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世界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之一，也是世界上文明绵延最长的文明大国。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祖先以其特有的勤劳和智慧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历史文化，为人类的文明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世界七大文明古国都为人类文化的发展作出过积极的贡献，但随着历史的发展，有的中断了，有的落伍了，只有中国文化从山到今一脉相承、历久而弥新，仍然屹垃于吐界民族文化之林，继续为世界和人类文化作着贡献。这是中国文化一个突出的特点。

一个民族的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历史积淀与创遣。中国文化既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生活样法，同时也蕴含着她的情感、智慧和民族精神，数千年来，历风雨而不衰，遭浩劫而弥坚，为中华民族的生生不已提供了不竭的生命源泉，成为人类文化发展史上的一大奇迹，是我们今天应当加以批判继承的珍贵文化遗产。

绪言

第一章 纷乱的社会与活跃的文化

 第一节 社会变化对文化的震撼

一、天灾人祸叠加的社会环境与士族地主势力的畸形发展

二、社会变化对文化的震撼

 第二节 汉、胡统治者对文化的选择与调整

一、汉族统治者对主导文化的选择与整齐风俗

二、少数民族王朝自身的文化调整

 第三节 文化变迁对社会的浸润

一、君权不振与士庶对立

二、“竭财以赴僧，破产以趋佛”

三、农耕分界线的南移和民族共同体的重新熔铸

第二章 一个文化更新的时代

 第一节 个体意识的张扬

 第二节 从儒学式微到三教并立

 第三节 地域间、族属间文化的趋同与趋异

第三章 问难屈胜，百舸争渡——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论争

 第一节 玄学的分派与论辩

一、正始之音与玄学的产生

二、竹林七贤与竹林玄学

三、西晋名士与元嘉玄学

四、玄风盛炽江左

 第二节 夷夏之辩与佛道之争

一、佛道相争之先声

二、《夷夏论》与南朝的佛道之争

三、《三破论》与南朝佛道之争的激化

四、北朝的佛道之争

 第三节 无神论与有神论的斗争

一、魏晋时期的无神论与有神论之争

二、形神论与报应论的争辩

三、范缜与神不灭论之争

四、自然命定论与因果报应论之争

五、北朝无神论与有神论的争辩

第四章 文化的交流与杂糅

 第一节 胡风内渐与胡汉杂糅

一、胡汉相交与胡文化的汉化

二、胡风内渐与汉文化的胡化

三、汉化——胡化——汉化的曲折发展

 第二节 玄学佛理，相映成趣

一、玄、佛相交的历史背景

二、名士名僧，相会交游

三、名士精研佛经与玄学佛理化

四、佛教的玄学化

 第三节 佛、道交融与道教向西流布

一、道教广纳佛理

二、佛教吸纳道教思想

三、佛、道调和渐成主流

四、道教的向西流布

 第四节 域内各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

一、江东文化的发展与南北文化交流

二、河西文化的昌盛与东西文化交流

三、中原文化的复兴与兼容并蓄

四、区域文化发展的原因

 第五节 与西域及域外地区的文化交流

一、与南亚各国的文化交流

二、与中亚、西亚各国的文化交流

三、与东亚各国的文化交流

四、与南海诸国的文化交流

五、与西域地区的文化交流

第五章 清源正本，求幽探远——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哲学

 第一节 贵无·崇有·独化

一、以无为本，开物成务

二、自生体有，有遗生亏

三、玄冥之境，自得独化

 第二节佛、道二教的宗教哲学

一、《阿含经》的传译与小乘佛教思想

二、般若学说与僧肇的唯心主义体系

三、涅槃佛性说与顿悟说

四、慧远的法性论与因果报应说

五、葛洪及其神仙道教理论

六、南北朝道教哲学的发展与丰富

 第三节 空前活跃的唯物论思想

一、杨泉的《物理论》

二、嵇康与阮籍的唯物自然观

三、皇甫谧的朴素唯物论思想

四、欧阳建的《言尽意论》与鲍敬言的《无君论》

五、鲁褒的《钱神论》与贾思勰的人定胜天思想

第六章 佛·道·巫

 第一节 佛教的汉化及其异端的产生

一、三国时期佛教在汉地的扎根

二、两晋时期佛教的发展

三、南朝佛教理论的发展及其国教化

四、北朝佛教的发展

五、北朝二武灭佛

六、弥勒教派成为异端和净土信仰的嬗变

 第二节 道教的改革与发展

一、魏晋之际道教的传播

二、葛洪与官方道教理论的初步建立

三、东晋道教的复兴与发展

四、道教内部改造与反改造的斗争

五、陆修静、陶弘景与南朝道教改革

六、北朝道教改革与发展

 第三节 各种民间信仰与巫术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谶纬符命

二、魏晋时期的民间信仰

三、魏晋时期的方士与方术

四、北朝鲜卑的原始民间信仰

第七章 伦理的乖张与悖反

 第一节 森严壁垒的等级秩序

一、“王、谢门高非偶”

二、郡姓与虏姓

三、次门、役门及其他

 第二节 “士庶之际，实自天隔”

一、“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

二、“不入非类室，不与小人游”

三、高门士族特权种种

 第三节 婚姻规范的相对失衡

一、高门大族与帝室联姻

二、门阀等级内婚制

三、不与非类为婚

 第四节 轻国重家的道德观

一、无忠君之节，有孝治之名

二、“自致身荣，不存国计”

三、“只成门户私计”

第八章 育人与选士

 第一节 魏晋南朝的学校教育

一、魏晋时期的学校教育

二、南朝时期的学校教育

 第二节 少数民族政权与文化教育

一、十六国时期北方学校教育

二、北朝时期的学校教育

 第三节 选士制度

一、九品中正制下的选士

二、察举、征辟和朝廷策试下的选士

 第四节 家庭教育

一、世代相授的家学

二、家庭教育中的妇女

三、书诫教子与《颜氏家训》

第九章 灿烂的史学之花

 第一节 史学充分发展的时代

一、史学独立地位的确立

二、修史成风，撰著繁富

三、乱世与史学

 第二节 史学名家与名著

一、陈寿的《三国志》和裴松之的《三国志注》

二、范晔与《后汉书》

三、沈约的《宋书》和萧子显的《南齐书》

四、魏收与《魏书》

五、《华阳国志》、《水经注》和《洛阳伽蓝记》

 第三节 体制的创新和突破

一、纪传体史书体制的重大突破

二、实录、类书的始创和起居注的定型

三、史注新法的开创和史评、史抄的兴起

四、地理方志的拓宽与丰富

 第四节 史家的是是非非

一、陈寿生前身后是非多

二、范晔之死

三、崔浩国史冤狱

四、魏收“秽史”说

第十章 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

 第一节 三曹巨子与建安文学

一、曹操和曹丕

二、曹植

三、建安七子与蔡琰

 第二节 魏晋之际的诗风

一、正始文士

一、太康文十

 第三节 从寄性田园山水到缠绵亡国之音

一、陶渊明

二、谢灵运和鲍照

三、谢脁与“永明体”新体诗

四、南朝后期的诗风

五、北朝诗文举要

 第四节 训诂学、声韵学的成就

一、辞书的发展

二、韵书的产生

 第五节 吴歌北曲调不同

一、南朝民歌

二、北朝民歌

三、《木兰诗》

 第六节 骈文风靡与神怪入书

一、南北朝的骈文

二、南北朝的骈赋

三、志怪与轶事类的小说

 第七节 文选与文论

一、《典论·论文》和《文赋》

二、《文心雕龙》

三、《诗品》

四、《文选》

第十一章 博大宏深的艺术园囿

 第一节 “俳优歌舞杂奏”

一、音乐机构和乐官

二、音乐文化的大融合

三、新音乐的发展

四、北方的鼓角横吹曲与胡戎乐

五、佛教音乐的发展与丰富

六、新乐器的出现和律学新成就

七、五彩缤纷的舞蹈艺术

八、百戏竞争新

九、戏剧的雏形

 第二节 传神写照，极参神妙

一、超迈前代的绘画成就

二、三国佛教画的兴起与山水画的开端

三、虎头“三绝”与两晋绘画

四、人才济济的南朝画坛

五、曹仲达与北朝绘画

六、画论与画评

 第三节 诸体皆备，书家迭起

一、诸体皆备的时代

二、书家迭起，翰墨流芳

三、钟繇和索靖

四、皇象、张弘书冠东吴

五、父子书圣

六、萧子云突破飞自古法

七、北朝书家与碑碣刻石

八、论撰繁富，成就卓著

 第四节 绚丽诱人的石窟艺术

一、风格独特的克孜尔石窟

二、完备的佛教美术馆——敦煌莫高窟

三、雄伟壮观的云冈石窟

四、窟龛、造像居首的龙门石窟

五、麦积山石窟及其他石窟艺术

第十二章 科学技术的硕果

第一节 数学和天文学突出的成就

一、数学天才和天文学大师祖冲之

二、刘徽和《九章算术注》

三、多产的数学家甄鸾

四、观天察法，群星闪耀

 第二节 集一代农学之大成——《齐民要术》

一、贾思勰其人与其书

二、耕农之术，靡不毕书

三、对禽畜饲养经验的总结

四、一部实用百科全书

 第三节 名医疗百疾

一、外科鼻祖华佗

二、王叔和与皇甫谧

三、葛洪和《肘后方》

四、陶弘景对药物学的总结和发展

 第四节 炼丹炉中的化学知识

一、炼丹术的指导思想和操作方法

二、“穷九丹之秘术”的大炼丹家葛洪

三、黄白之术和古代合金学

四、“中国雪”和无机酸、无机碱的提炼

 第五节 园林与建筑

一、洛阳的规模与布局

二、繁华的六朝帝都

三、佛教寺塔和石窟建筑

四、“虽由人造，宛若天成”的园林建筑

 第六节 机械发明与冶铁技术

一、百辟千灌，精炼成钢

二、巧思绝世的机械发明家马钧

三、各显神通的水力机械

第十三章 社会风俗与时尚

 第一节 士人习尚和民风嬗变

一、士人习尚

二、民风嬗变

 第二节 日常生活中的汉俗与胡风

一、面食、菜肴以及茶与酒

二、衣服、佩饰和服饰文化

 第三节 婚俗、丧仪和世俗迷信

一、婚俗与性观念

二、丧仪与葬法

三、世俗迷信

 第四节 娱乐、节令和宗教活动

一、娱乐游戏

二、岁时节令

三、宗教活动

参考书目

再版后记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混乱与动荡的时期，也是封建社会结构有所调整的一个时期。前者具体表现为：各种自然的和人为的灾难频繁发生，使得人口大规模地死亡，即使幸存者也难免饥寒交迫、颠沛流离之苦。后者则体现在士族地主势力得到畸形发展和胡族入主中原等方面。社会的剧烈动荡，不但造成文化载体的大量损失，而且打破儒家一尊的局面，刺激多种文化因素的蓬勃生长、重家轻国观念的泛滥和胡汉文化的融汇合流。

一、天灾人祸叠加的社会环境与士族地主势力的畸形发展

根据我国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先生研究，魏晋南北朝恰逢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气候寒冷期。当时，年平均气温由西汉高于现在1℃至2℃，降至比现在低1℃至2℃。按现代农业技术，气温年均下降4℃，对于农作物种植、管理尚有很多不易解决的困难。古代社会，无霜期大大缩短，自然使谷物产量减少，部分耕种、灌溉条件较差的田地被抛荒。气候寒冷，又使北方和西北方的草场枯竭，生活在那里的少数民族因无法从事畜牧业，转而进入汉族传统的农业区，造成民族间为争夺生存空间而展开激烈的冲突。祸不单行，与寒冷期降临同步的是太阳黑子(日斑)活跃性的到来。日斑有否决定着太阳辐射的强弱，而太阳辐射的增强又造成地球上气候的波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日斑，比气候温暖期高约3倍多。其结果，不但导致气候转寒，而且对其他自然灾害的生成也有一定的影响。从东汉后期起，自然灾害连绵不绝，而且大灾频仍。到了“魏晋之世，黄河长江两流域间，连岁凶灾，几无一年或断。总计二百年间中遇灾凡304次，其频度甚密，远逾前代。举凡地震水旱风雹蝗螟霜雪疫疾之灾，无不纷至沓来，一时俱见”。这种灾情一直延续到南北朝后期。灾荒饥馑，再加上人为的兵燹战祸，到处白骨委积，尸骸如山。当时社会的卫生条件极差，大量人畜尸体得不到及时处理，很容易使疾疫爆发。由于人口流动频繁，疫区迅速扩大，使死者数目骤增。曹操晚年，在他割据的北方爆发过一次严重的疾疫，这就是著名的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大疫。大疫使“家家有强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举族而丧”。建安七子中，除孔融、阮瑀、王粲先逝外，余下4人皆死于此疫。上层社会的成员尚且如此，一般百姓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

与天灾相较，人祸更是造成社会苦难的主要根源。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的黑暗与阶级压迫是非常严重的。官场的腐败，始于汉末。大小权贵把持着各级权力机构，就连品评士人的乡曲舆论和社会公论，也被他们控制起来。于是，许多士子“不复以学问为本”，纷纷攀权附势希图提携，浮华交会为谋称誉，弄虚作伪以求通显。皇帝公开标价卖官，又使本以体现名教之治的察举标准，堕落成赤裸裸的金钱交易。这种情况，虽屡易朝而不改，反而愈演愈烈。魏晋时，许多现象经过扭曲交形被固定成为制度。其中，最典型者莫过于九品官人法的实行。政府屈从大族意志，在州郡设立大小“中正”，负责品状士人，吏部授官，根据的就是中正所定的品级。此法弊端过于前代。汉世“乡举里选者，采毁誉于众多之论，而九品中正者，寄雌黄于一人之口”。由于中正皆由“著姓士族”充任，所以“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现象日益严重。至于作假之风，同样沿袭不变。吕思勉先生归纳两晋士习特点说：“《晋书》所载，居丧过礼、庐墓积年、负土成坟、让财让产、抚养亲族、收恤故旧之士甚多，岂皆笃行？盖以要名也。”卖官仍然在进行着，而且行径更加恶劣。西晋时，刘毅指责武帝说：“桓、灵卖官，钱人官库；陛下卖官，钱人私门。”王沈作《释时论》讲，当时“京邑翼翼，群士千亿，奔集势门，求官买职”，朝廷成为乱哄哄的闹市。政治的黑暗，加重了民众的苦难。汉末时期，百姓已“生有终身之勤，死有暴骨之忧，岁小不登，流离沟壑，嫁妻卖子”。黄巾起义就是在百姓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爆发的。进入魏晋南北朝，统治者不断加剧对民众的盘剥。两汉的口赋、算赋等人头税被合并为户调制。为扩大税源，政府对百姓的财产进行评估，以此划分户等，“乃令桑长一尺，围以为价，田进一亩，度以为钱，屋不得瓦，皆责赀实”。租调之外，还有各种杂税、杂调，有的时期还预征数年的租调。两晋把服役年龄改为13岁为半役，16岁为全役。使用尚未发育健全的孩子承担劳役，连上层人物也有“伤天理”之叹。南朝还有役使女丁的记载。那一历史时期，朝臣都愿意为地方官，并毫不讳言是“求富”。有的官吏扬言求富的手段是做到“四尽”：“水中鱼鳖尽，山中獐鹿尽，田中米谷尽，村里民庶尽。”结果，平年岁月“百家为村，不过数家有食，穷迫之人，什有八九”；一遇灾荒，马上出现“人多饥乏，更加鬻卖，奔进流移，不可胜数”的惨景。由于长期分裂割据，魏晋南北朝时期未有全国范围的大规模农民起义，但中小规模的起义一直不断。比较著名的如西晋末年的张昌、李特等人领导的流民起义；东晋末年的孙恩、卢循起义和南朝的唐寓之起义；十六国时期的梁犊起义和北魏末年的六镇起义，等等。

魏晋南北朝，从总体上来说，虽然也出现过西晋时期的短暂统一，但是分裂割据始终处于时代的主导地位。各割据政权为维持和扩大统治区域，以及达到抢掠人口的目的，经常发动战争。此间四百年，具有一定规模的战争达百余次，其中大规模的战争不下二三十次。战斗各方投入的兵力少则数万、十几万，一般都在数十万左右，多者几近百万。后者中较为著名的有赤壁之战、西晋平吴之战、淝水之战、宋魏之战，等等。这类战争不仅造成大量军人伤亡，而且也殃及众多平民。曹操攻陶谦不克，取虑、睢陵、夏丘诸县，“皆屠之，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宋魏之战后，魏军在撤退途中大肆杀戮，不但斩杀青壮年，而且连婴儿也不放过，“自江淮至于清济，户口数十万，自免于湖泽者，百不一焉。村井空荒，无复鸣鸡吠犬”。即使统一或相对安定时期，统治阶级内部为争夺权力而酿成的动乱也从未停止过。这种动乱，很多时候也以战争形式表现出来，因此使大批无辜死于非命。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和梁末的“侯景之乱”，是具有代表性的事件。“八王之乱”中，仅三王联兵攻打司马伦一次战争，就杀人十几万。其后司马越部属祁弘大掠长安，杀死平民2万余人。侯景乱前，建康城中有居民28万户，乱后生存者只剩两三千人。侯景之乱，使富庶的江南变成“千里绝烟，人迹罕见，白骨成聚如丘陇”的人间地狱。与统治集团内乱交错发生的还有民族间的仇杀。西晋末年，匈奴、胡羯贵族连破洛阳、长安两京，俘杀怀、愍二帝，制造了一系列骇人听闻的民族大屠杀。这不但给广大汉族人民带来极大苦难，而且兵锋所及，“降城陷垒，不复断别善恶，坑杀士女，鲜有遗类”，使汉族上层人物的生命财产安全也无法得到保障。同样，汉族统治者也煽动复仇情绪，滥杀无辜。冉闵灭石赵后，下令诛杀在邺城的羯人，“无贵贱男女少长皆斩之，死者二十余万”。类似的仇杀在石赵境内其他地区也进行着，“于是高鼻多须，至有滥死者半”。

频繁的天灾人祸，不仅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经济，也造成人口的巨大损失。魏晋南北朝，在中国人口史上是一个低谷期。唐人杜佑综合零散的史料，估约西晋在籍人口为767万左右，只有汉世的1/7。当然，实际人口损失没有这么多，还有很多脱籍和被私家荫占的人口未被统计在列，但最乐观的估计人口丧亡也要过半。以后人口数目有所回升，到隋统一时达到3500万，然而只略多于汉世盛年人口的半数而已。

从东汉后期起，士族地主迅速发展起来，到魏晋达到极盛。南北朝时期，它虽然逐渐转衰，但是依然有很强的势力。

士族在名义上仍归属在编户齐民中，但是实际上它不仅傲视社会各阶层，甚至一度凌驾于皇权之上，成为一个享受特殊政治、经济等权力的等级。士族占有世代传袭的庞大私有土地和数目惊人的依附人口。西晋颁布占田荫客制，从法律上肯定士族的经济特权，更刺激了士族势力的膨胀。如东晋侨姓大族谢氏，在江南置办的田产有十几处，劳动人手上千人；土著大族孔灵符一家仅永兴的一处田产，周围就有30里，水旱田265顷，并含带二山和果园九处。士族荫占的劳动人口不归政府管辖，只登记在主人的家籍里，也不对政府承担赋税徭役。在政治上，门品决定官品，名门贵胄“皆由门庆，平流进取，坐至公卿”。朝廷中的高官显宦则几乎被士族所世代盘踞。在法律上，士庶不平等，各种惩治性的连坐条律一般都不对士人生效，“罚典惟加贱下，辟书必蠲世族”。总之，士族垄断了中央和地方的清要之职，享受着减免赋役、荫庇亲属、招徕门生故吏私附和赐田、给客、赦罪、恩赏等特权。由于这些特权是世袭的，因而士族已发育成具有相当稳定性的特殊社会阶层。

P7-10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欲理解中国文化，舍其历史无由。而欲理解中国文化史，界定文化的概念，梳理中国文化史的发展脉络、特质及其研究状况，又是十分必要的。爰作是序。

一、文化概念的界定

文化问题是世界关注的热门话题，但是，国内外学术界对于文化的概念，迄无统一的界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邀请各国学者讨论什么是“文化”，也未取得共识。据统计，有关文化的概念，多达数百种，人们见智见仁，莫衷一是。

从西方的历史上看，人们对于文化的理解，大致经历了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古代。最具代表性也是最古老的文化概念，是由约两千年前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提出来的，它从拉丁文译成英文是“culture is the philosophy-or cultivation-of the mind”。汉译为“文化是心灵的哲学(修养)”。其中cultivation本义是耕种，引申意为耕种一栽培一培养一修养。这可谓哲学的文化概念。它强调文化是人类心灵的创造物，并视文化是一个趋向品德修养终极目标的动态的创造过程。

第二个时期是中世纪。有代表性的是艺术的文化概念：“文化是艺术的总称。”它是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家们提出来的，强调文化是人类对美的追求和自由的创造。

第三个时期是19世纪。其间出现了两种有代表性的文化概念。一是英国著名学者阿诺德在1869年出版的《文化和无政府状态》一书中提出的：

文化就是追求我们的整体完美，追求的手段是通过了解世人在与我们最有关的一切问题上所曾有过的最好思想和言论……引导我们把真正的人类完美看成是为一种和谐的完美，发展我们人类的所有方面；而且看成是一种普遍的完美，发展我们社会的所有部分。

这是心理学的文化概念。它强调文化是人们借助于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包括文学艺术中一切真、善、美的东西，陶冶心灵，追求社会完美与和谐的过程；二是另一个英国著名学者泰勒1871年在《文化的起源》中提出的人类学的文化定义。他说：

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

泰勒的定义第一次强调文化是“复杂的整体”和“文化是整个的生活方式”。

第四个时期是20世纪。20世纪初社会学家提出了社会学的文化概念：

文化是一个多义词，我们这里是在包容较广的社会学含义上使用它，即它是指人造物品、货物、技术过程、思想、习惯和价值观念，它们是一个民族的社会遗产。这文化包括所有习得的行为、智力知识、社会组织和语言、经济的、道德的或精神的价值系统。一种特定文化的基础是它的法律、

经济结构、巫术、宗教、艺术、知识和教育。

此一定义第一次强调价值观念和价值系统，是文化内涵的核心。

20世纪中期以后，随着科学的进步和视野的拓展，人们进而在生物学乃至在整个宇宙的范围之内，探讨文化问题。例如，生物学的文化定义为：“文化是不同物种的组织结构和行为规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项目”主持人、加拿大学者谢弗，则进而提出了宇宙学的文化概念：“文化一般是指物种，特殊地是指人类观察和感知世界，把自己组织起来，处理自身事务，提高和丰富生活，以及把自己安置在世界上的那种方式。”

由上可知，西方文化概念的内涵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逐渐拓展与深化的。据统计，1920年前只有数种不同的文化定义；但是到1956年，就已多达150余种，也集中说明了这一点。其中，如果说阿诺德的定义是对古代以来文化认识的集大成的话；那么泰勒的定义强调文化是一种“复杂的整体”和“整个的生活方式”，以及社会学家强调文化内涵的核心是价值观念与价值系统，则更具有开创性和划时代的意义，构成了今人理解文化的现代基础。这说明，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西方现代文化观念形成的重要时期。至于其后新说迭起，尤其是生物学的、生态学的、宇宙学的概念的出现，固然反映了人们视野的开拓，但是文化的概念既囊括了物种与宇宙，实渐泛化了，以至于无从把握。

……

编纂这部多卷本《中国文化通史》，目的正在于助益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本书研究中国文化的发展历程，揭示其发展规律，彰显中国文化的民族精神。

本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为指导，同时积极吸收和借鉴当代社会科学的各种相关的理论与方法。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历史和文化是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因之，本书不仅写汉民族的文化，同时也重视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创造及其特色，尤其注意突出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各民族间的文化互相渗透、交流与融合。

中国文化是世界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本书将中国文化置于世界文化发展的总体格局中去考察，既注意中外文化的交流、冲突与融合，也注意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避免民族虚无主义与民族虚骄情绪。

从目前已出版的有关文化史的著作看，编纂体例不一，其中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重宏观把握，突出问题，以论说为主；一是重微观透视，突出部门文化，以描述为主。前者的优点是脉络清楚，简洁明快，论说有深度，但历史信息量小，失之抽象；后者的优点是具体翔实，便于查阅，但头绪纷繁，失之散漫。文化史究竟应当怎样编写，是一个不易解决的大问题。当年常乃德曾说：“有时具体记录所表现不出的内在精神，非有抽象的理论加以解释不可。故理想的文化史必多少带有史论的性质，不过不可空论太多，影响事实的真相罢了。”足见他已深感到了困惑。今天学术界的意见仍不统一。我们以为，编纂一部大型的文化通史著作，当有理论框架一以贯之。该书既要具有能帮助广大读者从中学得丰富的中国文化史知识的功能，又应是视野开阔，脉络清晰，有助于人们理解和把握中国文化发展的自身规律与特点。为此，须将宏观与微观、抽象与具体、问题论说与部门描述很好地结合起来。

总之，本书力图突出一个“通”字：从纵向上说，要求全书各卷之间脉络贯通，要于沿革流变之中体现中国文化自身的发展规律和一以贯之的民族精神；从横向上说，当避免写成部门文化的简单拼盘，要注重时代精神对文化现象的整合，注重诸文化部门的内在联系及其不平衡的发展。同时注意文化的层间、空间差异，以及二者间的互动关系。

本书共分10卷，即：先秦卷、秦汉卷、魏晋南北朝卷、隋唐五代卷、两宋卷、辽西夏金元卷、明代卷、清前期卷、晚清卷、民国卷。各卷附有参考书目。

本书实行各卷主编负责制。编委会同仁通力合作，历时四年，备尝艰辛。但因中国文化通史的编纂工作本身难度甚大，加之主编来自京城内外不同的单位，作者为数较多，联系不便和学养有限等原因，著者虽然尽了很大的努力，各卷水平仍难一致，全书与既定的目标，也存在着差距。我们敬祈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借鉴和吸收了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不敢掠美，这里谨表谢意。

本总序是在集体讨论的基础上完成的。

郑师渠

1999年8月初稿

2009年6月修改于北京师范大学

本套丛书第1版出版于2000年，若再上溯到1995年项目正式起动，则距今已有15年之遥。15年前的中国，改革开放正进入重要阶段。随着国家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不断推进，深层次的文化问题愈益受到普遍关注。人们也越来越意识到，所谓现代化，首先就是人的现代化；而所谓人的现代化，离不开人的道德文化素养的提升，所以，归根结底，现代化的实现有赖于文化的现代化。也因是之故，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即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的宏伟目标。报告不仅强调“社会主义现代化应该有繁荣的经济，也应该有繁荣的文化”，而且强调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它渊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又植根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学术反映时代。明白了这一点，便不难理解，随着文化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的持续升温，其时中国文化史的研究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关注对中国文化总体史的探究。这也正是本丛书当年创蒽的缘起。

本丛书的作者多是来自京内外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中青年学者。当年既没有什么科研经费，也没有什么津贴，大家的合作主要是出于共同的学术兴趣。整套丛书写作长达四年之久，尤其是最后一年，几乎每周末都需要开会讨论问题。但大家心态平和，似乎都乐此不疲。当然，说到底，这还要感谢当年比较宽松的学术环境，因为那时侯高校没有如今这样沉重的量化考核的压力，作者得以避免产生浮躁的心态和陷入急功近利的怪圈。当年参与本丛书编写的作者，今天多成了有成就的学者和各单位的学术骨干，大家有时聚首，说起来都很怀念那一段共事的时光。

由于种种原因，本丛书出版后没有为更多读者所熟知，也没有产生应有的社会效益。2009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找到我，认为这套“文化通史”依然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值得向广大读者推介，希望能够将之再版。这一动议让我看到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对学术与市场双向的判断力，和助益学术的执着追求。所以，我当即表示欣然同意。

现在本丛书即将出版，我们想利用这个机会，对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深表感谢。策划编辑饶涛、李雪洁同志为本丛书出版付出了很多的辛劳；硕士研究生明天、李艳凤、鞠慧卿同志为本丛书的图片选取，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在此，一并申致谢意。

郑师渠

于北京师范大学

2009年5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