以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以相当的笔墨对这位商业巨子予以表彰，对他在经济发展上和对儒家文化传播的贡献上所起的巨大作用予以肯定。

但无论是孔子还是太史公都没有进一步分析子贡经商巨富的深层原因，也许他们看到了，却没有明说。现代人在分析原因时往往简单地认为：子贡的经商之道在于遵循朴素的经济价值规律，掌握好市场的供求关系，贱买贵卖。难道子贡经商的成功就仅仅如此容易吗？很多人以为古代的人并不精明，所以稍微精明的人而又稍微懂点经营之道就可以满载财富而归。实际上，这样的想法是不符合事实的，古人的智慧在很多方面远远超越了现代人。

那么子贡致富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先来梳理一下子贡的政治关系。

首先，子贡的家世渊源。端木氏源出黄帝。其先祖是黄帝的后裔鬻熊，周人，曾经是周文王和周武王的谋师。子贡的曾祖父端木广单被卫国聘为客卿，自此端木家族迁居到了卫国。父亲端木巨又辅佐卫灵公，因“匡君泽民”被称作“卫之贤大夫”。此外，子贡的妻子勾嬛更不是一般的人。她是越国国王允常的女儿，其母后因考虑她的安全，辗转将勾嬛交给自己的姐姐卫灵公夫人南子照看，直到和子贡完婚，才走出卫国宫门。这就是说子贡本身就是帝王之后，有着贵族的血统。家中累世又有政府官员，自己的妻子也是一位公主，可以说子贡与政治的联系是相当紧密的。

其次，子贡自身的政治身份。子贡先后在卫国、鲁国担任信阳令、朝中大夫等要职，而且干得很出色，都有很好的政绩。

最能说明子贡政治身份的当然就数他的外交活动：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鲁哀公六年(前489年)，孔子及弟子在陈绝粮时，子贡一路直奔楚国，巧舌说服楚昭王兴师迎孔子，孔子等人才摆脱饥困。

鲁哀公七年(前488年)，吴国企图称霸，兴师北上向鲁国征百牢(牛、羊、猪各一百)，鲁哀公迎吴人伯豁，而吴人伯嚭非要见季康子，借机羞辱季康子，树立自己的威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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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本讨论中国旧时商人社会角色的书。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处在一个政企不分的状态，企业与政府是一体的，企业的领导都有行政级别，时不时的，一纸调令，他们就成了政府官员，反之亦然。近些年崛起的中国民营企业家群体就不同了，他们本身就是商人，与官无涉。但他们常常会遇到一个困惑，就是究竟怎样处理他们与政府、政府官员的关系。有朋友说这种关系类似于“情人”关系，意思是说，这是一种“既离不开，也靠不住”的关系。今天的体制下，民营企业家们要发展，不了解政策信息，在官场上没有一定的关系，即使是行得通，他们自己也会心中没底；但另一方面，政府有对市场进行宏观管理与调控的责任，作为代表政府与企业家们打交道的官员，则各有各的追求，这两者的意愿与企业家的利益诉求有时能够达到一致，有时又很难达到一致。于是就出现了虽然离不开，也不敢靠得太近的情况，靠得太近，不免发生摩擦，出现“靠不住”的结果。社会上常常出现一个企业出了问题，会连累一批官员的情况，有时候，一个官员出了问题，也会带出一批企业的问题。那么，中国历史上，官与商的关系是怎样一种情形呢？是不是能“以史为鉴”，研究一下历史上中国商人与政界、官员的关系？

于是，就有了本书研究的方向。本书所介绍的传统社会中的商人，主要是从他们与官场、政界的关系来考虑的，一般的传统经营之道也会涉及，但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为了使读者比较容易理解，我们没有做那种纯粹理论式的论证，而是从官商关系的不同侧面，选取一些有代表性的历史人物，用讲故事的形式来作介绍。严格地讲，在一个“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国度里，一切资源均为官方掌控，一切话语权也掌握在官方手中，顺理成章地，中国的商人也就成为了世界上与官方联系最为紧密的商人群体。

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基于中国传统社会中，商人所面临的外部环境，或者说制约其发展的外部因素，其中主要有三个最重要的政策和文化因素。

第一，传统社会中贯穿始终的“抑商”政策。

中国是一个重农主义的国家，农业、农民是国家的立国之本，是一切的基础。商周以降，中国历代都有商业发展的记载，在社会生活中，商业的“通有无”作用从来都是存在的。但是为了保证“小农经济”这一国家一切命脉的基础，自秦汉以来，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王朝，一直采取了“重农抑商”的政策，并通过长时期的历史延续，使之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

抑商政策从整体上来看就是从经济和政治两方面对商业和商人进行限制和打击。

从经济措施上看，首先是“官营禁榷”制度，即：任何一种工商业，只要稍有利可图，就可能收归官营、禁止民营(禁榷)。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有管仲相齐，“管山海之利”，商鞅变法，实行“管山泽”的例子。汉武帝时，实行盐铁官营，由政府出面经营一切有利可图或对国计民生影响较大的工商业，成为一种传统，也成为限制私人工商业发展的重要手段。此后历朝历代官营禁榷的范围不断加大，到明清两代已经发展到盐、铁、酒、茶、铜、铅、锡、硝、硫磺，甚至瓷、烟草、大黄等等，统统列入官营范围。为了维护国家“专利”，历代朝廷制定了严刑峻法打击敢与朝廷争利的商人。汉唐以来，私人经营盐铁等重要物资，处以极刑，成为一种传统。直到明清两代，仍然是“凡犯私盐罪，杖一百徒三年，拒捕者斩”。其次是“重征商税”的办法，即所谓“寓禁于征”。早在商鞅变法时即定下国策：“不农之征必多，有利之租必重。”汉高祖对商人实行“重租税”打击。汉武帝实行“算缗”、“告缗”，用征重税和鼓励告发漏逃税的方式对商贾进行打击，“得民财以亿万计”，致使大批商人破产。汉代征收人头税，明定“贾人倍算”(对商人双倍征税)。自汉以后，历代王朝莫不重征商税。

从政治措施上讲，是对商贾进行政治上的打击。其至高境界是直接视经商为犯罪，实行人身制裁。秦始皇时，曾“发贾人以谪遣戍”，汉武帝“发七科调”(遣七种罪犯戍边)中也有“贾人”一科。经商者直接成为罪人，对商人与商业地位的界定算是到了一种极端的境地了。在大多数时期，“锢商贾不得宦为吏”成为一种惯例。即是说商人作为社会中最低一等的人，不得改换门庭来当官。这是历代最常见的一种抑商之法。如唐《选举令》规定：“身与同居大功以上亲自执工商，家专其业者不得仕”；北魏律规定：“工商皂隶不染清流”。直到明清时代，商人子孙参加科举仍然遇到极大的障碍。

进一步，在社会生活中，政府对商人的服饰也进行了严格的限制。中国古代服饰历来就有等级之分，而对商人更是严加限制。汉高祖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汉律明定“贾人勿得衣锦绣……乘骑马”；晋律：“侩卖者皆当着巾白贴额，题所侩卖者及姓名，一足着白履，一足着黑履”；前秦王苻坚下令：“金银锦绣，工商皂隶妇女不得服之，犯者弃市”；明太祖亦曾下诏：“农民之家许穿细纱绢布，商贾之家止穿绢布。如农民之家但有一人为商贸，亦不许穿细纱。”类似的法令史不绝书。如此，经商者无论怎么富有，服饰上也不得逾制，“金银锦绣”商人虽然买得起却不准用，用就是违规。这种身份上的歧视，时时提醒着致富后的商人家族尽快寻求其他出路。

当然，这还只是历代抑商政策的大宗，各朝代也还有些具体的办法。在这种情形下，商人的活动受到极大的限制。历代商人为适应这种生存环境，也有了许多变通，这就是本书中出现的，许多人的身份是官商结合，亦官亦商，游走于官场与商海之间。

第二，官本位的社会传统。

中国是一个有着长期官本位传统的国家，官本位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对于官本位的概念解释很多，一般来讲，所谓“官本位”，就是以官为本，以官为尊，以官为贵，一切为了当官，把官的大小作为基本的价值尺度来衡量一个人的成就。从学术层面看，所谓“官本位”，含义是三个方面：一是指社会大众以是否有官位及官位的高低为尺度来评判一个人的价值；二是指人们皆以追求官位作为人生的最重要的理想；三是“是非观念”被官位高低所取代，官员霸占和垄断了话语权。由这三方面结合而成的一种心理意识，就是“官本位”。

中国自战国以后即已形成较为发达的官僚体制，“官”的地位崇高，几乎可以取得人们要追求的一切。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官员的身份几乎可以满足一切：(1)财富：官员们通过俸禄、兼并土地、贪污受贿、皇帝赏赐等途径取得财富。(2)荣耀：表现在服装、佩饰、出行、房舍、诰封等各方面。(3)特权：表现在司法、子弟做官等方面。这方面，有一个清代的故事特别能说明问题。清代的西安驻防八旗中，有一个旗人想为两个儿子及家族的未来作打算，请了一位很有名的先生来作策划。先生为这位旗人设计了许多发展方式，但旗人总觉得不好，利不够多。最后，先生指出，这么多发达的途径你都不满意，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让你的两个儿子都去读书，考取功名，只有这条路才是“一本万利”的大富大贵之路。后来，旗人果然叫两个儿子拼命读书，儿子当上官员之后，这个家族果然就大富大贵了。这就是官本位社会中，官员地位崇高并可带来一切收益的典型事例。这种一切向官看齐，以官为本的社会心态，也对商人与商业形成重大影响，一是影响商业本身的发展，二是影响人们对从业方式的选择，三是影响商人家庭、家族对于致富后出路的选择。

第三，思想观念中的“义利之辨”与社会伦理中的商人地位。

精神文化与伦理方面，义利之辨早已将商人界定为“小人”的一分子。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追求物质财富的商人在身份上、伦理上甚至心理上，都成为君子的对立面，他们的一切行为不过就是为了满足一点私欲，是如此的可卑可鄙。在中国古代思想家们看来，商业及商人对传统伦理精神的危害或威胁主要体现为四个方面：商人或商业是危害封建等级秩序(君臣上下贵贱尊卑)的经常因素；商业和商人是对传统的“均平”伦理秩序的破坏因素；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下，商业是使社会风气荒淫奢侈的一种破坏性力量；商业使人奸诈，农业使人厚朴，故重农抑商即抑奸诈之俗，长厚朴之风。

战国以降，中国社会就形成了士农工商四民结构。在这样一种等级结构中，商人始终处于最低一等的位置上。中国社会生活中的人际关系概括为君臣、父子、兄弟、夫妻和朋友五种基本的社会关系，称之为“五伦”。在这种伦理社会中的人不是作为独立的个人而存在，而只是一种“关系的存在”，商人作为一个角色，很难被置于儒家伦理的任何一“伦”中。

在这样一种社会背景下，商人的地位总体上不可能有大的改善。商人们除了经过艰苦努力，赢得财富而外，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地位并不能因财富的增长而有所提高。在社会伦理等级中，商人作为整个群体的社会声誉均处于较为弱势的位置。他们经商而外，一般有几个途径考虑自身和家庭的发展：

其一，经商致富后的商人，通过多种途径向地主转化，如通过购买和放高利贷的方式使自己和家庭转变成为拥有土地的地主。其二，商人家族的青年才俊，通过科举等途径，走向仕途。其三，通过捐纳等方式，商人或家族成员取得一定出身，拥有官员的身份。捐纳这种方式自汉代以来就有，至清代仍然是商人取得一定社会地位的方法。其四，在传统的经商过程中，哪怕是损失一定的短期利益，也要向政府靠拢，比如政府举办的“开中”贸易、茶马贸易，实际上多有充实边疆的性质，多半也会得到商人们的支持，因为商人除了在经营中得到一定的利益外，也会与政府建立某种形式的联系。其五，中国商人、商业和商业家族，取得一定财富后，往往会积极在政界寻求支持，过去西方人的说法，是说商人们(资产阶级尤其如此)在取得经济地位后往往要寻求政治上的地位，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略有不同，商人与官府、官员的结合成为一种常态，既包括了寻求保护，也含有进一步扩大生意的意图，因为在特殊的中国社会中，很多商业上的事情，也需要通过官员或政府来办理。其六，中国商人虽然也要以谋利为第一要务，但所谓“义利之辨”也时时存在于商人家族之中。一事当前，他们在谋利的同时，总要考虑一定的社会影响，总希望世人将他们看作慈善家、有德行者(近年流行的说法叫作“儒商”)。这就是欧洲人说的“中国商人没有惟利是图的精神”，而实际上，明目张胆地表现出惟利是图的状态，是不能在中国社会长期生存下去的。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商人与官府和官员之间形成了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纠缠不清的关系。

唐宋以降，中国商业有了长足进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发达，商业的地位愈益重要起来，商人的地位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尤其是明清时代，社会分工使得商业流通成为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苏常熟，天下足”、“湖广熟。天下足”的情况下，全国的粮食主要依赖于少数几个地方，国家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商人了。明清时期出现了不少商业集团，今天人们称之为晋商、徽商等等，多半是在明清时期形成的较大的商业集团，当然，也多半是由亲属关系和地域关系组成的商人集团。但是，商人阶层主动或被动地向政府和官员靠拢的状态却没有太大的改变。从战国时的吕不韦到晚清时期的胡雪岩，大商人家族与政府的紧密联系难以改变，虽然总体上商人总是受到政府和政策层面的排挤与打压。结果是：商人集团向政府靠拢，在求得保护的同时，也攫取了巨大的商业利润；而政府则利用商人集团的力量，保障了盐、粮等重要物资的流通，将传统上由国家承担的一部分责任交由商人集团承担，为此政府也不得不给商人在政治和经济上更多的保障，如清代对于两淮地区的盐商，就专门开辟了科举的通道——设置专门的录取名额。

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商人要致富，尤其是想要大富大贵，必须与官场和官员保持相当程度的联系，而致富之后想要保证自身和家族长远的富贵，也必须与官方保持良好的关系与合作。明初巨富沈万三，堪称“富可敌国”，但在政府的高压下，他的家族财富顷刻间就“灰飞烟灭”了。正因为如此，才会出现很多有名的大商人，要成为红顶商人的局面。胡雪岩如果没有与王有龄的契合，不可能如此顺利地取得巨大的商业成就，后来，没有朝中大员左宗棠的支持，他也无法成为大富大贵的红顶商人，达到他一生事业的顶峰。即便是海商郑芝龙，在取得相当的财富以后，为子孙和家族计，也希望得到明朝政府的招安，成为政府承认并与政府合作的商人。

近代以来，商人地位逐渐变化，富商甚至成为一般人心目中所追求的人生目标之一，如清代欧阳兆熊、金安清所著《水窗春呓》卷下说：“人世有五良：一良相，二良将，三良吏，四良医，五良贾。”虽然仍是人生目标中的最后一位，但毕竟与前代不同。富商已成为人们羡慕的对象了。商人在近代洋务活动和国家经济文化生活中的影响也不断上升，所谓官商、绅商、买办商人等等，名称不同，实际就是他们社会身份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分隔往往也始于他们获得的官方身份。洋务运动以后，商人阶层在社会上的角色起了重要变化，作用增大也是毋庸置疑的。但我们倒不认为这个发展的程度达到了革命的地步。近代大商人胡雪岩、盛宣怀等人的故事中，我们仍然看到了传统商人的身影，中国传统社会到这一时期还远未达到市场为主导的程度。

本书当然不是全面阐述中国传统社会商人地位的著作，但我们试图通过历朝历代不同类型商人的事例，对中国商人的历史作一个全景式的浏览，藉此达到了解中国传统社会与商人关系，并进而更深入地了解中国传统社会的目的。如能对读者朋友们在这一方面多少有些帮助，则我们深感荣幸。

是为序。

人世间的许多事情是要凭机缘的。我的一篇演讲稿放在个人博客上后，我的老朋友、湖北鼎龙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朱双全先生看到了，心生许多感慨。在一次小范围的聚会中，朱先生谈了很多关于商人、企业家与官员们打交道的故事，我们也谈到了很多历史上官、商关系的故事。朱双全先生鼓动我做一点这方面的研究，写一点东西。这就是本书的缘起。

感谢朱双全先生对本书从创意到出版的全方位的支持，没有他的支持与鼓励，或许就根本没有这样一个写作计划，或许本书就在写作的过程中半途而废了。

还要感谢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文史研究所专门史方向的硕士研究生们。由于我个人的专业方向、研究兴趣和工作时间等多方面的原因，此项研究时断时续，遇到了不少困难。所里的研究生同学们知道这个情况后，主动承担了课题的研究和本书的写作，使得这本小书——本课题的一个阶段性成果终于得以完成。刘威同学在本书的写作与编撰、校对工作中，出力颇多，用功较勤，为本书的完成做了大量工作，这是要特别加以说明的。张博峰、李力、余慧敏、胡月月等同学，也为本书的写作与出版付出了艰苦的劳动。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研究生潘浩同学参加了部分写作、编辑、修改工作。没有各位同学的努力，本书是无法在短时间内完成的。每一篇的末尾，均已注明具体作者，此处不再一一说明。

感谢湖北人民出版社的有关领导，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王隽，没有他们的支持和认真负责的工作，本书也无法完成并出版。

谨此对以上各位和所有为本书的完成提供帮助与支持的朋友们，致以诚挚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