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人把博学、深思、疑古、求新、穷理、淡泊、超脱视为高雅，而把追名逐利，不学无术、浅薄盲从，蝇营狗苟视为庸俗。避俗求雅是他们最基本的审美倾向。本书结合中国雅俗文学、文化的历史发展趋势，深刻揭示了两宋雅韵的审美风尚。

本丛书是一套精心雕琢的名家小书，又是一部匠心独具的文化简史。以“雅风美俗”为血脉，以历代民俗、文风、典制、艺文和经子等为筋骨，形塑了一幕幕精神高华、感性绚烂的人生样态和艺术世界。从秦汉的青铜车马、弦歌斧钺，到魏晋的羁旅宴游、清谈品茗，无不气韵深长，情思丰茂。从唐宋的诗文唱酬、山水风物，到明清的残阳晚景、伏流奔莽，无不生气盎然，历历如绘。五千年的文化旅程渗透出的雅风美俗，拥之入怀，化之于心，俯仰之间，风华尽览。

引言

一、一代风流儒雅的文化人

 (一)博学之雅

尊儒尚学的帝王

重文抑武的国策

勤学苦读的世风

博学鸿儒应运而生

简短的结语

 (二)志趣品行之雅

儒者的端方耿介

文人的特立卓行

平淡——人格美的老成境界

韵——人格美的潇洒境界

 (三)雅人三题

浪子词人柳永

闺阁才女李清照

江湖名士姜夔

二、风流文物属苏仙——苏轼的美意识及其审美意义

 (一)“雪泥鸿爪”话生平

书香仁爱之家的影响

政治环境的影响

人文环境的影响

平生功业

 (二)人格美意识及其实践

功名意识及其实践

困惑意识和困惑中的追求

超脱意识及其实践

仁爱意识及其实践

 (三)艺术美意识和艺术实践

精湛的艺术见解

卓越的艺术实践

三、正统文学精神的雅化

 (一)宋诗雅化

内容文人化

意象抽象化

“以才学为诗”

高度技巧化

 (二)稼轩词的雅人格意识

诗酒风流

山水雅兴

古今雅人

 (三)文学思潮演变中的美意识

流风余韵

诗文革新

苏黄时代

诚斋活法

爱国悲歌

江湖风雅

 (四)诗话中的美意识

理学家的功利主义诗论

厚古薄今的《岁寒堂诗话》

唯美倾向的《沧浪诗话》

四、书法、绘画中的关意识

 (一)传情写意，不拘成法——书法中的美意识

蔡襄

苏轼

黄庭坚

米芾

宋代其他有特色的书法家

宋人的书论

 (二)丹青难写是精神——山水花鸟画的哲理与诗情

北方山水画的哲思和象征

南方山水画的诗情与理想

文入画的意趣

花鸟传精神

 (三)画论中的文人意趣

黄休复对“逸格”的推重

刘道醇的“六要”与“六长”

郭熙《林泉高致》中的高雅情致

沈括的“迥得天意”和“以大观小”

米芾的画论

董逌的《广川画跋》

后记

欧阳修以芦画沙勤奋学习的故事广为人知。他成为文坛一代宗师之后，有一次孙莘老问他文章写得那么好，有何经验。他回答说：“无它术，唯勤读书而多为之，自工。”也就是勤学多练的意思。

王安石锐意改革，他执著顽强的改革精神和改革实践引起当时和后人毁誉不一的评价。但他作为一位文化伟人，其人品学识却赢得各种人的共同敬佩。他是个嗜书成癖的人。《邵氏闻见录》卷十一载：王安石：“好读书，能强记，虽后进投艺及程试文有美者，读一过辄成诵在口，终身不忘。其属文动笔如飞，初若不措意，文成，观者皆服其精妙。”卷九又载：“王荆公初及第为签判，每读书至达旦，略假寐，日已高，急上府，多不及盥漱。魏公(韩琦)见荆公少年，疑夜饮放逸。一日从容谓荆公曰：‘君少年，无废书，不可自弃。’”王安石晚年罢相居钟山，仍嗜书不辍。

被王安石誉为“妙质不为平世得”(《思逢原》诗)的诗人王令，自幼聪颖好学，常常通宵不眠地读书，12岁就把《诗经》、《尚书》等儒家经典熟读了。他年少成名的原因除天赋外，重要的便是苦读。

北宋灭亡之后，南宋小朝廷偏安江左，风雨飘摇，这对读书人当然有很大影响，但不论国事如何干扰读书，读书之风既成时尚，也就不容易改变。从“江西诗派”讲究使事用典、“无一字无来处”，辛弃疾填词喜欢“掉书袋”，均可窥知南宋人嗜书之风未败。宋末爱国志士文天祥首先是一位博学的文人。他父亲“嗜书如饴……有未见书，辄质衣以市”。其读书勤敏学识渊博为乡里人所敬佩。他管教文天祥读书甚严，“夜呼近灯，诵日课。诵竟，旁摘曲诘，使不早怡，以习于弗懈。小失睡，即示颜色。虽盛寒暑，不纵检束”。

读书蔚然成风，往往导致某一地区人才集中涌现。《嘉靖建宁府志》卷四载：“建州(今福建闽江流域)至宋而诸儒继出，蔚为文献名邦……家有诗书，户藏法律，其民之秀者狎于文。”著名词人柳永就生长在这样一个“文献名邦”。据说他幼年每晚燃烛夜读，后来当地人就把他读书处附近的山名为蜡烛山、笔架山。

如今的江西省境内，在初唐时代就被王勃誉为“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之地，在宋代更是人才辈出、精英荟萃。抚州临川(今抚州市)是晏殊、晏几道、曾巩、王安石等文化名人的故乡。离抚州不远的吉州庐陵(今永丰县)北宋时出了个名重一代的文坛领袖欧阳修，南宋又有“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离庐陵很近的吉州吉水(今吉水县)是“南宋四大诗人”之一杨万里的故乡。与抚州一衣带水的鄱阳(今波阳县)是南宋大词家姜夔的故里。抚州西北的洪州分宁(今修水县)是大文豪黄庭坚的家乡。

翻开《宋史》儒林传、道学传、文苑传及其他许多人物传记，勤学苦读之事俯拾即是，博学鸿儒数不胜数。诚然，每个朝代都不难举出一些苦读之事和博学之人，但若说读书为学风尚之普遍深入，到底还应首推宋代。

唐朝也是文化繁荣的时代，但“初唐四杰”之一杨炯“宁为百夫长，不作一书生”的名句中所蕴涵的重武轻文的人格美意识，明显异于宋人。杨炯的这两句诗历来被史学家和文学史家认为是反映了一代人精神风貌，虽有些“轻文”之嫌，到底还不失为一种积极的追求精神，而且还略带些英雄气。而在中唐韩愈、柳宗元笔下，世人“轻文”有甚，积极进取精神却淡漠了。韩愈在《师说》中感叹“师道之不传也久矣”。他痛心地批评时人“耻学于师”的浮躁习气。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也痛责“由魏晋氏以下，人益不事师。今之世不闻有师”。思想家固然也难免有偏颇，但总还可以说明当时读书求学之风有些淡薄。

宋代尊儒重学、崇尚文雅的风气显然比唐代更为普遍持久。

元代读书人的地位比宋代骤然降低许多。尽管统治者也标榜文治，征召儒士，但远远没有像宋代统治者那样真心实意地重用文人。就连主编《宋史》这样的文化事业，也是由长于挽十石弓而短于学识的蒙人脱脱担当。他是当朝丞相。元代的种族歧视也打击了人们读书的积极性。“八娼、九儒、十丐”，读书人地位如此低下，怎么会再出现宋代那样的勤学苦读之风呢？元代最著名的杂剧作家关汉卿在其散曲[南吕·一枝花]《不伏老》中进行了这样的自我描绘：

我却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玩的是梁园月，饮的是东京酒，赏的是洛阳花，攀的是章台柳。我也会吟诗，会篆籀，会弹丝，会品竹；我也会唱鹧鸪，舞垂手，会打围，会蹴踘，会围棋，会双陆。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口，瘸了我腿，折了我手，天赐与我这几般儿歹症候，尚兀自不肯休。则除是阎王亲自唤，神鬼自来勾，三魂归地府，七魄丧冥幽。天哪，那其间才不向烟花路儿上走。

尽管这里面充满了玩世不恭的调侃味道，但也约略展示了一种精神风貌和审美趣尚。或许这在当时是很普遍的文人心态。宋人衣不解带、以水沃面、通宵达旦、含辛茹苦地勤奋读书的情景在元代是鲜见了。

P17-20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对美的追求，这便形成了时尚。在一个时代文人雅士的艺文制作、言谈行止中往往渗透着一种“风神气韵”，我们姑且称之为“雅风”；在一个时代平民百姓的衣食住行之中，也往往蕴涵着一种风气习俗，我们姑且称之为“美俗”。“雅风美俗”者，人们普遍之趋美避丑之心也。

人是肉体和精神的复合体，人先有肉体存在而后方有精神世界。弗洛伊德的学说问世之后，人们便已明了，人的肉体借助无意识的中介而左右人的精神。个体生命是如此，一个时代、一个社会亦复如此。一个特定社会中人们的行起坐卧、相互交往、典章制度、生活方式都必然将自己的影响施之于这个社会的普遍精神。这中间同样有一个巨大的“无意识”作为中介，那便是人们普遍的社会心理。一个时期里，人们都关心些什么？喜欢穿什么颜色、式样的衣服？建造怎样格局的住宅？欣赏什么样的仪表、风度？爱说什么谚语、俏皮话、歌谣？这些都反映着一定的社会心理。“雅风美俗”便是社会心理在美的趣味方面的表现。

“雅风美俗”不是二三理论家提出来的美学观念，她是笼罩在特定时代人们心理之上的评品美丑的标准，是人们自觉和不自觉地持有的一种审美倾向。她从不抽象地存在着，而是融汇在人们的行旅宴游、清谈品茗、诗文酬唱、日常生活中。我们正是要通过对可见的行为方式、诗文书画、服饰器物的描述阐释，将那不可见的“雅风美俗”拈将出来，从一个方面窥破一个时代的精神风貌，从而弘扬中华民族在美的文化方面对人类的杰出贡献。

中华民族延绵五千年的文化璀璨多姿，研究继承先人文化遗产是我辈责无旁贷的义务。我们构想这套丛书，目的正是要为中国文化的继承、发扬尽一点微薄之力。我们以为，研究历代“雅风美俗”对于整个古代文化研究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她是浩瀚无涯的文化海洋中蒸腾的云气霞光，是给默然耸立的古代生活之峰以灵气的烟岚，透过她我们可以重新听到中华民族的先辈们在漫长的历史之旅中留下的足音。

这套丛书在内容上以“雅风美俗”为核心，在具体描述阐释上将涉及下列几个方面：

第一，民风民俗。在婚丧嫁娶、节日庆典、服饰装潢、生活习惯中蕴涵着一个时代最普遍的心理，处处显露着对美的向往，对丑的弃掷。例如，唐五代时何以兴起女子缠足之风？这代表了一种什么样的审美趣味？

第二，文人习气。知识分子是时代精神的直接承担者。他们将“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社会心理、时代精神、审美倾向以更明确的方式呈现出来。因此，文人的行为方式、时代风尚、生活态度最能体现一个时代的趋美避丑之风。例如，魏晋士大夫何以喜着宽袍大袖，甚至带兵的儒将也“羽扇纶巾”？不少名士敷粉施朱，效女子之态，这究竞代表了一种什么审美趣味？

第三，典章制度。一个社会的政治生活的外在形式构成一系列典章制度、仪礼规范，它们对时代的“雅风美俗”有极大影响。例如，“汉官威仪”在普通人的生活中造成怎样的影响？科举制度对时代的审美精神有何作用？九品中正制带来了怎样的社会风气？都大有可言说者。

第四，艺文之作。音乐、绘画、舞蹈、雕塑、器物、书法、戏剧、诗文都是时代审美趣味最直接的物化形式。它们既是一定“雅风美俗”的升华，又反过来巩固、强化着一种美的文化和风俗。例如，元明戏曲对百姓的审美倾向就有极大影响，明清小说亦复如此。

第五，经子之学。历代均有阐发玄理、探求奥义之人，都有追问世界本原、人生真谛之人，诸如儒道之说，佛释之学，或论非常之道，或析人伦义理，诸子百家，各显其时，它们都对一个时代的雅风美俗同样有很大影响。例如，儒家精神在人们的生活习俗中是怎样变为美丑标准的？道家思想与寄情山水、饮酒狎妓的文人习气有何关联？这均为本丛书所要阐发的问题。

以上五个方面是丛书可能涉及的大致范围。但因每本书所反映的时代有远近之别，材料有多寡之分，它们必然依据各自的情形而有所侧重，能恪守“雅风美俗”之主旨即可，并不强求一律。

丛书编委会

记得17年前，我的老朋友、历史学家赵世瑜教授建议我组织编一套关于中国古代审美风尚方面的书，他负责和出版社联系出版事宜。于是我就邀请郭英德、谢思炜、张海鸥、李珺平等中青年才俊加盟，并请珺平参加组织工作，于是就有了这套八卷本的“中华雅风美俗丛书”。当时的设想，是要用通俗的言说方式，把中国古人的审美趣味比较全面、系统并形象地呈现出来，使读者能够对古人的生活方式、精神世界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并能从中得到某种启示、汲取有用的养分，从而对今日之生活有所裨益。应该说这个目的是达到了。

由于时间久了，对这套书我和各位作者都渐渐忘却了。去年下半年北师大出版社的编辑饶涛博士突然找到我，说根据他的了解，这套丛书社会反响很好，有许多人曾和他谈及，因此很有修订再版的必要。我和各位作者当年在这套书上的确下了不少工夫，知道它的价值，时隔多年，现在有机会使之重新面世，当然是件令人高兴的事情。但是我们这些作者已非当年可比，带学生、做课题、行政事务，可谓诸事繁忙，很难抽出时间来整理旧作。不得已只好请我的博士生、硕士生来帮忙了——重新设计、安排插图、增加说明文字、反复校对，他们做了大量细致、耐心的工作，使这套书获得了一个全新的面貌。他们是：蒙丽静、高宏洲、孙小韵、康怡、赵红、唐卫萍、石朝辉、赵新、郭敏(特别是赵新同学，在整个修订过程都发挥了重要组织、协调作用)，在这里我代表丛书作者向他们表示诚挚的感谢！也对为丛书的再版付出辛勤劳动的饶涛编辑以及出版社的领导表示诚挚的感谢！

李春青

2009年5月13日于京师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