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1893-1988)，现代中国的伟大儒家，他的人格与思想具有动人心弦的力量，他的历史影响注定悠远绵长。

《中国最后一个大儒(记父亲梁漱溟)》是梁漱溟之子梁培恕追述其父的文录。在作者细腻坦诚的笔触之下，梁漱溟先生艰难跋于探求社会、人生两大问题之解决的征途上的躅躅身影清晰可见；而先生九十多年人生轨迹中自学之历程、情感之所依、思想之嬗变以及以天下兴亡为己任之社会实践等等诸多方面也纤毫毕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从而为了解和研究中国最后的大儒梁漱溟先生的人生经历、学术思想以及生活情操提供了丰富而翔实的资料。

梁漱溟，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著名学者、国学大师，主要研究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有“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之称。梁漱溟受泰州学派的影响，在中国发起过乡村建设运动，并取得可以借鉴的经验。著有《乡村建设理论》、《人心与人生》等。

本书《中国最后一个大儒(记父亲梁漱溟)》讲述了他的人生经历、学术思想以及生活情操。

《中国最后一个大儒(记父亲梁漱溟)》由梁漱溟之子梁培恕编著。

写在前面的话

写父亲先写祖父

他是怎样一个父亲

他的学问是怎么来的

从“行”的方面看他的性格

北京大学培养了我

一本逼出来的书——《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试说“大端已立”

粗浅了也就是错误

这本书立即改变了他的生活

他有哪些朋友

首度奔赴理想

烦闷时期

《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

再度奔赴思想(一)——乡村建设运动

再度奔赴思想(二)——乡建运动的特点

再度奔赴理想(三)

八年努力无功录(之一)

八年努力无功录(之二)

八年努力无功录(之三)

改天换地之前

“中华民族一新生命的开端”

“我要建议的是什么”

“国事已上轨道我无所用其力”

担任“反面教员”的经历

他看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上)

他看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中)

他看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下)

耕耘与收获的年代(一)——善用生命的人

耕耘与收获的年代(二)——“卒得偿夙愿于暮年”

晚年

结束语

在家里，没有人抱怨他不做小事。社会上屡次反映他“狂”。怎样理解这个问题？他是怎样运用自己生命力的？(我以为他对这问题是这么看待的)。在这一章只是顺便涉及，后面还要谈到，其最突出的事例在“文革”期间。

一九四三年初冬一个黄昏，我提着两件小行李，穿过一座唯有荒草和坟头的山冈，来到桂林穿山脚下，找到无锡国学专科学校。父亲借住在这里已近年。我从重庆来和他同住，并且不打算上学了。

无锡国专战时由江苏迁校至此，一切因陋就简，教室是木板屋，里面抹上混合了稻草的泥巴以免漏风。他住的一问房，是从大教室隔出来的，一床、一桌、一椅、两凳。

我进屋时灯已开着，虽预知几日之内我将到达，待见到我的身量仍吃一惊，所以那天日记里便写着“数年不见忽已成丁”。

出于学校的盛情，次日在教员宿舍阎宗临先生家隔壁，又借一小间房给我住，并且父子二人就在阎家吃饭。自抗战以来他一直过这样的日子。在某处借住，便在某人家吃饭。我住的那小间摆一张方桌，阎先生一家六口加我们，整是一桌。两处相距竟有半里地，一日三餐，他要往返六次。

晚饭后才真是重聚的时刻，我去看报纸和看他当天收到的信(数十年间都是如此，这是他给予我们兄弟的自由之一——知道他在做什么并且可以发表意见。)。

冬夜相对隔桌谈话，是那段时间的生活特色。至今记得有三次我的谈话内容使他深受触动，当时不知其所以然。

一次是转述从同学那里听到的关于抓壮丁的种种惨状(战时征兵本属正常，兵役工作弊端太多，引起被征农民力图逃跑，演出许多悲剧。)。为防止逃跑，用绳子把几名壮丁拴成一串，只在出操时松开，夜里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松开绳子，大小便拉在裤子里并不罕见。有两名壮丁得传染病快死了，军官告诉他们，有一点钱可以用在他们身上，是愿意买纸钱烧还是愿意买一碗凉粉吃？他们选择吃最后一碗凉粉。一名壮丁三次逃跑都被抓回来，第四次抓住，军官把他绑紧，用钢笔尖把他的眼睛扎瞎。另一件事是我亲眼见到的。我们的教室在一座旧碉堡的第一层，课间常去顶上玩。同学指给我看，“那个人快死了”。据说是逃跑的壮丁，逃跑成功了，却因病重已经回不到家门，但见他直躺在路边。用破草帽盖住脸，胸口因为用力喘气而起伏。下一堂课我再去看，已经停止呼吸。

父亲听到一半，闭上眼睛竭力控制着自己。后来知道，一九三八年进入四川便认为亟待改进兵役，愿在这方面尽力，可是国民党不让他做。

另一次我说起人的创造力和年龄有关系(从杂志上看来的)。有人把中外古今名将立奇功时的年纪作了统计、比较，发现他们立奇功时多在三十至三十五岁。还有，德国战斗机驾驶员的年龄选定在十八至二十五岁，因为他们发现这个年龄阶段的青年，最不顾惜生命(当时二次大战正惨烈进行)。他边听边点头，然后讲起他多年前在上海拜访岑春萱，岑问他年龄几何，他答三十五。岑很感慨地说道：“正在妙龄。”

直到多年后我才明白，这是因为他一九二六年就着手写《人心与人生》，虽因事忙中途搁笔，但凡听到与人类生命相关的事，都会特别留心。

最打动他的是一句话：“依凡而行者，非夫也。”初中二年级国文课本里，我最爱读《书鲁亮斋事》和《张巡传》，几乎可以背诵。

鲁，康熙、雍正年间人。河南中牟县县令李某以挪用公款罪被革职，巡抚田文镜派鲁去接任，鲁微服赴任，进人中牟境，听见老百姓称赞李是贤令，但愿他能够不走。可是有人说，这不可能，那个来接任的人怎肯放着官不做？鲁见到李觉得他确不像贪官，问他为什么挪用公款，李说自己是云南人，离家十年，到中牟后借公款把母亲接来奉养。人到了，官也丢了。鲁思考的结论是：“依凡而行者，非夫也。”不摘印返回开封，请田文镜让李留住。故事梗概如此，原文极生动而有气势。当我背诵到“依凡而行者，非夫也”，他的眼泪就流下来了。

父子以诗词为题谈话，生平仅只一次。然而他就利用这机会轻轻点醒吟咏关乎人的志向、意趣。止于暗示，不从正面说话。

上中学那几年，我心情最郁闷，其实是无缘无故，但不能摆脱。正是在那时接触唐诗，后来又爱上宋词。自己用废纸钉成小本，随时抄录。作为心爱之物，自然带到桂林。所抄以遁世、旷放的居多，描写自然景致的次之。这当然比喜欢俗艳要好，不过缺乏昂扬、奋进之气却很明显。

父亲拿起这些小本看了几次，一言未发。过了大约一年，我从他的线装书里找出一本《词品甲》，是欧阳竞无大师选的一本词，里面夹着亲笔题签，像是多年前送给父亲的。当时大师已辞世。

他拿过那本词选，先试了试我的阅读和理解力怎样，问：桂槐、飞镜、玉兔何所指，回答无误。又问《词品甲》，“品”字在这里作何解？我答作品味、品评解。然后让我看欧阳大师所作序言。大师选这本词的主旨，正是想让人注意，自古词人多柔纤之作，但词非止长于此，词也可作“狮子吼”。我领会了这层意思，此后对诗词的爱好，趋向豪放一路。

一九四四年秋，日本人作困兽斗，攻陷桂柳。父亲避免去重庆，坐木船沿漓江南下，再转桂东八步。在船上住了将近十天，在这种情况下，除了闲聊实在想不出还能做什么。他仍不做纯粹的闲聊，讲民国初年的政治掌故给我听，既有趣又增加对中国政治的知识。

P23-24

我把书名拟作《至大至刚——记父亲梁漱溟》，表明这是儿子写父亲，还避用一个“传”字。这有两层意思：以这种身份写，写的着重点和方式有异于旁人，料想读者感兴趣的也在这里。我将朝这个方向努力。再者，传记有传记的体例，假如不拘泥于体例较便于反映他的为人，我这样做了，料想读者是愿意接受的。

虽然整本书都是说明他是怎样一个人，我想在进入正文之前，先向读者扼要地、也是从最根本处——他的精神世界、他的胸怀，作一介绍。读者从这里对他有了理解，他一生的行事就比较好理解了。

读者也许知道，他十七岁迄于二十九岁决心出家为僧。出家只解除个人烦恼，国家怎么办？为国家寻出路，寻到先前不注意的固有文化，憬然有悟于西方制度何以总不能安设于中国。至于有人倡言佛化救国，实属荒唐，必须反对而且就由自己来反对。这个醒悟写下来就是《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自此，把本愿放在一旁，开始了三十岁以后的人世牛活。

他是兼以佛儒两家的态度对待自己的生命。佛家虽不肯定人生，但是悲悯众生；儒家肯定人生，对人对己都负责任。佛“不舍众生而救世”，儒“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不被其泽”。

因此，他尝说：“我这里没有旁的念头，只有一个念头：责任。”所说责任自然不是与职守有关的那种责任，是出于心愿、志向加之自身的。

人可以处处有心，但没有可能处处参与。做事必有人手处。所以，中国问题和人生问题便占据着他的全部心思。在精力分配上，有时重在前者，有时重在后者。而深入去看，两个问题原不可分割。这使他工作于社会政治领域及哲学领域。

为解决中国问题，早年他提过一个原则：“从进步达到平等，以建设完成革命。”唯帝国主义是敌人，中国人一方没有敌人，没有相与竞争者。

说到这，我想补上两句话：佛家思想在他思想感情上，仿佛是“底色”(姑且借用这个词)，即或不显，其实在深处。

他钟爱生命，认为人类有理性，有善恶可言，因此之故，唯人类有向上、向善改变自己的无限可能。这是儒家的态度。

他原是决心出世的人，可是当回顾一生，觉得想做的事或未做好，或未做完，便在日记里写着，愿意再次回到世间来。

我谨以上述几段话概述先父一生，倘能略略有补于读者认识他，有补于理解后面说的事，便算实现了我小小的心愿。

请不要寻思人能不再到世间来。他那乘愿再来的心情无疑是感人的。让我们看看，如果再来，他践履的将是什么心愿——最终肯定此生的什么思想主张。

一九七六年(八十四岁)即自认使命已告完成的那一年，写《老来回忆此生》。数百字而已。

这么短？想来是只说最要紧的话。可注意的是，通篇未见有自谦的句语，更未见有半点悔意。肯定自己一生的作为。假如这尚在我以及我的读者意料之中，则唯独把《社会本位的教育系统草案》提出来说，并给予充分地肯定，确实没有想到(作于1933年，见前《再度奔赴理想》的第三章结尾处)。一生做的事唯独肯定这一件？虽说想不到，找出来重读，仿佛理解得了。

回忆一生，他先剖析自己的思想行动“一若忽此忽彼、率尔行动者”，实则“沉思熟虑是吾生性，其间审决于衷者固非外人想象所及”。

对于普遍认为事涉理想主义的乡村建设运动，他觉得是“继以日寇入侵，未竟其意”。他真的这样认为吗？我想是的。如果不认为邹平的实验是有理想的可行之举，这个《草案》便不会得到这般的肯定了。《草案》实际上是把同出一源——他自己的思想主张——改造社会的远景计划提交中国社会教育学会。《草案》的部分设想在邹平已在实施，国内其他的地方未见有后续行动。

一九五三年九月原本想提交给全国政协扩大会议的，也正是这个《社会本位的教育系统草案》。

看来他真是执着得很了。

势须最扼要地介绍一下社会本位教育的基本观念。

一提到教育，我们决是想到各种程度、各种类型的学校，想到从那里得到知识技能的传授。换言之，是从将来或眼前的生计着想而接受教育；我们也会想到智育、德育；我们还承认应对天才和残障人给予特别地教育。我们认为教育不只关系到个人，同时也关系着社会如何发展，但总之是为着一个个的人。可是，当我父亲提到教育的时候，他想到的是一切人类社会的不完善或病态都经由教育加以改造和改善。着眼点不在个人。当然，施教的对象必是一个个人的人，但施教的目的是使各个人参与社会改造工程，适应社会变化。受教育者远不限于学龄儿童和青年，是各年龄阶段和业别的人。

社会本位教育(不是个人本位)的含意就在于此。试问为什么要以社会为本位施教？

他认为就人类社会而言，无论政权形式如何，“社会秩序之最后维持端赖武力而非理性”，假如人类较进于理性，对社会存在的问题随时进行修缮，在种种自觉的安排中都有教育在其中发挥作用，社会的新建本可避免做机械的解决。

至于中国，预期将建设的新社会机构因缺乏历史的孕育，有赖于教育之处比其他国家更多，需要“全社会共同学习人家、创造自己”。中国的建国运动“不是教育工程是什么呢？”再者，建国运动成功的“前提是政治统一和有方针、有计划”，需要“革命意识更加明澈”，办法就是“纳社会运动于教育之中，从改造教育完成社会改造”。

读者可能已产生疑问：这一革命运动是尚待形成或未来将会出现的？还是已经出现于中国的某个革命运动？读者还会想到，理想必借助于有形的力量方得成为现实，这个力量应是一个政治团体。但是梁先生既已认为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政治理念与此一设想不符，而乡村建设运动又不准备形成组织，整个地设想岂非不得落实了吗？

然而我相信，读者不但有见于此还理解到《社会本位的教育系统草案》并不是什么别的，它是把邹平实验向全国推广的设想，而这个设想筑基于他对人之所以为人的认识，筑基于对中国民族文化历史及其所面对困难的认识，以及中国富于理性的文化未来将发煌于世界的信念。  使我感到惊讶的是，仔细寻绎，多年后写的《中国文化要义》、《人心与人生》、《中国——理性之国》，无一不是在印证、在深一层地解说和发挥，从未踌躇和迷失，并且确信它们都是可以实现的。

难怪他要乘愿而来。

亲爱的读者，让我们为他那勇于探求、勇于践履，锲而不舍的精神叫好吧！

我佩服的，文的是梁漱溟，武的是彭德怀。——季羡林

梁(漱溟)是历史上的大人物……他是20世纪数一数二的，不，是独一无二的中国思想家。——美国汉学家 艾恺

中国的圣雄甘地。——美国著名政治家、军事家 马歇尔

“五四”以后最大的问题就是浅薄，造成了学风浅薄，思想界的浅薄。从“五四”到现在，梁漱溟是真正认认真真想问题的人……梁漱溟是了不起的。——著名历史学大师 许倬云